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当今的世界上，以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为研究对象，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成为具有世界性的学问——人们称为“红学”。这是一个少有的现象，恐怕只有莎士比亚的研究才能与之相媲美。红学，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上极其璀璨的一页。
红学研究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去年6月，在美国的麦迪逊市召开了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中国红学研究者第一次同世界各国的红学研究者共聚一堂，研讨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这次研讨会的召开，为红学研究打开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的大门，受到了各国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热烈欢迎。同年7月，来自祖国各地的一百多位老中青红学研究者，欢聚在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市友谊宫，举行了“一九八○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就红学研究中的许多重大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这届讨论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性的红学研究学术交流大会，开创了红学研究中互相学习、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良好的新局面，为我国今后的红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在这次全国红学会上，各地红学研究的代表们经过共同努力和民主协商，正式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从此，中国红学研究者有了一个联系的中心。“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是二百年来红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喜事，它必将在海内外今后的红学研究工作中发挥异常深远的影响。
红学研究尽管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人们对红学的缘起、具体内容、分期，以及它的现状和未来的研究方向，似还注意得不够。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全面地回顾一下二百年来红学研究所走过的道路，从前人的成败得失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做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和掌握红学研究所独有的发展规律，而且必然会进一步推动整个红学研究事业迅速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为了理出红学史研究的主要线索，本文拟就红学研究发展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谈些个人的想法，并对红学史研究的未来方向谈点不成熟的意见，供红学界的朋友们参考。我深知自己的水平有限，谈这样的重大学术问题很可能有许多疏漏之处。但愿我这篇抛砖小文，能引出众多耀眼闪光的美玉来。
一、红学的起源
红学，顾名思义，是随着曹雪芹的《红楼梦》的问世而产生的。二百多年来，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巧夺天工的艺术描写而秀冠群伦。早在《红楼梦》的创作时期，脂砚斋在评阅第一回时就指出：“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1]又说：“放笔以情取世人，并评倒多少传奇。文气淋漓，字句切实。”[2]在谈到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手法时，脂砚斋又指出：
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传（傅）粉，千皴万染诸奇。[3]
继脂砚斋之后，宗室文人永忠在读过《红楼梦》之后，写下了“传神文笔足千秋”的赞语，并以与曹雪芹“同时不相识”为恨。稍后，收藏过抄本《石头记》的戚蓼生在他写的《石头记》序中曾经这样写道：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夫敷华掞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4]
乾嘉时期的另一位评论者诸联，他在《红楼评梦》中高度评价曹雪芹的艺术天才。他说：
作者无所不知，上自诗词文赋，琴理画趣，下至医卜星相，弹棋唱曲，叶戏陆博诸杂技，言来悉中肯棨。想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独得。
因此，他以三字概括全部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全书，“曰真，曰新，曰文”[5]。
上述评论者中，有的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有的是比曹雪芹稍后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红楼梦》一书的成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北京待试闲居的程伟元、高鹗两人，经过长期的辛苦搜求，终于整理出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先后付梓问世。自此以后，《红楼梦》的评论著述日益丰富。具有代表性的评论，如收藏过甲戌本的大兴刘铨福在1868年秋曾写道：
《红楼梦》非但为小说别开生面，直是另一种笔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学梵夹书；今则写西法轮齿，仿《考工记》。如《红楼梦》实出四大奇书之外，李贽、金圣叹皆未曾见也。[6]
到了民国年间，大翻译家林纾认为：“中国小说，登峰造极无若《石头记》。”[7]但是，在这个时期里能够从文学批评和美学角度评论《红楼梦》一书的，以洪秋蕃和王国维为最突出。洪秋蕃在《红楼梦抉隐》一书中说：
《红楼梦》是天下古今有一无二之书，立意新，布局巧，辞藻美，头绪清，起结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序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妙处殆不可枚举，而且讥讽得诗人之厚，褒贬有史笔之严，言鬼不觉荒唐，赋物不见堆砌，无一语自相矛盾，无一事不中人情。他如拜年贺节，庆寿理丧，问卜延医，斗酒聚赌，失物见妖，遭火被盗，以及家常琐碎，儿女私情，靡不极人事之常而备纪之。至若琴棋书画，医卜星命，抉理甚精，举悉当，此又龙门所谓于学无所不窥者也。然特余事耳，莫妙于诗词联额，酒令灯谜，以及带叙旁文，点演戏曲，无不暗含正意，一笔双关。斯诚空前绝后，戛戛独造之书也，宜登四库，增富百城。[8]
王国维的评论则指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之所在。他说：“《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又说：“《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9]综观上面所引诸家的评论，其中不免有许多溢美之词，但不能否认，《红楼梦》的成就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正如鲁迅先生曾经做过的评价：“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的，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10]的确，《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块名副其实的瑰宝，是我们民族大众的骄傲！
《红楼梦》最初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的，先是曹雪芹的少数至亲好友传抄评点，范围是很小的。曹雪芹逝世以后，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范围逐渐扩大，以至“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11]。但是，《红楼梦》真正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还是在程高摆印本《红楼梦》梓行后的事情。逍遥子在《后红楼梦序》中说：
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12]
郝懿行也在《晒书堂笔录》中记载说：“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13]缪艮还说：“《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家弦户诵，妇竖皆知。”[14]这些记载说明，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问世后，它的读者群，已经不局限于一般士大夫和文人中间了，在下层群众中也拥有了相当的读者。“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15]的社会风气的出现，与《红楼梦》的读者之众是分不开的。至于今天，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红楼梦》的读者，已经不止千千万万了。
《红楼梦》问世后，不仅受到高度评价，拥有众多的读者，而且其影响之广，也是人们所难以想象的。清嘉庆、道光以后，随着《红楼梦》一书的广泛流传，社会上相继出现了《后红楼梦》《红楼梦补》《红楼复梦》《红楼圆梦》《红楼真梦》等三十几种续书和《镜花缘》《花月痕》《儿女英雄传》《水石缘》《一层楼》等大量的仿作。[16]至于有关《红楼梦》的评注、杂记、考证索隐、诗词曲赋、评论专著，以及取材于《红楼梦》的传奇盲词、绘画印玩等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堪称汗牛充栋[17]。
《红楼梦》一书的影响远及海外。1793年，即《红楼梦》程乙本梓行后的一年，《红楼梦》一书就从我国的浙江省乍浦港运到了日本的长崎市。[18]到了19世纪末，《红楼梦》也开始传入了西方国家。[19]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翻译、研究《红楼梦》的队伍日渐扩大。据现有材料统计，今天世界上已有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匈牙利文、俄文、朝鲜文、越南文等十六种文字的全译本或节译本。有的国家将《红楼梦》作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官话”教科书。在日本的高等学校里，设有专门研究《红楼梦》的机构或讲习班，取得了相当可喜的研究成果。近几十年，“曹雪芹”和“《红楼梦》”还作为专有词条，被载入一些国家的大百科全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0]
《红楼梦》的影响还表现在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某些顽固分子对它的仇视、反对和诬蔑。如毛庆臻在《一亭考古杂记》一书中说：
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复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哉？[21]
因此，毛庆臻鼓吹将《红楼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烟流毒之意”。有人诬蔑《红楼梦》是“诲淫”之书，是“邪说诐行之尤”[22]，极力主张销版禁书，以绝流传。凡此种种，说明《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所引起统治阶级的恐慌和不安，这从侧面反映了《红楼梦》的影响之大。
《红楼梦》本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无疑是红学形成、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但是，仅仅看到这个基本的条件还不够，红学历史的形成是有其自己的一些特点的。
第一，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采取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艺术手法，使得小说故事的构成和发展扑朔迷离，令人难解“其中味”。有人说，对《红楼梦》越研究越糊涂，这话并不完全错。至今研究者发现，在曹雪芹和《红楼梦》研究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分歧的。这固然原因很多，其中也有一个对《红楼梦》的写法的认识。“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正是作者的一个告白。
第二，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是以个人的亲历目睹为基本素材，其中就有曹家的兴衰际遇。因此，《红楼梦》的研究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也不能离开曹雪芹的家世和个人的经历，而曹雪芹个人的身世资料，留下的又是如此之少，因而，发掘、探讨和考证与作者有关的历史资料，也就构成了红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方能对《红楼梦》的思想主题、艺术技巧理解更深刻、更全面。
第三，《红楼梦》是一部未定稿，曹雪芹在世时曾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底稿本。我们今天看到的《红楼梦》抄本在文字上有许多差异，就是程高排印本，前后也不尽相同。因而，对各种版本的比较、分析、研究，也就成了红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红楼梦》神龙无尾，流传至今的早期抄本是七十八回，有的更少。研究者认为原稿有迷失，而今看到的一百二十回本大都被认为是后人所续补。根据“脂评”提供的线索，今传本中的后四十回与原稿思想、艺术两方面有许多不一致之处，这就引起了研究者的疑惑。按照曹雪芹的原来创作意图，《红楼梦》的主要情节究竟怎样发展，那众多的人物究竟该有个怎样的结局，也是红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红学”这个富有概括意义的词汇，绝非仅限于对《红楼梦》思想艺术内容的研究，它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而且是它所独有的，有产生它的特殊的背景和条件，逐渐形成了这个专门性的、有特点的学问——红学。
“红学”一词，最早见于李放的《八旗画录》中的一条小注。其原文是：
曹霑，号雪芹……所著《红楼梦》小说，称古今平话第一。（注：嘉庆时，汉军高进士鹗酷嗜此书，续作四十卷附于后，自号为红楼外史。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23]
这里所说的“红学”，仅仅是从争相阅读《红楼梦》一书的角度说的。民国初年，均耀的《慈竹居零墨》记载，有人将红学与当时的显学——经学，相提并论，声称“吾专攻者，盖红学也。”[24]均耀所说的“红学”，其内容虽然还不能与今天所指的红学内容完全相同，但其中已含有“研究”的意义是毫无疑问的。
“红学”一词广为人们所知，是在“新红学派”出现之后。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红学”成了一个贬义词，甚至某些人一提起“红学”二字，就把它同胡适的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等同起来，加以讥讽，乃至要实行“革命”的讨伐。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今天，我们应该为红学正名，把红学真正作为一门学问来加以重视和研究。
二、红学的内容
红学由产生、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二百多年间，红学的内容是由少到多、由零碎到系统，逐步丰富起来的。我做了一个初步的归纳，觉得红学的内容，至少应该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关于《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全书（包括后四十回）的思想主题、艺术成就的研究。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而康、雍、乾三朝又是这个末世王朝中的鼎盛时期。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这个历史时代虽然还是封建社会，但是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当前在广大研究者中，尽管对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看法很不一致，但是，联系时代背景，结合时代思潮，对于出现《红楼梦》这一复杂的文学现象，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正确地、全面地从《红楼梦》的高度思想艺术成就上，进行深入研究，科学地阐明它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还需要红学研究者付出艰苦的努力。
（二）关于《红楼梦》版本（包括程高排印本）、流传经过及脂砚斋等人的评语的研究。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首先遇到的麻烦事，就是《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流传经过的问题。截至目前，已经发现的早期抄本有十二种[25]，程高排印本系统的版本不下数十种。这些版本年代不一，流传日久，来龙去脉不清。特别是早期的脂评本，由于抄手水平较低，正文中错字衍文很多，有的删改原文，漏抄，很严重。因此，要经过一番校勘的工作之后，才容易发现何种本子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意义就在这里。[26]
关于《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是从甲戌本《石头记》发现后开始的。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早期脂评本的陆续发现，有关的研究文章也逐渐多起来了。就已经出版的研究专著和发表的单篇研究论文来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不少。归结起来，一是由于多数人受条件限制，看不到更多的版本，因此研究工作只局限于少数专家范围；二是版本研究只注重某几个本子，特别是只注重脂评本，而忽略程高本的研究。日本著名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写的《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及《余说》《补说》[27]三篇文章，全面地研究了程高本《红楼梦》的版本源流，并对程甲、程乙本以及藤花榭本、金玉缘本的形成，程丙本的构成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而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得不够，研究得不多，成果甚微。
有关早期抄本《石头记》上附有脂砚斋等人的批注，世称“脂评”。脂评和后来程高本《红楼梦》上的一些评语，是红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脂评是红学的雏形，尽管有些零碎，构不成一个完整体系，可它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其价值也不完全同于后来诸家的评点。刘铨福在1863年春曾对脂评做过评价，他说：“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从不臆度。”[28]此话有一定道理。有人抓住脂评中某些糟粕，完全否定脂评的价值，这是不公正的。至于嘉道以后出现的，以王希廉、姚燮、张新之等人为代表的新评点派写下的大量《红楼梦》评语，尽管其中有许多抉微索隐、庸俗欣赏的内容，但其间也有不少评语是有见地的。无论是脂评，还是后来的评点派的评语，都有其可取之处，今天我们当然要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加以扬弃，但是，采取全盘肯定或是全盘否定的态度和做法，都是不利于红学的研究事业的发展的。
（三）关于曹雪芹（包括程伟元、高鹗）家世、生平的研究。曹雪芹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经历复杂，儿时享尽人间富贵，后家庭遭巨变，迁回北京过着小康生活，晚年则是过着“举家食粥”的穷困生活，乃至在贫病交攻之中溘然弃世。有关他的家世、生平事迹，过去的文献中虽然有些零星的记载，但大都语焉不详，且矛盾百出。近世发现的与曹雪芹有过诗酒往还、交游甚笃的友人们留下来的诗文集[29]虽然提供了一些可贵的资料，但仍然难于从中考索出曹雪芹的一生的全貌。自20世纪3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代档案中发现了一百多件有关曹家的档案史料[30]，后来陆续又找到了几部曹氏家谱，为曹雪芹家世生平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资料根据。近年所发现的有关曹家档案史料，补证了过去研究中的某些失误。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曹雪芹的生平材料，特别是他由南方回到北京后的活动，以及创作《红楼梦》一书的具体过程，还没有突破性的发现。新发现的《废艺斋集稿》和两对书箱，如果确为曹雪芹的遗物，当然其价值是非常之大。但是有关这两件文物的真伪问题，研究者们意见分歧太大，只好存疑。至于香山正白旗村三十八号老宅的题壁诗文墨迹，与曹雪芹无关。[31]所谓“曹雪芹故居之发现”[32]，显然属于离奇的传闻之类。
由于有关曹雪芹家世、生平史料的缺乏，给研究者带来了许多困难。至今，红学界在曹雪芹的生卒年、民族、籍贯，甚至他是谁的儿子等问题上都有较大的争论。[33]因此，《红楼梦》研究者还需要进行巨大的努力，进一步挖掘有关曹家家世和曹雪芹生平方面的资料，继续深入地整理和研究现有的一些材料，以期曹雪芹的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
程伟元、高鹗，是红学史上值得予以重视和加强研究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是否续作过后四十回《红楼梦》可以继续讨论[34]，但他们第一个整理并刷印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事实，却是无人否认的。程、高为《红楼梦》一书的广泛流传曾经做出了贡献，仅仅把他们看成谋利的书商是不公道的。现在我们要重新研究程伟元、高鹗的生平事略，重新评价他们整理、刷印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功过是非，同样遇到许多材料上的困难。近年来，对于程伟元的生平资料虽然有了不少收获[35]，但是有关他在乾隆末年前的生平材料还没有发现，这就有待于红学界的研究者们共同努力去发掘。
最近，有人提出“曹学”问题，意在贬斥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的人太多了，考证得太离谱了。对于这些批评性的意见，有关同志首先要虚心反省，不要因为某些文章言辞过苛，论说片面，而不屑一顾。但也必须看到，研究工作只能以实际情况而定，不能把个人的好恶强加于人。如果有人（不管多少人）能够考证出曹雪芹的生卒年，令人信服，那又有什么不好呢？现在的问题是，研究工作还很差，只有少数人在那里搞，就著述而言，也是少得可怜。至于这些研究文章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缺点，这也只能通过讨论和批评得到纠正，而不能一概骂倒。自然科学家允许成百上千次试验，有失败有成功，画画的也允许画坏了再画，为什么研究者的文章有了错误，就要那么冷嘲热讽呢？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有意见最好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平等地交换意见，不会降低任何一方的人格和学问。反之，则于事无补，而且只能破坏正常的学术研究和讨论的气氛。还有的同志借有人提出“曹学”问题，公开提出要把红学与“曹学”分开，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大家知道，曹雪芹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写出《红楼梦》这部不朽的杰作。研究一部文学作品，涉及了这部作品的作者家世、生平，乃至作家创作思想的形成，这是必然的，合理的。研究曹雪芹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红楼梦》，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试想，离开了《红楼梦》，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而研究，那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如上所说，红学的形成本身包含了“曹学”，“曹学”应当是红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那种把红学与“曹学”分家的意见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四）关于《红楼梦》续书和仿作的产生、内容的研究。自从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以后，《红楼梦》的续书、仿作就相继出现。如何评价这些续书、仿作的价值，也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个任务。早在嘉庆年间（1796—1820），裕瑞曾在他的《枣窗闲笔》一书中，就对一些续书做了评论。[36]其后有许鸿磐在《三钗梦自序》一文中说：
《红楼梦》小说脍炙人口，续之者似画蛇足，其笔墨亦远不逮也。[37]
刘铨福在甲戌本《石头记》卷末也批道：“《红楼梦》纷纷效颦者无一可取。”[38]但是，我认为对《红楼梦》续书、仿作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刻评论的，还是鲁迅先生。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指出：
《红楼梦》而后，续作极多：有《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复梦》《红梦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大概是补其缺陷，结以团圆。[39]
在《坟·论睁了眼看》一文中，鲁迅进一步指出：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r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40]
仿作，在题材、情节结构、人物塑造、故事结局等方面，虽然与《红楼梦》续书不同，但其全书架构形式是“仿”，而不是创造。这些仿作的思想主题、艺术技巧，虽然远不能同《红楼梦》相比，但它们是在《红楼梦》影响下的产物，对它们的比较研究，正是为进一步阐明《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
（五）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研究发展历史的研究。红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如果不重视探求红学研究发展历史的规律，只是停留在材料搜集、真伪考订和思想内容、艺术技巧的评论上，可以说，那还远远没有完成红学研究的使命。因为，今天的红学是昨天的红学研究的继续和发展。而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里，红学研究无不有自己所处时代的内容、特点。所以，研究和总结二百多年来的红学发展史，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总结来认识红学研究的发展的内在规律。这项研究工作，过去有人提出过，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近年来，郭豫适同志做了积极的尝试，取得了可贵的收获。他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稿》[41]是红学史研究的开路先锋，其草创之功得到了红学界广大同志的欢迎和赞扬。但是，郭著《红楼梦研究小史稿》还是粗线条的勾勒，限于一些研究过程和材料的介绍，而缺少细致的、科学的理论分析。特别是没有使读者从中寻求到一条脉络清晰的红学研究发展的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因此，就我个人的愿望来说，一方面希望郭豫适同志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提高，使之成为一部分量更重、质量更高的研究专著；另一方面也希望红学界会有更多的同志来关心和研究红学发展史，写出更多的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的红学发展史的论文和专著来。
红学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二百多年来，它已经由于自己的特点，逐渐发展成一个有机整体的专门学问。这里只是把自己感觉到的一些内容写出来罢了。既然红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历史，那就应该将其历史揭示给人们看，从而促进《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取得真正的，具有突破性的进展。
三、红学的分期
从脂砚斋等人抄阅评注《石头记》，到今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究竟应该划分为几个时期比较科学，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重要问题。[42]根据现有的资料研究，我比较倾向于把红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下面简要地谈一下这四个历史阶段的具体时限和各个时期的重点研究的内容。
第一个时期：1662—1790年。曹雪芹一家的兴盛是与康熙一朝相始终的。康熙以前，曹家虽然从龙入关，立有军功，但并不显赫。康熙二年（1663），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被特简督理江宁织造。[43]从此以后，曹家三代四人担任江宁织造郎中，长达六十余年。曹玺一代是曹家兴盛的奠基人，而到曹寅一代曹家的显赫已是达于顶峰，直到曹继任后曹家方开始走下坡路。1727年（清雍正五年丁未）曹家“因亏空罢，封其家资”[44]，翌年由南方迁回北京。曹雪芹约生于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45]，已是曹家繁华似锦富贵生活的“末世”。根据现有的材料考证，曹雪芹约从1744年（清乾隆九年甲子）开始创作《石头记》[46]，到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甲戌）脂砚斋抄阅再评《石头记》，已历十年时间。1764年2月1日（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曹雪芹病逝于北京西郊[47]，身后书剑飘零，只有一部《红楼梦》的未定稿遗爱人间。
这一个时期，是红学发展的初级阶段，研究的重要问题主要有：
（1）曹雪芹家世概况及其兴衰的根本原因，特别是雍正五年（1666）曹家被抄究竟是什么原因，以及它们对曹雪芹的影响。
（2）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思想的形成与曹家家世的关系及当时的社会背景。
（3）曹雪芹在北京生活、交游的具体情况及创作《红楼梦》的具体过程。
（4）脂评作者与曹雪芹的关系、其生平事略的考订、脂评辑校及其内容的研究和评价。
第二个时期：1791—1920年。从程伟元、高鹗整理并两次摆印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到胡适《红楼梦考证》[48]问世前，或称为“旧红学”阶段。这一时期重点研究的问题主要是：
（1）程伟元、高鹗搜集整理和活字摆印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具体过程及程高本《红楼梦》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的地位。[49]
（2）《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补者是谁？程伟元、高鹗的家世生平及与后四十回的关系如何？
（3）《红楼梦》续书、仿作的出现及其内容的评价。
（4）“旧红学”的产生、发展的过程，评点派、索隐派代表作家和作品的特点，以及他们在红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第三个时期：1921—1954年10月。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红学研究领域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红学”在新思潮的猛烈冲击下，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代之而起的是运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和实用主义考证方法研究《红楼梦》。1921年，胡适完成了他的《红楼梦考证》一书。他运用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生平文献资料，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后四十回的续作者是高鹗，《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等等。1927年，残存的十六回本《石头记》为胡适购得，1928年写出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50]，提出了《红楼梦》研究中要重视版本考证的作用。胡适所代表的“新红学派”，比起“旧红学派”前进了一大步，是红学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新红学派”是以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他们的研究方法又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考证方法，因而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使得他们的许多研究结论是错误的，乃至是荒谬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抹杀他们的某些创见性的历史价值。他们比起“旧红学派”来，提供了许多新见解、新材料，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和公正的评价。
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向新旧红学派开了第一枪。批判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考证方法对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毒害，批判了胡适的曹雪芹自传说。尽管这场运动中出现了某些缺点，偏离了正确的学术批评的轨道，但这场批判在红学发展史上的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因此，在这一时期里，重点研究的问题主要是：
（1）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及其代表著作的产生和在红学史上的地位。
（2）“新红学”的错误性质及其在红学研究中的影响如何评价。
（3）1954年发起的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运动的历史功绩如何评价。
第四个时期：从1954年10月至今。这是无产阶级红学由产生到逐渐发展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经过1954年批判“新红学”以后，广大的红学研究者努力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1963年举办了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展览会，这是无产阶级红学研究出现的第一个高潮。此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无产阶级红学研究受到来自“左”倾思潮的干扰，发展缓慢，成绩不大。从1966年开始，红学研究先是完全止息，后又出现一股畸形的“评红”热。粉碎“四人帮”后，红学研究者批判了“半个红学家”江青所散布的种种谬论，拨乱反正，逐渐使红学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回顾和总结这一阶段的红学研究，有过取得成就的丰富经验，也有过走到歧路上的痛苦而深刻的教训。因此，这个时期重点研究的问题是：
（1）红学产生、发展和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2）从1966年开始的“评红热”的主流和本质是什么？对广大红学研究者在此期间所从事的红学研究——发表过的论文，写作的专著，要不要与“评红热”中的阴谋红学有所区别？
（3）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红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应该如何评价？当前红学研究中的主要倾向是什么？
本文限于篇幅，仅对红学的起源、内容、分期等几个问题，做了一点简要介绍和论述，还有待于红学界的同志们一道来研究和讨论，为今后的红学发展史的研究和著述工作，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四、红学研究的未来方向
从红学的产生到无产阶级红学的兴起和发展，时间上经历了清乾隆中叶到清末，以至五四运动前后和新中国成立的三十余年。红学的内容正是在这二百余年间逐步发展形成的。在当前，我们国家处于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为了使红学研究适应时代的要求，提高红学研究的马列主义水平，我以为不仅要回顾和总结以往红学研究的发展历史，而且还需要及时研究出现的新问题，指出红学研究的未来方向。结合目前红学界的研究现状，我个人觉得有下面几点值得重视。
（一）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红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人们借以认识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我们从事红学研究必须掌握的指导思想。以往，无论是“旧红学派”，还是“新红学派”的研究者们，虽然都勤奋研究，孜孜不倦，但是由于他们找不到正确的理论指导，因而他们博求苦索的结果也只能是搜集、整理一些零碎的资料，描述一些个别的片段，考证出某些个别的具体的史实，而不能真正揭开“红楼之谜”。有的红学家在错误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下，甚至越研究越糊涂，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历史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扩展到红学研究领域，给红学研究带来新的生命。1954年批判胡适唯心主义观点和实用主义方法以后，无产阶级的红学研究队伍有了很大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深入地研究《红楼梦》的社会背景、思想内容、艺术技巧和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的考订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粉碎“四人帮”后，红学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搞“影射红学”已经为人们所不齿。但是，不可否认，近一两年内所出现的烦琐考证和抉微索隐的苗头，也值得警惕。当前红学研究中许多重大问题还没有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有许多问题的争论还很激烈。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全面地掌握丰富的研究资料，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三十年来，无产阶级红学研究是伴随着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实践证明，红学研究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这是提高无产阶级红学研究水平的根本保证。
当然，我们说在红学研究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并不等于主张那种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或者是贴标式地引用他们著作中的只言半语。革命导师在他们的时代就某一个具体问题所发表的意见，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看来不一定完全符合现实的具体情况，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给以恰当的说明或补充。红学研究中不能任意剪裁《红楼梦》中的某些故事情节，使之符合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断。正确的态度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精神实质，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当前的问题是，红学研究者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红学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二）加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艺术成就的研究，为当前的文艺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综观《红楼梦》的研究历史可以看出，有关它的社会背景和艺术成就两个方面的研究，过去是一个薄弱环节。之所以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1）一般说来，红学研究者缺乏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有清一代历史的独立研究，因而许多红学研究者或是回避这个问题，或是仅仅满足于接受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2）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艺术研究通常被视为修正主义的文艺观，为艺术而艺术，很容易遭受责难和批判，所以一些研究者也不愿冒风险去探索《红楼梦》中的艺术成就；（3）写出与《红楼梦》的成就相称的艺术研究的文章难度大。这些具体的原因，促使社会背景和艺术研究落后了。去年以来，红学研究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开始重视和加强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从一年多的研究现状看，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后，在这两个方面还要下大功夫，争取有较大突破性的发展。特别是这种研究应该与当前的文艺创作联系起来，使研究的结晶为今天的文艺家们得以借鉴，也就是说，使红学研究真正的“活”起来。
（三）加强曹雪芹和《红楼梦》研究发展史的研究。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了很多，这里只想重申一句：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对于红学史的研究工作过去重视不够，今后应该提到日程上来，这是国外的任何汉学家都无法代劳的。
（四）加强红学研究的资料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红学的研究资料没有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和出版的长远规划。虽然也整理和出版了几种脂评本、研究资料选辑，出版了一些红学研究专著，但总的说来，还是很不够的。例如，俞平伯先生早年辑录的脂评，限于当时的材料，疏漏较多。尤其是对近年来发现的新的脂评抄本上的脂评材料，应该加以补充。但这项工作至今没有完成。研究者期望有个辑录较全、校订精细，并有相当注释的新编脂评辑本早日完成。又如，早期脂评抄本到目前只影印了五种，且有的影印本价格昂贵，普通研究者无法购置，影响了研究者利用第一手材料从事所要研究的项目。再如，关于《红楼梦》的诗词曲赋评注工作，我们这几年出版了不少图书，但其他如《红楼梦》中的俗语、人名、地名、器物等，都应该加以整理、注释，编出索引。不久前，香港的红学研究者提出倡议，希望早日建立国际红学研究资料中心，对此，我们应该有个计划，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先做起来。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资料对研究工作的意义。同一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红学研究不占有大量的材料，一味空谈是不行的。我们反对片面夸大材料的作用，以材料代替或取消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的探讨，但材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结论的产生就缺乏说服力，乃至做出错误的判断。红学研究必须将观点和材料密切结合，才能透过某些表面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和内在的相互联系，并揭示出红学研究的基本发展规律。
（五）加强国内外红学研究的学术交流，促进互相间的了解和学习，共同提高红学研究的水平。近年来，国内外的红学研究队伍都有了扩大，研究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国内外的红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现状，加强国内外学者的互相往来，交流学术研究的心得，是十分必要的。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很有道理的。通过学术交流活动，不仅可以开拓研究者的视野，了解当前的研究动向，而且还可以在交流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中国是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诞生地，我们有责任在资料搜集和各项研究中做出有益的贡献。事实表明，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可贵的研究成果，但还需要努力，做出的贡献越多越好。关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我们要争取，不能夜郎自大，目空一切，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在具体的交往中，我们一方面要注意谦虚谨慎，善于学习人家的长处，以丰富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又要有民族自尊心，相信自己的能力，敢于亮明自己的看法，平等地同他们讨论，乃至于争论。总之，随着国际间的学术往来日多，我们必须同时反对两种倾向：盲目的自高自大，保守排外或者是崇洋媚外，见洋皆好。我们的原则是不卑不亢，平等往来，互相学习，共同前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今天，中国的红学研究者在党的领导下，应该团结一致，推进红学研究事业的迅速发展，把老一辈红学家已开先河的业绩发扬光大，为发展无产阶级的红学研究而努力！
（《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1辑）
[1] 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一段上眉批。
[2] 蒙古王府本《红楼梦》第一回“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间拨乱”句侧批。
[3] 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一段上眉批。
[4] 一粟编：《红楼梦卷》卷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页。
[5] 一粟编：《红楼梦卷》卷三，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17页。
[6] 一粟编：《红楼梦卷》卷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页。
[7] 林纾：《译孝女耐儿传序》，转引自《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21页。
[8] 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卷三，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6页。
[9]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转引自《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63、766页。
[10]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鲁迅全集》第8卷，第350页。
[11] 高鹗、程伟元：《红楼梦序》，载程甲本《红楼梦》卷首。
[12] 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卷一，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页。
[13] 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卷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5页。
[14] 同上书，第349页。
[15] 同上书，第354页。
[16] 据一粟编《红楼梦书录》著录续书32种，仿作21种。拙编《红楼梦叙录》补录续书8种。
[17] 参见一粟编《红楼梦书录》，拙编《红楼梦叙录》两书有关部分。
[18] 胡文彬：《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和研究述略》，《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
[19] 胡文彬：《红楼梦在西方的流传和研究概述》，《北方论丛》1980年第1期。
[20] 根据现有材料知道，早在1885—1902年法国出版的《大百科全书》就介绍了《红楼梦》一书。1964年法国出版的《大拉罗斯百科全书》第三卷谈到中国小说时说：“十八世纪下半叶，出版了一部极为成功的小说《红楼梦》。这部长篇小说内容广泛，意趣横生，语言纯洁，充满诗情画意，心理描写也十分深刻。”
1970年法国出版的《通用百科全书》第八卷又写道：“《红楼梦》是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贫富不均，揭示了隐藏在表面繁荣背后的种种弊病，所以它是世界文坛上的一座丰碑。”
[21] 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卷一，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页。
[22] 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卷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67页。
[23] 李放：《八旗画录》注，1919年印本，后编，卷中。
[24] 均耀：《慈竹居零墨》，《文艺杂志》1914年第8期；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卷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15页。
[25] 参见文雷《红楼梦版本浅谈》，《文物》1974年第4期。
[26] 笔者有《论红楼梦版本的研究》一文，集中讨论版本在红学研究中的意义。
[27] 参见伊藤漱平《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载《鸟居久靖先生华甲纪念论集》的《中国语言与文学》集，1973年3月刊行。《小考余说》，《东洋文化》第58号，1978年3月。《余说补记》，手稿复印，1978年8月。
[28] 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卷一，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页。
[29] 如敦敏的《懋斋诗钞》（抄本）、敦诚的《四松堂集》（抄本）、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光绪刊本）等。
[30] 参见周黎庵《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关于红楼梦考据的一些新资料》，载周著《吴钩集》，宇宙风出版社1930年2月版。又见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故宫周刊》第84、85期，1931年。
[31] 参见胡文彬、周雷《驳“曹雪芹故居之发现”说》，《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
[32] 参见黄震泰原稿、黄庚编撰《曹雪芹故居之发现》，香港：《明报月刊》1978年第150期。
[33] 目前红学界关于曹雪芹的生年有康熙五十四（1715）和雍正二年（1724）两种意见。卒年有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三种说法。民族有汉族说，满族说两种。籍贯有河北丰润说，辽宁辽阳说。雪芹父亲是谁，有曹颙遗腹子说和曹子说。
[34] 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作者是谁，红学界有三种看法：（1）高鹗续作；（2）曹雪芹作，高鹗补；（3）不知姓名者抑或脂砚斋所续。
[35] 参见文雷《程伟元与红楼梦》，《文物》1976年第10期。
[36] 裕瑞的《枣窗闲笔》（稿本），内有《程伟元续红楼梦书后》《后红楼梦书后》《雪坞续红楼梦书后》《红楼复梦书后》《红楼圆梦书后》《镜花缘书后》等8篇文章，分别对《红楼梦》续书、仿作做了评论。
[37] 许鸿磐：《三钗梦自序》，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卷一，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9页。
[38] 转引自一粟编《红楼梦卷》卷一，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页。
[39]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鲁迅全集》第8卷。
[40] 鲁迅：《论睁了眼看》，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330页。
[41] 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42] 关于红学的分期，目前有三种意见，一是分为两大时期，二是分为三个时期，三是本文分为四个时期。
[43] 参见吴新雷《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新资料——〈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的发现和认识》，《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6年第2期。
[44] 萧奭：《永宪录》续编。
[45] 笔者持曹颙遗腹子说，故认为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
[46] 这里是根据“甲戌抄阅再评”一语上推十年计算的。
[47] 笔者有《曹雪芹隐居香山新考》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48]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1921年11月12日，载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红楼梦》卷首。
[49] 程高本《红楼梦》，除已知的程甲本、程乙本外，还有一种“程丙本”。参见文雷《论程丙本》，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
[50]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2月12—16日，载《胡适文存三集》卷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