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西方消费理论中有关中产阶级消费前卫的镜像是中产阶级在特定文化背景与特定历史时段的写照，而绝不是一个中产阶级消费形象的普遍模式。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城市新生中产阶级的消费明显处于节俭与奢侈、激情与理性、主动与被动、雅与俗、个性化与阶层化的两极张力之中。分析与理解这种消费张力的原由、表现、发展态势及其潜在风险，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分析与估价中产阶级的消费镜像，同时也对这一发展中的社会阶层的未来有更为理性的判断。

关键词：消费 前卫 阶级 阶层 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前卫消费镜像为人们耳熟能详，但在这一命题背后的变数却很少为人重视。中产阶级的消费是一个变量，而绝非常量，在前卫与后卫之间依然有诸多过渡形态。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刚刚出现时，消费的前卫性是相当有限的。凡勃伦所说的“炫耀性消费”基本上只是上层社会的游戏，当时微弱的中产阶级更多只是这个奢侈竞赛的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旁观者，初期的老中产阶级大多如同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那样信奉新教伦理，他们敬业、务实、节俭、内敛，是财富的积累者而不是消费者。而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的新兴中产阶级，由于大多源于农业与乡村文化，他们是第一代的中产阶级，刚刚摆脱贫穷与艰难，甚至还生活在“多阶级家庭”，因此要想彻底改变原来勤俭节约的传统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消费理论中有关中产阶级消费前卫的镜像绝不是无条件的，这种镜像是中产阶级在特定文化背景与特定历史时段的写照，而绝不是一个中产阶级消费形象的普遍模式。

在中国中产阶级的现实环境中，就目前而言，与中国社会消费的整体情况相比，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是超前的，他们的消费观念也出现了前卫的征兆，但就此便断言他们是前卫的，显然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因为这往往忽视了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目前消费的复杂性与异质性，同时也可能会失去对他们在消费场中的真实处境的关照。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转型时期，同现代社会一样，中产阶级身上也更多打上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印痕。在消费场域中，中产阶级更多的是处于一种两极诱惑与撕扯的张力场中。这种两极张力是指在消费场域中中产阶级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个体能动性、价值观念、发展方向等方面均表现出相对对立甚至矛盾但同时而又相互纠缠难以替代的两极，正是这两极张力的存在与作用造成了他们消费行为及其背景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只有通过对这种张力场的分析，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与理解目前社会语境下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行为的本质、逻辑与他们在消费场域中的真实处境。

一、节俭与奢侈

俭与侈是关于中产阶级消费中一直为人们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桑巴特认为“所有殷实而节俭的中产阶级所具有的道德激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处理奢侈问题，每次总是得出从道德上解释的观点。”[i]他阐明了中产阶级总是易于卷入有关奢侈问题的道德判断与纠份之中。其实，工业化早期的老中产阶级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节俭的，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与积累者，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观念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按弗洛姆的分析，他们应该是属于那种“囤积取向”的人格类型，具有这种取向的人，“他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囤积和节约的基础上，而消费是一种威胁，他们似乎在一堵保护墙的包围中，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这个坚固的阵地中，尽可能多地把东西带进来，而尽可能少地把东西带出去。”[ii]韦伯所研究的信奉新教伦理的老中产阶级同样是节俭与禁欲的，甚至在谈到资本主义成长的财富积累时，桑巴特也肯定地认为，“……这些财富应打上中产阶级而不是封建的标志。”[iii]中产阶级与奢侈相联结起来，应该是到了资本主义中后期。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虽然大多为有闲阶层拥有，但还基本上没有扩散到中产阶级。到了后来，由于社会的剧烈发展与变迁，社会地位显得更加敏感与重要，这时中产阶级出于对“地位”的诉求开始进行与地位相关的消费，由于这种消费本身并非是生存所必需的，故而被称为奢侈性消费，此后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所产生的新中产阶级由于缺乏了老中产阶级的独立与平衡，因此更加依靠地位消费来排解地位恐慌。在现代社会里，地位性的奢侈更有了新的基础。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正在由传统的熟人社会转为在一个社会联系和阶级限制正在削弱的陌生社会，人们为了展现自己的社会身份，为了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而进行的商品消费行为成为现代消费中的重要内容，中产阶级更是被认为成为这种现代消费的主力军。

桑巴特对奢侈的精辟阐述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常常为道德伦理问题所纠缠的问题很有帮助。他认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消费。显然，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有我们弄清什么是“必要开支”，才能了解这一概念。这又可通过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个来确定。我们可以参考某些价值判断例如道德的或审美的判断，主观地确定“必要开支”；我们也可以努力建立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必要开支”。我们可以从人的心理需求或者从被称作个人文化需求的东西里，发现评判标准。前者随社会风气的变化而变化，后者根据历史时期的变化而改变。[iv]他还认为，奢侈包括两个方面，量的方面与质的方面。数量方面的奢侈与挥霍同义。从“质量方面的奢侈”可以得出奢侈这一概念，它以精制品为典型。而且，人们将迅速获得的财富绝大部分用于奢侈品的趋势是我们的文明中时常发生的现象。在他看来，激发暴富的店主和势利小人（除非他是守财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方面的作用）追求奢侈的因素，一方面是蒙昧无知的人除了从生活中得到诸如大量享乐品提供的那种纯粹的物质快乐外，别无所能；另一方面是急切想跻身于有教养社会的愿望。“野心和享乐，这两个刺激奢侈需求的因素一直推动着新贵的奢侈需求。”[v]。他认为，历史上财富的增长和奢侈的扩展有着一样长的发展阶段；二者都始于新人的出现。对近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点是，除了金钱一无所有的新富翁只会将大把大把的钱财用于奢侈生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突出的能耐；而且他们向旧有的贵族家庭传播他们那种物质主义的、富豪的世界观，通过这种方式，旧贵族家庭被拖入了奢侈的旋涡。

这些对于奢侈的论述在分析我国中产阶级产生前后的消费表现时仍然有一定的适应性，但很明显中国社会的历史以及中国中产阶级产生的特殊情况使得这种解释多少已经不能圆满。在刚刚开始，城市新兴的中产阶级主要是早期进入市场的那部分人中出现的老中产阶级，这些以前经济贫困也缺乏社会声望的新贵们的奢侈为整个社会所注目。他们一掷千金，甚至从不讨价还价，但这些被社会认为大方而粗俗的奢侈行为虽然一定程度上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也博得了一定的艳羡，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示范效应，因为这种模仿所需的财力并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而且，由于当时新富阶层的财富来源为很多人所质疑，加之他们本身教育文化的局限，这种单纯的以财富为主的“炫耀性消费”更多激起的是人们的不屑。也就是说这种奢侈只是局限于一定的圈子内，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消费处于有限的水平。

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表现就总体而言，可以分作两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国家的各种福利保障如住房、教育、医疗等还没有进行改革之前。由于当时城市的新中产阶级在体制内的各种社会保障较为完善，虽然他们的收入并不是太高，但当时曾经引发了一轮消费热潮。由于多年来对消费的限制与市场商品的单一化，市场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更多更好的消费品尤其是国外消费的进入，使得消费市场出现了空前的活跃。这一时期人们的消费热情较高，各种高档商品与耐用消费品的更新成为消费的主要内容，国内外很多关于中国消费热情与奢侈性消费的研究主要指的就是90年代初期以前。第二个阶段的主要变化是国家不再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住房、医疗、教育改革相继推出，而这一持继到现在的阶段是与社会保障的相对匮乏并行了。当城市职业中产阶级的住房、教育、医疗等消费内容不断由国家转到个人、家庭消费中时，不仅消费的方向发生了改变，而且消费观念、消费模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社会保障不力和国营企业改制所导致的不安全感，实际上使得新中产阶级的消费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更多的收入用于购买住房，甚至积累下来应付不断见涨的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这样家庭享乐方面的消费就变得更为理性。这时消费内容的变化对于中产阶级的消费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以前曾经追求消费品的奢侈的话，那么现在消费安排趋于合理，呈现出奢侈与节俭并存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在某些较为重要的方面如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他们的消费是超前的、高档次的、甚至看起来多少是奢侈的，但在其他方面则由过去的过分追求变得更为冷静与理性。

我们在调查以及访谈中都能够发现中产阶级成员俭与奢并存的情况：虽然住在高档社区的宽敞而现代的房子里，但在具体生活的细节消费中他们仍然会精打细算；身着名牌的职业中产女性，会不惜代价购买他们自己中意的衣饰，但同时，他们也会经常在商品打折的时候赶场式的去购买各种商品；他们在子女教育上不惜多年的积累，但他们自己本身则可能仍然非常节俭。这种俭奢并存的表现事实上并不仅仅局限以上所列，甚至就是他们消费生活的一种逻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是由于他们的收入与资产还没有达到任意挥霍的地步，但更重要的这些新一代中产阶级本身的成长环境与教育有关。一方面，他们可能大多在年轻时都经历了生活的艰难与困顿，节俭的习惯仍然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起作用，同时生活于多阶层家庭的现实也是一种重要的影响方面。以致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已经收入不菲，但消费却保持了过去的传统，因而显得与现在收入状况不“般配”或者不“协调”。同时，城市中产阶级的教育背景也使得他们并不认同纯粹经济上的“炫耀性消费”，而更加重视自身的文化投资与消费。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一种看上去可能有些显得极端的消费。但这显然是他们自身生活的一种真实选择。

安格鲁尼在为《名牌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奢侈生活方式的最不确切的一种表达，我姑且称之为‘切分奢侈’，此种奢侈指的是其个人的矛盾行为，他尽管允许自己享受最好的，但却只是在某个特定的生活范围内。你经常遇到一些人，他们为买某个牌子的汽车，为一次旅行或者为买一栋房子而一掷千金，但在衣服上却俭省。真正的奢侈品必须包括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vi]这种不过分甚至是适度的奢侈，可能正是中产阶级消费中的真正表现。

二、激情与理性

中产阶级的消费激情一向是学者们的敏感话题。托克维尔曾在分析美国老中产阶级时指出了中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特定经济与社会地位，更容易摆脱家业不丰的限制，因此他们具有消费激情，并且可能会感染整个社会。里斯曼认为，新中产阶级是一种“他人导向”型人群，这样他们的感受性比较高，容易成为消费浪潮的易感人群。至于波德利亚的“符号消费”，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中产阶级的一种本质特征，因为中产阶级对于身份、地位的重视使得他们需要借助符号工具。布迪厄、费瑟斯通对于新中产阶级的消费热情的宣扬也成为重要内容，他们认为现代的享乐主义消费者被理解成狭窄的社会基础上的相对较新的历史现象：这些新的享乐主义者是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如此一来，中产阶级似乎成为一种消费激情的代表，即便有些许理性也被淹没了，人们更容易注意到激情的一面。

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产阶级是群年轻而热情的消费者，他们受的教育比较好，结婚较迟，子女较少。这些居住在都市里的年轻的中产阶级，他们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中产阶级一样时髦。他们过着时髦的生活，并且要求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追求，构成了他们自觉地追寻高品质生活目标的一部分。这些发展中的中产阶级是群老练的消费者，他们欢迎有价值的产品甚至是奢侈品，他们用信用卡付帐，将购物视为最佳的消遣方式。他们热衷于观光旅游，甚至在亚洲，旅游已成为人们是否步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标志。他们不但有钱还有闲，从吃、喝到娱乐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对具有异国风味的麦当劳、肯德鸡式自助餐以及富有别样情调的新式寿司外卖店和许多从未见过的外国餐馆情有独钟。[vii]

他还指出，在中国，对高质量教育的追求往往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中国城市的私立幼儿园不断出现，是准备及早培养孩子过中产阶级的生活。他认为他们之所以愿意付出昂贵的学费是因为：孩子家长自身失落感的反映；“四二一综合症”在作祟。[viii]

吉姆·罗茨也乐观地认为，亚洲包括中国不断增多的中产阶级以及他们的消费观念，使得亚洲已经拥有十亿积极的消费者，这些人大都是中产阶级。有数目大得惊人的中国消费者购买从表面判断似乎已经超出他们购买能力的货物。这种过度消费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政府给一些消费项目加以补贴。他们表现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与消费能力。这10亿消费者成为未来外国公司的理想消费人群。[ix]

其他对于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消费革命的论述也没有漏过这一现象。他们认为正是消费革命唤醒了中产阶级（当时的城市居民）潜在的购买欲望与消费激情。但在随后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当时的消费热情只是暂时的。90年代中后期，随着住房、医疗等的相继改革，这种激情大为消减。提到近期以来的消费变化及趋势时，学者都注意到了消费的理性成分，而中产阶级仍然是这样一种变化中的先锋。我们的调查与访谈中也可以看到，中产阶级家庭虽然对于品牌、环境、服务等所代表的符号消费情有独钟，但这种消费是与对质量、耐久等理性消费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符号消费最多也是有限度的、两面性的消费，而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对符号的追求。他们在住房、轿车上的消费虽然有一定的激情成分，但也是以他们自己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同样贷款消费、超前消费的现代理念也是在他们的承受范围内进行的，这与发达国家的消费信贷如美国、日本又不尽相同。一方面与他们的经济基础相关，同时也与他们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消费观念不无关联。

我们对于中产阶级消费的研究表明，对于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他们的消费呈现一种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共存的情况。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一样，对于社会地位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重视，会使他们投身于那种在社会区隔逻辑作用下的地位消费。在一个传统的社会联系正在削弱的世界里，在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们为了展现自己的社会身份，为了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以达到自我与群体认同的消费行为成为现代消费的重要内容。对于这种在原初消费上已有的、为现代消费所扩大的消费内容里，“地位追求者”本身也包含了一定的社会合理性，这是对经济理性的一种补充。

韦伯从理性与非理性的维度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传统行动。他认为，传统行动与情感行动在客观上可能是合理的，但在主观上却是非理性的，价值理性虽然在主观上具备了相当的理性成分，但在客观上这类社会行动却是不具备理性特征的，而目的理性的理性成分最高，[x]这种基于理想类型之上的分类对于了解社会行动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同时应该注意这种理想型的非现实性。在城市中产阶级消费行为中，将工具理性维度与表意性维度作为两个互相排斥的极端分开将难以看到他们消费的真正意义。按照艾利亚斯的分析，这种行为本身“不是‘理智’的，如将‘理智’ 理解为：这种秩序就象制造机器一样，经过深思熟虑而出现；也不是‘非理智’的，如将非理智理解为：该秩序是以不可理喻的方式出现的。”[xi]而且，如坎贝尔在《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中所指出的，现代消费本身是沿着浪漫、享乐、激情和节俭、理性两种逻辑演进的，只不过这种两种逻辑的力量强弱有时可能不均，导致人们看不见隐匿其后的双重性。[xii]这一点，在我们对于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消费行为的研究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三、主动与被动或自由与限制

在对于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研究中，常常可能有两个极端：其一，是将消费者的消费视为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这种行为本身是基于消费者个人的认知与喜好基础之上，消费者行为的有关研究虽然也注意到影响这一行为的一些社会因素如性别、年龄、家庭生命周期、民族等因素，但基本上是以消费者个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这种观点认为消费活动是个人选择决策的结果。另一种极端是所谓的后现代式的消费观，这种观点以波德利亚、鲍曼等人代表的对于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消费的强调为典型，指出了符号在现代消费中的重要意义，但很明显在这种观点中，人其实成为被欲望和符号消费操纵的被动工具，如弗洛姆所说，本来“我们在消费活动中应该是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和有判断力的人；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但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这是难以看到的。消费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我们真实自我相异化的虚幻活动。”[xiii]也就是在这样的消费中，人已经失去了主动性，他们的消费都不是为自己，而受社会上层的时尚、偏好等“高雅文化”、“合法品味”所左右，因此他们的消费总是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演性质。

事实上，关于消费的这两个相对立的强调本身并没有错，只是他们都可能走的太远了一些。从表面上看，消费世界似乎是相当自由的。毕竟，只要我们拥有金钱（在今天或者更好一些——拥有信用卡），我们就似乎可以自由地购买我们想买的任何东西。买什么、在哪买、与谁一起买、怎么样买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完全可以与其他人不相干。在消费中我们大家都感觉自己是相当独一无二的，但实际上，我们与自己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其他的成员都极其相似，那个群体中的各个成员消费的大都是相同的一些东西。也就是说，消费者的自由与主动是有限的，我们显然没有自由到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拥有的那种自由程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又总是被一些意识或无意识的因素所决定的，只是决定我们消费行为的因素可能在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变化。

对于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的研究同样表现出这样一个维度上的两面性。他们的消费主动性容易理解，他们是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与自己的消费偏好中展开其消费行为的，而对于他们的被制约的或者被决定的力量的了解则要更为困难与复杂一些。在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产生、发展过程中，上流社会的消费品味对于他们的消费行为起很大的影响。中国中产阶级的真正出现应该是自1978年以后，而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还要稍微更晚一些。由于1949年以后的社会“去阶层化”，贵族文化甚至是中产阶级文化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这样的新生中产阶级就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不同，他们基本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贵族文化”以资效仿。也就是说，这种上层社会的导向与操纵基本上没有或者说很弱。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有更多的制约因素使得中产阶级的消费受到影响并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其一，传统的消费行为、消费观念，或者可以说是乡土社会的消费行为、消费观念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对他们的消费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考虑到中国本身的社会转型开始不过20多年，甚至还仍然处在转型之中，这种影响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而且，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大多是刚刚通过社会流动上升的第一代中产阶级，他们更多地与那种经济短缺、物质匮乏时代的消费观念相联结，这种长期形成的消费观念必然会在他们的消费行为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其二、计划经济时代虽然已经远去，但这一体制所形成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而且由于城市中产阶级有很大一部分是“内生”的中产阶级，他们已经并可能仍然受益于体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消费行为受这种影响较大，这在我们前面对中产阶级的阶层内部消费异质性的讨论中已经指出。其三，大众传媒的导向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引导与操控中产阶级消费行为的重要力量。这一点与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严格来讲，西方中产阶级是在经过了一系列演变之后到了后工业社会才遇到传媒社会所造就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的，而中国中产阶级却是在刚刚兴起时就已经面临这种影响。就现阶段而言，由于我国的社会分层刚开始出现并还在演变之中，所以目前阶层因素对中产阶级的主导显然不是主要因素，我们已经感受了大众传媒介在对中产阶级形成与发展中的影响。弗兰克•莫特在对20世纪后期英国消费文化的研究中发现，由于一些媒介人特定的话语权，在他们的影响下，这些媒介依托广告等手段成功塑造了一个具有独特形象的男性消费群体特征，而这种特征成为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男性的表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人为的消费文化主导了当时的男性形象，打造了一种社会时尚，进而主导了中产阶级男性甚至整个社会的消费形为。[xiv]就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况看，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受传媒影响会更大，我们随后在对传媒关于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宣传中可以发现，这种力量不仅仅是对中产群体的一种回应，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甚至与这个群体关系不大的创意。自然，这种媒介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第四，与后发模式的中产阶级相同的是，中国城市中产阶级不得不面对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这点随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而加强。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对于那些代表西方文化的消费品，不论是习惯还是不习惯，中产阶级都有不同程度的接受，当然这种情况也有一定的符号消费在内。事实上，中产阶级向来是求新求变的群体，这点中国城市中产阶级也不例外。莱特发现韩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受西方影响很大，在很长时间内，来自西方的一些进口高档消费品、西式家具、西式住房都成为韩国新兴中产阶级消费的中心，虽然有时受爱国情结的影响，但他们仍然将这种消费作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作为地位与一定身份的象征。[xv]至于印度中产阶级，由于长期的西方殖民地经历，其中产阶级本身就具有更多的西化色彩，他们的价值观、消费行为等等更是受到西方文化全面的影响。[xvi]如果回顾上世纪早期的上海中产阶级，也会发现，当时新都市文化的主体在生活方式上的西化色彩非常浓厚，是中产阶级率先接纳了百货大楼、咖啡馆、公园等“进口”的消费场所与环境。[xvii]再看看离我们还不远的八十年代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这一切都表明，未来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受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将仍然存在甚至扩大化。从这些方面而言，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本身绝不是完全主动的结果。

关于社会行动中的主动与被动性问题，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在他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xviii]对于中产阶级而言，他们的消费行为也是如此，他们既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嵌入社会结构中并反作用于结构。只有在此意义上，我们对中产阶级的消费的主动与被动的两面性才能有更深的认识。他们可能被流行的消费文化所左右，但同进他们很可能对未来的消费文化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四、雅与俗

将关于消费的研究从行为上升到文化层面时，大多数对消费的讨论最终会区分出两种对立的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传播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这些讨论认为，这两种文化形式表现了不同类型的价值，代表不同的审美标准因而受到不同阶层的成员消费，每一个阶层的声誉从“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存在明显分离这个角度看，都附属于它的文化。[xix]在整个社会由上到下的这种消费竞争中，出现了不同的“品味阶层”。社会学在讨论消费偏好与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时，往往认为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决定了这些阶层的消费偏好。根据这种观点，教育和财富与高雅文化偏好联系在一起，高雅文化一般被界定为生产与传播受到社会精英人士控制、以他们为主顾的文化产品。其他人则消费极少要求或根本不要求教育背景的低俗文化或大众文化。低俗文化被认为将一种现实观强加给公众，而高雅文化被视为能够用于增强或巩固一个特定精英阶层或社会阶级的地位、排斥那些缺乏欣赏它所必需的知识的人的一种资源。[xx]在中产阶级发生、发展的历史上，处于社会中间地位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往往总是自觉与不自觉地与低俗文化划清界线，同时他们总是在追随上层社会的消费习惯、礼仪、时尚等，凡勃伦的有闲阶级如此，齐美尔的时尚流变中的中产阶级如此，在桑巴特、埃利亚斯等人对于奢侈的分析中也是如此。这样，中产阶级总是积极的品味文化制造者，虽然他们本身可能没有形成自己的优雅习惯。甘斯对于品味的阶层分析，布迪厄对于文化区隔的分析其实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甘斯认为品味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阶层，他认为中产阶级青睐的是中上等文化；而在布迪厄看来高雅文化不仅被视为一种享有盛誉的文化形式，而且也被认为给社会其他阶级的文化设定了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只有这种文化被认为是合法的。高雅文化是文化理想。人们认为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彼此不同，彼此之间的影响很小。布迪厄认为，下层阶级的文化趣味是由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决定的：娱乐应当为他们提供办法逃避或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相比之下，不受经济的迫切需要所驱使的上层阶级从“艺术而艺术”的角度看待文化。重要的是形式与风格，而非实际内容与功能。他认为中产阶级总是在模仿高雅文化，但这种模仿总是不能完全成功，因而他们总是显示出品味上的虚饰性。但无论如何，这些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中产阶级总是有一种高雅文化导向式的消费。

如果说迎合高雅是中产阶级渴望获取上层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努力，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在旧上海中产阶级的消费曾有过瞬间辉煌，他们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让人怀旧的“雅文化”。但面对当代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显然很难用雅来概括他们的消费。一方面，贵族文化或者说高雅文化的一度缺失，使得这个群体没有了明确的目标；同时就目前而言，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是通过改革开放提供的社会流动刚刚步入中产阶级行列的，因此相伴的突生性与异质性也使得他们缺乏统一的品味，最重要的是他们与原阶层的已有习惯仍然藕断丝连。因此，在短时间内，他们也不可能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生活方式，阶层内的差异仍然会在很长时期内存在。这一切，都注定至少在目前，他们还不能完全称为“品味阶层”，高雅文化可能会是他们的理想，而很多人可能对此没有深刻的社会记忆，没有真正的习惯，甚至在调查中发现即便如布迪厄所说的对高雅文化的虚意迎合也很少。

每一社会群体的品味和活动都可以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群体里见到，高雅的、流行的似乎总是纠集在一些，想要断然分开并不容易。80年代至90年代兴起的一些老中产阶级通过经济的炫耀试图趋近高雅，但他们甚至根本就谈不上高雅，这种有名无实般的模仿同有闲阶级一样有名无实。我们所调查的城市中产阶级，作为现代的“知识阶层”，他们更多地显示文化上的高雅而不是经济上的高雅，但这个迹象仍然难以具有普遍性，就文化消费而言，新中产阶级其实并没有显示出更明显的品味。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今天的消费社会或者大众社会中，为文化设立标准和塑造大众品味的是文化场所，而不是高雅文化。我们已经看到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中产阶级想要摆脱这个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对于新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可能面对的是不断变幻的流行的生活方式，但这些显然不能算作经典的高雅。或许，可能不会真正有那种经典存在了。新中产阶级的很多人如布迪厄所说，是媒体人，他们的力量可能会使媒介文化更多地体现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他们会与媒介共谋，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流行的消费文化，但却不再属于传统的高雅范畴。

不会再有绝对的高雅，自然可能也就没有对高雅的梦幻追逐。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就会甘于流俗。虽然没有了对社会上层的刻意模仿，但他们却对保持与地位不如自己的阶层的区别非常在意，在调查中这种情况反映得较为明显。他们可能不会孕育出真正的雅文化，但他们却总是与布迪厄所谓的“生活必需”式的消费保持距离。因此，雅俗兼具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他们的真正面相。或者如后现代所说的，在未来有的是差异，但不会有雅与俗的武断区分。

五、个性化与阶层化

如同齐美尔在谈到现代社会时所说，现代社会呈现出两种看似相互矛盾但却齐图并进的发展趋势：其一是越来越多的自由所提供的个性化，其二是把许多不同东西夷平以达到阶层化。这实际上是在中产阶级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一直相伴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如同许多研究所发现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松散的社会群体，以致于任何一种结论总是会找到与其相悖的方面；另一方面，总是有一些较为普遍的相似性存在于这个集合体之间，以致于人们总是会用一些话语或特质来概括这个复杂且多变的群体。这一点在消费上表现的更为明显一些。当托克维尔用“激情”，米尔斯用“前卫”，布迪厄用区隔，坎贝尔用“浪漫伦理”来进行概括时，在一定程度总是合理的，但同时又总是有其不足之处，总有难以自圆的地方。而对于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尤其如此。

个性化是中产阶级消费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也是现代消费的一个重要趋势。作为一种展现与表达自我的方式，中产阶级的消费更具多样性。甚至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共同模式来表征这种个性化，但同时，尽管目前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致的“阶层消费”或者消费文化，但由于职业、身份、收入、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他们已经表现出一种相似性，虽然这种相似可能是表现性的，但显然已经具有社会区分的功能。

个性化与阶层化并存是未来城市中产阶级消费的共同态势，但这二者却很可能是难以真正合拍的。阶层化会使得阶层消费表现出一种共同性或者相似性，这是阶层认同的基础，也是未来中产阶级社会认同的重要方面。事实上，很多对于中产阶级这一社会共同体的质疑主要就在于这个群体的认同问题，如果说以往的研究表明他们的不同利益、不同特征、不同政治取向不足以使这一阶层真正整合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的话，那么中产阶级对于现代消费的热衷多少提供了些许希望。甘斯与布迪厄的研究已经发现了这种希望，但这是另外一种与中国中产阶级具有很大不同的中产阶级。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未来的发展如何？他们能够形成一个“消费或者生活方式的共同体”，抑或如利奥塔所言只是“共同体的云雾”而已，我们从目前个性化较强这个趋势还难以做出预测。

个性化使得中产阶级充分享受消费所带来的自由与自我表现的快乐，但只有阶层化才能使他们找到社会认同的力量。因此，如何在个性化与阶层化之间达成均衡，从而建构作为一个阶层体现的认同，这同样是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消费中所面临的问题。自然，这种消费建构的认同也许远不能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认同相提并论，但这对于一个游离于社会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归属感的阶层来说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在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分析中，丹尼尔·贝尔指出了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后果：“现代生活创造了一种角色和人的分歧，这对于生性较为敏感的个人来说，就成了一种紧张的压迫感。”[xxi]对于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消费场中的当代城市中产阶级而言，这种压迫感可能会伴随他们并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而这也使他们的生活面临着贝尔所言的那种并不轻松的现实：“人们生活在特殊一普遍的张力之中，并必然接受那种痛苦的双重羁绊。”[xxii]而且，正如艾利亚斯的分析所指出的：“就是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张力为其情感生活和其行为打下了特殊的烙印。”[xxiii]事实上，消费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产阶级生活的紧张，同时可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

这一系列的张力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难以避免的悖论，中产阶级所面对的消费悖论正是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发展的悖论，也是所谓的“消费社会”的时代悖论。就其位置而言，中产阶级只是更为敏感的感知并体验着这个悖论，更为紧张地处于这一悖论交织的旋涡的中心而已。在这个悖论交织的消费社会生存，这将是中产阶级面临的现实，而要超越这个现实，却远不是一己之力就能够做到的。中产阶级的困顿与焦虑，也只是我们时代——消费社会的困顿及其心理症的投射而已。

参考文献：

[i] 维尔纳•桑巴特著：《奢侈与资本主义》，第153页。

[ii] [美]埃利希·弗洛姆著，孙依依译：《为自己的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iii] 维尔纳•桑巴特著：《奢侈与资本主义》，第104－105页。

[iv] 同上。

[v] 同上。

[vi] 沃夫冈·拉茨勒著，刘风译：《奢侈带来富足》，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vii]［美］约翰·奈斯比特著：《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0页。

[viii]［美］同上第111页。

[ix]［美］吉姆·罗茨著，张绍宗译：《亚洲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257页。

[x]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第365－367页。

[xi]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王佩莉译：《文明的进程》（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页。

[xii] Colin Campbell,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P227.

[xiii] ［美］埃利希·弗洛姆著：《健全的社会》，第134页。

[xiv] ［英］弗兰克•莫特著，余宁平译：《消费文化――20世纪合期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xv] DenisePotrzebaLet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1998,P97—99.

[xvi] Pavan K Varma, The Great Indian Middleclass，PenGuin BookS India (P) Ltd, 1998, P112－124.

[xvii] ［美］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35页。

[xviii] 吉登斯著，李康，李猛等译：《社会的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90页。

[xix] ［英］戴安娜•克兰著：《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第1－2页。

[xx] ［英］同上第34－35页。

[xxi] ［美］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42页。

[xxii] 同上第224页。

[xxiii]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文明的进程》（Ⅱ），第338页。

作者简介：王建平（1970——），陕西洛南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分层与中产阶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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