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发现仰韶文化闻名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1937年重返中国，出版最新研究成果的目的因全面抗战爆发而落空，却于1939年出版了英文版《中国为世界而战》。该书不仅对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予以充分肯定，对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精神给予高度赞扬，而且比较早地揭示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特别强调了国际社会对华援助的必要性。安特生甚至试图通过向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国会议员赠书的方式，促成英美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该书不仅饱含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展现了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

关键词：安特生　《中国为世界而战》　抗日战争　世界意义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及中国抗战的世界影响和意义，国内学者久有讨论，2015年以后评论尤多。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今天已成为共识和定论。

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对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影响研究极少，认识不足，评价不高。2013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Rana Mitter）出版专著，改变了这种状况。该书聚焦中国全面抗战过程，以清晰动人的笔触向英语世界讲述了中国为争取民族生存而付出的巨大代价，描写了南京大屠杀、河南大饥荒、重庆大轰炸等历史惨剧。该书中译本在国内备受关注，反响热烈，好评如潮，被视为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最新力作，拉纳·米特也被视为“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权威”。该书被国内学术界重视与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为来自西方主流学术界的代表，作者在书中比较客观地肯定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中国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

回溯既往，就笔者阅读所及，最早阐述和揭示中国这场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具有世界意义的英文著作，当是瑞典学者安特生（J.Gunnar Andersson）1939年出版的《中国为世界而战》。

一、 “中国的古纳”安特生

安特生并非专业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平时穿着中国的长袍，说着一口流利的北平话”的瑞典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他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者，“仰韶文化”的发现者。他最早于1914年5月应聘担任北京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负责为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寻找煤铁资源。来华以前，他曾于1906—1914年担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组织过全球铁矿资源调查活动，主持编纂《世界铁矿志》（The Iron-Ore Resources of the World，1910）。来华工作初期，安特生在直隶宣化的龙关和烟筒山发现了“宣龙式”赤铁矿床，参与规划设计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后来的石景山钢铁厂及首都钢铁公司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还积极参与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创建工作，是1922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与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中国早期地质学者一起，共同培养出中国第一批地质专业人才。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与配合下，安特生1921年对北京周口店古生物化石地点的调查，为后来“北京人”的发现起到了先导作用；同年10月他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附近发现史前文明“仰韶文化”遗址，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他先后出版有《中华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1923）、《甘肃考古记》（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1925）、《龙与洋鬼子》（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1928）、《黄土地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1934）等多部有关中华文明的重要学术著作和记叙其在华经历的通俗性作品，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中国的古纳”。1927年以后，安特生创办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并担任馆长，继续致力于仰韶文物的整理和研究。

1936年11月下旬，安特生携带着拟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的考古研究报告和第七批拟返还的仰韶文物重返亚洲，进行学术交流及考古调查活动。在华期间，安特生按计划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国地质调查所等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演讲，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梁思永等进行了学术交流，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甚至还以《20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为题，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说。4月中旬，安特生前往北平，参加北平博物学会的第12届年会，发表了关于中国地质探险的演讲。5月初返回上海后，他于15日乘船溯长江而上，赴四川、西康进行考古调查。安特生于5月27日抵达重庆，6月2日抵达成都，6月20日在成都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傅斯年签订了一份简要的考察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安特生与华西协合大学葛维汉（David Graham）、四川大学周晓和，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祁延霈等共同组成“西康考察团”，6月25日从成都启程，在成都周边、雅安、打箭炉（康定）及道孚等地寻找史前遗址，从事考古调查。但是，突然爆发的七七事变和平津很快陷落的消息，迫使考察团不得不提前结束工作。

安特生在西康考察团解散后即转道香港，受法兰西远东学院教授戈岱司（Mons George C?dès ）邀请赴越南考察，并于11月再度短暂赴北平一行。与此同时，远东国际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国古生物志》的编辑出版方中国地质调查所也奉命于1937年11月从南京撤离，迁往长沙，后又迁至重庆北碚。由于战争造成资金、纸张及印刷设备等诸多条件变化，安特生此次亚洲之行的主要目标——在《中国古生物志》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最终空落。出人意料的是，黯然回国的安特生很快于1938年10月，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瑞典文新著《战火中》（Under Brinnande Krig）。不久后，他将该书修订扩充，在伦敦出版了英文本《中国为世界而战》。

二、 安特生的《中国为世界而战》

在英文本前言中,安特生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中国的经历：

从1914年到1927年，我连续十三年担任中国政府的矿政顾问。我有幸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地质学家和采矿工程师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当时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以及各省当局向我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支持和便利。就我个人的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而言，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几年。

但是，随着我对勤劳、爱好和平与友好的中国人民的喜爱逐渐加深，随着我对中国事物的了解越来越多，我意识到，人口众多的中国这些年里正处于适应现代化的关键阶段。

腐败堕落的异族统治者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但是官僚体制却在狡黠的强人袁世凯手中幸存下来。帝制自为失败后，袁世凯于1916年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后来被称为“军阀”的各省督军，是他留给人民的遗产中最致命的毒药。他们中也有个别强人希望拯救国家，但作为一个整体，贪婪而无能的督军们为了继续他们无止无休的内战，将过高的赋税强加在贫穷的农民头上。农村变得贫穷破败，土匪猖獗，铁路机车被交战的军队耗竭，绝望的青年学生们最后转而向共产主义寻找帮助。

《中国为世界而战》全书共21章290余页，前半部主要叙述安特生此次重返亚洲的见闻和观感，后半部则着重于介绍日本对华政策、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的抵抗活动、各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以及他对东亚未来走向的分析。

作为对中国文明价值有着独特体认，对民国以来中国政治有着长期现地观察经验的著名西方学者，安特生不仅回顾了与中国学者的友谊，更向西方读者讲述了民国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而且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日本大陆政策、西安事变、抗战爆发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对世界未来的影响，并对东亚局势未来可能的走向提出独到见解。

从北伐、统一、宁汉之争、南京国民政府的建设、粤汉铁路完工，到新生活运动、中央政治学校、两广事变等等，安特生关注着从他上次离开以后中国方方面面的新变化。他看到，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依然被反对派指责为腐败无能，但已经有22省向中央政府纳税。1929年以来中国航空业进步很快，道格拉斯运输机在上海至汉口航线进行试飞，以广州为终点站的中国西南航空公司已经成立，并通过河内航线与法国航空公司建立了联系。在距离浙江省会杭州不远处，设立了拥有三个机场的军事飞行学校。飞机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认为，通过十年间与各种力量不断的争斗，“蒋介石终于将中国捏合成貌似统一的国家”。但是，自1931年以来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剥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给“重建”工作带来困难。对于共产党与红军的存在以及国共关系，安特生给予了充分关注。他甚至向西方读者具体介绍了蒋介石遵循德籍顾问冯·塞克特将军（General von Seeckt）的计划对红军进行的五次“围剿”，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及红军部队置于蒋介石麾下等情况。他认为 “（西安事变）可行性解决方案的达成，挽救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面子”。

《中国为世界而战》的后半部则着重于日本对华政策、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各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以及对东亚的未来走向的分析：日本能否使中国臣服？中国人如何抗战到底？对中国人民表现出的顽强抵抗精神，安特生给予了高度赞扬。在书中，他不仅肯定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而且特别强调了西方国家对华援助的必要性，并对中国必将赢得最后胜利寄予了巨大希望。

安特生认为，吞并朝鲜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步，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全神贯注于镇压国内的异己力量，没有进行武装抵抗，致使日本占领东北全境。1937年4月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安特生就曾警告：“中国最富有的铁矿有被外国势力侵占的危险。”他说，中国最大的铁矿就在奉天附近，已经被日本人占有。他们还通过收购汉冶萍公司取得湖北大冶铁矿的控制权。现在他们将触角伸向龙烟铁矿。对于中国未来的工业化而言，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1937年11月，安特生亲眼目睹了北平在日军占领下的样子：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日本的兵营，“北平的景象，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国老朋友来说是最痛苦的”。他也听说，以前从未见过共产党的华北平原，现在铁路线之间到处都是红色游击队，偷袭日军哨所，夺取武器弹药。

安特生不仅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抗战爆发后的国共合作、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以及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事迹，而且对于华北游击队的活动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关于八路军的报道，无疑给了安特生极大的启发。他也了解到，一群富有牺牲精神的年轻地质学生（包括他此前的一位“小助手”）已经参加红军。“作为贫穷农民的解放者，他们来到乡下，根据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将大片土地分给农民”。虽然从前的红军现在已经向国民党政府保证，战争期间放弃没收地主土地政策，“但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这样他们就毫不困难地成为贫苦农民的朋友和保护者。如果我们要了解红军对农民思想的力量，就必须了解这一事实”。他甚至借朋友“R先生”之口说出：“坚信红色游击队注定将最终决定战争胜负，并使中国恢复自由。”

作为淞沪抗战的目击者，安特生用了两章的篇幅细致描述了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战况。他看到：数量可观的增援部队不断从南京抵达上海，中国试图通过数量上的优势来弥补装备的落后；日军战机随心所欲地轰炸没有配备高射炮的中国军队；燃烧的闸北之夜，在世界历史上也堪称是一场大战。安特生更看到,蒋介石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战场,在外国人的眼皮底下与日军激战三个月，目的就是要引发日本与列强之间的纠纷，希望至少哪怕有一个列强站在中国一边参战。

随后是“南京的沦陷”“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安特生关注到，虽然在紧张和混乱中，长江下游发生了几起日军严重侵犯中立国商船和军舰的事件，但并没有酿成与西方列强的重大冲突。他也注意到，中国地方实力派也已加入对日作战之中，桂系将领李宗仁指挥了徐州会战，而且在武汉会战中抵抗力量的领导水平和技术资源的利用效率已经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

在全书最后一章，安特生分析预测了“东亚的未来”。他认为，中国的抗战力量已转移至有巨大防御优势的西部山区省份，并在四川等西部省份建立起国防工业，而东部各地的大量游击队依然实际掌控着日占区的广大领土。中国不会接受由日本决定的“和平”。他预测，日本不久将发动强大的攻势，以阻断通过缅甸和苏俄的外来物资供应。但是，即使外来的补给被完全封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中国人也不可能放下武器。而在战争状态下长久维持一支超过百万的庞大军队，将最终拖垮日本。中国的持久战或许将会使疲惫的日本推翻军人政权，由自由主义政府提出友好的解决方案，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东亚两大民族“友好合作”。他坚信：“中国是个统一的大陆，而且中国人民如此珍爱和平，不会让伟大的祖国永远被奴役。中国即使被摧毁，也定会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崛起。”

三、 翁文灏的协助与建议

安特生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抗战的意义，为中国争取国际援助贡献力量的努力，得到来自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前所长翁文灏的全力支持：“毫无疑问，您的工作将有助于欧洲了解当前战争的性质并扩大他们对我国的同情。”为此，翁文灏还向安特生提供了部分内部参考资料以及大量图片：“为了让您了解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所做的建设性工作，随函附上两份备忘录，供您参考。其中标有星号的项目不得公开发表。”《战火中》出版后，安特生立即邮寄给翁文灏，并表示：“我今天写信给外国出版商，努力推动外文本的出版，因为我渴望为中国的最终成功做出我的微薄贡献。”

关于该书英文版的书名，安特生也颇费心思。最初在1939年1月5日给出版社的信中，安特生提供了三个选项：《中国的复兴和对日战争》有点太过沉重；《中国的抗战》是一个严谨的标题；相对而言《中国为民主而战》这个标题可能更具有吸引力。但双方似乎没有达成共识。3月4日他提出新建议，出版社于3月7日回复：“我们更喜欢《中国为世界而战》，而非其他，觉得可以采用您建议的这个书名。”如此看来，最后确认的书名来自安特生3月4日提出的建议，是顺延着“为民主而战”的思路而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为民主而战、为世界而战的战争。

仔细检阅这一时期安特生的相关文件特别是往来书信，我们看到，对于中国抗战意义和性质的这些认识与判断，翁文灏在与安特生的通信中曾有过比较具体的阐述。例如，在1938年6月25日致安特生的信中，翁文灏特别强调：中国的抗战是一场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战争。如果日本成功地征服了中国，那就意味着日本将垄断整个大陆的所有经济资源，而排斥任何欧洲国家或美国的参与或投资。有了这些资源，日本将在各个方面成为一个大国，并尽最大努力扩大它在印度、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等地的征服。“因此，这是一场具有重大世界意义的战争，我们希望欧美列强早日明白以彻实而有效手段帮助中国的必要性”。8月3日的信中，翁文灏再次表示：“中国在这场为民主而奋斗的战争中，几乎是孤军奋战且饱受其害。”安特生在8月17日的回信也明确表示：“书名，将体现您在信中所表达的：中国目前正在为民主而孤军奋战。”显然，安特生有关书名的提议，无论是“中国为民主而战”，抑或是最后的“中国为世界而战”，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翁文灏的影响和启发。

《中国为世界而战》出版以后，不能亲身抵达中国但“渴望为中国的最终成功做出我的微薄贡献”的安特生，于11月9日向出版社提供了一份赠书名单，其中包括：蒋介石夫人、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翁文灏、驻美大使胡适、驻英大使郭泰祺。他还要求出版社同意他以八折书价购买1000本（约400英镑），以便赠送给英美两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为此他分别致函郭泰祺、胡适，试图说服中国驻伦敦和华盛顿的使馆分别购买500本，免费分发给英美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国会议员，以促使他们对中国抗战提供支援。熟悉中国官方运作程序的翁文灏，在得知安特生的赠书计划后，建议他设法说服中国驻瑞典使馆，由他们按照适当的程序向孔祥熙提出拨款购书请求，而且表示在孔祥熙收到申请报告之时，“我乐意为您进言”。郭泰祺11月22日给安特生回信称：“收到并浏览了您的《中国为世界而战》。我很喜欢读这本书……关于您提出的特别赠书计划，您表示希望得到孔祥熙的批准。我现在立即将副本转发给孔，如果获批，就可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我的推荐信将连同您的信一起寄出。”但是我们并没有见到国民政府后续的支持和资助，翁文灏也只是在1940年2月21日的日记中记了一句：“阅J. G. Andersson著China Fights for the World。”胡适的日记中则丝毫未见相关记载。一次争取国际同情与援助的绝好机会，就这样轻易地滑过了。

结　语

毋庸讳言，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前，中国抗日战争并未受到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中国的国际传播力也非常有限。作为西方学者，安特生不仅对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表示深切同情”，主动向世界详细介绍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特别是中国的抗战，赞扬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揭露日军在华暴行，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英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是颇为难能可贵的。他对中国抗战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和肯定，在当时的英语世界是比较罕见的。在很多人尚不甚了然之时，他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鲜明支持态度，以及对其伟大意义的揭示，展现了他深邃的历史眼光、宽阔的国际政治视野和深刻的分析判断力。安特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也是一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充满友好感情、为中国抗战给予坚定无私支持并做出自己独特贡献的“老朋友”。

（作者：李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