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91年程甲本问世至今已整整220年了。程甲本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万千读者提供了第一部完整的百二十回的排印本《红楼梦》，它为这部伟大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红楼文化的开发，立下了无可替代的功劳。程甲本出现后，更为红学史，甚至于中国学术史注入了丰富的新内容，使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版本以及思想、艺术诸方面的研究，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程甲本《红楼梦》文本本身，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自然要“承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文学的批评”，对其自身存在的成功与失败，毁誉褒贬，在所难免。但是，程甲本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则是绝对不容低估的。
唯一的“一袋烟”
《红楼梦》一向被誉为大百科全书式的文学作品，就是说，书中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描述非常全面，它提供给读者的不是几个或繁或简的故事，而是一幅庞大而细腻的社会生活画卷。对此，清人王希廉曾有过一大段论述。他说：
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黻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俱全；甚至寿终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见项背！[1]
就是说，书中对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描写，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就在这样一部大书之中，除了第一百零一回里的两句话（见下文）之外，却从未有过关于抽烟（吸烟）的描述。这一回写凤姐来到宝玉、宝钗房中，说了两句玩笑话，“把个宝钗直臊的满脸飞红，又不好听着，又不好说什么。只见袭人端过茶来，只得搭讪着，自己递了一袋烟。凤姐儿笑着站起来接了……”除此之外，百二十回书中再无涉及抽烟的一字一句。
在清代文学作品中，写了抽烟之事的，并不罕见。在《红楼梦》之前的《桃花扇》的“余韵”一出里，苏崑生、柳敬亭、老赞礼三人先后唱了【问苍天】【秣陵秋】【哀江南】之后，出现了一个“访拿山林隐逸”的“皂隶”，即以向三人“借火”为名探听虚实，于是苏崑生问道：“要火吃烟么，小弟带有高烟，取出奉敬罢。”于是敲火取烟。皂隶一面吃烟，一面说：“好高烟，好高烟！”而且“作晕醉卧倒介”“闭目卧介”——实则装睡偷听三人谈话。在《红楼梦》之后的文学作品中，写抽烟情节的就更多了，如《儿女英雄传》，不仅写了多个女性抽烟，而且还写到了她们的烟袋、烟荷包，等等。
那么，百万言的《红楼梦》，特别是前八十回里，何以写尽了品茶、饮酒、山珍海味……却从不涉及抽烟之事，而偏偏在后四十回里却又有一百零一回中的那一笔呢？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一个“大原则”，即在第一回书里所公然申明的全书所写“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雪芹定下的这个“无朝代年纪可考”的“大原则”，那含义是十分“深远”的。我们明确地反对把《红楼梦》歪曲成“清宫秘史”，也不赞成把“红楼”中的人与事同作者之“家世”一一刻板对应，但是，“史实背景与家世沧桑”在作者曹雪芹笔下的“流露”与“追忆”，则无疑是客观的“存在”，而且，作者恰恰是在这里深切感受着人生和生活的无奈。所谓“满纸荒唐言”，所谓“谁解其中味”，都显然不排除作者源于“史实背景与家世沧桑”的感慨。但是，作者生活的时代与处境，又决定了他对很多事情是不能明言的。于是，唯有采取这“无朝代年纪可考”之一法。而作者的这种“回避”的意识与心态，恰恰形成了《红楼梦》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抽烟的话题。烟草原产于南美地区，明代始传入中国。清俞正燮《癸巳存稿》说：“（烟草）明时由闽海达中国，于今犹称建烟。”又说：“崇祯末，嘉兴遍处栽种（烟草），三尺童子莫不食烟。”由此看来，抽烟之习，显然是在明末及清代才广泛流行开来，而此前是没有的。那么，雪芹如果在自己的《红楼梦》里写下抽烟的情节，则无异于宣告他笔下的红楼故事，即发生在清代——这就完全违背了他的“无朝代年纪可考”的大原则。所以，前八十回中断无吸烟之文。
然而，到了程本的后四十回中的第一百零一回，抽烟之事出现了。虽然只此一处，但也似乎显示出后四十回的续作者至少是“忽视”了“无朝代年纪可考”的大原则，或者说得严重一点，则是没有“理解”“领悟”曹雪芹为什么要坚持这一大原则的本意与实质。
当然，在前八十回里，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显示出清代生活特点的文字，例如“打千”“克什（食）”等，不仅是清代人的语言，而且是满族人的语言。但这也并不奇怪，雪芹毕竟是一位生活在清代的作家，语言的时代特色是无孔不入的，在几十万言的大书中，要完全避免“当代”的某些生活习俗的细节乃至语言，很难做到。而对抽烟的“回避”，则无疑是雪芹的一个精心的“安排”。
多年来，我们绝大多数读者都接受了后四十回之续作者为“铁岭高鹗”的观点。如果说我们至今还不宜轻易放弃这一观点的话，那么，作为东北人的续作者随手写下宝钗给凤姐“递了一袋烟”，也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有民谚云：东北有三怪，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由此可见，年轻女子抽烟，在东北地区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铁岭高鹗”在有意无意之中，写下他所熟悉的普遍存在的生活习俗，也是很自然的事。而这一笔，正让我们认识到曹雪芹自始至终无一笔关于抽烟的描写，是颇有深意啊。
“送玉”与“魂游”
自程本为读者“提供”了后四十回之文本，《红楼梦》始为一部“完书”而得以长久留传，故程本之功，盖不可没也。然而，后四十回里的有些文章，倘若深究，又确实有些“费解”。比如，第一一五至一一七回所写之“送玉”及贾宝玉的一次“魂游”。
据脂本的前八十回的脂批，我们知道，在原书的八十回以后，还有贾宝玉丢失通灵宝玉及别人送还的情节；那送玉者，则是甄宝玉。
第十八回写元妃省亲。元妃点了《豪宴》《乞巧》《仙缘》《离魂》四出戏。己卯、庚辰、王府、有正、列藏、甲辰诸本在四出戏名之下，皆有脂批。《仙缘》之脂批云：“《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于《离魂》处又有脂批云：“……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如此看来，雪芹原书之八十回以后，当有“甄宝玉送玉”之情节。当然，那具体的写法，已无人知晓。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认为：“（《仙缘》的）剧情是八仙会集，点度‘痴人’卢生。可见这是宝玉出家的事，有人来相牵引。所以我想也许是甄宝玉后来来找贾宝玉，真假会合，这才‘悬崖撒手’的？总之‘送玉’是送宝玉出家。这和通灵玉‘误窃’‘凤姐扫雪拾玉’一节本是两回事……”孙逊先生在《红楼梦脂评初探》中则认为，八十回以后的“误窃”“拾玉”与这里讨论的“送玉”是互相联系的，并对可能存在的情节做了几种推测，其中之一是“此玉（指通灵宝玉）被偷走后，辗转到了甄宝玉手里……因而他送来了”。显然，上举异说之关键在于“玉”之所指是那块通灵宝玉还是贾宝玉其人。对此，本文虽不拟作深入探讨，但以为“玉”之所指乃通灵宝玉，当属合乎情理之见。当然，这也是推测。
但在程本中，这些推测都不存在了。在第一一五至一一七回中，甄宝玉正面出场，与贾宝玉相会，大讲“显亲扬名”“言忠言孝”“立德立言”，不负“父亲师长养育教诲之恩”……致使贾宝玉大为失望。这里自然没有“送玉”之事。尔后，贾宝玉病情加重，以至于“人事不醒”，“只好预备后事”。忽然间来了一个和尚，送来了通灵宝玉，贾宝玉得救。随后这和尚又引导宝玉之魂“游”了一次似乎是太虚幻境那样一个“去处”……总之，“送玉”者是一个和尚，而不是第十八回脂批所预示的甄宝玉。
但是，由甄宝玉送玉到由一个和尚送玉，其中到底有无“瓜葛”，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这里似乎有三种可能性：一是曹雪芹所写的八十回以后之“原稿”就是如此；二是和尚送玉与甄宝玉送玉二者毫无关系，第一一五至一一七回的内容，完全是续作者的构思与创作，一如后四十回中其他文字一样；三是续作者有意识地把“原稿”的甄宝玉送玉改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当然，这样讲无疑又涉及一个更为复杂的很多学者都曾反复探讨过的问题，即续作者手中到底有没有曹雪芹的八十回以后的“原稿”。对于这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笔者无力亦无法在这篇短文中继续深入地讨论。但是，笔者之浅见，则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性，即续作者有意的改动，理由如次：
（一）后四十回之续作者，无论是高鹗或其他“无名氏”，他们手中应该有片段的雪芹原稿，这一点已为很多学者论证过了。
（二）在前八十回里，甄宝玉是一个“虚写”的人物形象，那“送玉”的情节，似乎也应该是一种“虚写”的笔法。
（三）后四十回的续作者，急于把甄宝玉“实化”，使之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到前台来发表“正气歌”，因此，在把这个人物改“虚”为“实”的同时，也必然把涉及这个人物的情节加以删改，于是，那个可能是虚写的甄宝玉“送玉”，没有了，但是，那块通灵宝玉又必须归还贾宝玉，于是，“请”来了一位和尚。
值得注意的是，由和尚的出现，又引出了一大段“魂游”的文字。应该承认，这是一段非常费解的文字。首先，贾宝玉随和尚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不清楚。第一一六回的回目中有“幻境”二字，宝玉也觉得“好像曾到过的”，据此，则似乎又是“太虚幻境”了。但读者都记得，那“太虚幻境”乃是一处“朱栏玉砌，绿树清溪，人迹不逢，飞尘罕到”（第五回）的仙境，而宝玉此次来到的“幻境”却是“到了个荒野地方”“旷野地方”。总之，是个似“太虚”又非“太虚”的去处。其次，看宝玉在这里遇到的“人物”：首先是尤三姐，然后又有鸳鸯、潇湘妃子、晴雯、凤姐、秦氏以及“迎春等一干人”，忽然间这一干人又“变作鬼怪形象”，一齐来“追捕”宝玉。这样的写法，究竟寓意何在？也是不清楚的。
窃以为，既然书中第五回已经浓墨重彩地写了“神游太虚幻境”，那么，如果为了某种艺术追求，再写一次“神游”，则应该或反其意，或作补充，或更深切，或加皴染……总之，文章、义理当有新意才是。而第一一六回的文字，以余之愚拙，实难领悟。
“程甲”与“程乙”
程甲本问世（1791）后不到一年的时间，1792年程乙本又与读者见面了；而两个本子之间又有近两万字的差异。因此有学者以为，在那样短暂的时间里，完成如此数量的增删改动，是难以想象的，于是提出程乙或非源于程甲，而另有所据之说。当然，此说至今并未成为共识，而绝大多数学者、读者仍以为程乙本乃是对程甲本“补遗订讹，增损修辑”而成。
八十多年前胡适先生在《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中有两句话，值得注意，一句是“（程乙本）……可说是高鹗程伟元合刻的定本”：另一句是“这个改本（指程乙本）有许多改订修正之处，胜于程甲本”。其第一句话，不仅明确地指出了程甲本与程乙本之间的关系，而且把程乙本视为“定本”。“定本”二字不可小视，它表明了在胡适先生心目中，真正全面体现程、高的观念、思想、情趣的，就是程乙本！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众所周知，“程甲本的语言，正与脂评诸本的语言接近”。就是说，相对而言，程乙本与程甲本相较，更加“远离”了“脂评诸本”，更加充分地表现了他们“自己”。因此，当我们在探讨程伟元、高鹗的思想观念、艺术情趣的时候，更应该以程乙本为据。
胡适先生的第二句话，是关于“甲”“乙”优劣的评价。所谓（程乙本）“胜于程甲本”，究系指何而言呢？当然，胡适先生在自己的这篇著名的“序”里举出了很多例证，已足以说明问题了。而北师大出版社1987版《红楼梦》“校注说明”中有一段话，则从行文与语言的角度，又谈到了胡适赞赏程乙本的问题：“从程乙本对程甲本的改动情况看，大约有两种倾向：一是弥缝了甲本某些上下文衔接不很严密的地方；二是把甲本中旧小说习用的语汇改得更接近口语。这可能是程乙本特别受到胡适赞赏的原因之一。”这也谈得很好。总之，胡适赞赏程乙本，自然是有他具体的内涵的。
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程乙对程甲的这些改动，从总体上来看，则是改动得更加符合传统道德、礼义规范了。这里不妨举一个小例：第十四回末至第十五回开头一段，写贾府出殡、北静王路祭、贾宝玉“路谒”北静王等情节。文中有关北静王的文字，程甲本皆直呼其名——“世荣”：“世荣笑道”“递与世荣”“世荣看了”……大抵与庚辰本等相同，只是庚辰本称北静王名为“水溶”。而程乙本的相应之处，则皆改“世荣”为“北静王”，这显然是对尊者的敬重，体现了传统的尊卑之道。还有，写北静王赐宝玉一串念珠之后，接下来的文字，程甲本是“贾政与宝玉一齐谢过了”（同庚辰本）。而程乙本此处则改为“贾政带着宝玉谢过了”。是啊，父亲与儿子，岂能“一齐”？改为父亲“带着”儿子，两字之差，使长幼之序赫然显现。此类文字的改动，还有多处，可谓不胜枚举。因此当我们讨论“甲”“乙”孰优孰劣时，似应着眼于两个层面，一个是程乙本更加注重了传统的尊卑之道、长幼之序、封建礼仪，等等，实际上也就是更加远离了雪芹“原著”的精神和思想。另一个层面，则是在情节的完整与连贯、文字的衔接与准确等方面，程乙本显然“胜于程甲本”。
2011年9月于北京
（《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1辑）
[1] 王希廉：《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红楼梦总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