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迎来繁荣发展新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鼓舞着广大政治学人奋进新时代，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工作。十年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为进一步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文基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从研究议题、学科发展、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探讨总结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情况，提出前瞻性思考。
一、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要求与新任务
与时代的脉搏互动，与时代的主题呼应，是中国政治学安身立命之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一伟大历史实践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布置了艰巨的任务。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提出政治学研究新要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对中国政治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格局中，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成为中国发展的历史新方位和历史新起点；另一方面，当前世界格局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做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基本判断。2020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政治实践的方向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基本判断是认识与推进中国现阶段政治学研究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在时代变局中大变革大发展，尤其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会遇到更多来自国内和国际的风险挑战，这为中国政治学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空间。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政治学理论创新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要求必然要求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指针，也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发展的指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其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政治理论创新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并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理论遵循和根本指南。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政治学创新发展提供新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这一总任务，需要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被实践证明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的治理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障。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实践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提供了实践素材，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中央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举措，成为推动政治学创新发展的实践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重大举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该决定明确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基础性和前瞻性任务，为新时代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任务。
（四）社会大变革强化政治学研究的问题导向
社会大变革是推动政治学研究创新发展的现实土壤。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政治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在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历史进程中，更是获得了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运用现代政治学科学方法揭示中国政治发展内在规律是中国政治实践的内在要求。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社会大变革、人口大流动、社会关系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当前中国正处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时期，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代背景下，“行百里者半九十”，各种问题和矛盾也会被放大，因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风险、阻力和矛盾就成为当前政治学需要研究的紧要任务，以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学研究得到大力推进。
（五）中国政治学本土意识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中国政治学本土意识的觉醒来自对中国政治实践的深入探索。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而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中国学界引入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分析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用西方政治概念裁剪中国现实无法真实地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故事”，更无法从中国的政治实践出发探索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因此，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为推动政治学本土意识的觉醒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强烈反差使我们对中国制度的优势和西方制度的缺陷更加明确，促使中国政治学的本土意识更为强烈。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成功应对了一系列风险挑战，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而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制度带来的种种混乱更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优势。正是在这种长期的政治实践观察中，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视角更为扎实地立足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借鉴国外的先进成果，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推动中国政治学的自主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拓展中国政治学本土意识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战略和措施，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经验，为中国政治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政治实践资源。中国政治学本土意识的发展有了更加重要的切入点和研究路径。
二、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主题的新视阈与新突破
政治学研究主题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总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在此议题下，学界重点开展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学阐释，同时也对政治制度、政党关系、国家治理、民主理论、共同富裕等相关战略性前瞻性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阐释
相关研究从政治学视角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新思想在政治环境、政治功能、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一是关于政治方位的新判断。新时代处于“两个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不确定性挑战，推进建设世界和平发展新格局，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二是关于对内对外新功能。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关于政治行为的新体系和新能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新型政党制度，以人民为中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党和国家机构统筹改革，完善顶层国家机构设计，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理顺央地关系，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构建多层次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防范重大风险，提升治理能力。四是关于政治文化的新共识。中国梦和“四个自信”的总结和凝练，弘扬了中国精神，明确了中国道路，凝聚了中国力量，升华并引导了政治情感和思想。五是关于政治发展的新征程。不断推进的制度创新和自我革命，实质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对新时代党的领导体制和基本政治秩序的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体制不断完善，相关研究从党政关系、国家社会关系等角度对此进行深入阐释。研究提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制，强化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建立监察委员会，并与纪委合署办公，推进了纪检监察常态化和制度化，强化了党和国家对权力的监督；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了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完善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调整完善组织、宣传、统战等部门的职责，更好地发挥了党的职能部门作用。
研究强调，党的领导体制在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中蕴含权力属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在党领导国家发展的历史中展开和完善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地位与执政地位所延伸出的党的领导体系，其实质是党作为一个权力主体在执掌国家政权和领导国家发展时所形成的权力关系、权力运作和权力规则三重维度的有机结合。党的领导贯穿于国家机构和经济社会发展，基于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加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领导和监督监察，赋予党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三）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此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释，对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各领域的建设内容进行了整体部署。这一重大决策开启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和新领域。
对治理理论的相关研究强调，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是对源自西方的治理理论的创新与超越，是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实践而形成的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中国治理理论。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需要掌握制度体系的宏观性，也需要体现治理规范和行动的中观性和微观性。国家治理体系已经涵盖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并且通过具体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二是，强调国家治理的提出是基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治理理论进行的创新，这种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体系展开，传承治国理政的传统阐释，创新理解治理的内涵与体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执行能力。三是，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科学体系展开的架构；国家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执行的能力，即其架构要实现的直接功能。四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中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具体的治理研究议题也是政治学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全面脱贫的治理经验、基层治理中的减负悖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逻辑、运动式治理、基于大数据的治理问题、技术垄断的监管与治理、国家治理的指数化评估等。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后，治理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研究，始终把握新时代发展特征、聚焦前沿热点问题、回应治国理政现实需求，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撑与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四）对优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运行机制的研究分析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推进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从政治学角度讲，这是对公共权力配置和运行的改革，调整了公共权力的边界、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和工具。据此，政治学界从多个维度对优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行了研究。
一是强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适应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包含政府职能转变、组织结构调整、流程再造和治理工具革新，是党和国家推进治理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二是强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于：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党政军群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结构调整同步，流程再造和治理工具革新并重，系统科学地理顺了各种关系，构建整体协同高效的职能体系。三是从职能、结构、流程和工具的改革与变革角度，讨论其相互之间的交织和影响，在加强党的领导下，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职能转变看，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重在完善政治职能；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重在转变和完善经济职能；调整中央政法委，重新组建司法部，重在完善社会职能。从组织结构调整看，组建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等，都是在促进结构的优化。从流程再造来看，组建对政府重要事务的领导小组，深化地方机构改革等，重在通过流程再造改革，在组织结构改革的基础上，理顺各方关系，形成协同高效运行机制。从治理工具变革来看，对科技支撑的要求以及管理平台的建设，是对实现系统科学和整体协同高效的重要保障。
（五）对构筑新型政党关系的政治学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构筑新型政党关系进行了多次论述，为新型政党关系研究提出了基本遵循。政治学界深入推进新型政党关系研究，从内涵阐释和理论基础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但以何种形式出现，以何种方式运行，并不存在一种所谓“历史终结”的模式，而是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在新时代凝炼为“新型政党关系”。新型政党关系之“新”表现在：一是基于政党合作协商和参与，创新政党政治形式，形成政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中国实际，创新实践了基于共同使命和绝大多数利益且通过一体多元的利益协调实现协商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团结一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最基本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参与。
这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基础：一是政治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及民主集中制的议行合一政体，决定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特别是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不可能采取竞争、对抗和制衡的政党制度模式，而是采取组建政治联盟形成政党共同体的合作、协商模式，实现更为广泛和有效的政治民主。二是经济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利益的生产和分配需要在有差别合理分配的基础上促进共同利益，在政党关系和政治过程中要通过团结合作，达成合理公平均衡利益结构，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三是社会基础。新时代阶层组成和群体构成的多样化，与新型政党关系的政治民主的代表性构成一致，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基石，通过广泛的协商，适应、包容和引领多样性，达成实现中国梦的最广泛统一战线。
（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学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全球变革，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促使国际关系变革，全球化与保守主义激烈碰撞。对于如何构筑新的国家关系，推动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时代命题。政治学界对此在理论研究中积极回应，从本质内容、议题和构建方式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研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在新时代的新判断，既是现实的写照，也是追求的理想图景；既是一种创新的理论逻辑阐释，也是一种创新的价值设定。从“世界历史”的历时性和“全球化”的空间性来看，每个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每个区域和群体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从战争与和平，贫困与发展等历久弥新的议题，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恐怖主义、疾病、环境等新的议题来看，全球的公共性问题和不确定性日益凸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逃避主义、孤立主义等“零和博弈”竞争思维不再适应新时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求，需要建构多元共生、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新秩序、新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共同体”，也不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虚幻共同体”，而是以相互尊重和个体与整体在互动中全面自由发展为基础的“真正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共同的和平与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多元治理为途径，改变“中心-边缘”空间格局，基于共建共治共享，开放包容，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更加广阔的未来时空，从“无政府状态”走向“协商有序”，从“物化劳动时间”为尺度走向“以人为目的”，从霸权秩序向“和而不同”的合作共生，从“功利主义”的掠夺式发展到“顾他性”的永续发展。
（七）对强化基层治理效能的政治学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不仅关注整体架构的顶层设计，也关注基层“街头政治”，解决改革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发挥好县乡改革的前线和堡垒作用，强化基层治理效能，让改革落地，让民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界学者从基层治理构成、基层协商民主、非常规治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基层治理可以分为常规治理和非常规治理的形式，也可以分为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领域。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领域，其相应的治理目标、主体及主体间关系、内容、流程和工具虽有所不同，但其中基本目标和效能较为一致，是制度优势在治理中的有效转换，在效率（响应、资源配置、流程处理的及时性和低成本性）、效果（结果与目标的一致性）、效应（公平、可获得性、可持续性、良好的社会影响与价值）之间的选择与权衡。从单项治理的流程来看，效能既是治理的结果和产生的效应，也是治理目标的呈现。基层治理效能表现在基层社会治理、基层民主选举、基层民主协商和政治参与、基层公共服务与环境治理、基层风险防控与应急反应、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既简约有效，也回应民众需求和问题，实现良好的效率、效果和效应。
基层治理效能的实现，离不开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基础性支撑。这是架构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新体系，以及提升“民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基础。基层协商民主依靠公共理性，在主体之间同化、叠加和达成共识，实现政治共同体公共价值。在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有效实现形式的建构，关键在于协商议题与利益的一致性、空间的可获得性、工具的创新性、机制的可行性、效应的可获得性。城市社区与乡村的协商民主在议题和利益要素上有本质区别，乡村协商民主关涉生产和生活等议题，而城市社区更关注生活问题。因此，乡村协商民主更要关注其协商的充分性、效应公平以及社会价值与影响，而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更要关注协商的成本、效率和结果与目标的一致性。
非常规治理在基层治理中非常重要，一些问题需要在基层化解才能得以有效控制。基层非常规治理的有效实现，强化效能关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突出效率，兼顾效果与效应，需要及时反应，快速调配各种资源，控制事态发展，以尽快解决问题；第二，突出政府导向，强化组织动员，提升社会主体的自觉性，形成问题的控制和解决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关联；第三，突出场景要求的目标性，达成行动协同在具体场景中的适应性，创新治理工具和技术在效能提升中的可应用性。这些与强化常规治理效能有所区别，需要制度优势在不同场景中调适并发挥效能，体现其效率，最终达成效果。
（八）对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政治学研究
党的十八以来，民主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展开，强调作为中国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论判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态的精确阐释与科学表达，是对中国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具体实践经验的创新总结。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激发了中国政治学界对民主问题的研究热情，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这些研究呈现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包括从内涵理解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阐述和解析，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形态和应用领域来探讨其重要作用，从制度实践和国家治理的角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指导意义进行阐发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全新理论总结，会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呈现新的理论生长点，特别是要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高度出发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意义。要在中西比较的理论视野中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源，充分发掘其理论实质和先进性，特别是要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以全过程为核心的实践要求、以有效性为基础的治理经验等进行理论升华。同时，还要进一步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理化高度，并由此引领和超越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理论争议。
（九）对共同富裕和分配正义的政治学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需要贯彻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举措，不断推进精准脱贫和全面小康建设。党的十九大也作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分配是政治学研究的传统议题，通过合法政治程序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也是各国政治实践中的重要课题。因此，随着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顺利交汇，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已经日益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关键性议题。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围绕共同富裕的目标和政策议程、精准脱贫的中国治理经验、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福利国家与福利政治的反思、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西方分配正义理论与实践等议题，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共识。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目标的胜利完成，为共同富裕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对中国而言，共同富裕要体现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要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共同富裕，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推动分配正义的实现，要不断优化资源和机会分配格局，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推进实现分配正义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强调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求，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发展与福利等多种关系，在保持发展积极性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分配正义；也要根据中西方在共同富裕和分配正义领域的长期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加强政治哲学、政治制度和具体政策等多层次研究，总结具有指导意义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三、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科的新发展与新面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在基于既往、综合创新的道路上取得了新发展，呈现了新面貌。
（一）历史政治学
放眼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视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中国的治理体系呈现出崭新格局，这对中国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一是在中国和世界大历史的视野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二是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文明基因，进一步解释政治生活中的普遍重大问题。
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近期展现的政治学研究路径，一经提出就受到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历史政治学强调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自主性的政治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探求塑造“历史-实践-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逻辑，在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这个三视角下，都力图形成突破。在认识论上，将研究视点聚焦于政治问题情境。在方法论上，关注政治研究的历史连续性，更加重视政治问题的时间性和历史进程。在本体论上，从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中提出对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进行解释的概念或理论。历史政治学在更好地理解国家治理模式的历史文明基因基础上，对政治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比如对当代中国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前后的关系进行解析，并以此作为全面、深刻理解现行政治举措的前提条件。由此，历史政治学力图为国家治理提供独特视角，建构发展政治理论的新路径，强调建设自主性政治学或中国特色政治学必须回到中国历史，在研究历史中发现和提炼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关注从连续存在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文明体中挖掘其蕴含的政治学理论资源，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进行系统表述，形成学科化、概念化的政治学理论。
（二）农村政治学（田野政治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形成一套较为系统完整的农村社会治理思想，蕴含着国家关于乡村治理的战略意图和发展思路的动态变化，为新时代农村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任务。
农村政治学是以实践问题为导向，研究农村政治关系、权力、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农村政治学运用田野调查、历史分析、结构主义、“过程-事件”等研究方法，强调在政治学的视角下，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农村基层治理和农村社会变革为核心，以农村自治、农村政治关系、农村政治管理等为研究主线，聚焦于国家社会与农业农村农民的实践问题。近年来，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政治学研究试图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研究中嵌入与历史相联系的因素进行历时性分析，从对农村政治生态的审视与理解中提炼出学理性概念，研究单元不断深入地向内、向下延伸拓展。基于此，农村政治学力图为国家治理提供独特视角，建构发展政治理论的新路径：转向微观权力、话语及日常政治分析的研究范式；将农村问题置于历史深处，从时空情景下探究农村政治环境、功能、行为、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寻找乡村治理的中国根基；不断与国际学术接轨、对话、超越本土化。
从学科发展来看，农村政治学的研究还推动了中国田野政治学的理论自觉和学科建构。田野政治学是基于田野调查而形成的政治学研究路径，一方面注重用政治学理论去开发田野调查资料，另一方面从开发研究中提炼中国化政治学理论。田野政治学注重从基层制度实践特别是农村政治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理论，例如农民理性、韧性小农、家户制度和东方自由主义等。目前，中国正在逐渐完成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农业、农村发展形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田野政治学的建设乃是基于农村政治学而开展的一场符合时代要求的学术转型，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术体系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和重要学术基础。
（三）民族政治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治国理政的时代主题，深入思考中国民族工作的根本大计，深刻阐述了对多民族国家建设、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区域的关系、繁荣发展与团结进步以及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等重大命题。源自中国民族政治问题研究的民族政治学，从党和国家的立场与视角理解和分析国内民族政治问题，对民族政治问题做出更加合理有效的阐释，赋予民族工作建设可行之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更强大的知识供给。
民族政治学凝炼了政治学与民族学的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特色，试图在政治学的解释框架、思维方法和话语体系下审视民族问题、民族文化、民族行为等方面的政治属性，探寻国家治理中民族问题的解决之道以及民族事务治理。民族政治学将视线主要聚焦于民族国家、族群政治、中国民族问题及治理、比较民族政治等议题，其研究的逻辑框架更加清晰，知识体系更加系统。但总体而言，民族政治学仍面临着完善民族政治学理论以及构建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等问题。民族政治学发展不断探寻新路径，实现历史连续性的自我发展：一是把各种民族政治现象置于人类民族发展演变的总体过程来观察和认知，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下进一步增强学科的知识生产、理论生产能力。构建能够自我革新发展的知识体系是民族政治学科存续发展的支撑力。二是积极与现实民族政治问题互动、回应。民族政治研究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其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学科。在面向现实、贴近现实、深入现实、观察现实的过程中探究问题，这不仅是学科自身的知识生产过程，更是推动实现学科理论对现实需要有效回应的行动策略。三是加强民族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这不仅需要引进研究方法和促使认知方式革新，为民族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方法论支撑，还需致力于提升对政治学乃至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作用。
（四）比较政治学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方法和理论特色，注重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来探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经验，并从中探究关于政治现象的普遍规律。有学者指出，比较政治学是一门“大国之学问”，而这一学科的发展也会随着国家的富强而变得更加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启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征程，推动中国比较政治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特别是“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外向型战略的实施，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治学界围绕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具体议题，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的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推动了中国比较政治学学科的长足发展。例如，连续举办比较政治学论坛和相关学术会议，出版一系列比较政治学的专业教材，推出《比较政治学研究》等期刊或辑刊，以比较政治为中心完善相关学科建制等。
从发展态势上看，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在全面梳理学科定位和研究内容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中国经验和比较政治理论的对话，在研究议题的多元性、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和研究视野的广泛性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从研究议题来看，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延续传统议题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和未来挑战，对更加广泛和多元的研究议题展开讨论，从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等多个层次寻求政治启示。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既注重传统量化与质性等比较研究范式的引入和运用，也关注新兴的实验与大数据等前沿研究方法的发展，并且推动了比较研究方法的多元混合与研究范式的兼容。从研究视野来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不仅关注发达国家和传统强国的政治发展，同时也更加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关注现实政治议题，同时也更加关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不仅关注对西方比较政治理论的探究与反思，同时也更加关注基于中国经验的比较政治理论建构。目前，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进入了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具备了更加自觉的本土意识和更加科学的研究范式，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学科基础。
（五）政治思想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方面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也强调学习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对政治学研究而言，政治思想史便是因应这一要求的基础性学科，同时也由此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主要包括西方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两个基本领域，长期以来侧重对重要政治思想家及其学说的分析与阐释。近年来，关于当代中西方政治思潮、政治观念和政治哲学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这一研究领域，推动了政治思想史研究视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与拓展。同时，《政治思想史》等专业期刊的创办、连续性的思想研究论坛的举办以及相关学科建设活动的深入开展，也为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潮和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日益广泛的学术平台。
西方政治思想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亮点之一，推动了对西方经典政治思想的论著译介和研究阐释，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近年来中国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逐步推动了具体研究领域的细化、研究方法的多元综合、不同思想流派的深度追踪以及国际学术对话能力的提升等，极大地提升了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水平。同时，随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愈加重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在既有基础上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一方面学科地位和研究力量获得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对传统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进行了新的研究阐释。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通史类著作和专题性研究不断涌现，围绕传统中央集权、君权合法性以及大一统政治等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热点。与此同时，关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的深度研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包括对经典政治哲学议题的反思探讨、对西方新兴政治哲学论著的译介、对政治学和哲学的学科交叉发展的推进等，都推动了政治学基础研究的不断拓展和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
（六）科技政治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深刻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带来了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等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并且对国内政治社会发展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这一革命性进程推动了不同学科领域间的有机交叉和深度融合，而科技政治学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不断发展起来的。目前，中国的科技政治学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围绕研究范式和方法、研究议题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与探索，并逐步成为当前“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政治学的发展具有时代性、交叉性、跨学科等新特点，为政治学研究拓展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和更加广泛的研究议题，同时也在深刻影响政治学研究的基础范式转型。
科技政治学主要探究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其学术意义和学科价值也随着科技对人类社会影响的不断加深而日益凸显。特别是近年来，从互联网、大数据到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对人类产业发展、社会生活和政治形态等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大数据和计算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探究人工智能、区块链乃至量子技术对政治发展的影响等，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政治学领域的前沿，推动了大数据政治学、计算社会科学和智能社会科学等新兴学科范式的发展。特别是智能革命将科技政治推向新的高度，使科技政治的核心思维发生转变，一方面要正确看待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相关制度对科技产生的消极影响加以限制。围绕科技与政治的关系，科技政治学致力于探讨科技与政治制度、科技民主、科技革命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科技企业的关系、全球科技治理、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大国间的科技竞争等诸多研究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本轮科技革命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形成了以科技为核心的竞争关系，而中国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变局中逐渐发挥了更加重要的创新力量。因此，对中国而言，科技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应是如何将科技的巨大潜能转化为社会的整体利益，推动中国更好地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发展目标。
（七）空间政治学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空间政治学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也得到了发展。空间政治学将研究核心聚焦于对空间资本化的深刻批判与反思，以空间生产、尺度重构及空间正义构成其分析框架。三者之间本身也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空间生产是空间政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它将空间的价值从传统地理学中挖掘并彰显出来，进而赋予其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尺度重构是空间政治学的核心分析框架和机制；空间正义是空间政治学的价值准则与理论支撑，空间生产异化和尺度重构的价值缺位都需要以空间正义作为价值导向。空间政治学不仅实现了政治研究和空间研究的结合，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现象和空间现象做出了具有自身独特性视角的解析，其学科发展兼具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从认识论考察，空间政治学为我们研究认识社会生活和政治学科提供了新视角及新的概念工具，为研究中国复杂的社会空间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空间政治学出场的时空纵深感和对理论谱系本身的系统性解读较为薄弱，在未来的研究议程中，空间政治学需要加强对空间政治学的理论底蕴和整体性框架的深入研究，以增强其对宏观层面的把握：第一，加强本土原创性研究，尽力实现空间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第二，不断实现在理论批判中达成理论建设的目标，提升理论建构能力；第三，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第四，在加强对空间理论关注的同时，对空间治理提出实践性思考。
（八）环境政治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被强调，并设置了相应严格的约束性考核指标，使得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时加强了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把污染防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在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都备受关注，成为重要的公共议题和政治议题。基于此，环境政治学也成为政治学研究分支领域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学者们讨论了环境政治学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在研究意义上，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环境政治学研究具备迫切性和必要性；在研究方法上，在传统的定性与定量研究之外，环境政治学正逐渐引介新的先进研究方法，如社会网络分析、元分析等，推动了环境政治学科的深入发展；在研究内容上，中国环境政治学的“本土意识”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不再单纯追随国际学术研究热点，而是以当下环境现状为基，从中国环境政治实践中探寻问题，形成“政治+实践”的新兴议题。环境政治学虽然相较于环境学及其他政治学科分支起步较晚，但在实践需求的强烈呼吁下及其多学科交叉特色的基础上，其发展前景广阔。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吸纳环境政治的有益因素，学习和统筹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回应和解决现实环境治理问题，促进中国绿色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环境政治学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九）政治传播学
政治传播能力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时代的国家治理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具有相应的政治传播能力，基于此各级党委政府日益重视政治传播，政治传播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也得到了关注和发展。
在一般意义上，政治传播就是由于政治系统结构和功能导致的政治信息传递与处理过程。从传播学角度讲，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的主体通过多媒介、多方式、多信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行动、策略、过程等，影响受众态度及行为的一种对策动态过程。从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角度看，政治传播是指特定政治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政治传播根本目的在于立足中国政治场域，从传播学视角透视和探析政治传播的行动和逻辑。政治传播不仅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也是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议题是政治信息传播、政治议题设置、舆论影响、政府形象塑造、政府控制与稳定等。政治传播学的中国研究是在政治传播学的学科领域范畴内讨论中国研究的价值、基础与议题，从而为政治传播学研究融入“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这就是说，政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其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人类共享的财富，不管是西方的研究还是中国的研究，都是对这一学科的贡献。从这一角度看，政治传播学的中国研究理应充分把握中国的议题资源以解决中国问题，努力把中国政治传播实践提升到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相匹配、与人类政治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中国之治”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是过程，也是结果。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之治”的理念与绩效，做好对外话语传播工作，政治传播学将发挥更大作用。
（十）政治心理学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关注民众心理健康和政治心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为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政治心理学在中国经过近四十年的成长，得到了长足发展，已进入立足本土拓展研究内容与方法的阶段。近年来，政治参与、政治认同、政治态度、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等研究主题得到了持续关注，并在具体研究内容上紧跟时代变化，凸显了新时代发展特征。作为政治过程与心理过程交互作用的产物，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心理学的独特性展现出了丰富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功用：提供了解中国民众政治心理规律的钥匙，贡献了构建政治心理学话语体系的中国元素，提供了解读中国民众政治行为的学科支撑，为解读公众意愿和制定公共政策提供重要来源。政治心理学研究目前仍存在运用理论和概念过于狭隘、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研究议题缺少核心等局限性。因此，未来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扩展研究领域，引介政治认知、政治情感等相关理论对中国的政治现象进行解读；其二，研究方法上，应该引入实验的方法作为未来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同时借鉴医学、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其三，紧跟中国政治的核心命题，紧紧围绕着权力的运作设计研究议题；其四，注重政治心理学的本土化，正确处理西方研究与中国研究的关系，根据中国的政治现象发展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独有理论解释。
四、新时代中国政治研究方法论的拓展与求新
在新时代这一研究背景和趋势下，研究方法的先进性是促进政治学保持学科生命力，推进其持续深入发展，扩大其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广大学人基于政治学研究方法创新和应用的学术关怀，在传承和创新中探索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努力开创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特色化新境界。
（一）学科交叉试验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进行有效的学科交叉和融合，形成分析问题的新视角，注重理论创新。特别是，其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相融合，形成了历史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传播学、政治心理学等诸多新交叉学科，为政治学“固本开源”增添了多样性和互动性。
基于交叉形成的新兴学科的出现为政治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成为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反映了中国各发展阶段的现实对各个学科领域的深刻影响，既是对政治现实的关照，也从侧面反映了理论创新的迫切性。学科交叉试验与创新，即强调采用其他学科路径，运用多学科视角和范式来分析政治学，从而提出新方案，发现并解决新问题，形成范式跨越。一些研究通过将新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直接推动了政治学与生命科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的跨学科研究；通过将政治学与民族学、历史学相结合，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结构着手，运用“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辩证统一原则进行重新解剖；通过将政治学、经济学及历史学相结合，以公共产品的理论逻辑，结合微观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地方治理和区域秩序建构提出创新方案。学科交叉实验与创新能够形成新的研究视角，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更好地应对和回答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社会科学应用
随着中国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政治学相关议题中的大数据算法分析和计算成果运用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趋势。
对描述性研究尤其是相关性研究而言，大数据方法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有助于更加全面、精准和实时地了解社会现象“是什么”，同时，大数据在与如统计方法、实验研究和定性方法等其他方法相结合而发挥的作用中，大数据方法对于因果推论领域也具有独特的贡献意义。大数据方法和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为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新兴实验研究拓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方法所具备的数据量全、时效性强和类型多元等优势，还能极大丰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工具箱，增强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为自然实验、现场实验和调查实验等提供良好的应用场景。此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还推动了在线实验的兴起，一方面保障了实验结合的信度和效度，另一方面还维持了实验场景的现实性，不仅极大地节约研究成本，而且能达到同样的研究目的。智能科技的迅猛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时代发展的鲜明特征，国家加大了新科技研发和运用方面的投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区块链、物联网、社交网络等既重塑原有社会生活，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更高质量社会治理提出挑战。政治学研究借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政务大数据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城市、舆情分析、公共数据采集和使用安全、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等方面展开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
（三）实验性研究
实验方法对得到清晰的因果解释具有重要作用，实验逻辑也因此成为各类实证研究设计的起点。实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践中的实验，即在设定条件下，对现有假设和结论进行验证，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二是作为研究方法的实验，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主动干预变量和控制干扰变量，以实现探究特定研究对象和揭示社会生活因果关系的研究目的。
近年来，实验法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新工具。政治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50年代的竞选动员研究，实验方法在探究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领域备受认可，其发展反映了政治科学对因果关系探究和经验理论创新的价值导向。实验性方法的应用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控制数据采集和生成过程偏差的机会，避免数据因被试者主观因素而造成的失真问题；同时，其对于改善“理论、假设与研究结论”三者之间的匹配程度具有重要意义，使得研究因果推断更加系统严谨,并加大研究过程的透明性和可复制性；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有效建构政治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化、信息化飞速发展，在坚持政治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要善于运用实验研究等新兴科学研究方法，为政治学注入生机，不断反思研究议题选择以及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等问题,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提供借鉴。
（四）调查研究方法的创新
调查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学科融合交叉和理论拓展的重要体现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政治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学习西方成熟的田野调查方法，借鉴具有规范性、科学性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理论建构方法，从“野性思维”转向“知识生产”，建立起了“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机制”。
从研究方法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除以往定性与定量研究中传统的研究方法外，学者们也在积极引入其他先进研究方法，并结合本土实际进行创新，如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元分析等分析政治环境等热点问题，受到广泛认可。就农村政治研究来看，在西方传统历史学的影响下，徐勇、张鸣、金观涛等学者开始运用西方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政治，相继出现了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张鸣的《乡土心路八十年》、金观涛和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等成果。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改进完善，在实证实地调查中开始将文献考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以姜义华主编的《革命与乡村》系列丛书为代表。研究范式的科学化、实证化和模型化越来越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学研究更多强调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尤其是质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如案例分析、历史分析和参与式观察，运用得比较普遍。随着政治学研究者的不断努力，中国政治学的质性研究出现了定量化的发展趋势。最为直接的表现是比较政治学中的质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于质性和量化两种方法论争论的产物，一方面融入运用量化分析的逻辑，另一方面发挥质性分析特质，引入布尔代数，强化了在中等数量样本背景下处理更具复杂性案例及变量的能力，是对多因组合和多因解释研究的最大回应。
五、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离不开两个一百年交汇期伟大实践的推动，离不开政治学人自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及为人民做学问的情怀，离不开国家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推动。内外驱动是政治学在新时代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使命性引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着中国政治学创新的领域和方向，推动学界深入探讨政治观、政党理论、民主理论、国家理论、民族理论、政治学理论等议题。
一是基于初心使命对中国政治观的新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将历史与逻辑、动态与静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分析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现状，明确提出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幸福是党的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与现实反映，“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等新观点。二是对政党制度的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明确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于国家政权是执政与参政的关系，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关系，政党之间是协商合作与互相监督的关系。三是给予民主理论新亮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发挥政治协商和基层协商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的作用。四是对国家理论的新探索。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进行了再探讨，更加明确地强调了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主体地位是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基本原则。五是对民族理论的新深化。针对当代民族关系和民族建设的新趋势、新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华民族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和命题，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六是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新丰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中国政治发展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四个自信”。
（二）实践性驱动
当今中国深化改革的政治实践需求是促使政治学创新的关键驱动力，为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应用前景。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并不依赖于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照搬照抄，也不是空想出来的理论框套，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脚踏实地探索中获得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更是饱含中国特色的发展，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引领的发展，展现出与中国政治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国进行了多方面实践，主要包括放管服改革、机构调整和改革、服务型政府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等。这些实践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客观依据，政治学的研究重心也逐步从求变转向求治、从社会转向国家、从民主转向民生。改革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包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交织叠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党的建设仍需加强等。除了这些实际问题之外，深挖现实背后的理论依据也引起一系列问题。例如，如何把市场逻辑与政治逻辑有机结合？如何在国家治理和制度优化层面跳出概念化和片面化的误区，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在新时代应该治理什么样的国家以及怎样治理这样的国家？诸如此类的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的问题，都是推动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政治实践面对的问题，无不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与削足适履、用旧理论应对新实践相对比，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工作重点就是创新理论，让处于统领地位、战略性的政治学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本土化驱动
在当前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和西方理论张力凸显的现实状况下，中国政治学创新在本土化意识不断觉醒中逐渐成长。在当今社会，虽然不断对西方“成功模式”进行总结，以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国家管理和国际协调仍然大行其道，但是贫富差距加大、国际局势动荡等问题让政治学研究学者认识到照搬西方理论是不可行的，将西方案例变成中国案例也是走不通的。中国政治学只有从本国国情出发，扎根基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中国的理论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引领中国的政治过程，才能具有生命力。
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关于政治关系、国家和政治体制、社会解放和革命等学说，长期引导着中国政治学的价值取向、话语体系、研究范式和议题选择，需要始终坚持和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传统政治文化资源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复兴。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也继续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但并非简单地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的复制，而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自觉创新的基础上，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在不断解答新时代进程中出现的全局性、战略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综合创新。
（四）竞争性驱动
世界政治的碰撞、竞争推动着政治学的发展与创新。政治学研究加大了关于全球政治发展趋势对中国的影响研究，深入分析复杂的国际环境、世界政治转型、西方新型政治思潮等。
近年来西方国家认为新兴国家在全球化中受益更大，自己获益不多，因此反全球化的各种声音渐盛。随着西方政治思潮的多元化趋势， 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保守主义、“去中国化”等威胁。民族主义对中国有重要的影响，从积极层面来讲，民族主义是中国民族复兴的新意识形态，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动力之一，但要走出“一国一族”的误区，拒绝民族割裂。民粹主义强调“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于平民的崇尚扩展到反全球化框架之下，抵制全球经济和贸易交流，增加了政治格局不稳定性，加深了民族隔阂和社会裂痕。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打着“美国优先”“美国至上”“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旗帜，反全球化甚嚣尘上。特朗普执政将中美之间长期的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更是积极推动“去中国化”，并纠集若干势力搞所谓“价值观同盟”，从意识形态上围堵中国。这样的国际形势驱动中国政治学界必须客观冷静地分析当前局势和全球政治发展趋势，理性辨析各种思潮，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包容开放，讲好中国故事。
（五）新技术驱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政治议题及原有政治议题的新变化也驱动着政治学向前发展。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进，科技进步带领人类进入了智能时代，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对人类社会当前和将来产生重大影响，深刻地改变着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组织关系。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改变数据和信息的传播与分析能力，提高了劳动者能力和素质，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成就了新的产业形态和消费模式；改变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内容，促进人们复杂交往网络的形成；降低了交易成本，促使组织内部趋于灵活化和外部化，组织的边界模式以及平台化和生态化组织不断形成。
经济社会和组织的革新与发展影响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对政府运行和管理、经济调控、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工具创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政治学者及时发现趋势性变化的时代问题，并以问题为导向，关注包括数字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系统、智慧城市、大数据政务应用、新旧动能转换、数据共享体制机制等议题，并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新工具开拓政治学发展前进空间，为政治学创新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下的政治学发展，要更新政治学话语，系统构建以信息社会权力变动、获取、分配以及权力运行和监督的流程体系，乃至政治系统要素变动和关系重构的结构体系，系统推进中国政治学研究。
（六）开放性导向
中国政治学发展既追求本土化以及对中国政治实践的解释力与指导力，也在开放发展的环境下追求包容开放，强化政治文明的互相借鉴，加强政治学交流。中国政治学在扎根于本土基础上，与政治实践同步，推进世界政治学发展，既追求一般性，也关注政治实践的特殊性，在吸收优秀经验的同时，为世界政治学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2016年，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中非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中国正积极促进政治文明互鉴，倡导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建设高水平、深层次、高标准的区域合作与关联网络。这为新时代政治学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对外开放举措的推进，让很少被列入政治学研究视野的非英语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受到重视，通过跨国合作，展开研讨活动，建设数据库，进行海外田野调查，并以比较视野进行分析，丰富了政治学研究中区域和国别研究领域。通过跨国合作项目，研究者有机会能实地调查并掌握一手资料。新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中非合作问题、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也逐渐被比较政治研究纳入学术视野，形成了研究的新领域；中国由“追求自身发展”到“引领亚非发展”等多方面变化，促使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涵从“西方语境”转变为“全球语境”，推动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六、结论与展望
（一）进一步增强自觉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学研究的“自觉”特征更加凸显，日益脱离照搬西方的概念、模式、理论、方法对中国政治现象进行泛泛分析的境况，对政治学特别是中国政治问题的思考逐步深入，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成果。总体来看，经过“补课”“取经”阶段后，中国政治学开启了“自觉”的历程，更加自信，对本土资源开发更加全面，本土化意识更为突出。
中国政治学研究更加关注于中国的现实，根据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环境研究中国政治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话语体系。首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学研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既处在新的历史方位，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新问题，又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出了新要求。政治学界普遍认识到通过对中国本土政治现象的研究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意义。其次，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当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独有资源。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主体、依法治国的实践成果以及中国国家和经济社会治理的问题、制度与经验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素材、强大的动力契机和广阔的研究平台。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段内的使命任务。这就要求中国政治学面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更加自觉地推进自身发展，摈弃运用西方政治范式在中国问题上的嵌套和堆砌，积极建基于中国政治现象，从独特的视角进行创造性思考与重建，并将这种思考的结果上升到一般性理论，同时创造新关键词、新概念体系、新基本假设、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以规范、丰富、理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理论。
（二）进一步增强战略意识
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源于现实中的政治实践，与中国政治实践的战略性和实践性相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这既是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交替关键期，也是夯实第二个百年目标基础以及规划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关键期。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保持推进和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的定力，为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后，政治研究学者通过立体的研究视域和多样的研究方法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政治学解读，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作出更深层次的理论总结，揭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的普遍规律。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越是进入激烈变革期，中国越是进入深刻变革时期，愈加需要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创新发展。
面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面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各项具体任务，特别是党和国家政治建设上的任务，在继续关注政治学一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新时代中国政治学需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谋划开展研究，毫不迟疑地把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框架中推进，在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给予”关系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学科发展、学术繁荣与国家进步、人民福祉间的有效连接，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贡献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三）进一步增强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建设实践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国际化的视野和较高的研究平台，同时推动了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学术生活、内在精神和特殊专业技能的政治学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目标或兴趣，遵循共同规范而构成了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学术群体。主体统一、目标一致、制度严格、领域相同的学术共同体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学科繁荣的有生力量。
秉持共同体意识，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建设从多个维度推进自身建设：学者个人虽然对特定政治问题的看法形成了极具个人风格的范式与理论体系，但在共同认识基础上增强了对政治学科的认同；政府对构建学术共同体给予政策指导和多方面支持鼓励，营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术期刊系统、专业学会系统、高校研究机构等正式的学术交流平台凝聚了价值共识；围绕同行评议这一核心原则形成的系统性学术制度规范了学术资源的再分配；借助数字与网络发展起来的学术新媒介所催生的协同研究打破了政治学学派藩篱。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以中国政治实践为引领，以学术活动为纽带，聚焦于问题研讨、理论创新，力求去形式化，在自由批判的学风下促进学者们共同思考、交流、对话和合作，在相互支持、良性互动中激发对政治学热点问题的研究热忱，促进政治学研究在学者个人智慧与共同体力量的双重驱动下实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任务，促进自身繁荣和发展。
（四）进一步增强融合意识
“学科交叉”“学科融合”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普遍特征，政治学也不例外。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一方面在于政治学自身创新的需要，更主要的在于新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新型政治理论进行解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完善学科建设各项机制保障措施，切实鼓励跨学科、跨机构的协同攻关，大力推进学科开放和交叉融合机制，促进新兴学科形成，构建交叉学科体系。
对中国政治实践问题的跨学科融合解决的推进，促使政治学领域跨学科研究意识不断加强。与此同时，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内部整备工作也在加强，这使得跨学科研究的现实支撑大大加强。总体来看，政治学研究的多学科融合趋势主要表现为：一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或方法对政治问题进行创新性阐释的新兴学科大量出现；二是就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邀集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集体攻关研究的“协同研究”已作为政治学多学科融合研究的一种新形式出现；三是许多大学和其他国家资助的研究系统内部建立起一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开放研究平台，打破了学科体制禁锢，推动了科学范式转型；四是政府对跨学科研究的资金投入增加以及对跨学科人才的培养更加重视；五是在大数据的创新技术和方法应用下，中国政治学研究与自然科学、计算科学、信息科学的跨学科调查方法的协同发展。
面对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政治学在未来发展中应继续致力于多学科融合发展，积极求新求变。在问题统一的框架下，还需要综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构建一套能够涵盖整个政治学学科体系，把所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囊括在内的方法论体系。唯有如此，学科之间的融合程度才会提高，所产生的交叉学科才能更好发展。
王炳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