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过去百年，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丰富的公权力监督思想。根据党的经典文献，我们可以梳理出十一项思想内容，包括“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警惕既得利益化”思想、“制度笼子”思想等。这些思想包含着自身的独特原则，如人本主义原则、以史为鉴原则等。如果把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当作一个体系，可以看到这一体系在百年发展历程中遵循特定的逻辑，即它的发展由时代的政治主题所引领、由重大的实践问题所驱动、以增量发展作为基本形式。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公权力监督思想 演进逻辑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发展。在此历史关头，系统梳理和深入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既是一种深入扎根党的历史传统的“继往”，也是一种持续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事业的“开来”。
对于党的公权力监督这个主题，存在着多种研究维度。例如，有的研究着重于梳理百年来党的廉政制度及其实践，有的研究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反腐倡廉思想，另外，还有很多研究从党的建设角度切入这一主题。类似的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百年来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这一主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既有的这些研究，往往只停留于“是什么”层面的梳理分析，而对于“百年来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的“为什么”等层面的内容缺乏深入研究。笔者认为，“百年来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是一个重大概念，我们在研究它的时候既要梳理其内容和演进历史，也要深入分析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主要原则以及内在逻辑。唯有如此，才能将主题研究从经验梳理的层次提升到理论阐发的层次，也才能使“百年来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在政治学的视阈中获得充分的“证成”。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首先，基于历史、面向未来，以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事业发展为导向，着力突出那些具有明确当代价值的思想内容。其次，立足党的经典文献，贴近经典文献展开梳理和总结，力求使研究具备权威的文献基础。最后，在研究过程中，把“百年来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当作一个体系，不仅细致梳理其内涵和历史发展过程，还系统分析整个体系的内在原则和演进逻辑。
二、百年来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的演进历程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具有深厚的政治文明传统。在防止公权力滥用、实施公权力监督方面，中国共产党承续历史，形成了一个“他律-自律”“刚性-柔性”“形而上-形而下”的立体多维的思想体系。我们在理解“公权力监督思想”概念时，需要结合中国语境、围绕议题特点、深入议题本质，采用科学合理的路径。
（一）新中国成立前
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围绕党的建设和新中国国家构建，在公权力监督思想领域主要形成了三个思想主题，分别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自我批评、自我监督”思想和“人民监督”思想。
第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阐发的思想。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利用医学话语讲述公权力监督的道理，即把犯了错的监督对象当作病人来对待，监督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实施惩罚，而是为了使监督对象改正错误、回归正轨。在新中国成立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所针对的问题，不仅包括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还包括任人唯亲、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等滥用公权力的行为，成为当代中国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第二，“自我批评、自我监督”思想。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公权力腐败问题时，一直把自我批评、自我监督当作重要的措施。刘少奇通过“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议题，系统阐述了“自我批评、自我监督”的思想。刘少奇指出，古代和近代的革命者经常在事业取得成功后发生腐化堕落，从先进分子变成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在中国共产党中，也“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针对这种现象，刘少奇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共产党员自我锻炼、自我修养的思想：“我们共产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在对“共产党员修养”问题进行细致分析之后，刘少奇提出了进行自我锻炼、自我修养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立场，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不正确思想意识，与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展开斗争，在思想言行各方面严于律己等。人们在讨论公权力监督问题时，往往强调外部监督，亦即他律的方面。刘少奇阐述的“自我批评、自我监督”的思想，着力强调了自律的方面，使中国共产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更加立体和丰富，也为廉政教育、腐败预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三，“人民监督”思想。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对话，形成了“人民监督”思想。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借机委婉地提出了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针对黄炎培的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容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民监督”思想主要面对的是政治衰败问题，而解决它的办法则是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人为国家兴亡负责，亦即人民当家作主；它所形成的不仅仅是一种避免政治懈怠和人亡政息的具体方法，更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忧患意识。“人民监督”思想为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败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支撑。
（二）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党和国家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主题也由建党建国变成了管党治国。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警惕糖衣炮弹”和“严待亲友”两个重要思想。其中，“警惕糖衣炮弹”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但由于其所针对的是执政之后的问题，思想的影响也主要发生在执政之后，故将其视为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这一阶段的内容。
第一，“警惕糖衣炮弹”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后可能发生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战略研判，进而形成了“警惕糖衣炮弹”思想。所谓“糖衣炮弹”，是指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所面临的各种拉拢、腐蚀、围猎的诱惑。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如何避免“在糖弹面前打败仗”，毛泽东给出了方法：“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各地不断出现干部贪污腐化的案件，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亦即历史上著名的“三反”运动。我们可以把“三反”运动看作应对“糖衣炮弹”攻击的具体措施。“警惕糖衣炮弹”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解决执政后出现的腐败问题提供了战略指导，为打赢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反”运动那场“反腐败的立国之战”指明了方向。在如火如荼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这一思想重新展现其重要价值，为我们有效约束公权力、建立合理的“政商关系”提供了深刻启迪。
第二，“严待亲友”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的亲友纷纷致信，向毛泽东提出各类请求。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如何处理这些请求，便成为一个摆在眼前的重大问题，因为这会形成全党全国范围内的示范效应。毛泽东遇到的第一类请求涉及工作安排。杨开智是毛泽东首任妻子杨开慧烈士之兄。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智曾期望到北京并获得工作机会。毛泽东回信到：“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毛森品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他希望毛泽东为其向组织推荐、打招呼。毛泽东回信到：“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第二类是请求接济的。毛泽东的婶子生病，其子毛泽连请求来京为其治病。毛泽东回信到：“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第三类是关涉亲友骄纵问题的。毛泽东母亲一系的亲属在新中国成立后常到北京看望毛泽东。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从地方政府的管理。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信给亲戚所在的基层党支部和政府：“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根据毛泽东传记作者的观察，在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管理教育下，毛泽东的许多亲属都安心在家乡工作或务农，过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毛泽东率先垂范的“严待亲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公权力监督方面的宝贵遗产。在中国政治史上，血缘、亲缘、地缘、师生、朋友等私人关系干扰公权力正常行使的例子层出不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腐败观念影响很大。“严待亲友”思想是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旧观念的反拨。
（三）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公权力监督的社会政治语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些旧问题以新的形态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也冒出来了。中国共产党在思考和应对这些问题时，形成了“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思想、“不做老好人”思想以及“警惕既得利益化”思想。
第一，“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思想。“文化大革命”遗留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高级干部特殊化是一个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带坏了。”解决高级干部特殊化问题是解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官僚主义、脱离群众问题的前提。邓小平说：“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么样呢？”另外，邓小平还强调，解决高级干部特殊化的问题是整顿党风、淳化民风的抓手。在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中，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群体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对整个国家和社会产生着巨大影响。以高级干部这一关键群体为切入口，是解决特权问题和腐败问题的一把钥匙。
第二，“不做老好人”思想。“不做老好人”是陈云提出的建设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纪律检查体系废止，大量的中央纪检干部被下放到东北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决定恢复重建纪检体系，陈云当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当时陈云面对一个严峻问题：“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则受人孤立。”由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通告》要求：“所有担任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都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凡是怕字当头、回避矛盾、屈从压力、阿谀奉承、不能坚持原则的人，不能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陈云还在其他场合反复强调这一思想。纪检监察工作是一种需要和坏人坏事针锋相对、“硬碰硬”斗争的工作，要求纪检监察干部有坚定的立场和原则，有敢于斗争的勇气。“不做老好人”是纪检监察工作的职业要求，也是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的基本原则。
第三，“警惕既得利益化”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既得利益化”问题。江泽民指出：“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党内一些人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他们甚至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谁也碰不得、动不得的私有财产，想方设法地要去维护和扩大这种所谓‘既得利益’。这是十分危险的。”江泽民继续对“既得利益化”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不允许搞剥削阶级政党及其统治集团所追求的那种既得利益，也绝不能成为那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希望全党同志都始终保持高度警觉，自觉同这样错误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江泽民要求全党干部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代表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同时，党组织要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教育。胡锦涛对“既得利益化”问题也高度重视，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公权力是一种为人民谋福利的职权，把公权力视为“既得利益”则意味着公权力的腐朽变质。“警惕既得利益化”思想深入分析了以权谋私的腐败实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语境中，“警惕既得利益化”思想重申了党员干部职权的公共属性。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空前的决心和力度展开腐败治理，取得了反腐败的压倒性胜利和公权力监督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在理论的层面，形成了“制度笼子”思想、“家风建设”思想和“净化政治生态”思想。
第一，“制度笼子”思想。“制度笼子”思想是在反腐败“治本”的层面提出的，它致力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致力于通过立体、系统、严密的监督制度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时隔五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立体、系统、严密的监督体系是实现反腐败“治本”的关键要素。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上，1950年代的“三反”和1960年代的“四清”都主要是以“运动”的方式展开。对于这种“运动”式的反腐败，有研究者指出：“虽然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反腐败斗争中可以取得快速和普遍的效果，但它在准确性和适当性方面是不够的，而且如果总是依靠这种手段来反腐败，制度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体制也不能建立……有效的防范和清除腐败的机制，应当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功效，将出现的腐败现象都及时有效地清除和克服，不使其积累，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规范化、法治化的方式监督公权力成了重要的努力方向，“制度笼子”思想是这一努力的集中体现。
第二，“家风建设”思想。“家风建设”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自身廉洁奉公，还要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为此，需要人们正确认识家风的重要性。“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各级领导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要保持高尚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家风建设”思想的明确提出，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公权力监督思想的又一个亮点，它意味着公权力监督、反腐倡廉建设已经突破了纯粹的公权力领域，逐步向伦理道德领域延伸拓展。古代中国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紧密关联的主题，只有把修身、齐家方面的事情做好，才能具有治国平天下的资格。“家风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吸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资源建设现代公权力监督体系的一个显著成果。
第三，“净化政治生态”思想。政治生态是以生态学的视角观察政治生活所形成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生态进行了形象阐发：“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当前，有的地方和部门正气不彰、邪气不祛；‘明规矩’名存实亡，‘潜规则’大行其道；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受到排挤，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如鱼得水。这种风气不纠正、不扭转，对干部队伍杀伤力很大。”政治生态是一种大环境，也是一种政治风气，对身处其中的党员干部具有重大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浇风易渐，淳化难归。’净化政治生态同修复自然生态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综合政策、协同推进。”首先，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从自身做起，注重操守、干净为官，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其次，需要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再次，需要完善各项制度，压缩消极腐败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最后，还需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人们经常从具体要素的视角观察政治和公权力问题，然而，这种视角容易忽视对象的有机性。“政治生态”概念则改变了观察视角，从整体和有机的角度审视相关问题。“净化政治生态”的思想拓宽了我们观察公权力监督问题的视阈以及思考和治理腐败的思想空间。
三、百年来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的主要原则
如果把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当作一个思想体系，经过百余年的演进发展，这个思想体系已经孕育出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是具体的公权力监督思想的深层内涵。把握这些原则，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相关思想，更有利于贯彻落实相关思想。
（一）以人为本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公权力监督问题时，始终高度关注人的问题。例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自我批评、自我监督”思想、“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思想、“不做老好人”思想等，都是从人这一因素展开思考的，它们包含着一种人本主义的原则。
如果把议题放在比较的视野中，我们能清晰看到这种人本主义监督思想的特点。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为了解决公权力滥用和腐败的问题，思想家们往往聚焦于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制衡。例如，美国的建国者就用华丽的语言描述过这种权力制衡机制：“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权力制衡机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职权，具体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制衡、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制衡、司法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制衡、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制衡等等。我们可以用“职权主义”概念来归纳这种公权力监督思想。
“以人为本”的监督思想和“职权主义”的监督思想在监督思路上也存在巨大差别。具体说来，“以人为本”监督思想致力于通过人的思想转变、品格修养、作风改进等来实现公权力的规范行使；“职权主义”的监督思想则致力于权力之间的结构均衡，在均衡结构中维持权力体系的稳定。
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具体的公权力监督思想来透视“以人为本”原则。毛泽东在阐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的时候，始终致力于推进当事人的思想认知转变。在他看来，一旦思想认知的层面“想通了”，发生了转变，问题便可以得到深层次解决。他指出：“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须展开自我批评，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刘少奇在阐发“自我批评、自我监督”的思想时，则强调当事人在各种困难环境中锻炼自己、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提升个人品质。刘少奇指出：“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苦困难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提高了自己的修养，才能避免放肆骄傲、腐败堕落。邓小平在阐发“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思想时，着重强调了高级干部这一独特群体。他明确意识到，这一群体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全局示范效应，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抓住了这一群体，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陈云在阐发“不做老好人”思想时，所强调的也是通过纪检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砥砺整个监督队伍的监督意志，强化整个监督队伍的监督能力。一旦有了一支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纪检队伍，公权力监督就有了重要保障。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公权力监督原则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儒家在理解政治时，一直着眼执政者的主体状况尤其是道德品质。儒家认为，公权力职位是外在的，行使公权力的人，才是决定性的。好人行使权力能行善，坏人行使权力会作恶。因此，应当从执政者的主体品格入手解决公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古代儒家政治思想为我们今天理解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人本主义”监督思想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前见”。
（二）以史为鉴的原则
以史为鉴是中国共产党公权力监督思想的第二项原则。这一原则强调，在思考当前的监督问题时，需要以历史作为参照。“人民监督”思想、“警惕糖衣炮弹”思想等都是以史为鉴精神原则的具体体现。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关于政治兴衰的历史经验。有学者指出：“不同国家历史的属性是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主要是政治史，而西方历史主要是社会史。”中国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公权力监督问题时具有了丰富的资源可以借鉴和参照。
毛泽东“人民监督”思想即是在反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观察历史发现，无论一人、一家、一国，常常是在奋斗期显得生机勃勃，而在成功之后迅速腐化堕落。毛泽东这位熟悉中国历史的共产党领袖，则以民主作为应对历史周期率魔咒的法宝：“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和黄炎培对话之前的一年，毛泽东就和郭沫若有过相关的对话。毛泽东期望历史学家郭沫若多写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的作品，以便让共产党人更加成熟：“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因为已经具有明确的以史为鉴的意识，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疑问时显得胸有成竹。如果说“人民监督”思想还具有一些历史哲学的“形而上”特征，那么，“警惕糖衣炮弹”思想则是对历史事件的一种具体的、语境化的镜鉴。1949年初，中共中央即将由西柏坡进入北平，盘旋在毛泽东脑海里的是三百多年前李自成进京18天便败退而归的教训。在历史教训面前，毛泽东极其谨慎，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和李自成集团进京享乐不同，中国共产党进京之后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因此必须谦虚谨慎，警惕各种风险和诱惑。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加强，中国共产党公权力监督事业在吸收借鉴历史经验方面具有了更好的文化氛围。
（三）系统治理的原则
系统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公权力监督思想的第三项原则。这一原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思考公权力监督问题时，不单单专注于公权力本身，而且还充分关注公权力的各种关联要素。这一原则认为，只盯着公权力本身而不顾及公权力行使的关联因素，很难真正地实现监督目标。
细致分析可以发现，这一原则包含着一种系统思维的方法。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阐释过系统思维的方法。他比较了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辩证法的宇宙观：“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则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切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和相互影响着。”根据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点和系统思维方法，在考虑公权力监督问题时，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摆脱了就事论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摆脱了就公权力谈公权力的狭隘视野。
“严待亲友”思想、“家风建设”思想、“净化政治生态”思想都体现了系统治理的原则。来自公权力行使者亲友的各种不合理请求，是一种腐蚀公权力的消极因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遇到这个问题。毛泽东一方面拒绝这些不合理请求，另一方面主动向亲友讲道理。最终，他避免了私情对公义的损害，并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公私分明的行为典范。几十年后，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事业中再次遇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遇到的类似问题：“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面对这种情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家风建设”的观念，力图从党员干部家庭生活环境着手来解决问题：“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家风建设”思想是一种改造公权力外围环境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严待亲友”思想在新时代语境下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家风”涉及的是公权力的外围小环境，那么，“政治生态”涉及的则是公权力本身的大环境。如果政治场域本身是一个庸俗腐朽文化盛行、“潜规则”大行其道、组织纪律废弛的环境，那么，它将会对干部队伍产生巨大的损害，会对公权力产生严重腐蚀。面对这种情形，需要像修复自然生态一样来净化政治生态，彻底改造公权力的行使环境。
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道德人文与政治权力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人们在处理公权力腐败问题时，习惯于依赖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机制，权力的关联因素、外在环境等并不是关注的重点。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认为政治生活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道德人文等外在环境密切关联的，要使公权力规范运行，就需要为公权力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
四、百年来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的发展逻辑
百年来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包含着明确的发展演进逻辑。
（一）政治主题引领监督思想发展
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是党的政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时代政治主题对本阶段党的监督思想有决定性影响，党的政治主题的转换也引领着监督思想的演进。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近三十年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核心政治主题。毛泽东把党的建设比作中国革命的一个“法宝”。党的建设这一政治主题催生了这一阶段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自我批评、自我监督”思想都属于党的建设范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核心政治主题是建国执政。“警惕糖衣炮弹”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如何站稳脚跟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严待亲友”思想关注则是执政掌权之后怎样避免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新的时代主题下，新的问题浮现出来。比如，改革开放初期，高级干部特殊化、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后，一些党员干部受错误观念影响，把党和人民授予的权力当成自己的“既得利益”。为了处理这些问题，“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思想、“警惕既得利益化”思想出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严肃吏治成为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议题，于是，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制度笼子”思想、“家风建设”思想和“净化政治生态”思想就形成了。
政治主题引领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这一逻辑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应当从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理解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形成于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形成于党对特定政治主题的思考和实践过程中。因此，只有站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立场上，才能系统把握这些思想的切实内涵。
第二，应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脉络出发来理解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包含特定的结构、形式和风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在结构、形式和风格方面也具有特殊性，比如强调“以人为本”，着重从人的角度去处理问题；把监督工作当作一个涉及思想、道德、作风、法纪和政治生态的综合性工作，而不是单独聚焦法纪制裁；强调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出发来看待监督工作，将监督事业当作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脉络以及这一理论所包含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深度理解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的必要前提。
（二）实践问题驱动监督思想发展
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立足现实，面对时代，为捕捉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问题而提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的哲学视角。”作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品质的中国共产党公权力监督思想，不是纯粹思辨的体系，而是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它的发展由实践问题所驱动。下面我们深入监督思想的具体内容中来审视这一逻辑。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自我批评、自我监督”思想是为了回应革命时期的重大问题而形成的。回顾党的历史，在“王明路线”主导的时期，党内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作风，这种作风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造成了监督的异化。毛泽东主持党的工作后，为了纠正这一错误模式，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新思想。刘少奇阐发“自我批评、自我监督”思想也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当时，党的队伍扩大，党员成分变得更加复杂，管党治党面临着诸多新问题。“自我批评、自我监督”思想即是针对这一问题而形成的，它致力于通过当事人自我批评和自我监督，解决当时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军阀作风等问题。
1949年，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如何避免李自成的历史悲剧，就成了摆在眼前的重大问题。“警惕糖衣炮弹”思想、“严待亲友”思想就在这种问题语境中形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党风党纪和国家制度的破坏，出现了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生活腐化的严重现象。这些问题催生了“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思想、“不做老好人”思想。到了最近十多年，既有的监督制度和监督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反腐败需要。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形势新问题，阐发了“制度笼子”的思想，致力于整合腐败治理资源，优化腐败治理体系，将其编织成一个规范公权力的牢固“笼子”。
公共权力监督思想由实践问题所驱动的这一逻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是一种“问题导向”的思想。这意味着，在理解党的公权力思想时，需要从它所指向的问题出发，一旦脱离了现实语境将问题和思想剥离，相关思想容易丧失自身的思想和实践价值。
第二，在把握相关思想的功能时，不仅要看到它们的一般性价值指导功能，还要充分关注每一个思想所包含的方法论。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每一个监督思想都看作一个思想案例，把百年来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史看作一部党在公权力监督领域的经典案例集合。在学习这些思想的时候，需要深入具体语境和具体问题之中，重点学习党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所采用的思维方法和方针策略，把它们变成活的资源。
（三）增量发展是基本的演进模式
关于思想的发展演进模式，学者们经常关注的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黑格尔哲学史研究中体现的类型，即思辨发展类型，它突出思想发展的节奏性和秩序性；另一种是托马斯·库恩的范式变迁类型，“范式的基本特征是不可通约性，即前后相继的范式是不相容的”，它突出不同思想之间的断裂性和前后之间的更替性。然而，细致审视可以发现，本文所阐释的中国共产党公权力监督思想，其发展演进不属于以上两种类型，而是可以归属到增量发展的类型中。
增量发展概念的渊源可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量变”范畴。有学者对增量概念进行了初步的界定：“所谓增量，即是事物在保持其性质的前提下、在适度的范围内，其量向积极方面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认为，增量发展作为一种发展逻辑，它一方面强调总体发展格局的稳定性，即“质”的方面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强调内涵的不断累积，即“量”的方面的增益性。增量发展本质上是一种“量变”式发展。审视百年来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体系，其发展演进历程体现出明显的增量发展属性。就总体格局而言，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属于党的政治思想，它致力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完善，在谱系上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就具体内涵而言，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一直处于发展创新的状态，新观念、新命题不断涌现，思想的层次不断增加，思想的边界不断拓展。
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所蕴含的增量发展逻辑为我们提供了两点启示。
第一，以前的监督思想在现阶段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在增量发展的思想演进类型中，前后思想之间一般不存在明显的否定关系，而是一种“并联”关系，不同阶段的思想都在当下发挥着实践指导功能。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自我批评、自我监督”思想依然是今天管党治党的鲜活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警惕糖衣炮弹”思想、“严待亲友”思想依然对今天的治国理政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第二，在党的公权力监督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过程中，需要继续强调问题意识。事实上，最好的监督思想应当是最具针对性、最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在推进监督思想完善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深刻领会“增量发展”逻辑的内涵，贴近现实、贴近经验，实事求是地进行努力。一旦脱离了现实，所形成的思想就会缺乏现实穿透力，也会缺乏必要的效能。
五、结语
21世纪以来，公权力监督和腐败治理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凸显。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导致腐败蔓延、社会抗议增加，甚至引发严重政治危机；一些发达国家也被腐败问题所困扰。在这一背景中，中国共产党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辛探索而形成的公权力监督思想，就显得弥足珍贵。
在理解中国共产党公权力监督思想时，我们应当充分关注这一思想的民族特色。可以说，这一思想体系是在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统中形成的，不仅包含“刚性监督”的内容，还包含“柔性监督”的内容；不仅包含“他律”的内容，还包含“自律”的内容；不仅包含“形而下”的内容，还包含“形而上”的内容。中国历史文化和百年来党的政治传统，使“公权力监督思想”这个概念具有了丰富内涵，也使“公权力监督思想”这个概念蕴含了独特的方法论路径和解决问题的措施手段。
（注释略）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国家监察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19ZDA134）的研究成果。
作者：张桂林，中国政法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市，102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