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的演讲主要谈三个问题。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屈原其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向来“风”、“骚”并称，“风”指《诗经》，“骚”指“楚辞”，两者都是中国文学的典范，影响后世极为深远。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真正的诗人，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为追求真理和自我完善，不愿与世俗社会妥协，宁愿自沉汨罗，以保其峻洁品格的超凡行为，令人无限景仰。两千多年来，无论是作为诗人的屈原，还是作为一个人格类型的屈原，得到了历代人们的崇敬，甚至进入了我国的民俗，形成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竞渡，其地位崇高不言而喻。1953年，世界和平组织将屈原选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更加提高了他的地位，屈原已经成为湖湘文化乃至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杰出代表。
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屈原这个人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或许会令人感到非常惊讶：这还是一个问题吗？然而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围绕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早在“五四”以前，四川学者廖季平在《楚辞新解》与《楚辞讲义》中，就开始怀疑《史记·屈原列传》中关于屈原的记载，认为屈原“25篇”，都是秦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后来因为汉朝人厌恶暴秦，而将其归在所谓“屈原”的名下。
1922年，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读楚辞》一文，文中说：“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并且说：“《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认为“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人根据需要而塑造出的“传说”式的人物，这就像西方的古希腊名著《荷马史诗》，本来是民间流传已久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属于早期口头的集体创作，后人却将这些作品的著作权归于虚构的盲诗人“荷马”一样，这是世界上很多民族处理这类作品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他认为屈原与荷马一样，都是虚构的、“箭垛式”的人物，绝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著名学者梁启超、谢无量、陆侃如等人，则对廖季平、胡适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到20世纪30年代，又有许笃仁发表《楚辞识疑》，认为《离骚》为刘安作，《怀沙》《九歌》《天问》等，都是汉代人的作品。1938年由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的何天行《楚辞新考》（1948年以《楚辞作于汉代考》书名再版），约有十余万字，以一部专著的形式，更详细、更系统、更全面地否认《史记·屈原列传》，并进而否定屈原的存在，可以说是否定屈原其人的集大成之作。
这一公案在1949年以后又引起了两次更大的争讼。
首先是1951年，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楚辞探故”系列论文：《楚歌及楚辞》《离骚的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骚”》。在这些论文中，他认为《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传统的屈原25篇及《招魂》等，都不是屈原的作品，并怀疑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紧接着，有郭沫若、宋云彬、沈知方，以及前苏联著名学者费德林等人撰文与之争论。
第二次则是从日本引起的。早在1965年，就有日本国立九州大学冈村繁博士，说《离骚》等作品，是屈原死后人们对他的追叙，是多人的集体创作。此后，广岛大学的铃木修次等人，也认为《离骚》《九歌》《九章》等作品不是屈原所作，屈原本人也只是一个传说。日本学者的怀疑以及怀疑的依据，都是胡适、何天行等人观点的老调重弹，并没有什么新意。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怀疑屈原的真实性呢？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目前可见到的先秦所有文献中，确实没有关于屈原的任何记载。人们通常认为，屈原“三闾大夫”的政治地位，“入则与王图议大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政治影响，创作千古杰作《离骚》的文学影响，还有自沉身死的悲剧命运，以这样的身份，竟然在史籍中完全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确实是不正常的。我认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因为屈原在他的作品《离骚》《九章》中，多次对楚王的行为进行直接而严厉的批评，这种“暴显君过”（班固语）的行为，不容于楚国当时的统治者，所以楚国的典籍故意不记载；其二是有关文献遭秦火散佚了，故而不传。大家想一想，战国以来，天下“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秦、楚两国在政治上的矛盾激烈而不可化解，楚怀王被骗入秦，又客死于秦，更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积怨。这种对立甚至到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仍然没有消除，“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当时流传很广的口号，便生动地反映了楚人对秦朝的愤懑。而屈原是坚决主张抗秦的人物，又是敌国文化的代表，那么秦始皇作为文化灭绝主义的坚定推行者，将与屈原有关的文献销毁，顺理成章，并不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
不管怎样，要否定屈原的存在，首先要推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真实性，胡适、何天行等学者就是这么做的，不过因为他们的论证缺乏说服力，所以并不能达到“否定屈原其人”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就此问题略加论述。
首先，汉初的贾谊就写过《吊屈原赋》，篇中写道：“仄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贾谊离屈原的时代不过一百多年，他本人又是处于汉王朝中心的政治文化名人，因此可以说，这对于证明屈原其人与《离骚》的真实性，是很有说服力的。
其次，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桓宽的《盐铁论》卷二：“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卷五：“屈原放逐于楚国。”“屈原行吟泽畔。”多次提到屈原，以及他遭人诋毁、流放泽畔的经历。刘向的《新序·节士》中，也有一段相当详细的、关于屈原事迹的记载和传说。这些产生于西汉、时间在司马迁前后的文献，完全可以构成一个证据链，作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佐证材料，从而说明这篇文献的真实可靠。因此，在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屈原其人确实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去主观地怀疑屈原的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屈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屈原的“乡国之情”与爱国主义精神
在人们的心目中，屈原这个名字总是与爱国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到20世纪80年代，楚辞学者曹大中却接连发表了《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再谈“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三谈“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等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核心观点是：第一，“在先秦时代，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并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因此也就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第二，先秦文献中，“虽然很多著作都论述过‘忠君’，却没有一家论述过爱国”；第三，“在先秦时代，普通百姓对某一国所采取的或去、或就、或留的态度，并不是他爱国与否的标志”；等等。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大争论。
其实曹教授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先秦时期的“中国”，也就是“天下”，就是“四海”，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使武王伐纣、秦灭六国，诸侯与诸侯之间的战争，当时战争的各方，也并不认为那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战争，而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斗争，是在争夺这个大家所共有的“天下”。因此，从楚国到宋国去，到其他任何一个诸侯国去，无须关文，更无须签证，完全可以自由来往。楚国人到晋国去做官，也不会被他人或舆论认为是不爱自己的祖国。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时期的伍子胥，他身为楚国人，为报家仇逃奔吴国，并领兵杀回自己的祖国，毁掉楚国的宗庙，挖开楚平王的坟墓，鞭打楚平王的尸体。可这样的行为，在当时也并没有被认为是“卖国”或“不爱国”。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屈原精神中也确实存在着爱国主义的胚胎，那便是特别浓烈而执着的故国乡土之情。我们知道，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史记·楚世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经过数百年的苦心经营与努力，到春秋战国才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由于楚国地处边远，又相对封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那就是现在学术界非常重视的“楚文化”。
由于楚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史，深恋故土已成为楚人的传统性格，再加上屈原偏执重情的诗人气质、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对乡国的爱恋显得更为突出。所以他在作品中反复表达这种感情：“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桔颂》）‘“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在《离骚》中，抒情主人公，也就是诗人自己，在经历了反复多次的犹豫彷徨之后，下定决心离开楚国，去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可是当他从天上看到故乡，所有的决心便顷刻瓦解：“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大意是说：透过太阳的光明，我看到我的故乡，仆人悲伤马也留恋，弯着身子回头凝望，不愿走向他乡。正是这种特别突出的“恋乡”情结，逐渐成就了屈原的爱国精神。
两汉时期，人们对屈原人格的认知，主要集中在忠直之臣、迁谪之客、狂狷之士这三个层面上。虽也有司马迁等人提到过屈原“睠顾楚国”的感情，但对于他热恋故国乡土的精神层面，始终没有过多关注。此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对屈原的评价，大抵遵循汉人的基本框架，未能有大的变化和发展。
最早将屈原的“忠君”与“爱国”联系起来的是洪兴祖。洪兴祖所处的北宋、南宋之交的时代，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宋王朝岌岌可危；他本人也因冒犯秦桧而遭贬职。国家危亡、个人怨愤交织于心，于是借屈原之事抒己之怀，他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叙》中，将屈原自沉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为“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一为“去则国而从亡”，不忍离去。前为忠君，后为爱国，故“屈原虽死，犹不死也”。他还反复强调：“屈原之忧，忧国也。”“长太息而掩涕，思故国也。”尽管洪兴祖还没有明确地标明屈原的“爱国”精神，但他对屈原的“恋乡”情结予以突出和扩张，在屈原接受史上第一次将其提升到恋“国”的高度来认识，并赋予屈子“自沉”以浓重的殉宗国色彩，从“乡”到“国”，屈原人格中的爱国层面初具雏形。
南宋时期，鉴于金人南侵的危亡形势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的政治伦理需要，朱熹的《楚辞集注》在洪兴祖的基础上，对屈原的爱国情操给予了进一步的提炼和强化，大力表彰其“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歌颂其“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在对待北方失地的问题上，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主战派。他从现实的政治目的出发，以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法，力图为抗金救亡树立一面“忠君爱国”的精神旗帜，同时，也是想把它作为投向南宋投降派的批判枪矛。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尽管在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并没有形成独立而完整的爱国意识，但屈原特别突出的故土观念，客观上已经孕育着爱国主义的胚胎，而在此后对屈原人格的解读与认知过程中，历史给予了屈原故土观念以新的意义和新的内涵。
从“恋乡”到“爱国”，从“宗族之国”到“民族之国”，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的屈原接受史，终于完成了对接受对象的一个重要精神层面的提升与完善。从此以后，以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的屈原人格日益深入人心，并在外患迭起的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宣传和张扬，渐次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例如明末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哀郢》中，说屈原“为楚之社稷人民哀”，是“忠臣之极也”。王夫之在清兵入关后，曾在衡山组织义军奋起反抗，晚年隐居衡阳石鼓山，多次拒绝清王朝的馈赠与招聘。他的这种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无疑深受屈原精神的影响。又例如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所创作的历史剧《屈原》，强调屈原坚持齐楚联盟，团结抗秦，反对与强秦妥协的精神，实际上是在呼吁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事实上，这个历史剧在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方面，也确实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我们完全有理由大张旗鼓地宣传屈原的爱国精神，不过作为宣传者和教育者，首先应该知道屈原的爱国精神是怎么形成的，这样才有说服力，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屈原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哪里
屈原自沉汨罗，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他坎坷而忧愤的一生。然而，肉体的毁灭却正是辉煌精神和伟大人格诞生的标志，诗人以死的悲剧启迪着后人去思索生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作为一个被漫长的历史所充分肯定而又很少有人可以企及的人格类型，其核心的层面是什么呢？屈原人格的特质，也就是区别于其他人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有多种多样的回答，而主要集中在爱国精神、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忧患意识等方面。但我认为，屈原人格最本质的东西不是爱国精神，因为那是一种几乎所有人都具有的普遍的情感倾向，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成员，绝大多数都会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同时也不应该是人们所说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因为这两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主流的价值观念，在儒家思想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部分人都把对天下苍生的责任当成自己的应有本分，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古训，也会伴随着启蒙开始的教育，融入人的血液中。因此，这两者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认为，屈原人格的核心层面，不是爱国精神、责任感或忧患意识，而是一种超出世俗与常人的独立意识。
要说屈子的独立意识，首先不可避免要谈谈他的“独醒”与“独忧”，因为此二者与他的“独立”精神实在是密切相关。
《楚辞·渔父》记载，屈原被流放之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在江潭边沉吟、徘徊，一位打鱼的老人问他何以至此，他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独醒”，实际上是一种超出常人的意识和洞察力，一种把握时代脉搏和预测未来的超前意识。可以说，它是屈原实现完美人格的前提，也是他走向自沉悲剧的起点。屈原融楚国地方文化和中原文化为一体，集热烈情感与理性哲思于一身，他的才能、识见，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同时代的楚国人。这种超凡的个人素质，使他能够明察天下大势，预见楚国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假如屈原置身于与其相适应的外部环境，也许他的才能可以通过安邦定国的常规方式得到发挥，从而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美政理想”。但楚国内部的政治环境非常黑暗，楚王昏庸，奸臣当权，外面又面临着强秦步步紧逼所带来的压力。内忧外患挤压着他，苦闷焦灼纠缠着他，使他承载着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的忧虑和心理重荷。
事实上，无论在哪个时代，独醒者永远是痛苦的、忧伤的，他们注定要与世俗社会产生剧烈的冲突和矛盾。无知者无畏，糊涂者无忧。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只要喝了两口酒，吃了两颗茴香豆，就唱着“手执钢鞭将你打”，回到土谷祠倒头就睡，绝对不会失眠。所以中国有“难得糊涂”的古训，意思就是不要自寻烦恼。屈原是非常清醒的，同时又是非常认真的，他做不到刻意的“糊涂”，所以他的忧患非常深广，这里面既有年华老去、事业难成的叹息，有对楚国危亡的担忧，也有对生存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忧思，这种忧患意识，使屈原的独立精神具备了更为强烈的悲剧性。
屈原在《橘颂》中写道：“后皇佳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这里的“橘”，正是屈原的自我写照，“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精神，正是屈原人格的核心内容。在《渔父》中，渔父劝屈原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大意是说，聪明人不要太拘泥，应该通达，随机应变，举世皆浊我亦浊，众人皆醉我同醉。
在《离骚》中，与“渔父”持有同样看法的则是“女媭”。女媭，有人说她是屈原的姐姐，有人说她是屈原的侍妾，不管怎样，她都是屈原很亲近的人。她苦口婆心地劝说屈原：“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大意是说：你为什么那么爱说真话，注重修养，追求纯洁美好的操守？社会上到处是随波逐流的俗人，你为什么不也这样做呢？世俗人们不可能挨门逐户去解说，谁会真正懂得你的内心？所有的人都在互相吹捧，结党营私，你为什么不听从我的劝告呢？在这里，女媭连用四个反问句，以一种非常严厉的语气，质问屈原为什么要那么执着地坚持个人的操守，而不混同世俗，随波逐流。
无论“渔父”还是“女媭”，他们都是善意地希望屈原通达权变，调整自己的处世态度，与世俗社会和谐相处，以求自身的平安。但屈原的回答是，我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为保持纯洁的节操，“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宁愿投身汨罗，失去生命，也决不向世俗屈服。这就是屈原的独立人格！
屈原的独立人格，主要指他为保持人性的尊严，而决不与世俗妥协同流的高峻和超拔。屈原的特立独行，与世俗环境是根本对立，无法相容相安的。好嫉妒的同僚攻击他，培养的学生背弃他，就连关心他的亲人也不理解他、指责他。因此他将批判的枪矛对准了整个世俗社会。在他看来，除了重华、彭咸等几位古人可引为同道，比干、伍子胥等人的遭遇值得同情外，一切皆丑恶。这种对整个社会普遍的、绝对的否定与排斥，使屈原的作品充满了浓重的孤独感和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世浑浊而莫我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屈原的形象，就是超脱于世俗之上、鹤立鸡群的形象，因此有些研究者说他具有一种“拜伦式的高傲”，也就是一种贵族式的高傲。
为保持现状的稳定，世俗社会对少数超前性个体，往往有一种排斥的内在机制，从而使这些少数的“天才”，很难避免被扼杀的悲剧。为了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很善于总结生活经验的中国古代哲人，给了人们很多的告诫。老庄“柔弱胜刚强”“介于材与不材之间”，是要求人们以退求进，保全自己；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说无论显达，还是困窘，都要适应环境，顺其自然；等等。这些策略性原则，都是要求人们主动调整自己，去适应社会环境。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这样去实践的。而屈原却冲破了儒、道两家处世哲学的藩篱。他一生所追求的，不是对环境的被动适应与中和，而是对环境的改造与抗争，是“我”之美善与“众”之丑恶的对立和斗争。后来班固批评屈原“扬才露己”、“狂狷”，扬雄说屈原应该“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正是从反面对屈原独立意识的肯定。
我们知道，个人的力量相对社会环境是非常渺小的，比如我们都明白说假话不好，但我们还在不断地说，因为全说真话会招致麻烦甚至带来祸患，所以我们很难“免俗”。《楚辞·渔父》中写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水清就“濯我缨”，水浊就“濯我足”，随机应变，游刃有余，这就是世俗所赞美的“达人”。屈原却不是这样，他明知个人无法与环境相抗衡，但他仍然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决不以对恶劣环境的让步换取任何实际的利益，或生活的转折。这种个人与环境的剧烈冲突反映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出一种格外能打动人的悲剧崇高美，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也是极为可贵的。
屈原的独立精神，是一种以较高文化素养为基础的，纯而又纯、容不得半点儿瑕疵的人格类型，它远远地超出现实和世俗，无论在哪个时代，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都不可能全面仿效，但作为一面精神旗帜，一种人格理想，特别是经由“自沉”这种极端方式的渲染与高扬，屈子人格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并对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后，其实他有好几个选择：其一，他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观点，与当时的主流（怀王、上官大夫、郑袖、子兰等）进行适当的妥协，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和追求，让他们重新接纳自己，从而得到高官厚禄，过优越的生活；其二，他可以隐居山野，忘却世事，过一种闲云野鹤的逍遥生活；其三，他可以出国去发展，“楚材晋用”，凭其才能，足可在异国安身立命。可是他不愿妥协，不愿隐逸，也不忍心离开自己的故国，那么他只有投江自杀了。他的死是对社会的抗议，是对操守的坚持。
谢谢大家。
（郭建勋 男，湖南涟源人。现为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先唐辞赋研究》等多种著作，现主要从事楚辞、辞赋、中国古代韵文、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方面的研究。）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