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至2002年，国际形势经历了重大、深刻的变化。其间，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矛盾和斗争此起彼伏。在纷繁复杂的外交实践中，江泽民作为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放眼世界和未来，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方针和政策，开拓了中国外交理论的新境界。在江泽民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取得显着成就。13年间，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为世人瞩目和赞赏。以大国外交为关键、以周边外交为依托、以发展中国家外交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舞台的跨世纪全方位外交新格局基本形成。江泽民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来自多个方面，其中，崇尚和平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是重要源泉之一。

一

古老的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在其文化性格中，追求和平是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自古及今，中国人民都把寻求和平作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 “孔子的仁爱儒学，墨子的‘非攻’政治思想，孟子的王道思想（非霸权主义思想），孙子的‘不战’战略学，仁爱、忠孝、信义、和平的中华道德和中庸哲学构成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主流体系，这个意识形态体系就是古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灵魂，规定了中国传统外交政策的方向和性质。”（陈洁华：《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江泽民，其外交思想里就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的“和合”理念。

“和合”文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核，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孔子将“和”视为天下大道，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礼记》）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墨子则指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孟子积极倡导“王道”，反对霸道，并提出“以大事小”和“以小事大”的邦交原则，即国与国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大国应该平等对待小国，与小国和睦相处；《孙子兵法》则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见，“协和万邦”、“止戈为武”、“亲仁善邻”、“以德服人”、“兼爱非攻”、“以和为贵”等价值理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它纵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积淀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文化之中，成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文化准则。

二

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外交是国家权力的头脑”，因为“决定国家权力的所有其他因素都好像是制造国家权力的原料。一个国家外交的素质将这些不同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给予它们方向和力量，并通过给予它们一些实际权力而使它们沉睡的潜力苏醒。”（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因此，国家必须依赖于其外交的素质，使之为构成国家实力的各种不同因素发挥催化剂的作用。

对外政策及方式有许多种，既有军事威胁、经济制裁、强加政治文化价值给他国等以强制性和胁迫性为特征的“硬实力外交”，也有以合作和吸引为特征的“软实力外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认为，外交对国家软实力建设非常重要，不可或缺。这些软实力外交包括但不限于：互利基础上的经济合作、吸引为导向的文化和教育交流、国际机制多边活动的积极参与以及敏感全球问题的协商合作等。国际关系史表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如果注重发展和运用硬实力，通常会招致现状大国或邻国的制衡。

对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尽可能地采取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特征、旨在提升其吸引力和影响力（即软实力）的外交政策，是相对明智的选择。事实证明，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运用软实力外交，并取得了显着成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牢牢抓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积极应对挑战，展开软实力外交，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

以历史的眼光看，每一代人都生活在前人创造的文化环境中，都要通过认知和理解传统文化遗产包含的信息，将其内化于自身的思想或理念，从而保持民族精神的历史延续。因此，每一代人，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素养、处事风格、价值理念等，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另一方面，每个时代的外交总有其时代特色。不同外交家和政治家也具备各自不同的外交风格。相对于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的“革命性”外交思想与和平发展时代邓小平的“不出头”外交思维，后冷战时代的江泽民外交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求同求和”、“全面参与”色彩。他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汲取丰富养分，并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付诸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纵观江泽民关于外交政策的报告、讲话、谈话、文章等等，无不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

1.“和为贵”

早在1994年11月，江泽民访问马来西亚时，就引用中国先哲孔子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详细阐述中国的和平外交思想以及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永不称霸的外交政策。

2000年4月，江泽民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时（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巴以），又以“和为贵”来概括新形势下中国对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和态度。他指出，当2000多年前《圣经·旧约》在这片沃土上形成时，中国的先贤们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并出现过许多“化干戈为玉帛”的历史佳话。“和为贵”作为经历了漫长岁月考验的东方哲学思想，可以为中东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借鉴。4月17日，在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举行会谈时，江泽民指出，“我阐述了‘和为贵’这一中国的传统思想，强调解决中东问题应提倡和谈而不是武力，合作而不是对抗，理解与宽容而不是敌视和排斥。”（《光明日报》2000年4月18日）江泽民的这一立场受到巴以双方和穆巴拉克总统的高度赞赏。两年后，在阿拉木图举行的“亚信”首次峰会上，江泽民再次以中国古代“和为贵”的思想对巴以双方进行劝和促谈。这充分表明了江泽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相处的坚定决心。

2002年2月21日，江泽民和到访的美国总统布什在结束会谈后接受记者采访，在谈到伊拉克问题时，江泽民说，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始终坚持以平等相待的态度，共同讨论，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在伊拉克问题上也应遵循这一原则，中国主张“和为贵”。（人民网2002年2月21日）

2.“和而不同”

2002年10月，江泽民访美，24日在乔治·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他指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523页）可见，这里的“和而不同”，其含义与原意相比已有新的发展。江泽民所讲的“和”，主要是指和睦相处，不对抗；“同”，主要是指看法、观点、文明、社会制度等相同。因此，可以把江泽民所讲的“和而不同”诠释为：国家之间应当和睦相处，但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看法以及社会制度可以有所差异；同时，国家之间的分歧、社会制度的迥异，也不应当影响它们的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互利合作与共同发展。

2003年7月，江泽民会见英国首相布莱尔时，再次谈到“和而不同”的思想，并引用《礼记·中庸》中“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来阐述“和”的思想对处理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在当今世界上，我们提倡‘和’，也就是说，各国应当在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相促进，文化上互相借鉴。这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页）

在江泽民看来，在国际事务中，“和”、“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其广泛的适用性，特别是在处理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模式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和而不同”尤其显得必要。

3.“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中国古代的睦邻观念对江泽民的周边外交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1年8月，江泽民在一次关于周边安全问题的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处理好邻国关系的重要性。春秋时期的《左传》中提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管仲主张：‘远者来而近者亲’，‘远者以礼，近者一体’。同邻国关系搞好了，对国家的利益极大。”（《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页）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江泽民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与当今世界主题及各国人民追求和平的愿望有机结合起来，为我国奠定了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出访时，江泽民多次引用“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以此表达中国同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强烈愿望。择要举例如下：

1997年11月访美期间，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引用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名句，借以论述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历史与当今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1999年11月访问沙特阿拉伯，江泽民在利雅得阿卜杜勒国王图书馆发表演讲时，多次引用“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

2002年4月访问德国期间，江泽民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做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又一次引用“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他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古训，反映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渴望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良好愿望和深厚文化底蕴。”（《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476页）

2002年2月访问越南时，江泽民在河内国家大学发表题为《共创中越关系的美好未来》的演讲，他把中越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比喻为“走亲戚”，“远亲不如近邻”，中越两国要“睦邻友好，就是要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始终以睦邻友好精神教育两国人民和处理两国关系中的一切问题，互相信任，互帮互助，互谅互让，共同发展。”（新华网2007年1月10日）

根据中国这一传统的睦邻外交观念，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思想。

四

崇尚和平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江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文化根源，求同求和是江泽民外交思想的一大基本特色，其最典型的意义就在于搁置了与西方国家的“零和”博弈，而是把与西方国家的近期斗争目标确定为在和平竞争中达到“共赢”，这进一步改善了中国爱和平、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对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开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肇星在题为《和平、发展、合作——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一文中写道：“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主张亲邻善邻，主张和而不同，追求普遍和谐。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外交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誉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镌刻于联合国总部大厅。”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副编审）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