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人物画廊中，为读者最熟悉的“老夫人”形象，一是“西厢记系列”里的老夫人郑氏，一是“杨家将系列”里的佘太君。前者，作为崔莺莺之母，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家长，为维护门第利益，不惜食言赖婚，以阻挠女儿的爱情婚姻；后者，作为老令公杨业之妻，百岁挂帅，卫国出征，成就了杨府一门忠烈。她们的故事，她们鲜明的性格特征，可谓家喻户晓。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多侧面的、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她们显然不及《红楼梦》里的“老夫人”贾母。
《红楼梦》中的贾母，以其丰富的阅历、超人的才干、高贵的情操及复杂的人性，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老夫人”模式，她是曹雪芹笔下一个不朽的文学形象。
一、贾府需要贾母
贾母出自“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1]的史家，故人称“史太君”；在贾府，她更是最高权威，是全家的“老祖宗”。因此，在所谓“四大家族”之中，她既绾合“贾”“史”两姓，左右逢源，又在贾府高居“太上家长”[2]的地位，说一不二。
贾府，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贵族之家，主子之间，主奴之间，奴仆之间，无不存在着或隐或现的利害冲突；而贾府与朝廷及整个外界社会，也处于很多微妙的矛盾之中。因此，《红楼梦》中的贾家，实际上是处于一个衰败过程之中的家族。这样一个家族的前景，不外有三：迅速垮掉；苟延岁月；中兴再起。究竟选择了哪一种，除了时代、社会的诸多因素之外，就家族内部而言，关键在于有没有足以使家族复兴的“人”！而贾府，最大的隐患，恰恰是后继无人：“文”字辈、“玉”字辈、“草”字辈——一代不如一代，故复兴无望，败落难逃。但是，衰败中的贾府，毕竟没有在一夜之间四分五裂、七零八落，而是在“外面的架子尚未尽倒”的状态下延续岁月，用探春的话来说，即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实，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是一种“现象”，究其“原因”，则除了其他种种因素之外，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贾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祖宗”——贾母，则绝对是重要的原因。所以说，贾母的“存在”，首先是贾府的“需要”！
那么，贾母作为一位年迈的老妇人，何以能担当此任，“主政”如此庞大的一个贵族之家？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的突出特征，是“尊神敬祖”，尤其是对祖宗的敬畏，更是亘古不变。贾府的荣华富贵，无疑是宁、荣两位“国公爷”挣下的。按照焦大的说法，是“（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所以，在这个家族里，“祖宗”的功勋、恩泽，是最崇高的。荣国公之子代善袭官，已亡，留下夫人史氏，即贾母。因此，贾母实际上成为贾家健在的“祖宗”辈的代表人物。贾府的“敬祖”意识，除了体现在宗祠祭祖的礼仪，则主要表现为对贾母的敬重、孝敬与奉承。这是贾母在贾府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的原因之一。
贾府的辉煌，除了祖宗的功勋遗泽，则主要是因为出了一位皇贵妃（贾元春）。在书中，“文”“玉”“草”三代男性，已经没有公侯爵位：贾赦，袭一等将军；贾珍，袭三等威烈将军（此类封爵在清代本属宗室，且多虚衔。贾家并非宗室，是为雪芹虚拟）；贾政，任工部员外郎——如此而已。而贾府却依然是炙手可热的钟鸣鼎食之家，其根源显然是作为“皇亲国戚”而得到了皇权的庇护。而贾母，正是这位贵妃娘娘的亲祖母。细读《红楼梦》文本可以看到，贾府里真正有权势者，当首推王夫人。其原因当然有她的娘家“金陵王”的强势，但最主要的也在于她是皇贵妃的母亲。所以，贾母、王夫人的这个特殊身份，确定了她们在府中的特殊地位。
如果说以上两点属于“客观条件”，那么，贾母独具的阅历、才情与清醒的头脑，则更是她居于贾府顶端的根本原因。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写贾母初次见到刘姥姥时，曾问她多大年纪。刘姥姥回答说75岁，贾母说：“比我大好几岁呢。”可见贾母出现在书中时，也是一位（至少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当然，书中也有多处提到了这位“老祖宗”年轻时的情景，说她比王熙凤还要精明干练，还要“来得”。她在贾家几十年中，经历了无数大惊大险，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进了这门子作重孙子媳妇起，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孙子媳妇了，连头带尾五十四年，凭着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也经了些……”高贵的出身，丰富的阅历，铸就了这位老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使她虽然年事已高，但在很多方面依然能够掌控着贾府，特别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她保留着最后决定权，而且“杀伐决断”。这里，我们不妨举以下两例，略加说明。
在第四十六回鸳鸯抗婚事件中，贾赦与邢夫人的一系列行动，最初贾母是完全被蒙在鼓里的，直到鸳鸯当众哭诉、剪发明志、以死抗争，贾母才知道。这对老人家来说，无疑是“突发”事件。而正是在“突发”事件面前，贾母则表现出断然裁决的老辣。在那样一个典型的封建贵族之家，贾赦作为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大老爷”，而且是贾母的长子，他的要求，应该如何对待？他的“脸面”要不要维护？在长子与一个丫鬟之间，贾母应该做何选择？这实际上是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而贾母在“气的浑身乱战”的情况下，毫无犹疑，当即决断，痛斥贾赦、邢夫人，维护了受害者鸳鸯。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贾母的言辞，不是简单地为一个丫鬟“撑腰”，或者说为了保护身边的一个丫鬟，而是把贾赦、邢夫人的行为，视为对母亲的大不孝——“见我待他（指鸳鸯）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他，好摆弄我！”这就把问题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使任何人都无法做出任何妥协的试探。“老祖宗”实在高明！
我们再看第七十三回。当贾母听说“宝玉被吓”，则立即指出：“如今各处上夜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可知。”探春回应说，园内的人确实“比先放肆了许多”，先前为了夜里“熬困”，常有“三四人聚在一处，或掷骰或斗牌，小小的顽意”，“近来渐次放诞，竟开了赌局……半月前竟有争斗相打之事”。贾母听说，立刻质问：“你既知道，为何不早回我们来？”进而晓以利害道：
你姑娘家，如何知道这里头的利害。你自为耍钱常事，不过怕起争端。殊不知夜间既要钱，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门户任意开锁。或买东西，寻张觅李，其中夜静人稀，趋便藏贼引奸引盗，何等事作不出来。况且园内的姊妹们起居所伴者皆系丫头媳妇们，贤愚混杂，贼盗事小，再有别事，倘略沾带些，关系不小。这事岂可轻恕。
于是，在贾母亲自过问之下，把事情查了个“水落石出”，然后，贾母做出了明确的决定，下令：
将骰子牌一并烧毁，所有的钱入官分散与众人，将为首者每人四十大板，撵出，总不许再入；从者每人二十大板，革去三月月钱，拨入圊厕行内。又将林之孝家的申饬了一番。
下人犯错，打、罚、撵出，本属常情。而这里的“难点”在于，“为首者”，即三个“大头家”，皆非一般奴仆：一个是“林之孝的两姨亲家”，一个是“柳家媳妇之妹”，一个是“迎春之乳母”，特别是迎春之乳母，可谓“有头有脸”之人。但是，当黛玉、宝钗、探春等替她向贾母“讨情”时，贾母则毫无妥协，指出：
你们不知，大约这些奶子们，一个个仗着奶过哥儿姐儿，原比别人有些体面，他们就生事，比别人更可恶，专管挑唆主子护短偏向。我都是经过的。况且要拿一个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见了一个。你们别管，我自有道理。
由此可见，贾母要整饬家规，毫不手软，特别是对这些“奶子们”，实已早有此意，正“要拿一个作法”。其所以如此，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根据她几十年的经验——“我都是经过的”——深知这些“奶子们”的“可恶”。因此，无论宝钗等如何为迎春乳母“讨情”，贾母都绝无松动，并申明：“我自有道理。”
然而，贾母的才情、魅力，并非仅止于整饬家规的“杀伐决断”。权威的地位及无可争议的威望，并没有使贾母成为一个威严、可怕的封建家庭的家长。她的言谈做派、接人待物，在善意与宽和之中，显示着无比的高贵与魅力。我们常常称赞着《红楼梦》在情节发展中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来刻画人物性格，而实际上在一些“场面”“场景”的描写中，通过人物的极其简捷的语言、动作，同样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气质和韵味。且看第四十二回写贾母偶感风寒，请王太医来看病的一幕：
一时贾珍、贾琏、贾蓉三人将王太医领来……只见贾母在榻上，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旁……王太医……忙上来请了安。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医了，也便含笑问：“供奉好！”因问贾珍：“这位供奉贵姓？”贾珍等忙回“姓王”。贾母道：“当日太医院正堂王君效，好脉息。”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回说：“那是晚晚生家叔祖。”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也是世交了。”一面说，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上……（王太医）诊了半日，又诊了那只手，忙欠身低头退出。贾母笑说：“劳动了。珍儿让出去好生看茶。”
这是贾府里一幕极其寻常的生活场景。但从这里我们却看到，尊贵的史太君即使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也绝无矜持与冷漠，有的是随意与温和。而在与王太医的几句对话当中，却又分明显现出老人家的“高屋建瓴”和无可置疑的“资格”：与你的“叔祖”即有交往，所以我们是“世交”。这就使双方的关系自然地密切起来。这就是贾母！
总之，贾母，作为贾府的“太上家长”，既有掌控贾府的才干，却又绝非一般的故作庄严、颐指气使的封建家长。她以自己特有的品格，凝聚着这个庞大的家族。
二、微妙的另一面
贾母，是贾府当年鼎盛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因此，她对眼下贾府的衰败，内心深处是十分敏感的，特别是族中子弟不肖，更是她心中之最痛。书中有两处颇有对比意义的情节，很值得玩味。
第四十三回写的“凤姐泼醋”那场闹剧的起因，无疑是贾琏的淫乱。但经过一番混乱（凤姐大哭大闹，贾琏仗剑要杀人）之后，贾母却当着邢、王二夫人及凤姐等众人之面，说了下面一段话：
贾母笑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是，他（指凤姐）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说的众人都笑了。贾母又道：“你放心，等明儿我叫他来替你赔不是……”
如此轻描淡写、举重若轻的处理方式，真可谓“百炼钢成绕指柔”，这是贾母的独到之境。但是，对贾琏之流的这些混账事，贾母果真毫不在意吗？且看第四十七回：贾母正与凤姐等玩儿牌，贾琏来找凤姐，贾母借机痛斥贾琏“鬼鬼祟祟”“什么好下流种子”，并重提他与鲍二家的淫乱丑事，怒不可遏，最后慨叹：“我进了这门子……连头带尾五十四年……从没经过这些事。”最后，忿怒已极，当众赶走贾琏：“还不离了我这里！”这样看来，贾母前回所说“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云云，虽然并非完全是违心之言，但其“主题”毕竟是几句安抚凤姐的辞令，而内心里对贾琏之流则实在是深恶痛绝的。
贾琏作为荣府的管家的主子，他在贾母心中的“印象”却是“鬼鬼祟祟”“下流种子”。这似乎已足以反映出贾母对眼下家族的感触、看法。此外，她老人家对贾赦、邢夫人的冷淡，对贾政的尖锐的斥责（见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对赵姨娘之流的厌恶，等等，都说明眼下这个赫赫扬扬已历百年的家族，在她心中已是今不如昔了。但是，这位“老祖宗”还必须撑持下去，还必须依靠贾琏之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就不得不采取某些特别的变通手法。比如，第四十七回中写了贾琏通过鸳鸯成功地“偷出”贾母的东西去变钱的情节。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位“老祖宗”也太容易被蒙骗了，而鸳鸯也似乎太胆大妄为了，其实读者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只是我们的曹雪芹在这里又用了“狡猾”笔墨，巧妙地由平儿说出根由：“平儿笑道：‘……鸳鸯虽应名是他私情，其实他是回过老太太的。老太太因怕孙男弟女多，这个也借，那个也要……因此只装不知道。’”显然，这不过是老太太的一点微妙的小“手腕”，实际上也就是对贾琏凤姐持家的一种支持。但从这里我们却可以体会到“老祖宗”的不易：虽然对贾琏十分不满，但又不得不支持他们撑持家族的门面；而这种支持，又不能公开，还必须“只装不知道”——可谓惨淡经营矣。
贾母虽然位居“太上家长”，尚可掌控贾府，但是，她的真实处境，亦有“微妙”的一面。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王夫人实权在握！前文已略有论及，王夫人是皇贵妃贾元春之嫡母，是“四大家族”之中贾、王、薛三大族之纽带，其兄王子腾现居高官显宦，管家奶奶王熙凤是她的娘家侄女，“衔玉而生”的贾宝玉是她的嫡子……这一切使她在贾府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与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祖宗”贾母的处境当然就难免有些“微妙”了。
请看在“鸳鸯抗婚”的情节中，贾母听了鸳鸯的哭诉后，勃然大怒——
（贾母）气的浑身乱战，口内只说：“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因见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剩了这么个毛丫头，见我待他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他，好摆弄我！”王夫人忙站起来，不敢还一言。
贾母的话，表面上听起来好像仅仅是一位老人的一时愤激之词，但“愤激之词”却往往是真实心声的袒露！王夫人为鸳鸯之事受责备，当然是冤枉的，后来探春在贾母面前为之辩白，是很有道理的。而贾母盛怒之下所说的“你们……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可谓掷地有声，且已超越了关于鸳鸯的这一具体事例，显然绝非信口而言。当然，贾母与王夫人，说到底还是一种婆媳关系，婆媳之间发生一些“言语”，并不奇怪，更何况王夫人始终默默领受，毫无辩驳。而值得玩味的是，在经过探春辩白之后，这位“老祖宗”居然立马认错、道歉，马上笑道“可是我老糊涂了”，并对薛姨妈说：“你这个姐姐（指王夫人）他极孝顺我……可是委屈了他。”这样说了还觉不够，又“借助”宝玉，说道：“宝玉，我错怪了你娘，你怎么也不提（提醒的意思）我，看着你娘受委屈……你快给你娘跪下，你说太太别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纪了，看着宝玉吧。”这样的言辞举动，应该说有些超乎常情了。且不说是贾府的“老祖宗”，即便是一般家庭中的婆婆，对儿媳妇说了几句“重话”，难道需要这样的赔礼致歉、而且竟然让孙子（宝玉）“代跪”吗？
以贾母之睿智，对贾府的现实当然有清醒的认识。她知道，自己年事已高，所有子弟皆不争气，家族实权悉在王夫人及凤姐手中，这是不可逆转之“大势”，她只能顺势而为。然而，内心微澜，积蓄日久，是难免要爆发的。所以，贾母的一时愤激之词，绝非无源之水。聪明的贾母，一旦冷静下来，则立刻意识到，“爆发”“愤激”是无济于事的，唯有立即“挽回”自己的“脱口而出”——哪怕是真实的心声——才是正确的选择。于是，这位“老祖宗”实际上是在王夫人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是的，这是她的正确选择，但是，我们在这里却似乎领略了这位老人内心潜藏的无奈。而这一点，似乎恰恰帮助我们理解了贾母采取的生活态度。
三、老祖宗的享乐
年过古稀的贾母，以其“老祖宗”的身份，在这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贾府中，选择了一种最明智的“生活态度”——尽享一个老人的乐趣。由于贾母具有高贵的修养，所以她的享乐既高雅脱俗，富有人性的乐趣，又充满了知识与智慧。
《红楼梦》从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一回，连续以“华彩”的文字写了贾母参与的史湘云的“螃蟹宴”、两宴大观园、品茶栊翠庵……贾母带着宝玉及众女眷，还有一个特殊的“清客”刘姥姥，赏景、游船、盛宴、品茶，再加上刘姥姥的“逗趣”，实在是既欢乐和谐，又品位高雅。而这一切，都让读者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贾母特有的性格与素质。
来到藕香榭时，贾母回忆起儿时家中的枕霞阁，并讲了一段惊险的儿时往事。王熙凤不等人说完，立即“接茬”来了一通表面上似乎有些“放肆”或“不敬”，而实际上却是既奉承又逗乐的笑谈，结果，“未及说完，贾母与众人都笑软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为喜欢他，才惯的他这样……”于是贾母笑道：“我喜欢他这样，况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没人，娘儿们原该这样。横竖礼体不错就罢，没的倒叫他从神儿似的作什么。”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正说出了这位“老祖宗”对待生活的一个原则。首先，“这孩子”“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其次，不能错了“礼体”。在这样的前提下，就不必“从神儿似的”规规矩矩，不得言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这样就使贾母既维护了应有的尊严，又不受“尊严”的束缚，而在自然与随意的状态下获得生活的乐趣。这个道理，说来容易，但有多少家长，特别是旧时封建大家庭中的家长，却只要“尊严”，天天扮出冷漠与严厉，永远处于教训、监督别人的状态（这样的情景，今天的年轻人已不甚了解了）。其实，故作“威严”，往往隐藏了空虚，而贾母的自然与随意，倒是一种充实与自信。
接着，贾母带领着大家来到园内各个“景点”：沁芳亭——潇湘馆——蘅芜苑——缀锦阁——稻香村……所到之处，贾母一一有所指点。在潇湘馆里，贾母看到室内绿色窗纱颜色已旧，便对王夫人说，这个院子里本无桃、杏树，都是竹子，已是绿色，故绿窗纱与之“反不配”，要换一下才好。于是凤姐说，库房里还有银红蝉翼纱，可以换上，并说了蝉翼纱的花样、质地……贾母听了笑道：“呸，人人都说你没有不经过不见过，连这个纱还不认得呢，明儿还说嘴。”于是应薛姨妈、凤姐等人要求——
贾母笑向薛姨妈众人道：“那个纱，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怪不得他认作蝉翼纱，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认作蝉翼纱。正经名字叫作‘软烟罗’……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做‘软烟罗’……”薛姨妈笑道：“别说凤丫头没见，连我也没听见过。”……
贾母还详细讲述了“软烟罗”的各种颜色、质地、用途……又让凤姐“明儿就找出几匹来，拿银红的替他（指黛玉）糊窗子”。又说：
再找一找，只怕还有青的。若有时都拿出来，送这刘亲家两匹，做一个帐子我挂，下剩的添上里子，做些夹背心子给丫头们穿，白收着霉坏了。
行文中又穿插着凤姐的凑趣、众人的惊叹。这一段以人物语言、对话为主的文字，真是一篇绝妙好文章。贾母的见多识广，固然令人钦佩，而对于如此珍贵的“软烟罗”的处理，尤其令人惊叹。年迈老人，往往喜欢攒钱存物“压箱底”。贾宝玉厌恶那些老女人的原因之一，就是春燕所说的“他老姊妹两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的真了”。（第五十九回）贾母，这位最善于物质享受的老人，却绝非视钱物为性命的悭吝人，在对于“物”的处理上，特别显现出老人家心胸开阔、大方挥洒的性格，而且可以看出，越是珍贵之物，她越是主张“物尽其用”，以为收着、藏着、舍不得……最后必然是“白收着霉坏了”！也许读者会说，这是因为贾母乃“富贵”老人，财富多多，故而挥洒，其实不然，富有金山银山的悭吝者，岂其少哉。当年“文革”期间，有论者称贾母是“最大的地主婆”，但实际上，真正的地主婆却往往是最节俭、最吝啬的。总之，贾母的行为，不是贫富的问题，而是一种性格、一种气质、一种境界。
贾母在宴游享乐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非常具有“审美”意识的，比如，她对色彩以及摆设、饰物的敏感。在潇湘馆里，贾母追求的是窗纱的色彩要与院子里的绿色竹子相配搭；到了蘅芜苑，看见宝钗房中“十分朴素”，则大不以为然：
贾母摇头道：“使不得……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摆？若很爱素净，少几样倒使得……只怕俗气，有好东西也摆坏了……如今让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净。”
于是贾母决定以“我的梯己两件”来给宝钗做摆设：
叫过鸳鸯来，亲自吩咐道：“你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桌屏，还有个墨烟冻石鼎，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了。”鸳鸯答应着……
可以想见，这样安排、摆设的结果，自然会如贾母所说“包管又大方又素净”。
请想一想，经过贾母“调整”后的潇湘馆与蘅芜苑，前者改变了原来的陈旧与暗淡，后者亦不再是一味的“素净”与清冷，而都具有了谐调与高雅。这就是贾母的心胸，贾母的品位。
当冬雪覆盖了大观园的时候，贾母又来园中赏雪了。而这一次，她老人家是“不请自来”的。一进室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梅花：“好俊梅花！”于是称赞他们“你们也会乐，我来着了（这四个字儿是纯粹的京腔，意思是来得正是时候，来对了）。”可见对贾母来说，宴饮事小，赏梅事大。并再次申明：“（你们）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样才好，不然我就去了。”而这次赏雪令贾母最高兴的是她看到了那一幅真实的“白雪红梅”图：当宝琴、宝玉手捧红梅先后出现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时，他们分别穿着凫靥裘和大红猩毡，老人家看了异常兴奋，认为这实实在在的“实景”比仇十洲的《双艳图》好多了：“那画的哪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她既着眼于白雪红梅的大自然的色彩，着眼于服饰的艳丽，更着眼于人物“这样好！”贾母此刻的欣慰，用一点有理论色彩的语言来说，正可谓获得了审美的愉悦。这一段写“白雪红梅”的文字，是《红楼梦》中“色彩”最亮丽处，故此处脂批谓“文字之奇，难以言状”（有正本）。这里附带说几句关于贾母与刘姥姥的关系。贾母对待刘姥姥的态度，是可以用“怜贫惜老”四个字来形容的：虽然是藉以取乐，但亦充满善意。有趣的是，刘姥姥心知肚明，你“老祖宗”要以我取乐，我即乐得“凑趣”，以取得你的关照——各得其所。所以，二者之间是不存在谁“玩弄”谁的问题的。
在贾母的享乐中，音乐、戏曲更是一个重要内容。贾母是真正的“戏迷”。所谓“真正”，是指不仅“爱”戏、“迷”戏、“沉湎”于戏，而且知戏、懂戏、理解戏，甚至可以安排、设计戏。而能够达到这一境界，除了主体的心胸、智慧，则更需要阅历与经验。贾母的娘家，那是有家班的大族，所以贾母自幼深受戏曲艺术熏陶。第五十四回写贾母与众人听戏的过程，也是一大段绝妙好文。贾母已远远不仅是一位听众或观众，而是一位能够独出心裁的“导演”：让芳官唱《寻梦》，但要求“只提琴至管箫合，笙笛一概不用”；让葵官唱《惠明下书》，则让演员“不用抹脸”。可见从伴奏到化装，贾母都有自己的主张。而最强调的，一是“若省一点力，我可不依”；二是要让大家“听个疏异”，所谓“疏异”，即有特色，令人耳目一新——这才是一位真正的戏曲行家的追求。时至今日，何尝不是如此？再华丽的服装道具，再复杂精致的化妆，再创新的伴奏，倘若演员缺乏艺德，敷衍搪塞，演唱起来毫无特色，不见“疏异”，那也是失败的演出。所以贾母的见解，是不可小视的。
当薛姨妈赞赏贾母的调度时，贾母却说了一句“……这也在主人讲究不讲究罢了”。这话很耐人寻味。一般而言，观剧的过程中，演出者是主体，观众是接受者，是客体。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客体却可以左右主体，而达到新的境界。贾母观剧就是如此。
贾母在这次观戏过程中，特别讲到了《续琵琶》。毫无疑问，这是曹雪芹的神来之笔——于无形之中引出了祖父的剧作。这部今天尚存的作品，在这里似“随手拈来”，隐隐带出，并由贾母讲述当年其独特的演出形式（即由真正的琴师来演奏剧中之《胡笳十八拍》）。这一切，正反映出祖父的《续琵琶》是牢牢地铭记在雪芹的“家族记忆”之中的。《续琵琶》所独具的文化品位、人文价值以及在曹氏家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当然，这已是另外的话题了。
总之，《红楼梦》所写贾母的享乐，不是一般的“凑热闹”式的吃喝玩乐，而是在这种具有文化品位的“生活方式”之中，表现着这位“老祖宗”的情操、阅历和性格。这是一个可敬的老人——一个完美而复杂的文学形象。
四、对宝玉的溺爱
贾母最为论者诟病的，是她对贾宝玉的“溺爱”。但是，溺爱宝玉，却绝非一个孤立的问题，而且事出有因，并非无缘无故。
作为“老祖宗”的贾母，不仅希望儿孙们继承祖业，辉煌门庭，而且从心底里盼望着、欣赏着承袭祖父遗风的孩子，这是一种十分隐秘而微妙的心理。但在所有儿孙之中，在贾母看来，唯有宝玉似有祖父遗风：
（张道士）又叹道：“我看见哥儿（指贾宝玉）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说着两眼流下泪来。贾母听说，也由不得满脸泪痕，说道：“正是呢，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只这玉儿像他爷爷。”
这一段令人感伤的文字，却道出了贾母特别喜爱宝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世上任何一位作为“未亡人”的祖母，看到自己的孙儿像他的爷爷——自己的逝去的丈夫，都会把无限的思念也寄托在孙儿的身上；更何况这个唯一“像他爷爷”的孙儿，又恰恰是“神采飘逸，秀色夺人”的可爱的孩子。所以，书中的贾宝玉，从他的祖母那里，得到了具有双重意义的挚爱真情。祖（父）母对孙儿、孙女（即所谓“隔辈人”）的喜爱，是一种独特的情感，这种情感往往超越了对儿女辈的关爱，而且没有任何“回报”的企盼。它是无私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有时老人或许已经意识到不该过分“溺爱”，但却不能自已。如果说这是“人之常情”的话，那么，贾母对宝玉的喜爱、宠爱、溺爱，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
多年来，贾宝玉被论者称作“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书中也说他“行为偏颇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是的，他不太尊奉传统的习俗礼仪，他坦率真诚，他追求真爱……但是宝玉绝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放肆无礼的纨绔子弟。贾母在与甄府的四个女管家谈论甄、贾两个宝玉的某些怪异言行时，说了一段这样的话：
……可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
贾母的话，无疑是真实的。我们所谈论的贾宝玉的“叛逆性”，是一种深层的思想意识的判断，而作为这一文学形象的“生活态度”的层面，则无疑非常复杂，而且有血有肉。贾母强调的“我们这样人家的孩子”，就是强调这两个孩子生存的背景，乃是“诗礼传家”的侯门贵族。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他们的个性如何“刁钻古怪”，也不可能超越这个大背景已成传统的、无处不在的“礼数”。因此，说甄、贾宝玉在外人面前遵从“正经礼数”，既是真实的，也是符合规律的。像甄家与贾家这样的大家族，最看重的是“面子”，对子弟们的第一位的要求，就是“与大人争光”，为家族争面子。为此，对子弟必然实施严格的管束。在旧时的社会、家庭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大家子弟，往往远不如某些暴发户或一般的平民家庭子弟自在、娇宠、游乐甚至挥霍。因此，贾母所说的“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这样的狠话，并非虚言。而甄、贾宝玉在这一点上符合了要求，所以才获得了两大家族的“纵他一点子”，对贾宝玉来说，也就是得到了贾母的宠爱。
贾母对宝玉的宠爱，与对家族命运的关注是一致的。曹雪芹给贾宝玉设置了一个富有神话色彩的“衔玉而生”的故事。请想一想，在《红楼梦》所规定的那样的社会环境下，贾府的一位公子，衔玉而生，具有多大的轰动效应！不仅全城关注，而且惊动了最高层如北静王等人物。这在（秦可卿出殡时）贾宝玉“路谒北静王”的情节中，有生动的描写。贾宝玉的衔玉而生，不仅突现了贾宝玉个人不同凡响的特异性，而且更使贾府获得了某种“奇异”、甚至是“神奇”的色彩。如果说贾元春的娘娘地位，让贾府获得了“皇权”的庇护，那么，贾宝玉的衔玉而生，则使贾府更获得了“神权”的光环。因此，这件事情，对贾府来说，万万不可等闲视之。但在偌大个贾府里，认识到这层意义的人，实属寥寥。昏庸的贾政，以为这不是什么好事，内心深处是排斥的；其他人物，更是昏昏不省，不值一提。唯有贾母，以其阅历、经验以及清醒的头脑，深刻理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故在“失通灵”的情节中，众人忧虑的是自己被问责，只有贾母痛陈利害，字字见血：
……贾母听了（失玉之事），急得站起来，眼泪直流，说道：“这件玉如何是丢得的！你们忒不懂事了……这玉满城里都知道，谁捡了去便叫你们找出来么……叫琏儿来写出赏格……有人捡得送来者，情愿送银一万两，如有知人捡得送信找得者，送银五千两。如真有了，不可吝惜银子……”
以万两赏格寻玉的果断决定，不仅足见此玉在贾母心中的重要地位，孙儿宝玉在她心中的重要地位，更可看出，“衔玉而生”的本身，在贾母心中，是关乎家族声誉之大事。因此，她对宝玉的宠爱，岂非顺理成章吗？
贾母宠爱宝玉，可以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但是，贾母又为什么终于“毁灭”了宝玉刻骨铭心的爱情？宝玉与黛玉，对贾母来说，一个是亲孙儿，一个是亲外孙女，都是至亲骨肉。贾母对黛玉的疼爱，是不可否认的，更何况其中还包含了对不幸早逝的女儿的怀恋。以贾母的开明、大度和敏感，她应该是知道两个孩子的心意的。第二十五回里凤姐当着众人的面，对黛玉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这虽然是凤姐说的话，但是，凤姐的一切言行，都是揣测贾母之意而发。不言而喻，这两句“笑谈”也绝非空穴来风，至少是揣摩了贾母的意向。当然，曹雪芹笔下的宝黛爱情，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结局的，贾母在这出悲剧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已难以尽知。就今所见之百二十回本而论，似乎让我们想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黛玉的“小性儿”，以及由此而发生在宝黛之间的不断的“冲突”，使贾母逐渐形成了否定性倾向。要知道，宝黛之间的“冲突”，对当事人宝黛而言，不过是深切之爱的“副产品”；而对于无限关爱宝玉的贾母而言，则不能不为她的宝玉的“未来的幸福婚姻”有所考虑。第二十九回写宝黛之间的冲突，竟然导致宝玉愤怒砸玉，这自然引起贾母极大的焦虑，她所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对宝黛而言，似获得了某种禅意的领悟，而在贾母，则无疑是一个老人的无奈、深沉、痛苦的感叹！因此，贾母对宝黛之爱情的否定，还是从爱护宝玉的立场出发的。
二是王夫人、薛姨妈的地位，促使贾母在钗、黛的选择上，选择了前者。王夫人的存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王、薛的联合，是贾府一切事务的真正的主宰，而贾宝玉毕竟是王夫人之子。所以，我们似乎难以设想，在这样的形势下，贾母能够作出弃钗取黛的决定并付之实施。所以，宝黛爱情的悲剧，是整个家族内部形势发展的结果，既不是某一个人的操纵，更不是贾母的“裁决”，把造成这一悲剧的“责任”归于贾母，是不公平的。至于瞒天过海的“掉包计”之类，应该是续作者的手笔，似应另当别论。
在《红楼梦》里，与宝、黛、钗、凤相比，贾母似非最主要人物，而她的性格与作为，则使她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正是因为有贾母的存在，宁、荣二府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大家族；而这个大家族，也正是在贾母的关照下，走过了由盛至衰的历程。
贾母，是说不尽的！
（《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6辑）
[1] 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 见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