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理论探索，将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主要抓手。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历史任务，并以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作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主要抓手，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

（一）提出“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历史任务，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工作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方向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江泽民同志适时提出了“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一命题，从而使“扩大对外开放”的内涵从数量、规模的扩张发展为质量、水平的提高，反映了我们党对开放规律认识的深化。

质的飞跃是以量的积累为基础的，对外开放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开放之初，对外开放更偏重于数量和规模，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对外开放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广度，开放环境趋于完善，开放经验逐步丰富。在这样的条件下，把对外开放的工作重心转向提高水平上，不仅应该，而且可能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江泽民同志在这里将“更好”与“更多”并提，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思想已初露端倪。

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都取得了丰硕成果。1992年到1996年，对外贸易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6%以上，明显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了世界贸易平均增长幅度。开放初期，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序为第32位，1992年进出口总额为1655.3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序升至第11位。1997年，进出口总额在世界的位次又上升到第十位。利用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加。1992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次突破100亿（110.07）美元，1993年登上200亿（275.15）美元台阶，1994年迈过300亿（337.67）美元，三年跨过三道坎。此后我国成为全球投资热点的地位逐步确立，这对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比如：沿海地区加工成本低廉的优势正在递减，粗放型的出口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引资结构不尽合理、地区分布失衡，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引资水平偏低；合资过程中，低估国有资产，国家税收流失、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等现象比较严重。等等。对这类问题，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总结经验和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将“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概括为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之一，对全国提出了新要求。同年底，江泽民同志在广东汕头考察工作时指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一篇大文章”，并高度评价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意义，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加快实现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历史任务，并对如何提高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水平作出明确的要求。比如在对外贸易方面，江泽民同志强调要“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努力扩大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优化出口结构。”。在利用外资方面提出“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这些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为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中央为推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不懈努力。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从此步入一个新阶段。为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标志我国对外开放工作重心已全面转向“提高水平”、增加“含金量”的轨道上来。

（二）将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作为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主要抓手，从而明确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对外开放发展一定阶段的新标志和必然要求。那么，如何实现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一历史任务呢？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作为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主要抓手，从而使我国的对外开放有了明确的、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

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强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途径就是扩大地域、拓宽领域。他提出：“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利用外资的领域要拓宽···引导外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适当投向金融、商业、旅游、房地产等领域。”1993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南、西南十省区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形成既有层次又各有特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强调要“不断引导对外开放向高层次、宽领域、纵深化方向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和分工”。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将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目标概括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明确提出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概括为对外开放的目标，充分体现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一历史任务的具体要求。所谓全方位，是指在我国形成全地域的开放，实现东、中、西并举的同时，在国际上加强与世界各类国家的交往，实现对外开放的多元化；所谓多层次，是指根据各地区的实际和特点，按照不同的开放程度形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开放区域，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和分工；所谓宽领域，是指在原有商品贸易、加工贸易的基础上，向投资和服务领域推进，并使对外开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可以看出，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使扩大开放、提高水平这一历史任务有了具体抓手，而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号似的宣传上。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由偏重沿海转向从沿海向内陆全方位推进，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由加工制造为主向设计与营销两端延伸，开放领域从商品贸易扩展到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并致力于大力发展教育、科技、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国际交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为抓手，我国掀起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高潮。到20世纪末，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逐渐推进，形成了一个由沿海开放区、沿江开发区、沿边开放区和内陆开放相结合的全地域、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格局，我国经济也随之由封闭或半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二、重视制度安排，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江泽民同志始终重视对外开放中的制度安排问题，他曾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是同国外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而不是靠人家来恩赐，也没有人会恩赐给你。···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体制机制，创造一个有利于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根据这个思路，江泽民同志一方面强调对外开放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支撑，另一方面强调对外开放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一）推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实施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对国外企业的吸引力，必须通过改革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形成有利于对外开放的体制和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创造了重要的体制条件，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发展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开放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显著特征。人类社会经历过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漫长岁月，这种以手工工具进行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具有排斥社会分工、闭关自守的本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种生产要素也逐步商品化和市场化，统一的国内市场逐步形成，并进而形成世界市场。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出现以后，社会经济生活几乎全面市场化、开放化和国际化。因此，我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需要始终不渝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进入世界市场，使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国内、国际资源和生产要素双向流动，从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统一的开放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一种制度上的需要。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强大动力，为发展对外开放新格局创造了体制条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微观上讲，必须转化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让企业走向市场，增强企业的动力和活力，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从宏观上讲，主要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这样就会促使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动力。同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基础，会促使我们主要采用市场机制的价格、汇率等手段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从而使我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

（二）强调发展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要与国际通行规则相适应。

江泽民同志认为中国要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必须重视在维护我国利益的基础上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问题。事实上，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无论我们是否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这些规则和做法都将深深影响到我们。因此，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表现。

为了给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提供有力保障，江泽民同志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对外开放制度安排中的核心环节加以推动。他曾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将有步骤地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为国内外企业创造公开、统一、平等竞争的条件，建立和健全符合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为国外企业来华进行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更稳定的市场准入机会。”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我们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改善我国的贸易投资环境，增加贸易机会，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更有效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比较优势，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高度评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意义，强调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个“重要契机”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将由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我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也就是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大大推动我国对外开放从政策性到制度性的转变。我国将从此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遵守多边贸易规则，增加贸易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逐步实行国民待遇，从而增强国内市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为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付出不懈的努力。他始终以动态、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适时制定了指导原则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策略，契合了谈判的进程和斗争的需要。江泽民同志运筹帷幄，成功化解了谈判期间的三次大的政治干扰，即1989年西方的“制裁”、美国借1998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和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之机向我施压、以及1999年5月发生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在1999年中国“入世”谈判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果断决策加快谈判进程，推动中美达成协议，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重要条件，并最终推动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我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思考。我认为，从政治上看，从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看，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虽然我们这方面的能力还不强，但要奋力地去游，并且要力争上游，不断提高我们搏风击浪的本领。这对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综合国力的较量中掌握主动有利。”

总之，江泽民同志强调以加强制度安排作为发展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心，从而形成一个既有国内经济体制支持又尊重国际通行规则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这个思路对于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把握历史机遇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有力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国际背景。在对外开放中怎样抓住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拓展开放空间，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始终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来对待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我们正面对着世界经济、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国际竞争。这是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竞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回避不了。在这场竞争中，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奋力在这场大竞争中取得主动，发展壮大我们自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必须肩负起来的历史责任。”

（一）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在区位上从局部向全局扩展。

江泽民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高度重视我国对外开放在空间布局上的扩展问题，他曾明确指出：“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由偏重沿海转向从沿海向内陆全方位推进，并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高潮。

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继续巩固已取得的对外开放成果，发挥沿海、沿边、沿江地带的辐射带动作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作出了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沿江10座城市、沿边13座城市的重大决策。中央决定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后不久，又决定沿江开发芜湖、九江、武汉、黄石、岳阳、重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等城市，从而形成了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沿江开放带。在沿江地区加快开放的同时，江泽民同志又对沿边开放进行了前瞻性的思考，他认为沿边地区具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发展潜力很大。1992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扩大陆地边境的对外开放作为我们整个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1992年3月，中央决定开放黑龙江省黑河市和绥芬河市、吉林省珲春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四个沿边市。同年6月，中央又决定开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博乐市、塔城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凭祥市、东兴市、云南省畹町市、瑞丽县、老河口县。7月，中央决定开放内蒙古自治区的二连浩特市。北部边境13个市县镇的开放，形成了内陆周边地区开放新格局。沿边地区的开放，不仅能够为整个国家的对外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能够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其次，在巩固已有开放成果的同时，江泽民同志又大力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向内陆、向中西部推进，使我国全方位、全地域开放的新局面得以形成。1992年6月至7月，中央决定开放还未开放的18个内陆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这将大大促进内陆省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意味着中国内地已经开始或正在走向世界。而我国全地域开放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早在1993年，江泽民同志就对西北地区的对外开放问题有过专门的论述，强调“今天要振兴西北地区的经济，也必须走开放搞活之路”，提出“可以根据西北地区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在一些地方抓紧进行扩大对外开放的试点”。1997年，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随后提出了以开放促开发的具体思路。1999年后，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它将改变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相对滞后的局面，促进我国形成地区间更加平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江泽民同志为此曾这样阐述西部大开发的意义：“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发展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已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往来，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东盟国家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我国逐步加入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等一大批国际公约和条约，并与89个国家签订了双边保护投资协议，与160多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到20世纪末，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逐渐推进，形成了一个由沿海开放区、沿江开发区、沿边开放区和内陆开放相结合的全地域、全方位开放格局，我国经济也随之由封闭或半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二）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在形式上从简单向丰富拓展。

对外开放之初，我们凭借着市场优势、低成本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智力资源等）、产业基础和生产能力等综合成本优势，成为承接制造业转移的主要国家之一，进入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以加工组装为主。然而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在对外开放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广度、开放环境趋于完善、开放经验逐步丰富的条件下，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一方面提升原有以加工组装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在技术创新、品牌经营和国际营销网络建设等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引进跨国公司产业链中高端环节等方式，力争在全球产业分工的高端价值链上占有一席之地。为适应这样的形势，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的形式在原有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多种形式的贸易区域，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由加工制造为主向设计与营销两端延伸。

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还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从“引进来”开始起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引进来”的开放战略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成功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带动了各个经济领域的繁荣变化，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这二十多年，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这是完全必要的。不先‘引进来’，我们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就难以提高。你想‘走出去’也出不去。”早在1997年，江泽民同志就把“走出去”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提出来，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反映出他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敏锐洞察力。所谓“走出去”，就是组织我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开拓国外投资市场。其战略价值取向，是要弥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多形式、多层次对外开放区域的形成，为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尤其是“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对于提高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水平、培植我国产业竞争优势、增强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以及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贸合作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在内容上从狭窄领域向宽领域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在经济领域中，又主要集中在贸易和生产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外开放从商品贸易向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推进，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取得积极成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逐渐成为重点。为此，江泽民同志始终强调要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力度，有步骤地逐步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按照产业政策，积极吸引外商投资，引导外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适当投向金融、商业、旅游、房地产等领域。”在党的十五大上，他又进一步指出要“有步骤地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作为对外贸易重要内容之一的服务贸易，在改革开放初期仅以旅游、运输、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服务领域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以旅游、运输服务为基础，以通讯、保险、金融等新兴服务贸易为增长点的服务贸易全面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对外开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对此有着明确认识和深刻思考。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愿意不断加强和扩大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科技合作，加强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江泽民同志认为，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是加快我国技术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而积极引进国外智力，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一切文明成果，加快自己的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把坚持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做到既善于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善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的思想、道德、文化传统，始终保持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积极开拓国际经济交往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大力发展教育、科技、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国际交流。通过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我国不仅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了大量高科技人才、引入了先进的理念，也将中国元素推向世界，让世界各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历史一再证明：开放则兴，闭国则衰。在刚刚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回答香港《紫荆》杂志记者提问时曾作过这样的郑重表示，他说：九十年代的中国将更加开放。“更加开放”也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特点。随着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强大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