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社会学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度的实践自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和方法自觉，继往开来地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及理论创新贡献学者智慧。

求真务实，积极回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围绕以下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社会学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和回应，体现了学科的人民立场、实践品格和天下胸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陈军亚、张鑫提出，乡村发展战略体现了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内生责任。李小云认为，当前农村发展存在基础设施、产业和人口结构等多层面问题，乡村振兴要在城乡融合的新型城市化过程中逐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王晓毅、阿妮尔提出，高城市化率与大量农村居民并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机遇；农户承包的土地制度、工业化与乡村社会的有机联系，以及政府主导的执行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能。夯实振兴基础。田毅鹏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带有总体性，乡村空间的社会基础构成较为复杂，在实践中应给予关注。王思斌认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政策支持应加强乡村内在能力建设。向德平、向凯提出，乡村振兴需要处理好城乡融合发展、农民主体性以及小农户的社会支持等关键问题。折晓叶认为，乡缘与工业的适配关系，将为“工农相辅”结构空间的打开、资本回乡以及村社区治理和家园建设提供新模式。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吕鹏、傅凡发现，下乡企业通过灵活方式适应本地产业与社会基础，借助差异化手段处理市场环节，实现“有机嵌入”的可持续发展局面。邬家峰提出，应推动外源性干预主义的“国家视角”向内源性生活化治理的“农民本位”转变，破除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缺位”现象。贺小林、赵德余、卫笑啸发现，以股权为纽带可构建政府、地方国企、集体、农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合作机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陆益龙、董倞乔认为，乡村振兴应与新型城镇化协调推进，以城乡融合、产业融合、“补短板”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为目标。王绍琛、周飞舟提出，三产融合发展为探索小城镇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道路，解决城乡二元对立的发展遗留问题提供了可能方向。焦长权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即将进入下半程，农民工逐步返乡将重构以县域为中心的新社会空间。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社会政策顶层设计。关信平提出，中国共产党百年的社会政策发展始终坚持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优化民生保障的责任主体。熊跃根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已逐步走出一条社会政策的中国道路，未来中国的社会政策将致力于建设一种普惠的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体制。社会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林闽钢提出，我国全民基本社会服务发展取向为：建立服务清单，健全服务的标准体系，健全服务质量的评价体系，注重信息技术在服务管理中的运用。刘继同认为，实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最优制度路径是由“市场社会主义”转为“福利社会主义”。焦长权、董磊明认为，当前中国已明显跨过了“低福利”国家的门槛，并正在构建一个多层级政府共同负责的新型民生保障体制。社会救助与慈善形式更加多样。余少祥提出，我国传统生存型社会救助应适应新形势，向发展型社会救助转变。朱健刚、邓红丽认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生了新的转型，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徐道稳认为，融合发展是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的发展方向。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理论探索与路径创新。王春光认为，共同富裕思想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三个定律，即共存、共生和共融。叶敬忠提出，共同富裕研究应实现由做“证明题”向做“问答题”的研究转向。李培林、崔岩建议，把农村相对贫困率降低到10%以下作为从“共享”走向“共富”的阶段性目标。郑功成、王海漪强调，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刘欢、向运华认为，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应以提升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完善兜底性社会救助制度、补齐社会福利制度短板及发展补充性保障项目等为重点路径。关注新社会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刘少杰、周骥腾认为，网络社会的空间分化和不确定性是正确认识新时代新社会阶层地位与作用的重要基础。林卡、季梦婕、蒋闰润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并总结了实现跨越的三重路径。李炜、王卡讨论了学界关于低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并提出了“提低”“扩中”的三条政策路径。李春玲认为，新发展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方案应该从宏观层面、结构调整角度和特定目标群体三个方面进行设计。

社会治理创新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张来明、刘理晖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将在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数字化变革上持续发展完善。刘伟、翁俊芳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话语具备双重意涵，能够帮助政界与学界搭建合作对话的桥梁。数字化转型。闫泽华、王天夫提出，数字治理的要义在于通过发挥社会的主体性作用来构建既有社会空间与数字社会空间之间的通路，形成具有弹性、以人为本的规则体系。乔天宇、向静林聚焦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促进连通性，推动开放与参与；实现数据化，增进智慧与安全；直面复杂性，应对风险与挑战。单勇认为，“基于平台的治理”从技术、组织、制度上为犯罪治理提供了转型路径，包括基于超大平台的治理和基于综治平台的治理。刘能、陆兵哲提出，数字化治理体系在与乡村社会基础达成契合、与乡村传统治理模式进行调适的过程中发挥效能。基层治理路径优化。欧阳静认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结合点”出发，充分发挥基层简约治理功能，以保持乡村治理的自主性与灵活性。陈柏峰提出，应将以家庭诚信档案为基础的社会诚信制度建设作为切入点，在治理事务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建立责任连带纽带进而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刘亚秋认为，“家”正在成为撬动治理实践的机制和工具。张力伟、高子涵认为，社区韧性的构建需要将情感治理和精细化治理贯穿于治理的“观念”“结构”和“行动”当中，打造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人心政治”。

人口均衡发展

翟振武、金光照、张逸杨提出，构建家庭友好和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消解生育水平抑制性因素的关键举措，应运用整体性思维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成长周期全覆盖和孩次全覆盖的生育支持体系。杜鹏认为，探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道路应确保全体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创造老年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并通过合作共享为全世界贡献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智慧。胡湛、彭希哲、吴玉韶提出，我国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具备一核多元的治理范式优势、国家—家庭—社会相均衡的三元治理结构优势、大国模型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禀赋性优势，以及时代更迭和技术跃迁可能带来的后发比较优势，应融会中国优势形成“身—家—群—国—世”相贯通的人口治理格局，凝练“中国方案”体系以加快“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麻国庆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要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民族内在结构的特点，更要致力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凸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郝时远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为研究对象，围绕党章中有关民族事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内容，聚焦于“中华民族”“中国民族”话语进行论述。王延中集中分析了近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几种历史观，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基于“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统一性，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主导性和开放包容性。菅志翔、马戎认为，需要厘清“民族”的引入和演变脉络，促成不同解读之间达成共识，从而真正在学理上推进我国的民族研究。关凯提出要重建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宏观背景，把中国的“民族”研究与现代性研究和国家研究联结成一个知识域。此外，由国家民委主管、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创刊，旨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文明交流互鉴

大变局中的文明：中国与世界。围绕“学术中国·2022”国际高峰论坛主题，艾伦·麦克法兰认为，文明之间如果能互相理解、保持宽容，并多一些“同理心”，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劳伦斯·罗兰-伯格主张突破“东方”和“西方”的分野，充分考察世界各种“社会”的自主叙事；景天魁提出，形成“天下群”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黄平强调从说事、讲理、论道三个层次，把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道理说清、讲明、论透；渠敬东认为，从先秦时期绝地天通的山川祭祀，到中古以降澄怀修身的山水艺术，再到现代平等社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山河政治，皆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整全性的精神概念。文明比较的视野和方法。孟庆延认为，应在充分吸收不同学派尤其是马克思的过程性叙事方式的基础上，挖掘事件在本土历史社会学研究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李荣山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入手，认为韦伯式比较历史社会学虽内含着“和而不同”的文明比较理念，但仍带有文化本质主义特点，可以用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反思阐发一种真正和而不同的比较历史社会学。高勇反思了当前定量研究主流范式的“假设—演绎主义”路数的弊端，通过激活涂尔干的经典研究，探索一种与中国社会内在特征更为贴切的方法路径。成伯清识别了西方“文明冲突论”中的文明局限，尝试将“天下”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来思考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社会的肌理及其创造性转化。周黎安用“一体多面”概括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理多样性”的结合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张江华通过对“内地边疆”地区家族变迁史的研究，展示了“内地边疆”地区纳入国家体系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凌鹏通过分析清代诉讼中的诬告案件，呈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多层情理结构。深入探寻其他文明的内在生成逻辑。杜月考察了“神圣个体”从涂尔干到戈夫曼的演变，揭示出法美两国社会理论的深层联系与区别，进而指出中国文明为西方摆脱神圣个体化困境提供的可能性。李英飞、陈涛、康子兴、王利平、杨勇等人的研究则推进了对法、德、英、美社会学传统的深入理解。

与时俱进，丰富拓展跨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领域研究

坚持系统观念、突破学科本位主义，在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视野中，推进对重要问题和前沿领域的深入探讨，仍是本年度社会学的重要努力方向。

金融社会学在基础理论、国内外金融市场风险与治理、金融社会工作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李国武等主编的《金融与社会》（第三辑），系统梳理总结了过去二十年社会网络理论、述行理论、社会不平等理论等视角下的金融市场研究。杨典、孙子涵针对金融市场中的关键行动者即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崛起的动力机制和过程动因、经济和社会影响及未来监管政策展开了较全面的分析。向静林、欧阳璇宇、艾云探讨了中国特色的金融风险治理现象即金融风险治理的波动问题，并建构了“金融市场演变—治理机制切换—政策执行波动”三层分析框架。刘长喜、崔占民在社会金融化、长寿化和本土化的背景下提出了“机会—效能—同一性”分析框架，认为提升金融能力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开展金融社会工作是提升社会金融能力和建设金融社会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医学社会学/人类学既瞄准当下重大的健康议题，也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上耕耘拓展。关注乡村社会的疾病和医疗体系。焦思琪、王春光聚焦农村医疗体系中正式医疗制度和非正式医疗制度的互补关系，为建构具有文化适宜性的乡村医疗体系提供参考。余成普从疾病的社会类型学、求医问药的实践和日常的道德生活三个面向展现了乡村慢性病人的患病经历，为人类学研究慢性病提供了分析框架。在医患关系上，池上新提醒，制度理性和社会文化二者共同影响当前的患者信任，应重视制度因素，但也不宜忽视文化的长期作用，尤其要警惕“关系就医”的负效应。在健康不平等上，程诚、任奕飞研究了疾病众筹目标达成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在全球健康议题上，景军、杨斐、法翠雯通过分析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过程，尤其是国产新冠疫苗的出口和捐赠，总结了中国全球健康发展的经验和方案。

社会学视角下的元宇宙研究。刘少杰提出，社会学应在经验现象中探究规定行为与思维的集体表象和社会制度，实现对数字表象和元宇宙行为与制度的深入理解。陈云松、郭未发现，部分对现实社会进行研究的社会学概念、理论及方法能在“流动的空间”视域下突破传统边界，在“元宇宙”的在场社会得以创造性应用，从而延续人类对人性，以及对“自我”与“他者”的全面理解。王天夫认为，虚拟世界拓展了现实世界的时空边界，产生了新的社会运转的规则与过程，也会形成一系列新的机制与过程，制造出新的社会不平等。程士强认为，要实现元宇宙的空间正义，进行共享的、均衡的空间生产与分配，就必须超越数字资本主义。

平台企业与劳动者研究。黄冬娅、杜楠楠揭示了国家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内部组织的双重逻辑，即国家监管制度形塑下平台企业商业模式的需要，以及国家监管力度强化下企业内外部组织资源的争夺。吕鹏、周旅军、范晓光从企业自主性出发，认为促进平台善治的关键是通过完善国家对平台的治理形成外部结构性压力，促进企业内生治理变革，形成可持续的共同治理模式。陈龙提出，平台劳动的劳动过程与劳动关系研究紧密相关，在被遮蔽的劳动过程中隐藏着劳动关系的真相。顾楚丹、文军发现，面对外生和内在的不确定性，平台企业以“大厂化”和“主体赋权”作为组织控制的有效策略，实习生则借助实习“经纪人”、网络社群参与及组织化动员、文化层面的自我价值化等主体性实践方式来应对身份与劳动的不确定性。魏海涛、李国卉将平台劳动者研究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劳动控制、劳动自由、劳动关系和劳动主体性，并结合劳动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当前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的现实经验，提出平台劳动者研究的新方向。张彦从分析企业工作环境切入，认为优化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是提高劳动者工作质量的重要条件。

大数据时代的量化研究。2022年，量化社会学研究呈现出传统方法与新兴方法并行发展的“双轮驱动”特点。一方面，围绕社会学传统资料收集与量化分析手段的引介、拓展与应用，产生了一系列具有示范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唐斌斌提出了多种诊断方法，评估被访者驱动抽样；王森浒等系统引介了调查与实验结合的方法。围绕年龄—时期—世代分析、序值变量分析以及因果图等主题，亦有专文讨论。另一方面，对于新兴计算社会学方法的讨论也值得关注，涉及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代理人基模型以及社会计算驱动范式。陈云松尤其强调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宏观转向。《智能社会研究》和《社会研究方法评论》创刊，为中国社会以及全人类社会的智能化转型、国内外社会学方法论研究提供了展示平台。

此外，劳工社会学聚焦于情感劳动、认知劳动、跨国劳工、工作场所侵害等议题。艺术社会学在艺术市场、舞台艺术、视觉文化、艺术乡建等经验议题上有重要研究推进。

守正创新，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既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同频共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其要义即在守正中坚定方向，在创新中构建框架。

学理化地研究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李培林提出，可以用“五论”来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即新发展的本质论、阶段论、转型论、动力论、世界体系论。路风认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基础结构之下，以工业体系为载体的有用知识体系和社会能力的累积性成长。张翼提出，“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可谓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标识性概念。李强认为，中国社会学界在创新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实验、深化中国特色的民生研究，以及多元的城镇化道路、人的城镇化、中国特色的产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等研究上做出了理论新探索。应星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显示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密关联。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对一系列关联、融合、过渡和转型过程有着独特理解。杨清媚认为，近一百年来，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变革的核心议题是：国族建构、经济建设和精神启蒙。围绕三者的关系及其展开，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创新性的理论方案。

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助推器和试金石。第一，在代际传承中坚定自信、明确方向。洪大用认为，推进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应从进一步强化社会学者的主体意识，增强学科自信，“坚持自信自立”；切实推进“两个结合”，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服务广大人民的社会学等方面努力。陈光金强调，中国社会学一直秉承为民富国强、改造社会的理念做研究的学术初心，致力于发展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社会学。周晓虹考察了“知青”一代社会学人如何投身改革开放、建构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强调应通过对“知青”一代的底层体验和“后知青”一辈的专业素质的互构共享，造就中国社会学的代际绵延能力。周飞舟认为，要建立中国社会学的本位，既要系统、深入反思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哲学预设，也要结合中国当代的经验研究反思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和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古典社会学（群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群学年鉴》创刊。

第二，提高“转化”能力，在设置议题、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系统性理论方面勇于探索、敢于突破。冯仕政强调，应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指导下，把哲学意味浓厚的“实践”转化为更丰富、细腻、更接近日常生活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从而更符合社会学的学科属性和要求。王宁认为，国际同行的学术承认存在两种方式：“元素性承认”和“框架性承认”。社会学者应从对中国特殊现实的研究中揭示出某种类型或国际普遍性，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并让国际同行听得见、听得懂、听得进。杨典认为，中国社会学者提出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关系产权”“锦标赛体制”“中国城镇化模式”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关键议题，展现了对西方经济社会学的补充、推进或超越。宋林飞提出 “公平竞争、自主创新、善于博弈、化解风险、美美与共”，以作为新的世界社会学理论分析框架。

第三，辩证处理学术与政治、科学与人文、特殊性与普遍性、学科性与问题性的关系。冯仕政认为，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关键是直面科学与政治的张力，敢于打破社会学知识生产中的国际分工、分层以及因此而来的知识霸权，着力推动范式革命。石英提出，应当在新科技革命视域下重新理解和把握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和本质，培育基于经验直觉的社会学想象力，探索科学的“社会全息”理论。张静强调，社会科学要努力让世界“读懂中国”，就不能沉迷于特殊主义的问题意识，而应该从特殊中发现一般。毛丹主张在本土经验研究中自主抽象普适性理论。渠敬东认为，所有学问的生发点，都是人世间的疑难、为难和危难之处。学术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还要依据学科的轨迹去探究问题，进入问题的深层机理。肖瑛认为，很多精致但让人并不满足的研究，是因其问题意识、分析视角和解释机制是“外围”的。需要改变目前国内社会学教育过分专业化的局面，拓展学科边界，增进研究者的理论感、历史感和经验感。何明认为，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之间的张力、学科性学术“异化”和“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科的制度安排及其价值导向、资源配置。

识变应变，着力打造中国社会学学术共同体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社会学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界同仁一道面临大浪淘沙。基于研究现状，学者自我突破、学科精准定位、打造学术共同体或是社会学界增强识变应变能力、经受住大考的可能路径。

自我突破，意味着社会学研究者正视虚假繁华，主动走出舒适区，拓展视野、夯实基本功。虽年度报告呈现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期刊界仍普遍认为“有灵魂”“有启发”的好稿难求，理论研究、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都面临“悬浮”、跟不上时代需求的困境，其背后是对学者视野、胸怀、训练、转化和表达能力的更高期待。仅以“转化”为例，“坚持问题导向”考验的是学者将“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的能力。毛泽东同志说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在此意义上，能转化好、提出好问题的学者，既要懂政治、精学问、通民心，还要能打通个人内在困扰与公共议题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学者兼具总体性关怀、多学科视野和系统性思维。

精准定位，意味着清晰识别社会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坐标系中的位置以及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版图中的位置，并使之成为社会学从业者的共同愿景。费孝通谈“文化自觉”时提到的“自知之明”同样适用于讨论“学科自觉”。要认识到自己的学科和其他学科的优长及短板，才能与其他学科一道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上取长补短、协同推进；要在与他国社会学研究气象的对比中，找准自身在全球社会学中的发力点。需要注意的是，认识即构建，“自知”的过程也是通过话语构建中国社会学图景（拓宽学科边界）的过程，在话语即权力的意义上，精准定位是增强中国社会学国内外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前提。

学术产品并非学者凭借个人努力就可以获得，其凝结着学术共同体的智慧并承受着共同体的审视。因此，优秀研究成果的推出，离不开包括作者、编辑、审稿专家、广大读者等在内的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一个既体现了作者对自我的实质性突破、又有高度学科自觉、还得到学术共同体充分助力（尤其体现为贡献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的成果，无疑更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因此，凝聚内在共识、打造有生命力的学术共同体，应成为中国社会学具备守正的定力、创新的实力和应变的智慧的重要保证。

（执笔：墨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