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习仲勋沉冤昭雪、重新复出后，被中央派到广东工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实际主持广东的工作。同年12月，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为广东争取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充分发挥人文地缘优势，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特区，为改变广东的落后面貌、发挥排头兵作用，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经验，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力争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

197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派三个代表团（组），分别到国外和港澳考察经济。当港澳考察组回到广州时，向习仲勋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并提出一些建议。广东领导人受到很大的震动和启发，着手收集对外开放可供借鉴的经验。党中央、国务院听取了三个代表团（组）汇报后，确立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并决定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要求广东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

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出访西欧五国的情况汇报，并决定召开广东省、广州市处以上干部大会进行传达；随后，又主持常委会议学习贯彻中央上述指示和部署，提出贯彻落实的措施。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解放思想，要求中央下放权力，授权广东发挥自身的优势。他为争取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先行一步、改变落后面貌，大胆地疾呼。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指出：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可以成为广东的一个有利因素；但是如果不解放思想，可能寸步难行。他提出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建议中央授权广东处理一些与港澳合作的事宜，以及提出适应华侨建设祖国的需要的措施。

习仲勋指出：“情况确实是令人焦急的。在祖国的南大门，群众却吃不饱肚子，怎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怎么能安定团结呢？”“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党外的议论中，集中地、尖锐地提出：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局势又比较稳定，为什么农业和各项工作长期上不去？” ①他分析原因，指出：“关于领导班子，我认为，广东的各级领导班子，总的说是好的，但从精神状态来看，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在一部分干部中，思想有点僵化，有一种‘老大思想’，缺乏朝气，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这些同志，思想上的束缚还很厉害，框框很多，左顾右盼，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等因奉此’，照抄照转。有的

同志自己思想不解放，还处处卡别人，使得一些本来可以并且应当早日办成的事，也一拖再拖，落实不了。”②“如果不学习，不解放思想， 我们今后前进的步子就不可能大，甚至可能寸步难行。” ③

习仲勋接着说：广东这个地方，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这里又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只要政策对头，多做工作，港澳、华侨可以成为广东的一个有利因素。他提出：“可否这样设想：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果中央同意这个设想，我们决心动员全省人民做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④他说：广东“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现正初步展开。到九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一百种产品，金额3350美元。积极开展这项工作，不仅有利于开辟劳动力的出路，而且对提高技术，促进外贸，发展工业，也大有好处。但是现在思想很不解放，条条框框太多，机构运转不灵，办事效率太低，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否则就做不好生意，甚至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省委已经决定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全权处理有关业务。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⑤

习仲勋还指出：调动华侨建设侨乡的积极性，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今年以来，除华侨商人要求搞加工装配业以外，有些人还提出在广州等地建高级宾馆，协助开展旅游和华侨回国观光业务；有些人要捐款建学校、办福利事业，等等。他说，为了适应华侨建设祖国的需要，我们研究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恢复华侨投资公司；二是请国家优先安排，帮助广州的建筑行业尽快实现现代化；三是对一些重点侨乡县，要帮助他们分别作出建设规划，以便利用华侨资金，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习仲勋回到广州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指出：“我省毗邻港澳，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已有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⑥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和省委班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的特点和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习仲勋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当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应明确。从实际工作来看，我认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 ⑦他又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 ⑧他还引用广东侨务部门同志的话说：“不要杀鸡取蛋，要喂点饲料让鸡多生蛋”，只要放活一点，广东可以给国家贡献更多外汇。这些都牵涉到体制问题，要很好解决。

在会议期间，习仲勋也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并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邓小平认为这是一种新思路，是实行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他还将划出来的地方，定名为特区，要求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

党中央十分重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意见， 决定派主管外经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和两省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专家共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共同起草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习仲勋回到广东后，一方面先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进行动员，另一方面抓紧准备意见，向谷牧和中央工作组汇报。他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指出：“当前贯彻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主要障碍，还是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僵化、半僵化问题，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估计小了，要继续加以解决”；“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都会有新的斗争，不解放思想，就会寸步难行。比如，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放手让我们充分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这是我们过去根本没有做过的、不熟悉的新问题。如果我们不解放思

想，积极通过实践去探索客观规律，而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怎么能够做到像小平同志所说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呢？显然是不可能的。”⑨ 同年6月6日，在谷牧率领的中央工作组的指导和帮助下，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广东省委认真贯彻中央这一文件，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形势逼人，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

（二）带领广东人民闯出改革开放的路子

1、创办经济特区。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曾多次发生群众偷渡外逃香港、澳门事件。初到广东工作的习仲勋就开始关注逃港问题。他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经过深入的调查，他发现了群众外逃的真正原因，以及反“偷渡外逃”工作中误区，萌发了通过实行改革，改变落后面貌，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 这一老大难问题的新思路。

他离开宝安时指出：“解放30年了，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局面，要努力缩小差距”；“农民负担很重，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问题就解决了。”⑩他还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

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砂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 “外贸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要讲求实效”；“搞外贸基地建设，主要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你们就生产什么”；“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地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办法我们也要学习。”

接着，他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研，并写出报告。在工作组调研基础上，省革委会于同年10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习仲勋和省委决定将宝安、珠海改为省辖市，筹组两市领导班子，选派张勋甫、吴健民分别担任两市的主要负责人。习仲勋亲自分别找他俩谈话，提出要求和希望。

1979年2月，国务院批复原则上同意上述报告，要求把宝安、珠海建成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成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建成新型的边防城市；随后，又批复同意两地改设为深圳市和珠海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集体讨论形成共识，并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由习仲勋向党中央和邓小平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创办“贸易合作区”，得到大力支持。邓小平还将它定名为“特区”。同年5月，习仲勋等人向谷牧和他率领的中央工作组汇报时，提出试办出口特区，进行单独管理，利用外商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产品。同年6月6日，省委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中，专门列出“试办出口特区”一节，提出了特区的管理原则等意见。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时，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中央文件下发后，习仲勋和省委认真贯彻。省委决定成立由省委书记刘田夫、王全国和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和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负责落实上述中央文件精神，此后又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任命省委书记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

广东的特区建设正式起步后，习仲勋高度重视，经常听取汇报，给以指导。

2、促进农业生产管理体制改革。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多次强调要把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充分调动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1978年下半年，广东一些地方开始恢复曾经一度实行的“包产到组”的办法，继而实行“三定一奖”（即定工、定产、定成本、超产奖励）等生产责任制。习仲勋和省委对此表示支持和推广。

据时任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的杨应彬回忆，有一天晚上，习仲勋到从化后回来，找了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杨应彬去，谈他在从化

看了两个大队正在试验“产量承包责任制”，效果很好，问薛、杨：我们是否可以推广。他俩就把“文革”前清远洲心类似的做法受到批判的历史遭遇说了一遍。习仲勋听后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 表明了习仲勋对农村改革的坚定态度。

同年底，省委提出实行“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广泛征求地、市、县的意见。

习仲勋充分肯定和支持这些生产责任制。1979年1月，他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要在加强定额管理的基础上，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计酬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按定额记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有些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认真试点并由点到面推行。”

1979年2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批转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指出：“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中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把社员的劳动同产量联系起来，在定额管理的基础上，解决了只顾数量争工分，不顾工作质量这个矛盾，更好地贯彻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

省委的意见，源自农村干部群众的创造，在实践中带来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1979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关于广东农村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对广东的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五定一奖”责任制走在全国的前列，是中国农业体制改革的最初实验。

在此前后，广东一些农村还自发地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省委对此的看法，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1980 年8月8日，习仲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一些生产队一时找不到克服困难的其他办法，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应当允许，不要因此去指责基层干部和党员，不要硬扭。”同年10月，省委发出通知，允许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时存在，逐步完善。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公开推行。

3、推动企业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

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就专门谈到经济管理体制，提出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现在搞的统收统支和靠“长官意志”、单纯用行政办法这一套，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不利于发挥各级的积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习仲勋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应对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决心进行改革，我们对企业的管理，要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扩大企业权力，运用经济手段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要贯彻按劳分配，要有奖惩制度。他正式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指出：“要改变目前权力过于集中和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状况。上下级之间，计委、经委等综合部门和各专业部门之间，要适当分权，行政机关要尊重企业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同一个地方管理结构重叠和机构设置不合理的，看准了的要马上改。还未看准的，今年各有关部门都要进行试点，以便摸索经验。”

为了扭转企业连年亏损的被动局面，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清远县从1978年7月起，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奖金制度，从10月开始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奖金与经济效益挂钩，收到明显效果。从11月开始，全县国营工业企业都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效果显著。次年4月，清远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撤销局一级工业机构，由县经委统一对县财政实行上缴利润承包，企业则对经委承包，开创国营企业承包之先河。习仲勋获悉后，对清远的做法表示支持，认为这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但由于当时极左指导思想还没有肃清，清远的做法引起了争议。

1979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按照五个改革管理体制文件组织试点的通知》，要求在少数国营工业、交通企业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习仲勋和省委、省革委会积极贯彻，颁发一系列文件，赋予企业较多的自主权。同年8月，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与会者对清远改革做法产生了激烈争论。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对清远经验表示充分的肯定，指出：清远等地的试点经验，说明了要把企业搞活，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必须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切身利益，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大大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达到增产增收，扭亏为盈。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之后，统一了认识，肯定了清远经验，并决定在全省工业交通企业中，选择100家企业作为第一批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选择300家企业试行利润留成，并要求各地在县属工业企业中，推广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办法。

会后，习仲勋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清远， 调查清远经验。接着，他又在地委书记会议上， 以清远为例，强调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在习仲勋的带领下，清远经验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在广东不断推广。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详细报道了清远率先试行企业承包制的经验，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82年11月26 日，国务院总理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高度评价了广东省清远县的改革经验。

4、推动价格和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率先改革。

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对各种产品实行统购派购，造成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习仲勋到广东不久，一位广州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习仲勋也通过市场调查，深切感受到由于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造成市场商品奇缺，于是意识到必须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并决定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习仲勋和省委还决定以价格改革和搞活流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从1978年秋开始，广东通过放宽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管理，逐步缩小统派购范围，扩大实行浮动价的范围和幅度，实行计划价、浮动价、自由价、质量差价、地方差价、季节差价相结合的价格政策。同时扩大流通渠道。

1979年12月17日，在广东省第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习仲勋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速发展农村社队企业，逐步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对农工商综合经营，要积极试点，总结经验。要坚决贯彻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的有关规定，逐步把一些适合社队经营的工业，特别是农副产品加工、农机具修理工业交给社队办。允许社队在完成国家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和计划收购任务后，自行加工销售和举办饮食等服务行业。”

1980年8月8日，习仲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流通领域活得还不够，改革还只是开始。在经营项目和范围上，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和生活资料的统购包销还过多、过死。省准备把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项目和范围缩小，放宽三类商品的范围，增加议购议销的商品，一、二类商品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允许自行处理。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存在。要允许竞争，保护竞争。集体商业、服务行业还可以有计划地扩大；个体商业、服务业，包括夫妻店，还可以有计划地多搞一些。要允许农村社队有领导地进城设点推销自己生产的产品。”讲话后一个多月，省政府引发了全省财贸工作会议讨论制定的《关于疏通商品流通渠道，促进商品生产，搞活市场的十二条措施》，迈开了全省流通体制改革的较大的步伐。

5、开启广东对外开放的大门。

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冲破各种阻力，进行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打破独家经营的局面，调动各地区、各部门从事外贸的积极性，适当扩大各地、市、县经营外贸的权限，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方面大胆放权。

习仲勋和省委、省政府积极引进外资兴建宾馆，以促进旅游业和对外开放。从1978年夏天开始，就引进外资发展旅游事业，与霍英东、李嘉诚、胡应湘、利铭泽、李兆基等人士多次洽谈，霍英东先生起初拟无偿捐资兴建宾馆。习仲勋等人考虑为了鼓励外商到广东投资，不赞成霍先生的想法，认为采取合资兴建的形式，将会更好地鼓励港澳同胞、华侨和海外华人来国内投资。霍先生也赞成这一意见。广东还专门派人到香港考察一流宾馆等旅游工程。省旅游工程领导小组与霍英东先生达成在广州白鹅潭兴建宾馆的《投资计划意向草案》后，习仲勋于1979年2月22日，亲笔给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写信，汇报有关引进外资洽谈情况，请余秋里帮助从速审批这一合作项目。同年4月初，国务院便正式批准了这一项目。继中国首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兴建之后，广东又洽谈成功并兴建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习仲勋等人为此倾注了许多心血。

习仲勋还亲自率领广东代表团走出国门，于1979年11月22日起对澳大利亚进行为期14天的访问，会见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督考恩等官员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返粤途中，又对香港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与当局官员和各界人士进行了会谈，考察了香港市场和市政建设等。1980年，习仲勋又先后访问澳门和美国。在澳门，会见了各界知名人士，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习仲勋率领中国省长代表团美国访问18 天，与美国各级官员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美国人民尤其是华裔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回国后，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向各级干部作了访问美国的报告。他还接待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总理访问广东，双方签订缔结友好省州协议书。这些活动和举措，对广东开启对外开放的大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虽然，习仲勋在广东工作仅两年多时间，但他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实事求是，开拓进取，就为广东开创了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崭新局面，在广东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③④⑤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8年12月。

⑥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9年1月25日。

⑦⑧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档案文献》，第10页。

⑨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6月10日。

⑨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第44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第443——44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3）杨应彬：《习仲勋在广东二三事》，《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14）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9年1月25日。

（15）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9年1月25日。

（来源：《红广角》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