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大陆学界逐渐形成基督教学术，这引发一个疑问，在以儒家为老传统、马克思主义为新传统的共产党文化制度，怎么可能形成基督教学术，又会是什么样子，它与共产党文化制度是什么关系？我将从文化社会学角度探讨这些问题，首先，我要从中国百年来文化制度的现代化转变角度描述共产党文化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随之，我将考察基督教学术在这种制度中如何形成，以及目前的形态和趋向，最后，我要从中西文化冲突的演化这一背景来看待基督教学术在共产党文化制度中出现的历史涵义。
一
共产党文化制度是地域文化理论中的中国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冷战后的思想语境为这一研究提供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条件。共产党文化制度涉及到中国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民族国家在正当性建构的大问题。百年来，在西欧北美的现代扩张的冲击下，中国不得不重新安排国家形态及其文化制度，以适应现代的国家竞争的世界秩序。起初，中国知识精英试图从儒家传统中找到民族国家的正当性资源，但这一努力被西方启蒙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是这种启蒙思想的类型之一。经过数十年的激烈政治冲突，共产党知识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思想成功地动员起农民的社会革命，取得了国家政权，并通过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时形成了共产党文化制度：大学、学术机构、出版业等现代文化机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党国家的文化系统的建构。
共产党文化制度的性质，按共产党自己的解释，是中国的独特社会机体结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换言之，它是中西文化因素结合的产物。然而，究意是怎样的具体因素的结合？在现代国际冲突的格局中，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帝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如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民族国家，以便在国族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这显然是一项政治民族主义的诉求。在实现这一诉求的过程中，一部分中国知识人采纳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恰是在被称为“民族主义时代”的十九世纪的欧洲产生的，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以民族国家的革命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为民族主义提供了正当性根据理念。 因此，所为中西文化因素结合，具体地说，是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与西方启蒙思想类型之一的社会主义理念的结合。
这样看来，共产党文化理念就包含有一个奇特的建构因素：政治民族主义诉求与西方启蒙思想理念资源相互消溶的互动，以西方的社会主义理念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因为后者是西方列强的代号，但同时，西方启蒙思想理念也可消溶文化民族主义。事实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成了重新聚合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和民族动员的要素，也把中国思想文化引入由西方现代化构建的思想冲突中。马克思主义被作为西方文化的要素来看待，作为共产党重新整合中国文化质料的形式，把西方的文化因素引入了中国文化机构。由此可以理解，中国大陆共产党文化形态的西化成份甚于台湾国民党的中国文化形态（台湾仍用中国传统式国号，大陆中国则采用公元纪年）。共产党文化的民族主义基本方略是，以西方文化的因素超逾西方文化，即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文化战略战胜资本主义世界（西方），以达到民族重生的政治和文化目的。
共产党文化制度的形式可分为三个时期：1、四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初；2、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3、七十年代末至今。第一阶段是共产党文化制度的形成期，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组织起一个中国式共产党文化制度的雏型，以便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农民革命。 第二阶段，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把共产党文化理念植入民族国家的制度化建制，改造旧的大学体制（尤其是文学院和法学院系统），改造文化机构（尤其是报刊、出版和图书机构），文字改革（汉字拼音化，简化字）等等。在思想层面则是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五十年代末，一个建制化的共产党文化制度得以建成；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文化制度都发挥了重要功效。这种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实际是一场西方化的文化改造，使中国的文化制度可与西方国家竞争。第三阶段，共产党文化制度发生转型：社会主义的理念弱化，个人的思想空间日渐扩大；文化建制的政党化转向科层化，政党对文化建制的理念性控制力减弱。在这种文化建制的土壤中会生长出什么样的文化植物？
二
基督教学术是在共产党文化制度的第三个阶段演化十余年后出现的。我从出版、研究和高等教育三个方面考察基督教学术的形成状况。
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基督教学术书籍零星在大陆出版，到九十年代日渐增多，从宗教学的基督教文化译著到神学译著，百科全书、辞书、史书，纷然杂阵，销路甚好。《宗教与世界》丛书、《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等大型丛书，《宗教》、《世界宗教资料》、《基督教文化评论》、《宗教文化论文》等学刊都是在共产党文化机构支撑下出现的，此外，各种研究专著（尤其研究论文）不断问题。 在高等教育方面，一些大学成立了各种基督教研究中心，并开设宗教——基督教课程，有的已设立硕士和博士课程。在大学建制中出现基督教课程，由国家出版社出版基督教学术书籍，在台港亦是少见的。可以看到，基督教学术已成为共产党文化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基督教学术的出现表明，在学术界（大学和社会科学院）这个共产党文化制度的精英层中，产生出基督教学术的学者。形成学者资源的最重要的机制是大学，不仅如此，传播思想的重要场所亦是大学，一旦基督教学术和教学的大学体制中确立下来，基督教学术的制度化就有了实在的基础。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基督教学术的旨趣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宗教学的基督教研究方向：基督教被作为世界大宗教之一，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
基督教思想史研究方向：对早期基督教、中古经院思想和现代基督教思想的思想史考察。
基督教史研究方向：对西方基督教史，尤其中国基督教史的历史学研究。
基督教文艺研究方向：对西方和中国的基督教文学、艺术的历史考察。
基督教神学研究方向：对基督教义理的研究。
这些研究大都不带有基督教信仰的动机，而纯粹是人文学的旨趣。概略地看，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对基督教的态度有三类：1、纯粹学理的态度（占多数）。2、好感（少于第一类）。3、带有信仰和旨趣（极少数）。
学术研究需要学术人才的支撑，基督教研究的学者资源是哪里来的呢？共产党文化制度培养出来的。第一项研究方向的学者是由社会科学院的宗教学建制提供的，这一建制在七十年代末初建，还比较单薄，并未有全国性的建制基础，但是基督教学术的专业层。由于大学中尚未有普遍设置宗教学专业（迄今只有北大、南大有宗教学专业），宗教学研究人才的形成相当有限。第二项研究的学者资源是大学和研究擗的西方哲学专业。这一专业在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改造中保留下来，在人才资源和研究水平上都有相当的积累，八十年代以后迅速膨胀，从西方哲学史转向基督教思想史，已有相当好的基础，这一研究方向看来会有较快的发展。第三项研究的学者资源是大学和社科院研究所中的历史学专业，无论中西历史学研究，都是共产党文化制度中的重要部分，有良好的学术训练，当其中一些学者对基督教史尤其中国的基督教史发生兴趣时，学术资源就流入基督教史的领域，这一研究方向看来亦会有较快的发展。第四项研究的学术资源以中西文艺学专业为主，这一专业在共产党文化制度中亦为重点人文学科。第五项研究的学者资源亦来自大学或社科院的西方哲学专业，不过，目前人数极少，尽管在未来的十年可能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
可以看出，中国基督教研究会有两个重点：基督教思想史研究和中国基督教史的历史学研究，这种学术旨趣的结构是意味深远的。
共产党文化制度中的学术机构和大学建制是基督教学术出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换言之，没有这些建制基础，基督教学术不可能制度化地形成，但有了这些基础，基督教学术并非必然出现，还得依赖其他文化要素。我将随后再讨论这些要素。在此，还值得从西方文典翻译方面探讨一下基督教学术形成的制度基础。
中国学界翻译西方学典始终一百年前严复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1895）。 百年来，中国学界零碎地翻译了西方哲学、政治思想、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方面的思想著作。49年后，共产党文化制度的组织者把西方文典翻译制度化，有计划地翻译西方思想学典，订立了两大项大型翻译计划：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集，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文化制度的基本理念，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对改塑中国的文化理念机体有深远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推进了中国文化的西方化。由于一些文化思想争论涉及到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理解，学界和翻译界对某些翻译精益求精，对西方思想名著的汉译经验有重大贡献。2、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名著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1956），此项计划计有1,630部书，拟三十年完成。 为此，共产党文化制度中的翻译组织利用了二十年代以来在欧美大学毕业的专业学者。学术机构制定出统一的翻译规则，术语，译名等方面规范化；几十年的翻译，积累了极有价值的翻译经验，形成了可标准化的翻译文风，在翻译技巧上做了许多探索。在五、六十年代的系统性翻译，对改变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和品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促成西方思想融入中国的文化思想。基督教思想尽管被视为西方的思想，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但西方古典思想文化的译介，为基督教学术的出现准备了文化基础和语文资源，当今的基督教文典汉译入材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形成的。
三
尽管有上述制度化的文化基础，基督教学术的出现的充分必要条件并不具备。只有当共产党文化制度的统治理念发生变化时，基督教学术才会在这种制度中生长出来。事实上，早在五、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有基督教学典的翻译； ， 但这些翻译没有发生思想文化和学术影响，原因在于，共产党文化制度的统治理念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独断论。
七十年代末以来，经过十几年的改革过程，在经济秩序，政治体制的制度演化中，马克思主义的独断论在理仿上的社会法权受到削弱。基督教学术是在这种似多元化的思想空间中出现的，这才是基督教学术思想出现的充分必要条件。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转移到“文化理念”的争议，而“文化理念”的争论是晚清至三十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主题之一。共产党文化理念晚近十年的演化，使文化语境又回到近似于三十年代的思想竞争的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学术思想的语境在九十年代已不同于二、三十年代，尽管文化思想界都有思想竞争的结构。根本差异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消除了基督教文化与西方国家的政治性关联，而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成为共产党文化制度理念，在思想层面削弱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尽管基督教思想学术仍然受马克思主义基要派和自由派的抵制，其思想文化处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有的基督教思想与民族文化理念的紧张，变成了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的紧张，即西方文化理念的内在紧张。
自宋代以来，中华帝国的文化制度中的理念以儒道释为基本资源，但文官制度的意识形态资源以儒家为主。共产党文化制度是一种现代型的科层文官体制，在五十年代，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知识人领导的共产党在取得了国家政权之后，转化为科层制的文化组织，开始培养出职业的、专门化的知识人。从文化制度的结构来看，共产党文化制度与儒家文官制度相似。 当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文化组织尚处于独断地位时，这些职业专门化知识化并不能具有个人的思想空间。然而，在当今的思想多元化的一体化文化制度中，知识人的个人思想空间扩大了。个体知识人对基督教学术的兴趣就在这种一体化文化制度的空间中开始发展。
八十年代以来，共产党文化制度呈现出一种含糊的面貌：一方面，知识人群体的自愿性结集，学人群体的丛书和学刊出现，各种思想冲突和争论频频发生，文化思想界在思想空间上显得颇为开放；另一方面，共产党并未丧失对文化制度的建制性控制，尽管这种控制在新的经济秩序中明显被削弱了。这种，当代的共产党文化制度显得是文化理念的多元化与文化建制一体化的复合结构。在政党国家制度意识形态支配的文化论域中，中西古今思想竞相争取地盘，基督教思想学术乃诸多思想之一。
在这个共产党文化制度的思想论域中，基督教学术只是一种相当薄弱的思想论争力量。然而，基督教学术毕竟出现，并在制度机体中逐渐形成。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1、基督教学术在这种制度中的发展的未来形态的意义。2、基督教学术在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的历史中的意义。
四
在现代社会中，某种思想力量必须依赖于现代的教育和学术建制才能有效占有文化地盘。 在欧美，基督教学术的思想力量在文化制度中的位置，主要靠大学建制中的神学系和教会支撑的神学院、研究所机构占有，就文化论域的占有来看，前者的功能明显要大得多，因为，大学属于民族国家的科层制的基本资源，而神学院则是社会中间群体之一（教会）的精英层的基本资源。在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制度中，宗教与国家首级制度是分离的，由于传统的学科残馀，基督教神学才作为西方传统文化的遗产学科而保留在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之中的。与此不同，在台湾和香港，基督教只是被视为西方的宗教，基督教的研究和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学科进入大学的学科建制。因此，尽管台湾、香港有诸多神学院，但这些神学院只能支撑教会群体在社会中的活动能力。显然，基督教教会的社会伸展是相当重要的，但毕竟不能取代基督教学术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功能。事实上，在台湾、香港，一方面，基督教会在社会中间层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和自由，也的确相当活跃，另一方面，文化思想领域却相当抵制基督教学术思想。人们会问，在台湾、香港学术制度中，西方化理念亦是基本学科，为何没有出现基督教学术？简扼地说，这是由于文化制度和教会的文化方针以及传教路线决定的。香港和台湾采纳的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安排，这种制度中的文化教育体制抑制教会的扩张，即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大学则少有欧美大学的基督教背景，因此，文化制度并没有对基督教学科开放。另一方面，以福音派主导的教会主动放掉了对文化思想领域的竞争诉求，台湾天主教的文化路线是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未能有效拓展基督教的学术空间。
相比之下，在共产党文化制度中出现的基督教学术却进入了文化思想领域，或者说，它正在成为文化思想的一体化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并非表明，基督教学术思想在共产党文化制度中不会遇到抵制，事实是，基督教学术在这种制度中既遇到马克思主义独断论的抵制，亦受到儒家思想、西方现代种种理性主义思想的抵制。但问题是，只要共产党文化制度继续保持思想空间的开放性，而基督性学术思想又在这种思想空间的开放结构中形成自己的论域位置，它与其它抵制自己的思想就构成一种合法竞争的关系。在现代的公共论域中，思想的多元竞争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有益。
那么，在共产党文化制度中，基督教学术会是一种什么学术？由于从事基督教学术的绝大部分学者并非基督徒（当然也不是文化基督徒），他们所发展的基督教学术并无教会建制的支持和约束，只会是一种非教会性的文化理论型的基督教学术，这种基督教学术并不关注教派性的认信义理，而是关注作为一种文化理想类型的基督教思想。这种基督教学术类型与欧美大学建制中的基督教学术类型类似。这样一来，基督教思想传统就将通过共产部文化制度转变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结构性要素，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制度促成了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理念的融合。作为文化理论型的基督教学术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成为中国的基督教思想学术。
作为文化理想型之一的基督教思想学术在欧美的形成，是欧美文化思想论域的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近代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形成和扩展，排挤掉基督教思想在文化思想论域的独霸地位，另一方面，基督教思想通过自身的人文学科化转变，在以人文、社会理论及其学术制度为基础的文化思想论域中保留地盘，基督教思想向文化理论的思化，是基督教思想在现代型思想学术领域继续保留下去的条件。这当然不只是基督教思想在当代学术制度中的唯一遭遇，而是所有传统宗教思想的遭遇。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已有千年积累的佛教思想要在现代学术制度中留存，亦必须而且事实上已经文化理论化。当代儒家大师（张君励、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刘述先）无不如此。
基督教思想向文化理论的转化，在中国思想论域中，是由共产党文化制度提供基础的。台湾、香港、新加坡等汉语思想地区，并没有见到这样的基督教学术出现。这就提供了一个文化现象，让人们从一个更大的文化语境来考虑共产党文化制度的功能和在其中出现的基督教学术的文化意义。
前已提到，共产党的政治担当是重建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在进行社会和文化动员时，它推行了西方近代的卢棱——马克思的启蒙观念。民族主义与西方启蒙主义的功能性融合，促成了救亡与启蒙的融合，这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自晚清出现的西方文化理念与中国文化理念之间的紧张，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文化理念抵消了。共产党文化至少在理念上不是反西方的，它只反作为资本主义型民族国家（美国为代表）或社会主义型民族国家（俄国为代表）的文化理念。马克思主义出现在西方，整体上的反西方文化，对共产党文化理念来说，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构因此发生根本转变：中国文化进入现代性文化冲突。当代儒生（如牟宗三）抨击共产党文化理念时，指责共产党文化把西方文化理念引入了中国。不究这种指责的文化民族主义涵义，从实际情形看，共产党文化的确不仅把西方文化理念引入中国，而且予以制度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制度的普遍主义的结果。 共产党文化并非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是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论述来汲取西方文化理念资源，马克思对希腊文化推崇备至，抨击中世纪，有限度肯定近代思想，于是，希腊文化和近代文化资源就被合法引入中国文化思想组织；而列宁则声称，共产主义文化建设要继续整个人类的（等于西方的）文化遗产。以民族主义为本质诉求的共产党文化理念，实际完成了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始料不及地抑制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排它性。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儒家的一个论点颇能说明问题：重释西“体“（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中国“用”。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共产党文化理念及制度促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当这两种文化理念处于冲突和紧张关系时，共产党文化理念实际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当今马克思主义基要派对所谓国学复兴的抨击，就是一个例证。从而共产党文化制度实际建构出一种中西文化因素融合的文化织体，当这一制度进一步演化时，中国文化组织的未来形态就会显出相当不同的面貌。如果考虑到这仅是百年内的变化，当可看到对中国文化转型的深远意义。
接受西方的文化遗产，当然并不包括基督教。然而，西方基督教思想是在希腊、罗马的文化组织中扩展的，引入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等于把西方基督教思想的组织引入了中国文化思想，这就为基督教学术的形成作了文化理念组织上的准备。如前所述，当代基督教学术的研究者不少是基于对西方文化的兴趣。随之，西方文化理念在共产党文化制度中的学科化，则为基督教学术作了文化制度性的准备。
值得强调的是，共产党文化制度仅提供了基督教学术赖以形成的建制和文化组织的基础，但对基督教思想的兴趣的出现，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就是共产党的文化制度和日常生活提供的思想和信念经历。这些并不是本文关注的要点，笔者在别处已有论述。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共产党文化制度的铺垫，基督教思想作为文化理念进入汉语思想的织体。二十一世纪的汉语思想必将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思想演化过程中的创造空间必将因此大为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