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报告第四章的主题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包含两个总论与五大举措，其中最后一个举措就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报告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放到战略地位上。

中国的传统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新的阶段，我们需要深度思考，如何促进改革与开放的联动效应，寻找释放二十大红利的突破口？如何让新时期的开放真正具有高水平的内涵？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理论上有对标、在实践上有对表，否则“高水平开放”可能只是政治性口号，而无法将政治性引领真正落地。对此，我想从八个角度谈谈二十大报告中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怎么将其内涵具像化，以及什么是“高水平”。

以规模效应和开放质量构建新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市场规模大，足以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和规模经济。高水平开放的第一个特征是规模大。只有当规模达到一定体量，才能使内外贸一体化，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而这也是新时期中国进行国际竞争的新基本盘和新竞争力来源。现有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GDP规模达到17.7万亿美金，按人民币计价约114.9万亿元，占全球GDP比重18.5%，占美国GDP比重约76.1%，我国已经全面巩固了世界第二的大国地位。与此同时，新时期全球竞争版图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2021年我国GDP总量17.7万亿美元，相比欧盟GDP总量17.1万亿美元，高出6000亿美元，具有标志性意义。此外，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12551美元，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线仅500美元左右的水平。

新时期，外部对我国的需求将上升至全新的台阶，我们需抓住这一重要时点，在过去简单利用资源禀赋进行产品开放和市场开放的基础上，形成内部大市场和全球大市场的相互统一，推动规模经济进一步深化。

第二，开放质量高，足以构建强大的议价能力和竞争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衡量方式之一是质量高，这也是我们进一步提升规模经济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而衡量开放质量的重要标准是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和竞争能力。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两端朝上，左边是研发、中间是制造、右边是营销，当前制造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因此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的研发设计和销售。目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部底端，如何向两端延伸是未来需要把握的核心问题。

对此，我国提出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四链”融合，为高水平开放打下基础。一方面，我们要在科技上进行全面创新，巩固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本盘。只有基本盘稳固，才会真正具有创新的功能和赶超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只有提高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上铸就长板，铸就议价能力和竞争能力。此外，未来中国在从曲线底部向两端进发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会和链条上的发达国家产生各种直接冲突。我们必须做好充足准备，在高水平开放中、在质量提升中、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开辟新领域。

立足优势领域、优化配置思路，构建高水平开放新动能

第三，开放范围广，足以让所有区域和要素在开放条件下配置。高水平开放不仅仅是所有区域、所有要素的开放，更重要的是配置方式也要发生立体性的变革。目前，我们在资金、资源、人才、科技、产品、要素、服务、资本等领域的开放过程中，有些领域已经完成开放，有些才刚刚开始，而有些已经遇到了难点、堵点、卡点，因此如何选择战略路径成为了重点。

在要素资源方面，目前一般商品市场开放已经基本完成，但在技术贸易和资产配置等领域，尤其在服务底层产品，形成综合性风险定价方面的开放比较不足，这可能也反映了我们在金融安全和金融开放之间面临的难题。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开放，可能是我们未来弯道超车、后来者居上的开放新路径。譬如数据跨境流动开放，这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较大，在相应的设施、标准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该领域也是我国弯道超车开放的重要方面。又比如在新能源领域，我国利用超大市场经济体和应用场景，实现了新能源的全面市场化。而对运用标准、相应产品进出口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的开放，使我们能够打造自己的品牌。

因此，在要素资源配置领域的高水平开放，使我们能够不仅仅拘泥于传统的堵点和卡点，而是可以从新领域进行突破，在拓展中寻找到新的开放路径，在开放中形成新的利益再分配格局，并消融利益再分配所产生的阻碍。对于这一路径需要形成一系列的新思路。

第四，开放方式新，足以引领数字化、绿色化的贸易新浪潮。如前所述，我们要在数字化、绿色化的贸易新浪潮中有弯道超车的引领意识，并将其作为我们高水平开放的龙头支点，这也是我们有能力、有动力，也是阻力最小的一个方面。

第五，开放动力足，足以在大市场和大创新中成为全球贸易的引擎，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洼地和全球资产配置中心。高水平开放要求我们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中高速增长所产生的资产红利，占据全球经济的引领性地位。中国与全球之间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错位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将成为我们在构建新动能，并以中国超大市场优势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尤其是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佳时点和切入点。我们不应因为外部环境的大动荡固步自封。也许进一步开放，在混乱中寻找到新的路径，将是我们发展的新契机。

制度型开放应以内部改革为重，构建双循环的良性互动

第六，开放制度优，足以减少各种交易成本，主导国际标准和治理体系。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高水平开放必须是建立在高水平制度体系上的开放。首先，高水平开放要减少各种交易成本，也要主导国际标准和治理体系，否则不能称为“高水平开放”。目前，世界上所倡导的“三零原则”——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我们要向这个方向靠拢。其次，在制度开放的进程中，我们要稳步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上做文章。这也意味着，新时期高水平开放的重中之重在于推动内部改革，比如我们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就必须在知识产权、国产购买、补贴政策以及一系列法律上进行全面梳理，向国际规则靠拢。

我们建议在今年利用欧洲板块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加紧实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全面落地。这同样涉及到大量的开放政策和内部制度梳理，但这也是我们的契机。内部制度梳理的关键点是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我们要通过要素市场的制度改革，真正使交易成本降下来，充分显示出我国制度在微观领域里的显著优势。目前我国的制度优势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特别是在举国体制上优势显著。但是与世界进行接轨，需要在微观、动力层面做文章，这要求我们必须直面关键性改革。因此，制度型开放是最为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并对其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内部出发，进行制度改革，这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

第七，开放基本盘牢，足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驱动内外循环的良性互动，统筹发展与安全。当前美国基本盘的布局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近五年来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布局基本完成。如“小院高墙”政策，是指美国政府需要确定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即“小院”），并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即“高墙”）。对“小院”内的核心技术，政府更严密更大力度地进行封锁，“小院”之外的其他高科技领域，则可以重新对外开放。美国在各种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关键资源配置上形成以“回岸”“友岸”“近岸”三重举措所推进的新循环模式。对此，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应抢先进行基本盘构建。正如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产业政策要发展与安全并举。

第八，开放平台新，足以构建新的网络体系和新的竞争力。我们要加强与外部的合作，进一步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新平台新合作机制，真正夯实在亚洲的“基本盘”，以自贸区、自贸港作为内部的开放平台，进一步提升网络体系和竞争力。我们应从多维度解读“高水平 ”，并与相应的改革举措、内部战略全面对应，在未来按照二十大政治精神的指引，在经济发展上逐步落地。

本文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全体大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