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型社会里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特征
中国的中产阶级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的产物，与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兴起、壮大过程不同。美国的中产阶级是沿着商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道路走过来的，先后经历了老中产阶级（小企业家、农场主、小商人等）出现──老中产阶级衰落──新中产阶级（国家管理人员、经理层、知识分子、白领办事员等）不断壮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由财产转为职业，中产阶级也发生了从拥有自营产业到无自营产业、由雇佣者到被雇佣者、由独立到依赖等相对较为明显的变化。[1]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现代化，其社会转型是一种经过时空压缩的骤变式社会变迁，因而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构成及特征都表现出与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同。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早期的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城市化并未催生出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变，产业结构从以往偏重第一产业向以第二产业为重心的转变尚未稳定，便出现了第二产业的相对收缩和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这个重心转变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把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变迁路线集成压缩起来，于是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就表现为新旧中产阶级职业的共生并存。
目前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并不能清楚地划分为旧、新两种中产阶级，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新中产阶级壮大、旧中产阶级萎缩的情形，而是呈现出新、旧中产阶级同时不平衡的动态增长的趋势。由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属于正在形成与发展变化中的第一代，其异质性大，不确定性强。这种经过时空压缩的社会转型骤变模式，还使中国中产阶级具有突生性。这一特点使他们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之中，被置于一种尴尬位置和两难境地。
在生活方式与地位获得上，消费选择的一个主题是传统与现代方式（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传统与现代压力下的潜在话题是文化取向（品味区隔）与经济取向（经济区隔）。一方面，经历过艰难与贫困后，中国的新中产阶级易为“美好生活”诱惑，表现出享乐主义与物质主义的消费倾向；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毕竟是第一代中产阶级，虽然在消费上有一些共性，但还未形成共同的消费模式与理念，还不具备布迪厄所描述的法国中产阶级、甘斯所刻画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成熟品味及“品味文化”。研究表明，目前，中国新的中产阶级之消费具有转型社会所共有的两面性，如传统与现代、节俭与奢侈、实用与品味、雅与俗、理性与感性并存的状态。这种两面性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成为消费导向上的主要问题，中产阶级是否会面临“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异化如浪费、从理性消费走向感性消费、炫耀性消费，他们的消费理念与消费模式会朝什么方向发展，目前仍难判断。这是个影响未来中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与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
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也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的新中产阶级政治上比较消极保守，而韩国的中产阶级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转型期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中国的中产阶级目前更多地展现的是其政治后卫的一面。[3] 不过，新近发生的一些有关公民独立参与选举活动的报导显示，个别地方有属于中产阶级的人士表现出积极的参与意识。[4] 此外，因个人权益受损而引发的社区维权式公共参与活动，也体现了中产阶级集体参与政治性活动的另一种可能。[5] 仅凭这些就断言中产阶级将会成为中国民主的未来希望，可能还为时尚早。
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还是东亚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其发展都不是完全自主的，前者更多地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后者则明显打上了国家强力干预的痕迹。在中国，这双重影响同时左右着中产阶级未来发展的走向。由于中国的改革属于国家主导型，政府决策与政策导向对中产阶级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初期，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以小商人、企业主为主的旧式中产阶级的出现。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调整使改革前国有企业员工这个“类中产阶级”（孙立平语）陷入困顿、地位下降；同时，城市白领职业阶层初具规模。从全局来看，由于农民仍占人口的大多数，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中产阶级的进一步扩大完全依赖于政府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对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只有在社会贫困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中产阶级持续稳定的扩大才会成为可能。目前，阻碍中产阶级扩大的种种制约因素隐然可见：“三农”问题的困局影响了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与地位升迁；现有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继续限制着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大学生等高学历社会群体面临严峻的就业困境，使他们的“白领之路”变得虚幻起来；在社会的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的同时，更多的中产阶级由于消费或失业等因素随时面临地位下降的危险，大中城市的“房奴”即是这种困境中的中产阶级的写照。显然，预测中国中产阶级的未来是相当困难的。
二、中产阶级的消费世界：认同抑或迷失？
研究印度中产阶级的Varma认为：“在铸造中产阶级态度与选择中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一个因素是中产阶级与西方互动的方式。西方影响强有力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6] 在中国，新中产阶级里“外源”的部分（指“三资”企业的中产阶级）就是直接因西方影响激发所产生的。作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群体，新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消费理念、生活方式都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
中产阶级面临的一大挑战来自消费世界带来的迷惑。一方面，中产阶级在时尚与消费之中发现了自己，但在消费之中也面临着坠落与下降的可能，任何一个不能在其中真正把握平衡的人就不可能轻松与闲适。消费生存是一个看似轻松但多少有些无奈的存在方式，在物质享受与符号表现的背后，是永远难以真正满足的现代社会纷至踏来的欲望的诱惑。身处无休止的马拉松式消费竞赛中，除却力不从心的焦虑与疲惫，还有生活被物质和消费“异化”而迷失自我的可能。与消费共舞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但这是处于这一社会位置的个人或群体难以摆脱的宿命，除非他们能够找到沿着社会阶梯顺利攀升的途径。
消费为中产阶层提供了认同与社会表现的空间。它可能成就中产阶级，但同时也潜藏着淹没中产阶级的暗流。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育得较为成熟的中产阶级身上，一度被人们认为代表了人类社会未来的中产阶级主流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极端的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换言之，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令人艳羡的，同时也是令人担忧的。美国中产阶级中的一些人由于经济状况恶化导致的破产，其实只是中产阶级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困境之一。这种困境与其说是与经济上的不景气有关，不如说与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浪潮有关。在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有了更大的经济基础追逐豪奢时，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否也会步其后尘？是否也会跳入这个难以脱身的消费陷阱？现在做出回答自然为时尚早。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目前还远没有走到这一步，他们在以一种自己生活的“现实理性”选择自己满意的生活。虽然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在消费方面所出现的消费困惑现在还没有降临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中，但对此的反思却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对现实发展去向的一种先见预设。
三、中产阶级的地位焦虑：大众抑或精英？
虽然我们可以说，中产阶级在社会转型中的演变与社会的长期发展步调一致，然而，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内在世界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走向这一演变的幕后很重要，因为正是在公众观点之后，我们才可以超越那些穿戴整洁的中产阶级自认为是现代和理性实体这一表象，发现那些被分散而又强大的传统遗产以及它们与现代社会不和谐接触的证据。[7]”
目前关于中产阶级的认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印象，中产阶级常常被认为是格调与品味的追求者，他们有令人羡慕的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是衣食无忧、生活优越的消费前卫；另一方面则是各种杂志报刊所热衷宣传的印象，他们与“白领”、“低年龄”、“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高品味”等词联系在一起。这两种并不确定的印象使人们在注意中产阶级引人注目的社会特征的同时，往往对他们的内在世界和感觉视而不见，没有注意到他们生活的另一面。
芭芭拉·艾伦里奇在《堕落的恐惧──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中生动地描述了新中产阶级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这是与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不一致的一面。这些处于社会中间层次的职业中产阶级，由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表现出一种天然的、共同的两面性。她认为，在某些方面，职业中产阶级当然是精英，这激起了他们的自豪感与自信心，但在社会结构中，区别不同阶层的不只是钱，还有权威、影响力、权力等因素；与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相比，“职业中产阶级只是一个中产阶级，位于绝对的财富和权力精英之下。其唯一的资本是知识、技能或者至少还有相关的证明知识、技巧的文凭、证件[8]”。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不断提升自己。虽然在社会下层看来，中产阶级是无忧无虑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中产阶级是社会中最具抱负与雄心的群体，也是社会中最缺乏安全感、归属感与自信心的群体，除非他们真正能够跻身于社会上层，否则那种内在的焦虑将无处排遣。因此，“如果这是一群精英的话，也是不安的、焦虑重重的群体精英。如同其他任何低于最安全、富有的阶级一样，害怕不幸而导致地位的下降与坠落。但在中产阶级内部有另外一种焦虑：内心虚弱的恐惧；日渐软弱的恐惧；不能再进取、没有自律意愿的恐惧。即使所有这些通常是其目标的努力的影响也会成为一种威胁，因为它掌控着享乐主义和自我放纵的可能性。无论中产阶级是否轻视较少的领域，或者重视更多的领域，总有一种恐惧──坠落的恐惧[9]”。
中产阶级在大众与精英之间作着趋避冲突的选择。我们可以从心理两重性的角度把握中产阶级的内心世界：一方面身在世俗社会，过着与社会大众类似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在文化资本上的优势可能使他们自视甚高，并不断趋向自认为是应该达到的地位。事实上，韩国中产阶级更多地表现出上层阶级的取向；相对而言，美国的中产阶级更接近社会大众。这其实只是这种两面性在不同场景中的具体表现而已。
在中产阶级的消费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逻辑。一方面，中产阶级有能力摆脱为生存必需的基本消费而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性消费，但这种物质与精神享受充其量只是有限的，中产阶级的消费理性只是在其满足能力之内作享受选择，如果这种享受影响到其未来发展，他们可能会延滞这种消费；另一方面，在物质享受的同时，他们对于自身提高以及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使得其发展性消费本身具有了“投资”的性质，这种投资本身的回报如何却不得而知，这样其消费或者说投资本身又充满了风险。就整个社会而言，中产阶级无疑是压力最大的群体，在辛苦的工作背后，其实想要满足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消费与享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与地位相关的自我价值的肯定，甚至于一些符号消费或者所谓的“炫耀性消费”也在其中找到了答案。
可能正是源于这种内在焦虑，中产阶级背负了更多的压力；也可能正是这种内在焦虑，激发了他们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流动的强烈愿望。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时期，他们注定要承受更多的时代压力。
在这方面，中国当代的新中产阶级的经历与以韩国为典型的东亚新兴中产阶级更为相似。韩国两班贵族们的后代为了在社会转型所提供的机遇面前重建其尊荣生活，不得不屈尊求助于各种“关系”，以强化其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变革时期一夜暴富的“新贵们”（New riches）也因为其单一“炫耀性消费”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而不得不寻求文化资本。[10] 目前，中国新中产阶级的生活压力主要是来源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双重诉求。过一种奢华的生活不难，过一种格调高雅的生活也不难，难的是二者兼具。一方面，他们欣赏平静朴实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对社会精英们的尊荣生活有着难以割舍的羡慕与追求。就文化资本而言，中国当代的新兴中产阶级更多地自视为社会的精英；而就经济资本而言，他们有时却很难真正理真气壮的自称精英，更多情况下他们只是社会普罗大众的一个缩影。这就注定在未来的发展中，他们仍然会对内心视为世俗的物质经济有较大的诉求。
在大众与精英之间，在文化诉求与经济诉求之间，城市中产阶级注定会比别的其他阶层更焦灼不安，他们注定要承受转型时期更多的心理冲突。在此意义上，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已经并将继续表征着这个时代与社会的诸多心理症。他们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物质受益者，但同时却不得为这种物质方面的进步与享乐付出相应的心灵上的代价。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后，中产阶级在人们的关注与争议声中出现在这个仍然变动不定的时代与社会。他们在未来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呢？这不仅是研究者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米尔斯研究美国新中产阶级之后得出的结论多少有些不尽如人意，他认为，“不管他们的历史是怎样发展过来的，这历史中总没有任何惊世骇俗的事情；不管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这利益总不能使他们形成团结一致的力量；不管他们有怎样的未来，这未来总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如果说，这些人归根到底渴望的只是一个中间过程，那么，在没有中间过程可言的时代里，他们渴望的就是一个假想社会中的虚幻过程……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作为个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很难说有什么独立性[11]”。东亚中产阶级的历史角色似乎作了新的不同注解，或许，中国的新中产阶级在社会变迁与发展中也会有自己的作为。
如同当今倍受争议的时代与社会一样，在争议、不满与怀疑当中，中产阶级也将会不断地发展、壮大。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甚至还充满了风险与不安。他们会成为时代的主角还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一点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很清楚答案是什么。勿庸置疑的是，他们必然会成为未来社会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因为中产阶级兴衰沉浮的轨道反映的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走势与规律。
【注释】
[1] 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第84－85页。
[2] Hagen Ko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 Middle Class," 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 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Taiwan: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Sinica, Nankang, 1993, P63-64.
[3] 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4] 最早的以个人身份作为独立候选人参与选举的公民以深圳的王亮为代表，这种情况后来被称为“深圳模式”，其后在被称为“北京现象”的2003年北京市区县换届选举中，代表私产维权者的聂海亮与代表对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的许志安当选，这表明人们的民主诉求有了现实基础，而不只是以前的空洞激情。同时，社区维权式的集体参与也开始出现，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参与中的参加者基本上都是中等收入者。见“深圳竞选风云”，《南方周末》，2003年6月5日，A3版；“北京现象的政治经济学解”，《南方周末》，2003年12月18日，A4版。
[5] 作为集体参与社区维权典型的番禺丽江花园与深圳丰泽湖山庄，一度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见《南方周末》2003年12月18日A4版；“一个明星社区的利益博弈”，《南方周末》2003年6月5日1－2版；“丰泽湖事件：挑战制度设计”，《南方都市报》2003年12月22日。
[6] Pavan K Varma, The Great Indian Middle Class, PenGuin Books India (P) Ltd, 1998, P124.
[7] 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第123页。
[8] Barbara Ehrenreich, Fear of Fall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 Pantheon Books, 1989, P.15.
[9] 出处同上。
[10] D·Potrzeba, Lee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Mass.) and London, 1998, p.224.
[11] 出处同注[1]，第1页。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 [第1期(总第96期)]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