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形成，需要从黄河文化最丰硕的文明成果——儒学的渊源说起。黄河流域广泛存在的伏羲文化，说明中国各个区域文明早早共同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中华文化在伏羲时代已经萌生、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伏羲也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创立者和中华人文文化的开路者。同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丰硕成果，可以与传世文献和传说一起印证：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的“大一统”思想，深深扎根于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大一统”思想既是夏、商、周早期中国国家建立的理念，也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
关键词：黄河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伏羲文化;“大一统”思想;
作为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成长、壮大。在这个过程中，以黄河流域为主的文化始终处于主导与领先位置，引领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调，铺染了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华民族是多源起源的，在很早的时候就不断发现、发明、创造，并且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越来越牢固，中华民族文化特色越来越鲜明，在世界多姿多彩的文明中独树一帜。
一、传说时代的史实“素地”与古代文明新认识
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都首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形成，就不能不从儒学的渊源说起。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如果不了解儒学形成的广阔背景，就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度与高度，无法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有多么牢固深厚。
黄河文化最丰硕的文明成果就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中庸》说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阐明了孔子思想的直接来源。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所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这是说，孔子对此前中国文化的继承与总结，使儒学区别于其他很多思想学说，也使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的很多文化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已经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中华文化有一万年历史的说法绝非向壁虚造。例如，中国易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很容易让人建立起从伏羲到孔子的文化联想。
在这样的联想中，我们不能不思索上古时期黄河流域里丰富的历史传说，同时想到前辈学者们所说其中存在的史实的“素地”(笔者曾听到李学勤先生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谈到这一说法，李学勤先生也曾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到尹达先生有这样的看法)。伏羲文化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认真思考中国文化的长度。说起来，从伏羲时代到今天，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在整个黄河流域，到处都有伏羲、黄帝的传说，留下了不少古迹。
伏羲文化具有明显的传说成分，然而它同样具有历史的“素地”。关于伏羲的传说有很多，据说他不仅创立了八卦，还教民渔猎、驯养野兽，变革婚姻习俗，创造文字用于记事，创造歌谣，发明乐器，设官分治等。在后人心目中，伏羲具有了创世神的形象。伏羲时代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为不便，即使有一项发明出现，推广开来也需要一个漫长过程，所以如此众多的发明创造都归于伏羲，伏羲一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存在。
那么，伏羲到底特殊在哪里?为什么在那么广大的地区都留下了伏羲的印记?我们知道，文明的发展是加速度的，中华文明的漫长发展史，让我们大胆地想到“伏羲多世说”：伏羲也许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可能是一个部落联盟首领的名称，而且在很长的时期里，这个名称一直被沿用。这样的看法也许只能是猜测，只能暂时解决我们当下史料解释中的很多疑惑。
实际上，学术界很多学者提出过，伏羲未必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名字，他所代表的或许就是一个时代。这样的说法非常有道理。之所以敢于这样推测，是因为“伏羲时代”的创造与发明实在太重大，而且数量很多。例如，先天八卦的创立，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或者说它就是中华文化的原点，其中蕴含着天人一体、天人和谐的思维与观念。婚姻变革是社会组织形式的重大变化，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驯养野兽是家畜的由来，意味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进步和改变。发明乐器，创作歌谣，使音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精神世界开始得以丰富。文字的产生代替了结绳记事，更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这一个个重大改变难道是在一个人主政时期完成的?关于伏羲的传说记载很多，有的说伏羲称王111年以后去世。《帝王世纪》《遁甲开山图》《通鉴外纪》等书提到，在太昊伏羲之后，天下的15个部落联盟承继了伏羲的称号，他们分别是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易纬·稽览图》则认为，从甲寅伏羲氏到无怀氏，一共是57882年。这些记载当然不能作为信据，但如果把伏羲仅仅看作一个具体的部落联盟首领，很有可能与事实不符。
我们一开始接触到“黄帝多世说”主张的时候也半信半疑。与伏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一样，黄帝也被看作“人文初祖”。与伏羲相比，与黄帝有关的发明发现更多。那么，黄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们可否这样思考，正如“活佛”不只是指具体的某一个人，“黄帝”也很像一个“帝”的称谓而不像人名。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只是朦胧记住了那个漫长时代的代表符号。由于缺乏记载，博学如孔子也只是“略闻其说”。
孔子以前，有“黄帝三百年”的说法。据《孔子家语·五帝德》记载，孔子的弟子宰我向孔子请教：“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宰我存在疑问是正常的，因为一个正常人不可能在世上生存300年。孔子当然也不相信黄帝在世上生存300年的说法，只能解释说：“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这当然只是孔子的理解。这样的解释隐含着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人们为什么把一些相关的发明发现和文化创造附会到黄帝的身上。如果我们按照“黄帝多世说”的思路来思考，第一任的黄帝必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影响，有很大的功绩与贡献，也奠定了帝位传承的模式与规则。他去世后，影响继续存在，他的形象、精神、教导不断地鼓舞和激励着后来的人们。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里，一个人的影响力能够持续数百年，必有其特定的形式与手段，这样的手段可能就包括帝号的延续。
其实，我们对“黄帝多世说”存在兴趣，或者说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是因为曾思考过类似问题。笔者曾提出“后稷多世说”，认为周先祖“后稷”曾经存在过很长时间。《史记·周本纪》记载的“世后稷”中的“世”很重要，所谓“世后稷”就是世袭农官。周族始祖被帝尧推举为农师，帝舜则“封弃于邰，号曰后稷”，从此历代都负责管理华夏族的农事活动，直到夏朝之衰。
文明发展是加速度的，我们主张“伏羲多世说”，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不宜把上古文明的形成看成一蹴而就的事情，也切不可简单解释上古时代的文化现象。最早的人文文化经过了一代又一代漫长积累，不然我们就解释不了尧、舜、禹时代中华文明何以达到了那么高的水准，也很难理解夏、商、周作为统一王朝何以有那样高的文化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史传说的“素地”让我们思考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中国各个区域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时代绝不会太晚。
二、以传说“素地”透视早期哲学与智慧的萌生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研究必须重视考古资料，或者要以考古材料为基础，但同时绝不可轻视文献的记载，研究黄河文化尤其如此。中国古史记载可理解为“层累”地形成的，但如果理解为“层累”地伪造就不对了。例如，在孔子时代，晏婴与孔子分别出自齐国与鲁国，晏婴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他对孔子的了解就很有限，甚至不如我们对孔子的了解程度。这其实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常识。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要像李学勤先生一再指出的那样，走出疑古时代，正确估价中国上古文明的发展程度。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非常重要。在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先生的这个提法，源于他看到了古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新证》)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被认为是学术正流。这一方法的精髓在于引导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合观参验，提高“史识”，一定不要轻易否认任何历史材料，包括文献的、传说的各种材料。
王国维先生研究甲骨学与殷商史有独特的创获，他提出对于文献甚至传说资料给予重视，因为“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他用甲骨文考证《史记》中《殷本纪》的殷人世系，获得了很多新的认识，使人们深入思考司马迁关于《夏本纪》等的记述。文献记载不是无中生有，其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现在发现的大量考古遗存，使得以前许多模糊的认识变得形象、具体、生动起来。
从伏羲时代开始到孔子以前的漫长时期，中国文化已处于萌生、形成并走向成熟的过程。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齐物论》)所谓“六合”，就是上、下、东、西、南、北。这句话是说，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不会去论说这个世界之外的那些玄乎的事物。庄子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论语》就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家语·五帝德》中也记载，当宰我向孔子请教何以言“黄帝三百年”的问题时，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暗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则予之问也固矣。”在宰我这样说之后，孔子才说：“可也，吾略闻其说。”当宰我继续询问关于颛顼的问题时，孔子又说：“五帝用说，三王有度，汝欲一日遍闻远古之说，躁哉!予也。”从孔子的语气中也能看出他对于幽远事情的态度。
《孔子家语》中还有一篇《五帝》，记载了鲁国的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关于五帝的问题。在孔子的回答中，他一开始就说“昔丘也闻诸老聃”，随后谈到了五帝即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五位古代帝王。这个五帝系统是不同于《孔子家语·五帝德》的又一五帝系统。孔子所言，是从老聃那里听说而来，这一系统应当来源于楚地。楚地神话色彩浓厚，“绝地天通”的传说就源于楚地。这说明孔子时代人们了解不少古代传说，只是由于地域文化等诸多因素而产生了不同的五帝系统。以孔子之博闻，听到不同的五帝系统说法不足为奇。
在这个五帝系统中，孔子提到了太昊。太昊，或作太皞，又作太皓。有人认为他就是伏羲或伏羲之后，是五方天帝中的东方天帝。《孔子家语》该篇记载说，季康子问孔子：“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回答说：“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则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则以所生之行转相承也。”季康子所问，是为什么太皞氏要从木开始。孔子说，五行主事，先从木开始。木象征东方，万物一开始都从这里产生。所以帝王效法它，首先以木德称王于天下，然后以五行相生的顺序，依次转接。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说法来自老子。据《孔子家语·五帝》记载，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这里明确说“太皞配木”，而木主东方。如果是这样，那么太昊伏羲氏与古代东方文明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
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伏羲是五帝之先，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从伏羲开始的。全国许多地方有关于伏羲出生的传说，这样的传说与女娲传说一样，意味着人类文化生命的起源与扩展。在这些众多的传说中，伏羲的形象是逐渐丰满而富有生气的，伏羲的功绩也逐渐厚重而具有多样性。无论人们把他作为三皇之首还是五帝之先，都意味着人们对于伏羲的理解情意浓重，伏羲甚至已经成为比他所创造的八卦图还重要、特殊而神秘的存在。
伏羲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创立者，是中华人文文化的开路者。《易·系辞下》以“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和“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开篇，可见伏羲时期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影响。宋代的陆游评价伏羲说：“无端凿破乾坤秘，始自羲皇一画时。”(《读易》)伏羲以阴阳划分乾坤，意义十分重大!伏羲时代中华文明刚刚开始，人们认识宇宙，体验天地间风云雨雪的来去，观察自然界飞禽走兽的出没，也意识到阴阳变化之理，产生了天人合一观念，并且用简单而神秘的符号解释世间的一切，奠基了中华民族的哲学与智慧。
三、中华文明探源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文化的突出特性体现在礼乐文化中，孔子重视礼乐，因而崇拜周公。周公制礼作乐不是凭空而为，而是在“损益”夏商二代礼乐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在所谓传说时代之后，黄河流域先后出现的夏、商、周三代文化交替发展进步，到周公时期则系统总结上古以来的文明成果，“经天纬地，制礼作乐”，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化。
2022年6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院王巍先生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连线谈论三星堆遗址。近些年的发现与研究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的神秘面纱，展示了那个时候蜀地人的信仰世界。王巍教授的讲述中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三星堆文化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时期，这使人产生很多思考。因为《左传》的流传，我们现在对周代以后的情况了解相对较多，但是对于商代的了解相对较少。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批的文物，那些青铜面饰、铜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这里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大型祭祀遗址，而祭祀的中心可能是作为中华文化初祖的黄帝。遗址中的大型铜人格外引人瞩目，他手里的东西可以通过其他出土器物证明是一条龙，再加上背后、身上印的五条龙，总共是六条龙。我们可以联想到《周易》中天子“时乘六龙以御天”，想到后人所说“天子所乘曰龙”“马八尺以上曰龙”，想到洛阳遗址发现的“天子驾六”，想到《周礼》中所设置的“六官”以及孔子所说：“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六官在手以为辔，司会均仁以为纳。”(《孔子家语·执辔》)而且，三星堆铜人底座很像古籍所说的“轩辕之丘”，因此我们大胆推测，三星堆遗址可能就是当年蜀地人建立的一个以黄帝崇拜为主的大型礼制中心。
我们重视考古遗址勘探与研究，同时也要重视文献和传说。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了李学勤先生的《〈五帝本纪〉〈夏本纪〉讲义》，其中记述李学勤先生讲授《夏本纪》时的最后一课，在结束语中先生说：“大家常说现在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我说最好别这么说，中国太大了，历史太长了，欧洲的考古进行了二百多年，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中国的考古工作，能做的事情还多得很。真正的黄金时代还在以后，关于夏代文化可能还会有很多惊人的发现，这是完全可能的，只不过很可能就不是我所能看到的了。”李学勤先生10年前所说的这番话，今天听起来仍然有重要启迪意义。
文献传说一定要有历史事实的说明。比如关于古文字，仓颉造字的传说表示黄帝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古文字。大汶口文化最早的年代距今六千多年，其刻画符号发现以后，唐兰先生认为是当时发现最早的中国古文字。从考古成果看，我们还没有发现太多古文字，但很显然，“没有发现”和“没有”是两码事。就像关于《周礼》的成书问题，《周礼》涉及360多个官职，是否只有发现全部官职以后才能承认周公作《周礼》呢?周公继承了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制礼作乐”，是中华礼乐文明的奠基人。殷礼因于夏礼，周礼因于殷礼，是一种“损益”的关系。考古学家的发现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就有了礼制。
礼乐文明可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中华民族为礼仪之邦，“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有礼义之风，衣冠文物之美也”(《明实录》)。自尧舜以来，承天之道，顺人之情，由“克明俊德”而“亲睦九族”，由“平章百姓”而“协和万邦”。至于文武周公，以礼纲纪天下，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总而言之，礼乐文明及其教化为中国古代文明确立了组织、制度与道德的稳定坐标。中国礼乐文明不是周代的自创，有着广阔背景和深厚底蕴。西周以前，中国礼乐文化已有漫长的演进过程。三代时期自然也各有其礼。根据《礼记·表记》的记载，后人把夏、商、西周的文化分别称为“尊命文化”“尊神文化”“尊礼文化”。
在学术界，很多人崇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的所谓“轴心时代”理论。其实，“轴心时代”理论没有关注中华文明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注意中国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这也与中国国内长期盛行疑古思潮有关。今天，我们必须走出迷茫，超越疑古，消除怀疑过勇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中，儒家“大一统”思想影响很大，我们认为《春秋》“大一统”思想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春秋》“大一统”思想虽由《春秋公羊传》最早提出，但其产生很早。儒、墨、道、法等各派思想中都有“大一统”的内容，这不仅是由于《公羊传》阐发的是孔子的思想学说，更重要的是“大一统”思想深深扎根于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的历史。
社会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存在的反应，思想观念是历史实际的折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笔者看来，加强对中华文明长度与宽度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华文明的高度和深度。结合文献中众多的记载，将地下材料与地上材料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可以更准确、更科学地评估中华古代文明发展的水平。
正确认识和理解孔子之前的“前儒学时代”，对认识孔子儒家“大一统”思想很有意义。三代时期，中国实际已处在思想文化上的一统时代。以往，人们接受的观念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史记》说“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统，十五年，海内咸归于汉矣”，这是司马迁总结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历史趋势，说这个时期终结于统一，并没有否认以前有长期统一的事实。李学勤先生特别指出：“多年来我一直反对所谓‘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应该再加一个‘再’字，叫‘秦始皇再统一中国’。因为秦始皇之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统一的，只不过那时的统一没有秦兼并时那么完整严密而已。但必须指出的是，夏、商、周三朝的政教影响到了相当广大的地区。”“西周时期，不管什么地方出土的青铜器，其铭文的字体都一样，如出一手。”[2]到春秋时期，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已开始疏远，山东各诸侯仍与王室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联系。李学勤先生还指出：“以上夏代早期的历史故事，曾有人表示过怀疑，现在看来是不必要的，我们认为这段故事有它的真实性，这从它的名号——太康、仲康、少康中可以得到证明。大家知道，商朝的王大都是用天干命名的，其中有许多太、仲、少之称，如太丁、太甲、太庚、太戊，中壬、中丁，小甲、小辛、小乙等等。这些在甲骨文里都有记载，大等于太，中即仲，小就是少。在甲骨文里，‘康’就是‘庚’，因此，太康、仲康、少康，实际上就是太庚、仲庚、少庚。夏王的世系中还有孔甲、胤甲、履癸(桀)，也是用天干命名的。这种命名法不是造假的人能够想象得出来的。周代的人已经不懂得这种名号是怎么起的，怎么用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也可以相信太康、仲康、少康这个世系一定有它的背景，有它的历史根据。”
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大家多认为夏王朝中心地区在晋南豫西，即山西的南部和河南的西部，最中心在洛阳地区，这是因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学者们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可是前文的讨论表明，除了豫西地区是夏朝的活动中心外，山东也是夏朝活动比较多的地区，夏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宽广的。李学勤先生指出：“傅斯年先生的著名论文《夷夏东西说》认为，夏商周时期，中国文化的核心可以沿黄河上下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商与夷在黄河下游，属东系；夏与周在黄河中上游，属西系。开始是夷与夏相互斗争，其后，东方的商人代替了夏朝；再后来，周人承袭夏文化，兴于西方，东进而灭了商朝。傅先生以东西地理角度来讨论三代时期的民族构成关系，揭示了夏商周三族的冲突与交替，很有意思。这种观点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影响了相当长的时期。但是，今天看来，这种观点需要重新讨论。”
在中华文化的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之辞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系统论。《尚书·周书·梓材》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皇天上帝将中国的人民和土地托付给先时圣王。在中国早期典籍中，“中国”与“诸夏”“四夷”等概念不断出现，体现了中国早期的政治、文化一统意识。中国古代“先哲”“先王”们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为人类谋福祉，不仅系统而且完备。
实际上，《春秋》“大一统”思想的精髓在于尊文化，尊崇发展水平更高的文明。“大”，尊也，重也。其所尊、所重者，就是“王”，就是“道”，“大一统”就是尊王、尊王道。《春秋》“大一统”之义，其精髓是讲述中国、诸夏、四夷都一统在一个高度文明之下，此之谓“大一统”。人类向高度文明的靠拢，是对文明与进步的追求。“大一统”之“一”，一体也，整体也。它可以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可以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它强调天子受命的合理性，要做到“天禄永终”，就必须重视国家政统和法统这个根本。因此，“大一统”观念既是夏、商、周早期中国国家建立的理念，也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