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算了卿卿性命

贾琏的小厮兴儿，背地里议论凤姐的不得人心，说：“如今和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人，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他。”许多情节表明，兴儿这话不是为了讨好“新奶奶”而造谣。就方法而论，这小子也没有搞唯心主义。但小说作者曹雪芹，是不是也像小说中的人物这样，既恨凤姐又怕凤姐呢？这是这一章将要探讨的问题。

不只现在还有人认为，凤姐是曹雪芹喜欢的人物，早有研究者断定“《红楼梦》作者底第一大本领，只是肯说老实话，只是做一面公平的镜子”；“凤姐底权诈”，不过是曹雪芹“爱而知其恶”；读者把凤姐当成坏人看，“是上了高鹗续书底当”。这些话说得很明白：读者恨凤姐，是高鹗续书引起的；前八十回里的凤姐，并不阴毒，也不讨厌；曹雪芹基本上是爱她的，不过是在爱中有一点恨罢了。研究者反对简单地对待“那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的问题，我同意。但是，断定《红楼梦》这面“镜子”里的凤姐，基本上为作者所欣赏，这种判断并不那么“公平”。

把伟大的艺术品比作镜子是可以的，只要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作品那客观存在的思想倾向性。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就因为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仅“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1]，并且照出了俄国贵族的丑恶。任何作家和作品都是有倾向性的，从来没有什么“公平的镜子”。问题在于，倾向性与真实性是否能够统一。《红楼梦》堪称一面镜子，它局部地但也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巨大的社会内容，复杂的阶级关系，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在这面“镜子”里，凤姐这个人物有时好像也很逗人喜欢，这却不足以证明，作者基本上是爱这个角色的。

研究者认为曹雪芹爱凤姐，是不是上了别人的当呢？看来他自己读书的方法和态度也有问题。把《红楼梦》的“楔子”当成了“读全书的关键”，把“楔子”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等语，拿来证明曹雪芹对凤姐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这样的研究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红楼梦》的“楔子”，凤姐的“判词”，都像第九支《红楼梦曲》那样，可以当作凤姐性格、地位、作用、结局的概括、象征、暗示和预示来读，也可以当作解决曹雪芹对这个人物抱什么态度的问题的线索来读。但线索仅仅是线索，它终究不能代替有关凤姐的情节、场面、对话和性格的描写。这不仅因为“楔子”之类不等于人物鉴定书和作者基本态度的声明书，而且因为曹雪芹的笔法并不是开门见山、一览无余的，何况还有“假语村言”的问题。因此，至少我们可以说，如果把“楔子”之类当成了解作者态度的主要根据以至唯一根据，这才是最容易上当的。

如果硬要我们在“楔子”之类本身“打这闷葫芦”，那我觉得从《聪明累》探索作者对凤姐的态度，似乎比较容易一些也可靠一些：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有人认为，这支曲在客观上反映了凤姐与贾府在命运上的互相依赖，这是对的；但一说到曹雪芹对凤姐的态度，却和对曹雪芹世界观的评价那样使人感到困惑。有些论者认为，这支曲表现了曹雪芹对凤姐的“爱慕”。这就不免引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的争论：曹雪芹对凤姐，究竟主要是同情甚至赞扬，还是主要是批判甚至抨击？

由于曹雪芹认识客观事物的观点的矛盾，由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多面性，由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这一切使凤姐这个人物的形象具有复杂性。但是，不论凤姐这一形象多么复杂，《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具体内容，以及脂评关于后三十回的有关凤姐结局的预示使我觉得，与其说作者曹雪芹对人物凤姐所持的态度是“爱而知其恶”的，不如说基本上是否定的。因为作者对凤姐的评价是体现在形象之中，而不是在形象之外硬加上去的，不像某些作品写坏人那样把她简单化的，这就更加确切地体现了曹雪芹对凤姐那种并不简单的倾向性。

二、虽不便擅加拷打

如何了解作者对人物的态度，最重要的是探索寄寓于形象本身的作者的认识。了解作者对人物的爱憎倾向，离不开人物和情节本身的具体性和特殊点。既然思想性和艺术性在《红楼梦》里是一个统一体，那么，曹雪芹对他笔下的凤姐，强调表现什么和不强调表现什么，这才是我们了解作者对凤姐态度的可靠根据。当然，形象的客观效果和作家的主观态度相矛盾的现象，在古典作家和作品中是经常存在的，但形象的感性特征，仍然不能不表现它的塑造者的一定态度。

曹雪芹不是无产阶级作家，不能要求他懂得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是小说《红楼梦》那许多描写主子与奴隶的关系的情节，例如凤姐对待“下人”的情节，既生动又真实地再现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阶级关系。例如凤姐过生日，喝多了酒，于是乘人不备，离席回房歇息，不想在穿堂下撞着替贾琏“偷鸡摸狗”担任“警戒”的小丫头，顿起疑心，暂借“穿堂”当“公堂”，对那个替人受罪的小丫头严刑逼供：

叫两个二门上的小厮来，拿了绳子鞭子来，把那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

凤姐怒火攻心，来不及等二门小厮行刑，她自己既当法官又兼衙役，“说着便扬手一掌打在脸上，打的那小丫头一栽，这边脸上又一下，登时小丫头子两腮紫胀起来”。这还不够，“回头向平儿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头嘴上乱戳……”二奶奶所用的这种刑具，潘金莲已经使用在前，发明权不在她们手里。更值得注意的，是凤姐对小丫头的威吓，也可看出凤姐对奴隶的残酷劲头：“你若不细说，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肉。”这话正如她说要用“烧红了烙铁烙嘴”一样，是这个主子对另一个主子的憎恨之情的一种发泄。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凤姐为了恫吓小丫头招供，说了并不一定就实行的。可是，这种威吓对于一个一向畏惧琏二奶奶的小丫头来说，并不比嘴上被簪子乱戳一顿轻松多少。凤姐这样的言行，当成作者对她的性格的刻画来读，它是生动的；当成作者自己的态度的表露来读，它是鲜明的。曹雪芹塑造为人残忍的凤姐，和巴尔扎克塑造吝啬鬼葛朗台相比较，在手法上有显著特点。他不像后者那样，往往在夸张的描写中夹些颇为机智，而且与情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议论。就作者对人物的态度的表现来说，虽较为含蓄，却并不含糊。

凤姐对“下人”施用刑罚，似乎也讲究对象，手段并不雷同。对太太屋里的丫头，虽说不便打骂，却照样准备施以严刑。王夫人房里丢了玫瑰露，关于如何追赃的问题，凤姐的主意本身，已经显示了这个压迫者的残酷：

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别给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

两条腿的奴隶在凤姐眼里，“自然”是“不值什么”的。抄检大观园之前，凤姐在王夫人面前为自己辩冤，不只要求查访下人，还主张乘此机会开革下人：“或有些咬牙难缠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这个主意为王夫人所采纳，大批丫头的结局因而弄得很悲惨。

凤姐是个贵妇人，不便直接出面奔走官场。但她在贾府的罪恶表演，并不亚于官场中的贾雨村。且不说她在清虚观一巴掌把一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打了个筋斗，单是她在铁槛寺倚势弄权，为三千两银子害死了张金哥未婚夫妇，也可见“夜叉婆”这样的外号，并不是人们对凤姐的诽谤和诬蔑。诚然，曹雪芹没有直接声明，他对凤姐这些作为持什么态度。可是，仅就以上情节来说，我们难道可以断定曹雪芹对凤姐的态度，主要是歌颂，主要不是暴露，主要是爱慕，主要不是憎恶的吗？

三、昆虫也要贞节

关于现实主义与思想倾向的关系，恩格斯曾作这样的论断：“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恩格斯这样的论断，既指出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标志，也意味着艺术与科学的差别。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表现作者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它的方法不是抽象的论断，而是形象的描绘，这是常识。重新提及这一关于艺术特征的老问题，有助于克服毛泽东同志也批判过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也有助于从《红楼梦》的场面和情节中，看出它所流露出来的作者对凤姐的态度。非艺术与艺术的本质区别何在呢？如果可以借用大家已经引用过的别林斯基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他们都在说服人，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论据，另一个用描绘而已。”[2]《红楼梦》艺术的显著成就之一，就在于作为“诗人”的曹雪芹，“运用生动而鲜明的现实的描绘，作用于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画面里面显示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3]从而表达出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其次，恩格斯这段论述还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主题与形象的关系。常识表明：在艺术创作里，只要作者对生活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深刻的判断到更为深刻的判断，那么，作为作者认识生活得来的判断的主题，让它始终和具体的感性的和个性的形象结合着，这样，形象的生动性真实性不仅不会成为表现正确和深刻的主题的障碍；和这相反，深刻的、有特殊性的主题，只能借助于生动的形象来体现。这就是说，形象的生动性与主题的深刻性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作品艺术的感染力与倾向性是互相依赖的。

虽然没有多少人能像恩格斯那样明确指出倾向与形象的有机联系，但不少作品已经表明，作者可能掌握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在我国，这样的文学家是不乏其人的。

没有人把《史记》称为小说，它的文学性却很强。尤其是对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中的人物的刻画，说明司马迁很懂得用形象本身来表达自己的倾向的方法。《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和自己人说知心话，“……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作者司马迁没有声明，他是否在同情李广。但他这样写李广从自己的长相和八字上发牢骚，怎么可以认为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态度是含糊的？曹雪芹没有在形象之外发表声明，说他憎恶凤姐，但是形象所流露的倾向并不含糊。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不仅对文学艺术的特点有过出色的论述，而且，他自己的文学作品，形象的生动性始终与鲜明的倾向结合着，所以感人至深，意味隽永。鲁迅笔下的名医陈莲河，和《红楼梦》里的胡庸医之流，是同一类型的骗子。作者并没有直说他们是骗子，而是让读者先自问一下，这个人是不是骗子，然后作出与作者的结论相一致的结论；这比作者直说他是骗子，“弹”得有趣也更有力。陈莲河的有名，与他那奇特的难办的药引有关：“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4]如果读者连这么尖锐的讽刺也感觉不到，又怪作者的倾向不明确，“公平”吗？

四、颇步熙凤之后尘

我们已经知道曹雪芹笔下的凤姐，对待奴隶的残忍程度。这难道只是人物凤姐对奴隶的态度，而不表现作家曹雪芹对凤姐的态度吗？如果我们承认曹雪芹也和他钟爱的贾宝玉一样，拥有平等思想的话，那么，曹雪芹反复描写凤姐对奴隶的心狠手辣，对凤姐是褒是贬还不清楚吗？奴隶兴儿不等于曹雪芹的“传声筒”，但她在尤二姐跟前给凤姐作鉴定，说她“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兴儿这话并不难懂。它是说，表面使人感到温暖，骨子里却很凶狠。这话既说出了凤姐性格的两重性，也突出了其重点方面。顺从凤姐的奴才周瑞家的，分明是要向刘姥姥颂扬自己主子的能耐，从而卖弄她那奴才地位的优越，却不免流露出她对主子的不尽满意的情绪：“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严些个。”这奴才所要突出的重点，并非凤姐本身的重点，她所说的非重点的“待下人未免太严些个”，才最能代表凤姐性格的重点。兴儿与周瑞家的对凤姐的评价，虽然角度不同，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凤姐的基本性格。两人对主子的评价，当然都没有揭示出凤姐性格的阶级本质，但作者这样描写“下人”对主子的两种评价，透露出作者对凤姐这个人物的基本态度。

知己知彼的凤姐，顺利收伏了闹事的李嬷嬷。她摸透了对方的心理，利用贾母的权威，利用自己那当家奶奶的面子，利用小恩小惠的笼络，因而有劝说，有鼓励，有恐吓，并不费力就把李嬷嬷收伏了。这样的情节，难道可以简单地认为是作者对凤姐心机的欣赏？

好妈妈，别生气。大节下，老太太才喜欢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别人高声，你还要管他们呢，难道反不知道规矩？在这里嚷起来，叫老太太生气不成？你只说谁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里烧的滚热的野鸡，快来跟我吃酒去。

在凤姐这短短几句话里，包含着并不简单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内容。和凤姐收伏闹事的贾环的态度相比较，她对李嬷嬷显得多么和气，多么注意照顾对方的情绪。她一面说，一面拉着李嬷嬷走，还叫丫头“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结果怎样呢？一如宝钗、黛玉所说：“亏这一阵风来，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粗看，仿佛作者是在欣赏凤姐的聪明干练。细看，不难知道作者是在暴露凤姐的诡谲。粗看，可能引起歌颂凤姐的怀疑；其实，这无损于理解作者“弹”凤姐的基本倾向。曹雪芹对他所反映的生活的歌颂或暴露，都通过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他那不显得是在运用艺术技巧的技巧，算得上是高明的技巧。这对那些习惯依靠论证性的论辩，以为满纸断语才是主题明确的作者来说，可能认为这是主题不明确的方式和作风。然而为了排斥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创作方法，这种作风和方法却是一种医治八股调头的借鉴。读者对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实质，必须经过他自己的认识。而读者自己的认识，总是以作者所提供的形象为对象的。如果形象不生动，不丰富，很抽象，作者不能不陷入企图说服读者和不能说服读者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

如果有人说，书中人物对凤姐的褒贬不足以代表曹雪芹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作者怎样描述夏金桂为例，继续说明曹雪芹对凤姐的态度如何。夏金桂的形象不如凤姐形象有真实感，但作者写这个“视自己尊若菩萨，窥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的女人性格，同样没有把再现对象看成只有单一因素的抽象化的东西。作者企图引起读者对夏金桂的憎恶，不惜把凤姐拉来作陪斩。这就表明，他在写夏金桂的同时，也相应地写了凤姐。

谁知那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岁。生得亦颇有姿色，亦颇识得几个字。若论心中的丘壑经纬，颇步熙凤之后尘。

读过《红楼梦》的人，恐怕谁都不会说曹雪芹对夏金桂的态度不是憎恶的。七十九回表明，“河东狮”夏金桂与“中山狼”孙绍祖两人之间，可以画一个等号，都是曹雪芹鞭挞的对象。我们如果结合“美香菱屈受贪夫棒”一回书来看，可知这里“丘壑经纬”四字是指损人利己的鬼主意。然而在这一点上，夏金桂较王熙凤终逊一筹。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曹雪芹对凤姐的基本态度，究竟是爱是憎吗？

五、在下又疼顾下人

读者对作品所再现的生活的认识，与作者自己的认识不论有多大的出入，不能否认作者是为了把他的认识适当地表现出来，他才愿意付出“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辛苦。既然艺术是人创造的，那么，不论多么写实的艺术形象，都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对客观世界的纯客观的映象。不论作者的认识是正确是错误，是浅薄是深刻，在形象的特点之中，总不免有一个“我”在。因为，一切作家总是从一定的立场、观点、态度、方法对生活作出评价的。1934年，有论者不仅把曹雪芹所批判的宝钗、凤姐、袭人说成是正面人物，而且竟然断言曹雪芹描写人物的成功，在于“他只是平心静气地，以客观的态度，给每个人物一种个性，仅此而已”。既然论者自己把反面人物说成是正面人物，可见“平心静气”到了无倾向性的程度的认识并不存在。这种论调和鲁迅称赞《红楼梦》的“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正确判断不同，它讳饰了曹雪芹敢于揭露腐朽的黑暗势力的进步倾向。鲁迅称赞《红楼梦》，是说作者不因为有一定倾向而歪曲现实，这是对作者敢于正视现实的精神的肯定。要是可以认为，“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就不表现作者的倾向，那么，恐怕只有衙门告示之类的文字，才算是有倾向的艺术作品。文艺的倾向，有易于领会与难于领会之别。而难易之别，关系着读者的认识能力和审美能力。但是，正因为作者必须适应读者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趣味，所以他并不取消文艺与非文艺的区别。

俗话说，“笑官打死人”。这是对草菅人命的官吏的形象的概括。的确，官吏审案，并不都是吹胡子瞪眼儿，黑起一张脸，而是毒在心里笑在脸上的。这句俗话对于缺乏条件，因而并没有当官的凤姐，如何镇压奴隶的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生动的写照，它有助于了解作者曹雪芹之于他所要暴露的凤姐，在表现形式方面的多样性。曹雪芹对凤姐的憎恶，常常是并不怒形于色，而是把他对于凤姐的痛斥，寓于态度冷静的叙述和描写之中的。笑与狠相辅相成的这个人物形象，乍一看未必就能明白作者的真意，再看，就越发感到作者对她的深恶痛绝。

无数情节表明，曹雪芹对凤姐的批判虽不是剑拔弩张的，但他自己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也表现在对凤姐那剥削阶级的丑恶灵魂的打击。态度从容不迫，倾向并不含糊。只消再读一读曹雪芹怎样描写凤姐对王夫人及其奴才袭人的使乖弄巧即凫上水的行为也能看出，曹雪芹没有“平心静气”到了无是非、无善恶、无美丑判断的“公平”的程度。

凤姐对于王夫人和袭人的态度，与她对赵姨娘等人的态度完全相反。凤姐替回家探母的袭人安排行装，百般体贴、细心、周到、热情。但作者在描写凤姐这一得意史时，客观上也是“弹”着凤姐的。凤姐赠送袭人皮袄，故意假装小气，从而更有效地显出她的“圣明”。凤姐对袭人说：“我道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风毛儿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罢，先给你穿去罢。等年下太太给作的时节我再作罢，只算你还我一样。”婆子媳妇竭力奉承她，她也受之无愧，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标榜自己：

众人：奶奶惯会说这话。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里赔垫了多少东西。真真的赔的是说不出来，那里又和太太算去。偏这会子又说这小气话，取笑儿。

凤姐：太太那里想的到这些，究竟这又不是正经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体面。说不得我自己吃些亏，把众人打扮体统了，宁可我得个好名也罢了。一个一个象“烧糊了的卷子”似的，人先笑话我当家，到把人弄出了花子来。

众人：谁像奶奶这样圣明。在上体贴太太，在下又疼顾下人。

“圣明”的奶奶，就是这样把“大家的体面”和她所追求“好名儿”紧紧联系起来，结合得这么自然，这么合情合理，难怪戚序本的总评称赞凤姐“得掌家人体统”；难怪万有文库本眉批称赞凤姐“豪爽处足以愧悭吝者”。凤姐在这场自导自演的戏里，那些颇有迷人力量的表演，好比雍正降旨禁止八旗官员骂下人父母，违者交族官惩治那样，仿佛真是在替别人的利益着想的样子。但这种示恩惑众的做戏，做得多么巧妙，仍然经不起读者的推敲。如果说为人着想与为自己着想是两点，那么，对凤姐来说，后者才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一点。能不能因为凤姐的言行对一些读者有欺骗作用，就可以认为作者没有鲜明的爱憎，“平心静气”到了无倾向的地步呢？

六、男子也不能过你

资产阶级学者认为，一种感情和智力结晶的艺术品，只能为感情和智力高超的人所心领神会，它对于那些庸俗之徒来说，是格格不入的。这虽是一种超阶级的观点，但也有一点可取之处——强调艺术欣赏也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中国不是有“好心当做驴肝肺”的俗话吗？文艺创作和欣赏的矛盾永远存在，本质上是立场、观点、态度、方法的斗争。有些读者误解以致曲解曹雪芹对凤姐的基本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就《红楼梦》本身来说，读者与作者的这种矛盾的产生，也在于凤姐这个人物形象的不简单。在我看来，这个不简单的形象，既体现了作者世界观的优点，也体现了作者世界观的缺点，优点与缺点，同时表现在这个形象的塑造之中。

曹雪芹在《石头记》“缘起”里，说他“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此裙钗……”这种说法，可能是他那反对轻视妇女的民主主义思想，看不起“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男子的态度的一种表现。麻烦的是，他竟然把自己着重抨击的对象——凤姐，与他肯定、欣赏和同情的其他“裙钗”一起列入“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判词和《红楼梦曲》中两首关于凤姐的歌词，其含义更不那么容易领会。秦可卿鬼魂称赞凤姐的话，是否包含了作者对凤姐的看法呢？第十三回末尾的两句诗：“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这不像佯语、反语，而像是正语。认为曹雪芹对凤姐的态度是“爱而知其恶”的说法固然不要，但这一切，和曹雪芹否定凤姐的基本态度难道毫不矛盾吗？给凤姐托梦的秦氏鬼魂说：“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看来曹雪芹还未能彻底排除迷信思想，这些话不能只当作凤姐的心理现象来看待。这且不管它，单说秦氏关于贾府后事的嘱托，其严正性与秦氏性格不很相称，这就使人觉得，好像是曹雪芹在借题发挥：“……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这个鬼魂后来还教凤姐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为子孙留个退步；切不可忘记“盛筵不散”的俗话，以免“后悔无益”。当然，小说的大量情节表明，凤姐只顾抓权和搞私房，对贾府并未做出符合秦氏嘱托的事业，因而“裙钗一二可齐家”的话对她带有讽刺意味——正如“金紫万千谁治国”，是对于无数的贾珍之流的讽刺一样。小说里的人物的心理活动，并不等同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因此，与其说曹雪芹对凤姐抱过“补天”的幻想，还不如说作者以此表现这种“补天”幻想的破灭。但是，既然曹雪芹对于凤姐曾经抱过“补天”的幻想，这就不能不影响他对凤姐形象的塑造，形成无情的抨击与一定程度的惋惜或怜悯的矛盾。不能否认，前者是主导方面，但也不能否认后者的客观存在。这就形成了求全的读者和曹雪芹的矛盾，也给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读者留下了钻空子的机会——把凤姐当成“裙钗”队里的英雄，把作者当成凤姐的歌颂者而不是暴露者。

话又说回来。尽管有些和曹雪芹对凤姐的看法有分明的矛盾，却不能因此否认曹雪芹对凤姐基本的态度是否定的。尽管曹雪芹不免流露出对于凤姐才干的欣赏，但是包括治宁府的行动的描绘在内，形象的具体性表明，曹雪芹对凤姐的憎恶是主要的。凤姐这个形象体现了他那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卓越成就。就凤姐如何抓权敛财的行动来看，这个人物形象是多面的、多变的，不是简单化的，因而作者对她的抨击也就更猛烈、更可信。作为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与倾向性的辩证关系的论证的一种注释，凤姐这个形象也是很生动的。

七、越性辛苦一日

恩格斯论证作者倾向与人物形象的关系，说“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但反对为了公开表白作者的立场和信念，使“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应当避免“论证性的辩论”，应当达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这些论述，和马克思反对把人物“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论点相一致。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的论证来说，就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如果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去观察《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去分析凤姐形象的复杂性，就会认识到作者对凤姐所代表的丑恶事物的态度——思想倾向，并怎样使其和形象的生动性、丰富性相统一的卓越成就。正因为凤姐的个性没有被消融到原则里去，曹雪芹和莎士比亚一样，以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体现着进步的思想内容。

《红楼梦》一书写了四百多个人物，绝大多数没有描绘他们的肖像特征。对凤姐，却有先后两次的肖像的着重描绘。这些描绘，不仅包含她的服饰都切合凤姐性格，而且这种描绘相应地体现了作者对她的态度。凤姐亲临小花枝巷诱骗尤二姐，把自己打扮得很大方。那些有关服饰的描绘至少可以表明，凤姐懂得怎样利用色彩的对比与谐调，从而美化她自己，从而给尤二姐与旁观者造成高人一等的印象，从而让读者更多方面地认识凤姐的丑恶。不论如何，曹雪芹并不因为憎恶凤姐，就把她写成一看就像个妖怪的丑旦。也许，正因为作者不抹煞她那“俏丽如三春之桃，清洁若九秋之菊”，仿佛是美丽的外貌，通过她那仿佛是美的外貌来突出她那丑的灵魂，从而保证了形象的真实感。这种描绘，不仅没有削弱作者对凤姐的批判，反而加强了作者对凤姐的抨击。

和不否认凤姐的外貌漂亮一样，作者也不抹煞凤姐管理家务的才干。不论是怎样压迫奴隶还是怎样笼络奴才，都显出凤姐的机灵与能干。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关于依靠谁、打击谁、讨好谁和排挤谁，她在王夫人、邢夫人、尤氏、李纨以至半个主子赵姨娘等人的对比之下，那“心机又极深细”的特点，真有点“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味道。在这里，不妨举出一个不太引人注意、却很有表现力的例子：

……又有秦钟恋着智能，调唆宝玉求凤姐再住一天。凤姐想了一想：凡丧仪大事虽妥，还有一半点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日，岂不又在贾珍跟前送了满情；二则又可以完净虚那事；三则顺了宝玉的心，贾母听见，岂不喜欢。因有此三益，便向宝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这里旷，少不得越性辛苦一日罢了，明儿可是定要走的了。”

难怪脂砚斋对此下了两句带有调侃性的批语：“世人只云‘一举两得’，独阿凤一举更添一（得）。”凤姐在水月庵这一思想活动的具体描述，较之凤姐治宁府、审家童、闹宁府……等有关凤姐言行的着力描绘，仿佛不过是一种所谓“闲笔”，很容易被人忽视。但是就在这样的“闲笔”里，不也生动地表现了凤姐那丑恶灵魂，不也明确地流露了作者对凤姐的所谓“褒贬”吗？

大量情节和场面都能使我们看出，作者笔下的凤姐，不是假恶丑的抽象的符号。正如宝玉在作者笔下，不是真善美的简单化的图解那样，这是作者煞费苦心所塑造出来的，形象生动，也就更能显得主题深刻的人物。一位同志对我说：“能打老虎的才是勇士，能逮狐狸的才是好猎手，因为老虎不易一掌打死，狐狸不易一把逮住。”把凤姐写得比狐狸聪明能干的曹雪芹，虽然没有直接写出逮她的人民群众，但他不仅显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这样一条真理，而且避免了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的形式主义的创作方法和作风。正因为这样，说它对文艺创作也是一面“宝鉴”并不算过分。唯恐读者不了解你憎恶敌人而一味地表白自己憎恶敌人，把敌人写得不堪一击，未必是“无限”“充分”憎恨敌人的表现，也未必是作者真正认识了英雄之所以是英雄，而“由衷地”爱戴英雄的表现。尽管曹雪芹的世界观有矛盾，对凤姐的认识“有局限性”，但就如何体现思想倾向与形象的互相依赖的关系来说，他那特定态度的具体表现，并不是言不由衷的。我们知道：从成见出发而不从客观实际出发，是一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是不能在认识对象跟前得出科学判断的坏方法。就文风与学风的关系来说，《红楼梦》这样的古典名著，也具有值得多读几遍、不可忽视的价值。

（《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

[1]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

[2] 转引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1册。

[3] 同上。

[4] 鲁迅：《父亲的病》，《鲁迅全集》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