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改革的历史视角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分析。文章首先简要地总结了15年来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化事实，随后解释了中国进行渐进式改革的原动力和改革成功的原因。本文认为，从计划经济体系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所有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体相互作用的变革过程，这一点在新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已发挥了巨大作用。
前言
几乎所有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都在进行着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激进式”（big bang）和“渐进式”（gradualism）被看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型方式。粗略地划分，东欧国家及苏联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激进式改革，中国采取的则是渐进式改革。[2]1990年当激进式改革的设计者们规划出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和价格放开的改革蓝图时，中国12年的渐进式改革正在遭受来自国内经济学家和西方对手两方面的猛烈抨击。[3]令人惊奇的是，两年之后，尽管当时的中国经济几乎停滞不前（持续到1992年早些时候），这股抨击潮流却发生了对立性的根本变化。现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被广泛认为是成功的。
已经有很多论文就激进式和渐进式转型方式的相对优缺点进行过讨论。尽管没有决定性的研究结论，多数的经济学家还是将中国和东欧国家及苏联不同的结果归结于它们不同的改革方式。[4]渐进式改革的支持者们主要的观点是：渐进式改革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分散和均摊转型成本，因此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更为可行。
现有的对转型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经济学角度和社会选择理论两个方面，[5]很少有从改革的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大量的讨论集中在改革应该如何进行上，忽略了怎样才导致了改革的进程这一问题。
本文将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争辩哪种改革方式是好的或者坏的，而是要说明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进程能够进行到现在。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改革的一些特征化事实（stylized facts）。第二部分分析了导致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深层原因。第三部分讨论了为什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够获得成功。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改革成功部分要归功于那些被很多经济学家猛烈抨击的政策和因素，其中的某些政策和因素是被所谓的“保守派”用于操纵改革的实际进程的结果。第四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化事实
中国经济改革被很多经济学家看成是渐进式改革，用来和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进行区分。但是目前没有理论上的定义和概括能够反映出中国改革进程的主要特征。[6]这一事实表明了改革的复杂性。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不对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做出理论上的定义，我们要将中国改革的几个主要特征化事实作如下陈述：
1.中国经济改革没有严格意义上连续不变的改革目标
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没有什么目标，而是说改革的目标在不断地根据改革的进程进行调整，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7]进一步来说，甚至迈向市场经济的方向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另外，不同的人对于文字上同样的改革目标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使得目标更加难以捉摸。
2.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没有一个事先规划好的蓝图
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对改革的进程进行任何规划。相反，从1979年到198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SCRES）已经先后出台了14个改革规划[8]。第一个规划最早出现在1979年12月[9]。1981年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要求下，一个全面的改革规划也随即出台（吴敬琏、赵人伟，1987；石小敏、刘吉瑞，1989）。两个激进方式的规划也相应在1986年和1988年出台。然而这14个规划由于缺乏政治经济上的可实施性或者缺乏技术上的可操作性而最终没有一个被真正付诸实践。渐进式改革不是不需要规划。如果一个设计良好的改革计划被逐步实施，我们照样可以进行渐进式改革。但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没有这样的规划。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将中国的改革称为“零碎的”的比“渐进式”更为确切一些，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3.中国经济改革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模式来进行的
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承认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都存在着一些时间顺序上的相互依存，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在其他方面的改革完成后才能进行。例如，吴敬琏和刘吉瑞（1991）认为价格放开应该在企业改革之前，而大卫·纽伯里认为打破垄断应该在价格放开之前（Newbery，1991）。选择错误的改革序列也许会比不改革造成更大的恶果，因为完成某些改革也许会制约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也许现在判断中国的改革序列是不是最优序列还为时尚早，但中国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进行改革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10]。也许从易到难的顺序和最优序列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最容易的改革在最难的改革前面往往效果更好。尽管如此，中国并不是因为从易到难是最优的原因才选择了这一模式。如果它能够达到最优，这是一种幸运。事实上，很多中国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曾经将这种模式看成是短视的（吴敬琏、赵人伟，1988）。
4.中国经济改革是通过双轨制改革进行的
双轨制最初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在这个制度中，大多数的产品都有两个价格：配额产品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外产品的市场价格；大多数（国有）企业产销都是通过计划和市场两个渠道进行的[11]。双轨制同样也被大多数其他改革领域所采用，包括外汇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房改、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最终的结果是，整个中国经济成为一个双轨制经济（刁新申，1989）。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它包含了改革中大多数的特点。双轨制的关键一点是它把市场价格机制首先从边际上引入，然后再一步一步蚕食计划价格。举例来说，市场交易不是削减计划的配置，而是做出地域或者范围的划分；私有经济不是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或者解除国有控制，而是放开新企业的进入门槛限制。[12]这对于理解双轨制来说至关重要。
5.中国经济改革没有剥夺任何主要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而是改变了既得利益的实现方式
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旧有体系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现状。这就是从它一开始在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任何强烈抵制的原因。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改革中由于一些人的境遇必须变坏，改革不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樊纲，1993b）。尤其是政府官僚被看作改革最主要的损失者，因为他们大多数的特权和寻租行为都将在改革中被减少或者被消除（史正富，1993）。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改革要想成功必须着重依赖于如何减轻来自拥有权力的官僚部门的抵制。双轨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此外，双轨制事实上使得政府官僚的境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因为现在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和更有效的方式去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寻租）。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转为支持这种改革[13][14]，尽管他们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操纵改革。
6.中国经济改革被地方政府所主导
尽管说整个改革是一个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过程的混合体更为恰当一些（Chen et al.，1992），但是地方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还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很多改革方式都是由地方政府甚至是一般基层群众发起的，随后才被中央政府认可并且作为国家政策加以推行。[15]地方政府抛弃了大量的计划体系。很多地方政府在改革方面走在了中央政府前面。这并不是意味着地方政府违背了中央政府的意志行事。事实上，用地方政府去和一些保守的中央政府官员抗衡是当时国务院总理所采取的改革策略。[16]正像史正富所言，地方分权是中央集权管理改革的特征之一（Shi，1993）。
7.中国经济改革显示出巨大的地域差异
这和上一点有着联系，也是改革的进程在空间尺度上差异的反映。一些地区的改革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沿海的广东等地区变成了准市场经济体制，当时大多数内陆地区仍然以计划经济为主。改革的地区差异是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类似的。
8.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试验的过程
很难找到一个不经任何试验就能实行的单一改革模式。改革试验既有以地区为单位的（典型的是以城市为单位），也有以部门为单位的，甚至以企业为单位的。典型的改革试验是首先在一个（或几个）选定的地区、部门或者企业中进行。如果成功了，就可以推广到其他的地区、部门或者企业；如果失败了，就会停止。这种试验不仅仅在某一个领域内进行，也用在全面的改革中。[17]国家体改委不时地会选择一些试点城市做全面改革的试点。
9.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走走停停的变革过程
变革的过程意味着会有很多微小和半心半意的改革措施，随时间的变迁累积成激进的变动（Shi，1993；Z.Wang，1993）。这个特征不仅在整体的改革进程中存在，几乎在每个领域的改革中也都存在，包括农业改革、价格改革、企业改革、所有权改革、宏观管理改革，甚至是房产改革。双轨制作为改革的模式存在于各个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一次就能完成。比如，始于1979年的价格改革至今还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很长时间都是改革日程的重点，但是离最后结束还差得很远。许多改革还经历了多次反复。这种走走停停的循环是指改革的推进和改革挫折停滞交替出现。在推进阶段，一些重要的甚至激进的措施都被付诸实践。在停滞阶段，部分已经实施的措施被撤销了。在大多数的周期中，后退的措施要少于推进的措施[18]，因此变化总是会逐步地出现。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在向市场经济迈进。改革周期和政治周期相关。在推进阶段，改革派要活跃一些，而保守派则保持沉默；在停滞阶段，情况恰恰相反。虽然政治周期和改革周期的相关性是可以观察到的，但是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是含糊不清的。[19]
随机行走：中国是怎样选择渐进式改革的
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多多少少像一个随机行走（random walk）的过程。邓小平先生的战略是：“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政治和经济问题在快速地累积，所以这种随机行走实际上使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和改革派的经济学家感到担忧。早在198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迄今为止，“这些改革还是局部的、探索性的，工作中也出现了某些前后不衔接、相互不配套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总结前一段改革的经验，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反复的科学论证，尽快拟定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逐步实施”。[20]学术界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批评在1985年开始多了起来[21]，正是这种批评才导致了两个流产的激进式改革方案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出台。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Peter Nolan）教授认为：“如果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的改革能够按照迅速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路子进行，那么就会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就更能推进改革的发展。中国国内国外的智囊团都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的决策者们就应该放开工业品价格，废除工业原材料计划体系，向国际市场开放工业品市场（这是对付垄断的最好办法），迅速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没有严格的设计好的整体改革方案。换句话说，虽然中国是渐进式改革，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有意识地“采用”过渐进主义者的方案（Chen，1992）。然而无论如何，中国改革的以上几个特征化事实都不是偶然出现的，它们都存在着一系列深层的原因。我们分析这些深层的原因，可以用来弄明白中国是如何走上渐进式改革的道路的。
1.没有时间等待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经济一片混乱，改革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中国的农业停滞了将近10年，按照国内标准，8亿农民中至少25%以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村怨言四起，不断有不安定的事件出现。在城市中，计划经济体系失去控制，很多工业产品根本就没有生产，工人不去工作，到处存在着短缺，大多数必需品如食品、火柴和手纸都是配额供应。数百万的知青回到城市中寻找工作。很多工业城市中，四处散播的不满情绪不时导致罢工和游行。在这种背景下，生存问题成为第一要务，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尽管当时还不知道怎么改革。这种情况没有给当局任何时间去用粗略的成本收益方法规划一个改革的蓝图。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使农民有积极性去种地，工人有积极性去工作从而能够恢复生产。实用主义是当时唯一能够适用的哲学。任何能促进经济恢复的措施在当时都是受到欢迎的，人们也不管这些措施长期的效果会如何。所以，毫不奇怪，农村的改革、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几个农民发起的，随后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并在全国加以推广，尽管当时的领导者只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工业的改革开始于“放权让利”（把生产决策权下放，一部分利润留给企业）和业绩奖金（尽管当时甚至还没有衡量业绩的有效方法）。[22]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非公有制企业和个体户在城市的兴起。当时为了增加就业机会，吸纳那些不能进入国有企业的数百万失业者，解决就业压力，非公有制企业和个体户才得到了积极的鼓励，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城市经济。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已经没有时间来等待规划好蓝图，然后一步一步去实现了。
2.没有人知道路在何方
不断变化的目标模式并不仅仅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当时就不知道对岸到底是什么（Wang，1993）。樊纲说得很对，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一般的群众（包括经济学家）都弄不清楚改革应该朝哪个方向走。他们只知道传统的计划经济不再那么管用了，要做出改变。大多数的家庭和个人并没有对计划经济完全丧失信心。当时的“精英”们仍然认为如果让他们来管理经济，他们会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普遍认为，经济的失败主要是不停的政治运动造成的，而不是体制上有什么根本缺陷。早期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企图利用计算机进行“投入-产出”分析，改善计划的方法。边缘上引入一些市场因素从而“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不是改革整个经济体系。事实上，直到1984年的早些时候，苏联的计划体制仍然是中国企图效仿的。[23]所有这些都排除了在改革之初，中国进行激进式改革的可能性。
3.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改革
即使当时中国知道朝哪个方向改革，也仍然面临着一个如何去改的问题。设计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规划并非易事。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都不清楚市场这个机器是怎样运作的。经济学家只能从教科书上学到一些市场经济的理论，但是他们没有实际的体验。老一辈经济学家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十分着迷，他们有“为什么必须改革”的理论，但无力回答“改革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也由于这个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期，年轻的经济学家活跃起来了（陕仁，1987）。青年经济学家们少了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条条框框，更追求实用性的东西，因此他们能够不管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而是专心研究经济如何更好地运转。他们对1984年以后的改革规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直接参与了规划的设计。[24]然而，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存在理想主义，他们无力触动当权的政府官僚体系。现代经济学知识是制定改革规划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之所以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改革，部分原因就像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改革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改革中不同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只能陆续地显现出来（张维迎，1984）。既然没人知道如何去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唯一的选择了。中国经济改革所具有的试验性特征多少反映了这一点。改革的周期也和这一点有关。并不是所有专项改革的后果都是可以事先预料的，一些事后的逆转是必要的。地方政府被允许自主改革，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央政府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4.没有人有权力和权威去贯彻设计好的改革进程
即使经济学家们和改革的领导人有能力设计好改革的方案，实施这样一个巨大的方案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机构。构建改革方案的鼓吹者们暗含的假设是这样的权力机构已经存在，但是这个假设并不现实。缺少富有改革思想的权力支持是几种全面改革方案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是分割型的。不只是上层领导者之间有权力分割，不同级别的政府都有着不同的权力范围。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主要的政策制定不仅仅要高层取得一致，还需要很多环环相套的政府部门有积极的合作态度，他们也许会操纵不合他们利益的政策的实施过程。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讲，改革方案只有在满足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时才能得以实施。由于政府官僚的利益要求是多样性的，不可能有这样都满足的方案。政府官僚总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利用权力操纵改革，这经常会使得本来很大胆的改革举措最后变得谨慎小心，敷衍了事。最终的结果正像Chen（1992）所说的：“所有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那些试图实施但以失败而告终的改革措施，以及那些已经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复杂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应用抽象经济学模型所能得到的。”[25]例如，20世纪80年代曾力图利用经济整顿后良好的宏观环境，推行以价格改革为主体的全面改革，然而因为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这项改革计划最终没有起到效果（吴敬琏、赵人伟，1987；石小敏、刘吉瑞，1989）。而允许企业将配额以外的产品以浮动价格出售的一项改革却被贯彻下来，本来这项改革只是全面改革中的一个边缘部分（世界银行，1990）。通过设立“试点城市”“开放城市”等多种手段放权给地方政府，迂回地瓦解了中央部门的一部分经济权力，这是通过其他方法所不能做到的。这也可以部分说明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会由地方政府主导。然而，地方政府的主导地位瓦解的不仅是中央部委的权力，甚至还有一些改革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中国需要一个“新权威主义政府”的观点。[26]
5.没有人愿意冒大的风险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中，改革是一个冒着巨大经济和政治危险的任务。机械地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所造成的失败恶果不仅仅会破坏改革，还会殃及改革者本身。[27]这就使得领导者们在做出决策时非常小心谨慎，很多改革建议被延迟甚至取消都是因为他们害怕冒的风险太大。这一点在价格改革中非常真实。在旧有的体制下，定价权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并且将国民收入重新分配到各部门、各地区及不同阶层（尤其是城乡居民的分配）的重要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价格改革就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了工资、补贴及税收的改革。价格改革要冒两个大的风险。第一个是直接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通货膨胀，这和收入分配带来的变化一样，[28]最大的阻力来自普通的民众。第二个是财政预算问题。这两个是相互关联的。为了减少老百姓对于价格改革的抵制，必须通过各种补贴进行补偿，这就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反过来又会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从理论上讲，价格改革还能够通过提高效率给政府带来税收。然而，支出的增加是确定的并且短期内就会出现的，而税收的增加却是不确定的，并且需要很长时间。简单地估计一下，政府税收还会在价格改革中减少。即使在改革的初期，领导者和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价格改革是至关紧要的，并且是必须执行的，但他们还是因为担心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而不断地推迟价格改革（张维迎，1984）。改革者的风险规避态度导致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许多其他特征，包括“从易到难模式”、改革的试验性，以及地方政府主导等。从易到难的模式仅仅是规避风险的一个结果。[29]改革的试验能极大地减少单个改革项目的风险。通过放权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仅能够分散国家改革的风险，而且至少可以把自己与一个特定的失败隔离开来——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6.让民众习惯市场经济需要时间
经济改革不仅仅是改变体制，还要改变人，包括人们的习惯、价值判断和行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是固定的，人们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决定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大多数人无须为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即使对于那些决策者，由于固定的环境，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也仅仅是例行公事而已，不需要主动性、创造性，也不需要创新。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之下的人来说，要适应市场经济那种面对不确定的环境自己抉择的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让他们学会怎样面对价格波动、不确定性、多重选择和竞争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对于市场经济的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个阶层的出现也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很多改革的延误都是因为普通人在这样不确定环境中的犹豫不决和管理者无法操纵市场的情况而造成的。虽然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政府也敢于在1993年放开粮食市场，但是10年前将一盒火柴的价格从2分钱提高到3分钱都是一个政治问题。[30]扩大企业自主权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但是在早期，很多管理者却不喜欢自治权，因为他们习惯于执行上级制定的决策，而不适应自己制定决策。
中国渐进式改革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莫菲、施莱弗和维什尼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局部改革措施是有缺陷的（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92）。他们表明，一些资源（不是全部资源）进入私人领域时，政府价格就是歪曲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国有部分的大崩溃。但为什么这种大崩溃没有在中国发生呢？以下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很大部分归功于很多经济学家严厉批评的甚至是一些保守派所执行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
1.1981年的调整政策和1989—1991年的紧缩政策
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中国面临两项任务：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和调整扭曲的产业结构。从政策议事日程上来看，这两项任务被看成是短期内相互冲突的。所以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在第一阶段哪一个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改革还是调整？[31]1980年政府决定在两年的调整期内暂缓改革。然而，从结果来看，改革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调整而暂缓。相反，20世纪80年代工业产品第一个大的市场扩张就是调整政策的后果。当政府将计划资源配置的重点从重工业转移到轻工业的时候，重工业和轻工业都产生了过剩的供给。重工业中，类似钢材产品这样的原材料都变得过剩。由于计划订购取消，机械生产部门更是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轻工业方面，在经历了长期短缺之后，手表、缝纫机等传统消费品也出现了生产过剩。过量的供给导致了产品降价和竞争的强大压力。开始的时候，政府力图采取价格调整、限产等计划手段来控制局面。但是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让政府最终放弃了这种尝试，因为对企业来说，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出去才是唯一的活路。因此，调整政策导致了第一次工业品市场的出现。手表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Byrd和Tidrick（1984）的记载，从1980年到1983年，政府三次降低官方的手表价格，共计降低了将近20%。虽然如此，比起计划部门制定的产量指标，企业生产的产量还远远大于计划指标。而商业部门只收购那些容易按照计划价格卖出的手表。企业只好让工人在大街上摆摊，按照市场价格卖手表。于是手表的计划价格后来逐步消失了。值得注意的是，调整政策不仅仅导致了消费品市场的出现，生产资料市场的出现也是后果之一。其实早在1980年，一机部下属企业的计划外直接销售就占到了总销售额的46%，机器生产的市场销售占到了33%（Byrd，1988）。到1983年，虽然官方没有废除计划价格，但是大多数机械工业产品实际上已经按照市场价格出售了。
可见一个政策的结果可能和它的初衷完全不同，1989—1991年的紧缩政策是另外一个例子。经济学界并没有对这次紧缩政策达成共识，部分原因在于这是由“保守派”提出并完成的政策。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政策是改革中最大的倒退。这项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严格限制甚至取缔乡镇集体企业，加强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刚开始，效果好像和制定者的初衷一致，很多乡镇企业破产了。从1988年到1990年，乡镇集体企业破产377600家，裁员280万（《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395页，第377页）。然而，国有企业因为这项政策遭受的打击似乎更大一些，尽管很少有国企因此而破产。1988—1990年，国有工业部门总体税后利润减少了56.5%，总亏损增加了3.3倍，亏损面占国企总数从10.9%增加到27.6%（《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5日）。1990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出增长0.9%，而国有工业部分则是负增长。1991年，乡镇集体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从1988年的24%提高到了30.83%（樊纲，1993a）。更为关键的是，在经历了三年的紧缩政策以后，乡镇集体企业首次获得了中央政府的官方认可，获得了“出生证明”。
2.财政预算的包干体制
1980年首先引入财政包干制度，1984年作了一些调整，1988年才完全实现制度化（唐明峰，1990）。按照这一制度，下一级政府把本地财政收入的固定比例（或额度）上缴，剩余部分自留，不同级别政府及相同级别政府部门的财政剩余部分不能由中央政府随意转移。这一体制受到了中国很多富有改革意识的经济学家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这一体制“加强了地方保护主义，分割了市场，增加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32]。实际上，最初引进这套体系也不是为了市场化改革，而是为了稳固中央财政收入（Shi，1993）。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20世纪80年代，这项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第一，这一体制实际上将整个中国经济划分成很多小的公有经济体，相当于对不同级别的政府进行了财产划分，每个地方都成了一个“大公司”，每一等级的地方政府都变成了公共经济剩余部分的实际所有者（Shi，1993）。张维迎（1993）认为，这样的划分提高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积极性和工作积极性。因为地方政府更接近于“代理人”（民众），所以企业面临着更大的上缴利润的压力。更进一步说，由于地方政府不能通过印制货币的方式进行财政支出，因此他们的预算约束比起中央政府来是更硬了。正是这一财政管理体系刺激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现在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第二，财政包干体制也迫使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变。尽管一个地方政府也许会使用计划机制来控制本地企业，但是对其他地方政府只能采取讨价还价的办法。地方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加剧了中央计划体制控制的难度，最终迫使计划经济走上了双轨制，现在双轨制又正在趋向单一的市场经济。[33]批评家似乎低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竞争和适者生存。当每一个社会集团规模变得越来越小，而数量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因为公有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效率，地区之间的竞争最终迫使地方政府给企业更多的授权（我们假设把决策权交给企业是更有效率的）。[34]竞争机制在纵向来说也起作用。例如，当省属企业面临着来自更有效率的乡镇集体企业挑战时，省级政府如果还想获得财政收入的话就必须做出积极的应对。实话说，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尽可能地拒绝放弃自己的权力，他们对寻租行为相当贪婪，但如果没有垄断，那么他们只能够通过提高经济的效率（更大程度上来说是依靠整体的竞争）来保证自己的寻租行为。地方保护在短期内可能会起作用，但是反对保护的力量可能更为强大。经济越是有效率的企业和地区就越是想要打破障碍，进入其他地区的市场。地方保护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经济的市场化做出了贡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迫使那些长期在中央政府低价原料供应的保护下的企业和地区走向了市场。[35]拥有30个“计划经济”并不是改革的目标，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把中国的经济分成2181或者55800个更小的计划经济体[36]，那么每一个计划经济体要么演变为私有经济，要么消失，整个中国经济就会形成一个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完整市场经济。
3.国有企业改革的落后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问题，它耗费了改革家的大部分精力和智力。尽管采取多种改革措施（包括扩大经营权自主、利润留成和承包制），国有企业的整体绩效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与改革者的预期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尽管政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很多经济学家依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失败之举。经过15年的改革，政府依然没有发现一个行之有效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37]然而，如果把国企改革放在经济改革的整体进程中去看，也许会发现国企改革的滞后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件坏事。Wei和Lian（1993）发现，在改革的初始阶段，非公有制的发展对国企改革呈现负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越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越难。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对改革最主要的贡献是起到了为改革提供“社会保险服务”的作用。第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不仅是工作的提供者，还是职工的“保险公司”。商业行为都会有失败的风险。要想让职工离开国有企业去市场上寻找工作或者自己创业，就必须支付保险成本。中国的经验表明，在国有企业“停薪留职”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职工在市场中寻找工作的风险，因为他的现状并没有受到影响。第二，现存的公有经济的未改革部分的存在降低了非公有经济的人力成本，这可以帮助后者有更大的发展。劳动力的总成本包括一个员工日常生活必需的消费，比如房子、医疗保险等。如果一个人在非国有企业（比如合资企业）工作，或者是他的家庭成员在国有企业，他仍然住在原来国有企业提供的房子中，那么非公有制企业只需要支付他日常的耗费而不是全部的劳动力成本，这样工资成本就会低得多。这确实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合资企业不用像国有部门一样支付住房费用，所以它们能够支付更高的货币工资来吸引高素质的员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有企业在补贴民营企业，是一种“隐形的民营化”。如果人们认为民营化是改革的正确方向，那么他们就应该为这种隐形的民营化而感到欣慰。第三，从宏观层次上来说，大规模的民营化或者允许公有经济解雇大量的员工，将会产生巨大的失业人口。也许从经济效率角度判断这是合理的，但是这会导致很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国有企业保留这些员工将会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经济改革快速进程带来更加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38]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险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对照，国有企业的损失也许并不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么多。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被无限期地推迟。我们谈论对国有企业实行非国有化是必要的，但只有当出现了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以后，这种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才更加可行和稳固。
4.乡镇企业（TVE）的发展
乡镇企业对于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作用现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钱颖一、许成钢，1993；Chen et al.，1992）。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对于改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还没有得到广泛承认。由于为了吸收从农业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在建立之初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最初，中央政府只把这些当作公有经济的补充，而不去加以鼓励。甚至很多经济学家也批评乡镇企业是“小规模、高耗费、污染严重”。[39]当乡镇企业对国有经济造成冲击的时候，中央政府试图压制乡镇企业。但是一切都晚了。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直到最近乡镇企业才获得中央政府法律上的认可。1989—1991年紧缩政策的失败主要是地方政府抵制的结果，当然还有乡镇企业的效率。
5.经济的高速增长
经济增长和改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争论围绕着在改革期间是不是应该放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上，因为高的增长速度肯定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也许会使得改革政策难以实施（吴敬琏，1985）。这种论点与激进式改革的倡导者们有关宏观稳定化的论点是一样的，有时候也会得到实际的支持。然而中国的经验表明，快速的经济增长本质上也许能够推动而不是阻碍改革的进程。原因在于，给定经济利益关系的刚性，对一个发展的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要比对停滞的经济改革容易得多。王小强认为，中国双轨制已经变成了市场价格，主要是因为市场体制导致了经济的增长而不是因为计划体制在绝对量上的减少（Wang，1993）。例如，1979—1988年中央计划内钢产量增加了14.9%，全国钢的总产量增加了89.25%，结果是，中央计划内的钢产量比例从1979年的77%下降到了1988年的46.8%（理论上讲，只要市场一轨增长得比计划一轨快，双轨制就会变成市场经济）。类似的，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来自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是公有部分的萎缩。从1978年到1990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95%，其中公有部分增加了142%，非公有制部分增加了617%。因此，公有制比例从77.63%减少到54.6%。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是通过增长而摆脱出了计划，摆脱了公有制。增长本身就是推动改革的车轮。
总结
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表明了“看不见的手”在制度创新中起到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我们预期，改革过程将会按照它自身的逻辑进行。经济学家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到很明显的教训。计划经济的市场化过程是一个所有利益主体相互作用的变革过程。尽管社会的精英们有能力组织一个计划经济，但是没有人能够规划市场经济。原因在于，从本质上来说，市场经济是所有参与者（包括政治家）在无形之手的控制下进行的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国的领导者们开始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建立市场经济。相反，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刺激人们的积极性，来完善已存在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然而改革自己创造了一条通往市场经济的路。政策鼓励和容忍人们的自利行为，也鼓励和默认自发的制度创新。当农民、工人、干部被允许追求私利的时候，原有体制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有了进一步变革的需要，新制度迟早会产生出来。我们认为，一个好的经济体制和坏的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好的体制下没有贼而坏的体制下有贼，而是在好的体制下，人们享有更多的自由和积极性去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他人偷窃，而坏的体制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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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与易纲合作，英文稿写作于1994年，曾多次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演讲，并在中国经济学会（中国）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为内部文稿刊印，正式发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改革》（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edited by Clement A.Tisdell and Joseph G.W.Chai，Nova Science Publisher，INC，1997）。中文文本根据正式发表的英文文本译成。刘芍佳、汪丁丁和罗伯特·桑迪（Robert Sandy）等对本文提出了富有价值的修改建议，在此表示感谢。同时作者还要感谢1995年AEA会议的与会者和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及香港城市大学系列研讨会的与会者。本文由牛智敬翻译，特此致谢。
[2]匈牙利和波兰在实行激进式改革之前也尝试了渐进式改革，甚至苏联在解体之前也曾经进行渐进式改革。
[3]例如科尔内（1990）曾经写道：“南斯拉夫的改革已经有了40年的历史，匈牙利改革有了20年的历史，中国改革也将近10年了。这三个国家的改革都是不可思议的结果和灾难性失败的混合体。”
[4]例如Sachs and Woo（1993）,Gelb,Jefferson and Singh（1993）,Jefferson and Singh（1993）,McMillan and Naughton（1992）,Perkins（1992）,Yi（1994）,Zou（1993）。
[5]例如Murrell（1991），Murrell and Olson（1991），Dewatripoint and Roland（1992a，b），Kang Chen（1992），Murrell and Wang（1993），樊纲（1993a），Liu（1993），Z.Wang（1993）。
[6]魏尚进（Wei，1992）采用比较的方式定义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是指连续不断地进行小规模的激进，小规模的激进是指同时进行具有强烈的相互作用的变革；而激进式改革是指同时进行小规模的激进。Z.Wang指出魏尚进的定义有着致命的缺陷。第一点，他的定义实际上是一个渐进主义者的定义，与主张激进式改革的经济学家的定义格格不入，因为他将激进式改革潜在的假设排除掉了，即所有同期进行的改革都会相互关联和依存。第二点，魏尚进的定义忽视了改革进程中各部分时间连续性上的相互依存。第三点，魏尚进没有把大的变革看作一个小的激进。Z.Wang指出，渐进式改革不仅仅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且还有跨越式的变革。Z.Wang认为激进式改革是指一个在剧烈变革中实现的全面改革模式；渐进式改革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变革实现的改革过程。尽管Z.Wang的定义抓住了渐进式改革的两个主要特征（比如连续不断的实施和变革过程），也许足够建立起渐进式和激进式相对照的理论模型来（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原因。
[7]到1984年为止的早期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指“通过引进一些市场因素来提高计划经济的最优配置”。一些研究者认为早期阶段根本就没有目标可言。例如Perkins写道：“大多数的中国领导人头脑中没有一个清晰的改革目标。”（1992，p.4）樊纲也有类似的观点（1993b）。1984年9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尽管对很多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但是对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解释还是存在着争议。一些人强调其计划经济属性，另外一些人则强调其商品经济属性。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正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但政府在改革目标上的变化并不代表实际发生变化的时间，一般这种官方的变化都是滞后的。
[8]事实上，早在1982年成立的国家体改委最初就是为了进行改革规划而设立的。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每年的经济改革计划实施。国家体改委的前身是1980年成立的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参见高尚全（1991）的附录。
[9]这个规划是由当时的“国务院财政部领导下的经济改革办公室”制定的。1979年12月3日提交给国务院。这个办公室在1979年6月成立。参见高尚全（1991）的附录。
[10]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1985）认为价格改革应该按照从易到难逐步实行。他写道：“什么是容易的什么是困难的，必须按照对人民直接的利益效果来判断。”
[11]在改革之前存在着一些双轨制的变形，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双轨制才变得重要起来，尽管这一制度到1985年才合法化。1985年以前的政府计划并没有考虑这些。张维迎（1984）最早提出用双轨制完成向市场价格的转轨。这一想法在1984年9月浙江省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戏称为“莫干山会议”）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对1985年政府的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双轨制变革的一些分析可以参见吴敬琏、赵人伟（1987），Byrd（1988），McMillan and Naughton（1993），等。
[12]削减计划配置要比引入双轨制晚得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至今没有成为现实。
[13]在农村改革开始阶段，很多乡村的干部因为失去了特权而反对改革。但是他们不久就意识到他们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对外界的了解，可以比一般的农民更快地致富。今天农村那些最富有的人许多都是以前的村干部。城市的改革也是类似的现象。
[14]看起来他们会一直支持这种改革直到他们通过收受贿赂或者下海经商最终成为有产者。中国的经验表明，改革期间可能会对官僚的这种寻租行为默许。道理很简单：如果改革就是把经济的权力从政府官僚转移到企业家手中，那就让政府官员成为企业家吧。对那些没有能力当企业家的让他们当股东也行。因为市场能够有效地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所以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会比计划经济中的官僚追求更多的回报。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不应当支持改革呢？（张维迎，1994）
[15]农业改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联产承包制度是1978年安徽省的一些农民秘密发展起来的，随后很晚才被中央政府作为国家政策加以推广。四川省是工业改革的领头羊，始于1978年。近期很多这样的例子出现，包括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制度的变革（Chen et al.，1992）。
[16]领导职务提升体系也反映出地方政府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从改革当初，改革成绩就成为地方官员能够升任到中央政府的重要考核标准。这种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政府的主导地位。
[17]全面改革包括改革的所有主要方面，例如价格、企业、金融、税收、房地产等。
[18]最大也是最长的一段停滞是1989年以后。但是在此之后，1992年和1993年出现了空前的激进推进。
[19]多数国外的研究者都认为停滞是由于保守派所致。其实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如果停滞总是在推进后出现的话，一定有高于政治的原因存在。可以看到的是，保守派总是因改革推进之后出现的问题而指责改革派，而改革派又总是利用停滞后的问题对保守派发出抱怨。
[20]援引自吴敬琏、赵人伟（1987，第311页）。
[21]影响最大的论文出自郭树清、邱树方和刘吉瑞（1985）。
[22]批评家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应该是搞活企业的一个前提，因此价格改革应该在企业改革之前。但是中国没有这么做。
[2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什么激进的改革建议。例如，早在1979年，经济学家于祖尧就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市场”作为改革的目标。董辅礽（1979）认为应该是国有产权改革。不管怎么说，20世纪80年代多数领导者和经济学家都没有对计划经济失去信心。他们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使得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更有效率。甚至到今天，很多经济学家仍然相信“公有制的优越性”。
[24]很多有影响的青年经济学家在以下四个研究机构工作：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国农业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25]Chen（1992）应用Murrell，Olson的委托理论分析中国实际，对于政府官员如何利用权力来操纵改革给出了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都非常好的分析。
[26]经济哲学家吴稼祥是最有名的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认为一个富有改革思想的、有足够权威的政府对于实施一个宏伟的改革蓝图来说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政府一定会有利于改革的进行，原因在于强有力的政府可能推行非常错误的改革方案。从这方面说，缺少强有力的政府可能是中国改革的幸运。
[27]马克思将市场机制看作“惊人的一跳”，市场交易的失败对产品和生产者都会造成伤害。
[28]易纲认为，争论“价格改革会改变相对价格而不是提高整体价格，货币政策紧缩不可能带来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是很幼稚的。
[29]田纪云（1985）认为价格改革应当从易到难一步一步地按步骤进行。文中说：“容易的部分和困难的部分必须从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益出发考虑。”
[30]这个例子值得去好好研究，因为它表明了单一的计划价格体制最初发展到双轨制，并且最终到达市场价格体制的过程。在2分钱一盒火柴的价格下，所有的火柴工厂都亏损。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政府曾几次试图将火柴价格从2分钱提升到3分钱，但都因为担心市民的反对而未能实施。既然提高官方价格是不可行的，火柴厂就只能寻找其他的途径。他们减少每个盒子中火柴的数量但价格不变，或者设计一种新的盒子来卖更高的价格（这是一种“新”产品，因此以新的价格出售是合法的）。这样就出现两种火柴价格，旧火柴的官方价格没有变化，却在市场上很难找到而最终消失。结果几年后，所有能买到的火柴都是以市场价格出售的。
[31]开始的时候，经济学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不合理的结构是由不合理的体制造成的，改革是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改革应该是重点。另外一派认为，尽管引进市场机制是与改革相协调的，但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买方市场”。结构问题没有首先解决的时候，改革可能变得更糟。因此在第一阶段，政策应该“重调整，缓改革”。经过一年多的讨论，经济学家开始达成了共识。即在第一阶段，重点应该是调整，改革为调整服务。整体改革应该在主要的结构问题解决之后才开始。参见刘国光（1982），吴敬琏（1985）。
[32]参见吴敬琏、刘吉瑞（1991）。吴敬琏教授是对财政包干体制批评的领军人物，他认为这套体制是反改革的。
[33]但当计划内价格处于不均衡水平而又无法去改变这种价格时，地方政府用一种“串换体制”来绕过这种价格约束。串换体制可以这样来解释：假设钢材的计划价格是600元/吨，市场价格是1000元/吨，自行车的计划内价格和市场价格分别为100元/辆和200元/辆。辽宁省生产钢，但是需要自行车；上海生产自行车，但是需要钢。所以，上海每购买100吨钢，就必须要卖给辽宁400辆自行车。钢和自行车都按计划内价格支付。这样，他们在形式上都遵守了计划价格，但是交易实际上是按市场价格进行的。这不同于物物交换。串换比例（多少辆自行车能够换1吨钢）取决于钢的市场价和计划内价格差额与自行车两个价差额的比率。例如，如果自行车的计划内价格涨到了150元，那么上海必须用800辆自行车去换100吨钢。
[34]对此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Nash-Cournot博弈模型。参见张维迎（1993）脚注。
[35]反对包干制的人经常引用的一个论点是，财政税收包干制度实施以后，效率比较低的地区（比如内蒙古）就不再向效率较高的地区（比如上海）供应原材料，而是自己建造工厂加工。这种论点可能是不符合经济常识的。如果上海比内蒙古更有效率，它就会支付更高的价格。如果内蒙古拒绝高价（高价能够带来更多的财政剩余）而是自己生产，这将是非常愚蠢的。如果上海因为财政剩余被中央拿走，那么上海也可以要求和中央签订一个税收协议，这也要比放弃和内蒙古的交易要好（1980年，上海是不适用这套财政体系的三个直辖市之一）。
[36]20世纪80年代中国有30个省级行政区，2181个县，55800个乡镇。
[37]国企改革实证研究可以参见Jefferson，Xu（1991），Hay et al.（1994）；理论分析见张维迎（1994）。
[38]另外，国内民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在金融、技术、劳动技能方面没有优势可言，部分原因就是国家的歧视性政策。它们唯一的优势就是自由。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能够加强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39]吴敬琏、赵人伟（1987）认为：“不可否认的是，乡镇企业的大量发展可以达到增加产品、为农村创造就业机会、补充国营企业的产品等作用。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它们和大型企业争夺原材料和能源。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装配最好设备的轧钢厂和钢铁厂在停产，而另一方面高能耗、高成本的乡镇企业在继续生产。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们成功地获得了原材料和能源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