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之后，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开始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讨热点。相应地，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成为了政治学研究者思考的重点。笔者认为，在实践的层面上，这三种体系的建构同等重要，应该予以同等的重视。但是在逻辑层面上，话语作为表达思想、传达知识的媒介，其体系建构相较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得到学界的特殊重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①

第一，就话语体系对学科体系的关系而言，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标识，直接反映着学科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状态。一般认为，学科是集中知识的平台，一类相关的知识汇聚在一个平台之上便形成了特定的学科。所谓学科体系就是相关的知识通过合理布局、发散整合而成的总体框架和有机系统。在这个框架内，按照知识的从属，可以纵向划分为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乃至更细。按照知识的性质，可以横向划分为基础学科、主体学科、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以及交叉学科，等等。在学科体系的框架内，凡是与知识的创新、传授、记载和传播等有关的活动我们都把它叫做学科建设。比如，知识的创新包括科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学术活动，知识的传授包括人才培养和教师队伍建设，知识的记载和传播包括教材建设和其它形式的著书立说等。所有这些构成了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从对学科、学科体系和学科建设的上述界定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它对于话语和话语体系的严重依存性：其一，作为表达思想、传达知识的工具，特定的话语是特定的学科设立和存在的基础，没有自己特定话语的学科是没有存在必要的伪学科。其二，不同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使不同的知识门类区分开来，彰显着不同学科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三，话语体系标志着学科发展的状况，话语体系越是系统、合理、科学，在实践上越是有解释力、预测力，学科便越成熟；话语体系越是具有跨文化的可交流性，学科便越强大。反之则昭示着学科的稚嫩、弱势和需要发展的空间。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学科建设就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学科建设的过程就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形成的过程，话语没有特色，学科难言价值；话语体系没有形成，学科体系难言影响。因而，话语体系建构应该成为学科体系建构的核心任务和主要目标。

第二，就话语体系对学术体系的关系而言，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外化，它体现着和决定着学术的创新性、科学性与合理性。一般认为，广义的学术体系包括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学术方法、学术范式、学术环境、学术评价和学术风气等诸多要素，它们共同形成了各学科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支撑。然而，如果我们从狭义的层面来理解，即把学术活动视为学术研究者个体的行为担当、从学术研究者个体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学术体系就是研究者关于其研究对象的观点、思想和理论的论证体系。这一体系以问题为始、以逻辑为脉、以事实为据、以创新为魂。可以说，学术活动是特定学科话语的活动，是特定学科话语的组织、再构、推演和创新的行为，学术研究者无论从事任何一种问题的研究，都应该注重话语的学术性、有效性、特色性，都应该立足于话语的创新，努力通过个体的话语创新推动学术的提升和学科的发展。

从学科、学术和话语三个体系的建构着眼，回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改革开放迄今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特点是更多地重视学科框架体系的搭建、新学科平台的推出和学术成果量的产出，而无意于或无力于学术话语创新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以致形成了当下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即很多学科已经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备的总体框架和知识体系、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范式和学术研究成果，但是远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设和话语创新的滞后，很多学科的学术分量、实践价值、社会影响，尤其是国际话语权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其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学科的发展状况最有说服力。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毫无争议的最具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本土化学科，虽然学科发展的历史只有十几年，但是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和丰富的学术成果。遗憾的是，这一学科迄今在国际交流中，还没有取得应有的话语权和占据理论的制高点，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载体。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天生就体现了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但还没有形成话语的中国气派，还不是一个强势的学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该学科的一些研究者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由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建构起具有解释力和预判力的本土化的话语体系。

综上所述，话语创新和话语体系的建构在三个体系的建构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表达位序上话语体系的建构可以在后，但在逻辑位序上一定在上，在实践位序上一定为重。我们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充分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等基本判断，在理解的基础上尤其“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的建设”②，提升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自觉意识，为做强、做大、做特政治学学科而努力。

二、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努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深化，中国政治学研究经历了由重建、引介、学习向自立、开拓、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学人越来越认识到西方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分析范式对中国特定的政治现象不具备完全的解释力，一直在尝试着创新适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学科话语。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术话语创新的过程。政治学学科取得的进步集中体现在建构本土话语的成效中。大致而言，30多年来中国政治学人本土话语创新的努力及其成果可分为如下几方面：

第一，民主话语的更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告别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大民主”，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代议民主有何差别，如何定位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和发展历程，是政治学界一直关注的话题。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和政治学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学者以通俗易懂却又直指根本的方式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以此来对民主进行基本的定位。而且，“民主是个好东西”在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中是以“增量民主”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一系列话语不仅深刻揭示了民主的普遍性，而且充满现实感地指出了民主在中国的现实性，其背后存在着巨大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即否定以静态的西方民主数百年发展成果之横断面来评判动态的中国民主发展之历程，民主的发展必须吻合中国的国情民情，必须重视中国政治发展当下的点滴进步。

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民主的又一重要话题。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党内民主一定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的关系、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党内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进程中的地位、步调和作用，政治学界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的话语和理论。这套话语对深化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的认识、深化人们对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认识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党史党建的传统理论，而且孕育着对现代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基本理论进行改造的可能。

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话语的又一重要体现。它本身源自西方政治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等人的政治哲学建构和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ll)的参与式民主，以及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的强势民主对代议民主的政治反思，但中国的一些政治学者自觉地使其逐步脱离了西方语境而成为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民主实践形态。协商民主不再是代议民主的补充，而是贯穿民主各环节、各层次、各领域的实践要求。协商民主的话语大大拓宽了民主的实践内涵，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拓宽了理论空间。

基层民主是中国民主话语的又一开拓性展现。随着一些学者基层民主研究的深入，利用社会学方法、实证科学方法研究基层民主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基层民主话语的兴盛使得中国政治学界得以理解和重视民主的微观层面、事实层面和操作层面，对既往民主研究重视宏观、价值、制度的格局构成了有力的挑战，也构成了有益的补充，使得中国民主研究“接地气”，更全面、更踏实、更稳健。

第二，国家话语的转变。国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被定位成阶级统治的工具。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国家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大幅增加。这就需要政治学界提出对国家的新解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了国家能力的理论，并对强大的中国予以评估。此后又有学者译介了治理理论，并推动了相关研究。最终，两种理论汇合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话语。它既包含了治理理论中将国家作为参与治理的多种主体之一的地位，与其他主体之间更具亲和性、合作性，又强调国家自身的能力，尤其强调整合能力和调控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话语更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内涵，使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融汇更多新理论、新思路、新做法、新力量，从而有效整合人类共有的政治智慧和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

第三，体制话语的开拓。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当前政治体制的基本定位。中国政治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围绕着诠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对政治体制进行定位。但随着与西方学术界交流的深入，中国政治学界普遍认为西方学者以“后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调试型威权主义”等话语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的歪曲和误解。为了回应西方理论，中国政治学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展开了话语对抗。比如有学者提出的新权威主义，指出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必须重视历史智慧、发展市场经济、政治权威主导、强化社会纽带、力戒休克疗法。再比如有学者提出了压力型体制，对中国政治实际运作的逻辑予以详细的解说。体制话语的开拓表明中国政治学界有雄心也有能力综合政治学内的多种学科以及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形成一整套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描述和释义，是中国政治学自主性提高的重要标志。它与西方政治学的关系不再完全是“接着讲”、“学着讲”，而是“讨论着讲”、“自主着讲”。

第四，政府话语的生发。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并没有被当做单独的政治主体和机构予以对待，当时的主流话语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后，政府职能迅速转变，政府绩效显著提高，政府责任引人注目，因此政府也迅速成为政治学关注的话题。随着国家力倡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政府话语蓬勃生发，政治学界围绕着这两个话题展开了对政府的“再造”。政治学界在这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法学界和行政学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援，三个学科一起围绕着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运行规律、规范规则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使得政府作为政治主体、行政主体、法律主体的身份逐渐饱满。进而生发出大量新的议题，比如大部制改革、政府创新、公务员制度规范、政策科学化，等等。政府话语的生发对于政治学、行政学、法学交叉融合，为中国现代政府的发展和完善贡献自己的理论，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在经历了重建、引介、学习的“初级阶段”之后，利用既有的知识，怀着对国家的深情和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关切，密切关注中国政治的变迁，在与西方学界的交融和碰撞之中，逐步提出自己的理论，努力建构本土话语，改变陈旧的思维方式，推动中国政治走向进步。

毋庸置疑，肯定政治学本土话语建构的努力并不等于否定它依然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和极大的提升空间，习总书记指出的“功力不足”、“总体水平不高”等哲学社会科学中普遍性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政治学的学术话语建构中。具体来说，一是政治学的学术话语仍然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状态，远远没有形成涵盖标识性概念、核心命题、基本判断、学科原理的系统性话语体系，因而缺乏对中国政治发展脉络、动因、机制的有效解释力。二是政治学研究中西方话语主导的现象依然突出。一些研究者，尤其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或者是对中国的政治实践深入了解不够，或者是形成了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问题的路径依赖，习惯性地移植一堆西方的语词概念和抽象原则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往往显得盲人摸象，不得要领。三是我们囿于自己的学术意识、学术资源和学术实践的制约而难以创新。比如，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之间有时不善于形成良性的转化，将政治话语和对政治话语的学术化研究混为一谈，对政治话语予以简单的注释和平移而非学科性、科学性、学术化的研究，将其转换为具有普遍性、可进行国内外交流的学术话语。四是虽然政治学研究者提出了如上所述的一些创新性的本土化学术概念，但这基本上还属于研究者个体的行为，没有群体共享的研究问题，没有形成具有学术权威性和实践影响力的学术流派，更没有公认的学术大师。由于上述几方面的问题，中国政治学迄今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仍然处于较弱的位势，我们的声音仍然弱小或者说了也难以表达出去，远谈不上占据话语制高点。在国际学术对话中，西方政治学者仍然操控着话语的主导权，其学术话语仍然是强势话语。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前提认知

当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已经超越了个体的自发而上升为集体的自觉，从个体的思考而转变为群体的理性之后，有必要对一些问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上进行思考、探讨并达致共识。这既是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话语体系的建构实践的重要内容。笔者将这些问题归结为对三种关系，或者说三对范畴的认知。

(一)话语目的层面上的解释力和话语权的关系

一般来说，话语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认知，二是沟通。这两种主要功能对应着建构学科话语体系的两种主要目的：一是对学科的研究对象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二是与其它文化或其它国家的同行进行对话并掌握话语主动权。具体来说，中国政治学界努力建构学科话语体系欲达致的目标是：一是回应中国社会政治实践提出的知识挑战，解释中国政治生活当中显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为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思想理论和认知工具。二是通过对中国政治现象的认知和对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凝练，打造出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判断和理论，走向国际学术舞台和同行交流，在平等的对话中显示自己话语体系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从而逐渐掌握话语的主动权，趋近国际学术交流舞台的核心。

我们有必要从认识论的角度辩证看待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话语建构的两重目的。

第一，这两种目的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前一种目的，即对中国政治现象的解释、中国政治问题的解答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推进，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基本价值。失却了对本国政治现象的解释、政治问题的解答和政治发展的推进，政治学便失却了存在的根基。后一种目的，即取得国际学术交流的话语权，则是政治学学科的科学价值、世界价值和民族自信的体现。从更高的层面说，中国政治学致力于和哲学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一道，通过话语体系的建构提升国际话语权，是政治学学者“学术的文化自觉”和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贡献，体现了一个大国政治学人应有的民族文化情怀。

第二，两个目标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对本国的政治现象和时代的政治问题具有有效的解释力，对本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力的学术话语，也一定会逐步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研讨、认可、乃至借鉴。反之，能够为国际同行关注，进入国际学术舞台对话、切磋或争论学术话语，也一定会越来越丰富和成熟。

第三，在上述两重目的之间，话语体系的本土化特征具有首要的意义，国际话语权的取得则是自然的结果和渐进的过程。例如，以始终占据国际话语“制高点”的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来说，其中的任何一种概念、判断、方法和学说，都是西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思想家针对自己时代、国家的政治问题而提出和阐发的，因为它们首先有效地解释了自己时代、国家和阶级的政治问题，有力地推动了自己时代、国家和阶级的政治进步，而后才逐渐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和势能。一种话语体系对本国的政治实践显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和推动力之后，它自然而然会受到关注和重视。事实上，学科的话语体系作为民族文化的构成，它和文艺形式一样，先是本国的，才是国际的；唯有民族的，才有世界的。如果超脱于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和解答，脱离了对本土政治问题的关怀，过分执著于“占据制高点”、“争夺话语权”，一定是事与愿违，欲速不达。做大做强自己，别人自会看重你。

第四，话语的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众所周知，今天强势的西方话语并非一人、一国、一个时期的思想家创建的，而是一个在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尤其是近代以来几百年的社会发展中，经由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众多思想家的横向移植、纵向继承、相互改造、各自扬弃的漫长过程“去粗取精”、“优胜劣汰”渐渐积淀而成。在微观上，同是民主的概念，各有个体解释的差异；同是分权理论，各有时代表达的不同。存留下来的，只是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精华和共识。

(二)话语资源层面上的本土化与西方化的关系

政治学话语的本土化和西方化是两个不言而喻、约定俗成的概念。前者意指用本民族的语词、概念和分析范式来解释本国的政治现象。后者即是平移或套用西方政治学既定的语词、概念和分析范式来分析中国政治问题。学界在理论上对本土话语和西方话语对中国政治各自的解释价值早有基本共识，即中国的国情民情自有特殊性，中国政治现象自有复杂性，我们不能机械套用西方的话语、理论和方法来对待。但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西方话语迄今依然占据了政治学的学科话语和学术话语的主阵地，本土话语仍然是势弱量少。即便是一些有着本土话语创新的意识、冲动和努力的学者，在纷纭复杂的实践面前或者落入西式话语的窠臼，或者是隔靴搔痒解释力不足。故而，如何消弭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和西方化的抵牾，缓解两者之间的一直以来的张力，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首先要厘清的认识论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本土化和西方化的关系应该从四个方面去认识。一是本土话语的创新应为第一原则。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就是本土化话语。没有本土化，就没有原创性和主体性，何来中国特色?“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关键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③二是话语的本土化不应该仅仅是针对个别政治现象或政治事件的本土话语解释，不应该仅仅是对一时、一地、一事认知的逻辑自洽，而应该同时具备揭示某一类政治现象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的普遍意义。用哲学的语言说，本土化话语应该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否则，这样的话语表达的就不是“知识”或“真理”，而只是一种“意见”；揭示的就不是政治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而是一种特殊或偶然，其必然缺乏影响力和沟通性，难免落入“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境地，很难与其他学界平等对话，更遑论掌握话语权。三是本土化话语体系应该是一个具有继承性和借鉴性特质的开放体系。它应该善于吸纳在其他政治文化中孕育成熟的、被政治实践证明具有解释力和预测性的、被相对广泛接受的话语，将其予以本土化的改造；应该善于汲取自己传统文化中的话语精华，将其予以现代化的转换。因此，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应该具有开放的眼界、包容的胸怀与平和的心态。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政治学界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道，自觉不自觉地在进行着原创加借鉴的的努力，他们在原创一些分析性概念的同时，更多的是将国外的术语、概念和范式做本土化的转化。比如政治哲学中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范畴，政治科学中的输入输出、决策反馈、结构功能等解释性概念，均被吸收并转化为具有本土化内涵和实践意义的话语资源。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法治等就是西方最强势的话语，亦是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但我们创造性地赋予了它们本土化的内涵解释和实践形式，成功进行了本土化的转换，使其为我所用。因此，我们应该把对强势的西方话语进行本土化的转换视为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工作，而不是完全另立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的话语体系。唯其如此，我们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才有了平等对话的前提，才有了学术自信的可能，才有了取得话语权的基础。四是在研究对象上，在坚持中国特色、中国问题意识优先的同时，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也要关注国外政治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亦即世界性的时代课题，通过对这类问题的探讨交流乃至争辩，推动自己的话语表达日渐丰富、成熟与自信，减少目前比较贫乏狭窄的状态。归根结底，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运用和西人或古人同样的分析概念，而在于是否善于吸收、转换和超越借鉴或继承而来的话语资源，使其有效运用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

(三)话语体系层面上的逻辑性和实证性的关系

话语既成体系，必然要求着逻辑性。也就是说，一是它必须是一个围绕着清晰的逻辑主线而生发出来的关联性系统；二是它必须是一个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本原理之间的合理性推演。失却了逻辑性，话语便不成体系，只不过是一堆语词概念的随意堆砌或机械排列。以影响迄今的西方近代政治话语体系为例，作为话语，其渊源远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作为体系，其形成于近代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时期。彼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群体共同运用了当时盛行的几何学的逻辑论证方式，生成了他们影响久远的话语体系。他们以“人生而XXXX”的判断为预设前提，将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法等转化和改造成为具有时代内涵的概念，继而引发出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和平、公正等符合人性的价值范畴，最后在制度设计层面将这些政治价值外化出来，凝练出民主、共和、法治、宪政、分权、制衡、有限政府等概念范畴。尽管这一话语体系中的某些语词可能蕴含着逻辑矛盾，其推论前提也有着不可证实的非科学性，但是就话语体系的整体而言，它在形式上是符合从前提到结论的逻辑性的。逻辑性赋予话语体系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美，而是赋予了它承载政治价值、表达政治理想、勾绘政治蓝图的功能。有了逻辑性的话语体系不再是语词的简单表达或概念的机械堆砌，而是充满意义的体系。所以，我们在立意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时候，应该对其逻辑主线有清晰的认识并达成共识，进而围绕着这一主线来构建话语体系。总的来看，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政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应该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根主线，回应其中所涵盖的静态的政治制度供给和动态的政治行为提升等所有政治问题。

在确立具有价值意蕴的逻辑性的同时，话语体系的实践性也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实践性是由学科的应用性所决定的。当下国人一般认为，政治学的应用性不如“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也不及“法泽天下”法学，基本属于实用性不强的理论性学科。然而，政治学研究者自己应该知道，政治学研究“公共权力”、事关“众人之事”，具有和经济学、法学同样的应用性。如果说逻辑性决定了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是一个“意义的体系”，那么实践性则把它打造为一个“应用的体系”或“行动的体系”。

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实践性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得到解释。一是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必须反映和解释中国政治实践特有的丰富性和特殊性。在一般的意义上，话语体系和它所承载的思想理论一样，是对当代实践问题的学术回应，因实践的需求而产生，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创新——或者是创设新的话语，或者是对原有话语的内涵外延重新界定。以西方近代的“自由”话语为例，当新兴资产阶级意欲与旧势力决战、问鼎政治权力的时候，“自由”是生机勃勃的革命话语。而当它完成了革命的任务，一跃而成为统治阶级之后，“两利相权取其大”的功利主义自由观更新了“自由”的内涵，弱化了其生机勃勃的革命性而将其变为“思想的自由”和“意志的自由”。当下，中国的政治学者尤其要重视依据中国特定的政治实践来建构自己的话语，并随着国家政治实践的变化来创新自己的话语。中国现当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以及现代化转型造就了其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造就了其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不可比拟的特殊性。丰富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必然要求着本土话语的不断创新，要求着在借鉴西方话语时要予以符合国情民情的扬弃，要求着在传承历史话语时要予以现代化的转换。二是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者必须深入了解政治实践，洞察中国政治现象的复杂性、特殊性等，以获取对政治现象最丰富生动的感悟，达到对中国政治实践最真实的认识，从而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的打造奠定可能性。不能准确认识和解析政治实践的中国特色，必然不能形成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如果仅仅从红头文件、领导人讲话、制度文本等去提炼解释话语，得出的只能是“应该如此”、“西方如此”等无意义的抽象空谈。三是话语体系的实践性要求着建构方法的实证性。实证性决定着话语体系的科学性，是话语体系具有解释力和国际交流价值的重要条件。中国政治学长期以来沉浸于宏大叙事、概念演绎、抽象表达，不习惯也不擅长立足于事实和数据的实证研究，这是我们的学科话语体系形成缓慢、对话困难的主要原因。这种状况虽然日渐改观，但还远远不能适应学科的发展和实践的需求。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强化对中国政治现象的实证研究。习惯于用经验事实和调研数据来说话，善于从经验事实和调研数据中凝练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判断和原理，形成话语体系。唯其如此，才能满足政治学者们分析评价丰富而特殊的中国这种实践的紧迫需求，才能突显政治学科的实践价值。

①《(授权发布)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2016年5月18日，www.news.xinhuanet.com，2017年10月9日。

②《(授权发布)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2016年5月18日，www.news.xinhuanet.com，2017年10月9日。

③《(授权发布)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2016年5月18日，www.new.xinhuanet.com，2017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