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题目有两点限制。一是不能谈得太宽，只涉及男人的生存价值，只读解贾宝玉在男人价值选择方面的言谈行状，一般不正面触及妇女观、婚恋观、友朋观、等级观、宗教观诸问题。二是不能谈得太玄，只梳理文本中提供的那些明白无误或模棱两可的材料，即原生态，尽量箝束读解过程中的提纯情怀与再创造欲望。目的是，对清代以来持续不绝的情绪化的鉴赏方法[1]作出补充，还奢望为一些师友正在进行的哲学的美学的文化学的人类学的深邃思辨，提供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的原材料。

贾宝玉生存状态的还原考察

作为男人，又是国公后裔，贾宝玉从抓周那天起就面对着一张无法回避的人生答卷：如何回报列祖列宗的价值期待。

这里说的价值期待，泛指占核心位置的儒家文化对男人人生使命的界说与要求。这种期待，从先秦到清代已滚动出一个严整有序的系统。为叙述方便，姑将这一价值系统作一虽不严密但易于把握的归拢，以便考察宝玉对列祖列宗的期待究竟背离到什么份上。

一是目标，即信仰、抱负、志向等。无论社会角色如何，好男人总是要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如孟子所说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2]；如《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红楼梦》中，作家借薛宝钗之口概括为“读书明理，辅国安民”。

二是修养，即完成高远目标的人品学品保障。“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4]“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5]《大学》则把先秦儒家关于修身的零星诊断系统化，并以简洁明了的公式表述出来：物格，知致，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无非强调说，只有当你进入物“格”了、知“至”了、意“诚”了、心“正”了、身“修”了的境界，才有可能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目标。环环相扣，一套严整有序的逻辑程式。其中，修身是本，是整个链条的枢纽。而修身的水平如何，则要在处理方方面面的人伦关系中获得验证。这是每个男人都逃脱不了的一种拷问。如《论语》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大学》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如《礼记》中对七种人伦关系所作的理想主义说明等[6]。在《红楼梦》中，作家先是笼统地提出一个“君仁臣良父慈子孝”的人伦关系准则，后又借贾母之口落实成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检验天平，那就是“不论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还是要行出正经礼数来的。”

最后是途径，即实现高远目标的传统程序，如举荐、考试、世袭及其他选拔人才的方式。不赘。

罗列以上材料，无非是为以下的读解（比如一旦必须作出某种价值判断时）提供方便与参照系。

当年的宁荣二公自然是认同上述价值系统的样板了。两座敕造国公府，祠堂里的御笔金匾、御笔对联以及衍圣公题赠的长联，还有“代”“文”“玉”辈儿孙们所承袭的种种爵禄，等等，正是对他们存在价值的盖棺论定。

凭着贾宝玉的天赋与背景，想延续祖辈的光荣甚至也辉煌那么一下子，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他是宁荣二公选定的唯一“略可望成”的苗子，他面前已铺就了金光坦途，他只须依照常规四平八稳地走下去便可。他压根无缘体尝什么怀才不遇投靠无门的苦滋味。可他始终没能向着光荣的祖先们靠拢，他对宁荣二公委托警幻仙子所做的煞费苦心的启示呆若木鸡。他成了另一种冥顽不化的不肖子弟：一种不恃强不凌弱不为非不作歹不受酒色财气蛊惑的良性不肖，一种难以一语道破的极易被误解极易被误读的生存状态。从而，贾宝玉就有了一种被溢恶或被溢美或溢美与溢恶交替并存的命运。

误解贾宝玉性格的始作俑者，恰恰是文本中那些与他至亲至爱的人们。如贾政的“酒色之徒”说，王夫人的“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说，贾敏的“顽劣异常，内帏厮混”说，花袭人的“放荡弛纵”“最不喜务正”说，以及兴儿“不习文也不学武”“只爱在丫头群里闹”的评介，等等，都是读不懂这一角色的浮浅结论。

与一系列世俗感觉迥乎不同的是贾雨村和警幻仙子，然而，他们的体认也各有各的兴奋点与局限性。他们对贾宝玉现象的诠释尽管超尘脱俗，也只是从某一最醒目的特征入手（如“情痴情种”，如“闺阁良友”）去强调这一异样孩子的不同寻常罢了，还不能取代对贾宝玉生存价值的客观探讨。

与上述一连串帽子或光环相比较，唯有第三回的两首《西江月》才算得上理解贾宝玉性格的坐标，才是作家对第一主人公生存状态的正面速写（见第一首），才是作家对第一主人公生存价值的正面衡估（见第二首）。然而，麻烦也从这里开始了。由于这两首《西江月》满溢着抑扬褒贬兼有、酸甜苦辣俱全的情绪和味道，就很容易被引伸成正话反说、以贬代褒的调侃文字，甚至是皮里阳秋讳莫如深的春秋笔法。于是，一种越说越远越说越玄的溢美倾向，便从对《西江月》刻意求深的接受中荡漾开来。诸如“可以做共和国民，可以做共和国国务员，可以做共和国议员，可以做共和国大总统”[7]以及当代读者熟知的其他种种浪漫结论，便一发而不可收。

贾宝玉究竟怎么一个活法？在短短十九年中，在列祖列宗的价值期待面前，他究意拒绝过什么？忙碌过什么？向往过什么？下面，试将文本中已经提供的眩人眼目的现象梳理成三种相互依存的线或面，并略加透析，以求把一个还原到文本的贾宝玉奉献给读者，以期对某些浪漫结论作出补充。

贾宝玉拒绝什么？有六不[8]。

不喜读“四书”之外的正经书[9]。

不愿与一般士大夫诸男人交往[10]。

不热衷举业并厌弃八股文[11]。

不习惯峨冠博带吊贺往还甚至晨昏定省等繁文缛节[12]。

不关心家族盛衰[13]。

不准备尽辅国安民的责任[14]。

一句话，主流文化期待于男人的许多天经地义的事情，大都被他等闲视之了。

补说：纷纷扬扬一大堆“不肖”，其实主要是在人生目标选择上出了毛病。就是说，没有沿袭着主流文化指示的路标，去追逐主流文化所赞赏的功名。在这一点上，花袭人与兴儿捕捉得最为准确，他们一语破的挑明了贾宝玉最具破坏性的“不肖”因子：不学文，不习武，不喜务正。正是这一核心性的背离，才招致了“于国于家无望”这一价值定位的。其他诸如什么“疯疯傻傻”“内帏厮混”“和丫头们好”之类，虽说也让亲爱者们困惑不解并忧心忡忡，毕竟都算不上什么大逆不道的大事儿。《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是一超级“闺阁良友”，处处怜玉惜香，还娶了一大串美慧女子为妻，不照样功名贯天，光昭日月，“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么？可见，贾宝玉“六不”的主要症结是在目标选择与道路选择上与主流文化唱了反调。换个角度说，在如何做男人的价值拷问面前，在整个价值系统的中枢环节上，在立命立业之本的“修身”即伦理精神与基础学养方面，他并没有与主流文化闹僵，他没有背离“仁、敬、孝、慈、信”的大格（后文还有较细的讨论），他只是对列祖列宗对他的功名期待满不在乎罢了。对“六不”的积极意义的估量应当有一个度。更何况，再换个角度考察，“六不”里边，也不排除也包孕了一般纨绔子弟的阶层性惰性在内，是大多数贵族子弟纨绔子弟的通病[15]。比如贾府中无论嫡派还是旁支子孙中的绝对数都是不读书不上进不独善不兼善不热衷修齐治平的无信仰无目标无责任感无使命感的败家子，总不宜也不能视他们为反传统勇士吧？可见，仅仅从拒绝什么放弃什么排斥什么这一层面去把握贾宝玉的人生定位，或由此作出什么价值判断，是鲁莽的、草率的，还必须继续梳理下去，看看这个聪颖乖觉的少年人的精神头究竟消耗到哪里去了。

贾宝玉忙碌些什么？可梳理出四条情节链。

其一，贾宝玉有一定的精神文化生活[16]。其日复一日的内容在第二十三回曾有集中交代：

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

总共十余种让他轻松愉悦雅俗共赏的文化娱乐活动。其中，读书，仍居第一位，也是最具有弹性与复合性的一项内容。

读什么书？李贵说他正在背诵《诗经》，贾政则强调说一定要熟读“四书”（第九回），我们则眼见他几番揣摩《南华经》（第二十一、二十二回），还见他与林黛玉共读《西厢》（第二十三回），他自己多次翻阅《牡丹亭》（第三十六回），还有茗烟供应的其他种种光怪陆离的通俗读物等（第二十三回）不一而足。

在接受书本知识与典籍文化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当今的读者评家大都特别看重贾宝玉的杂学旁收，这无疑是有道理的。这不仅因为贾宝玉的确视杂七杂八的通俗读物为“珍宝”，而且还因为杂学旁收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其知识结构的相对合理与价值观念的绝对复杂状态。对此，的确不能漫不经心。

不过，这里要特别说一说“四书”。在文本中，“四书”与在生活中一样受到师长家长的推重，是天经地义的基础教材，作为受教育者的贾宝玉也必须从这里起步。“四书”还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经典性著述，每个读书人都要凭借着对它的把握程度去换取功名。唯此，贾政才狠狠地宣告：最要紧的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否则，那怕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第九回）。有趣的是，尽管读讲背诵“四书”一事带着来自官方来自学堂来自家长毫无商量余地的强制性，贾宝玉对它却并不反感。他不仅把“四书”排除在口诛笔伐与火焚的对象之外，而且情有独钟，已有我们看不见的实际操练，已有我们看得见的相当不错的掌握。比如第七十三回中听到赵姨娘的小丫头传报谎信，紧忙夜战，突击备考，以应付贾政的突然袭击时，他曾有如下反思：

肚子内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二论”是带注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忘了。

在这一自检式的反顾中，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贾宝玉对“四书”的熟知程度相当可观。其中，有三种已达到滚瓜烂熟境地，竟然是带注背得出的；只是《孟子》的功夫没有到家。这就是说，“四书”四分之三以上的内容已刻印到贾宝玉脑海之中，他对“四书”已有许多时间上精力上的投入，读“四书”已成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内容，只是不一定（也没有表现）天天读就是了。顺便说一句，恐怕正因为自幼积蓄了相当不错的“四书”底蕴，贾宝玉才能在经历了那么多疯疯傻傻若痴若狂的折腾之后，在竞技状态并不理想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地中它个第七名举人，比又习文又习武的正经传人贾兰还略胜一筹呢。

补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书面文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习俗文化，分别以必修课与自选课的方式进入到贾宝玉的视野与生活之中。无论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接受还是顺乎自然地接受，最终，他还是兼收并蓄了它们。倘要讨论贾宝玉日常精神文化生活的性质，有必要从兼收并蓄开始；倘要讨论贾宝玉对传统文化的吸纳、扬弃、承传与超越，也有必要从兼收并蓄开始。

其二，贾宝玉有一定的社交往来。其中，抛开被强制参与的“峨冠博带吊贺往还”不算，还有一些带有不同程度主体性的足以说明其生存方式的社交活动。如：（1）虽属被动参与但却也踌躇满志的官场社交；（2）虽属被动参与但却也怡然自得的纨绔社交；（3）既主动参与又有某种灵犀相通的平民（含没落世家子弟）、贱民社交。

与秦钟、蒋玉菡、柳湘莲之间的相识相交已受到历代读者评家充分注意，不赘。这里着重梳理其余。

与北静王的相互倾慕与多次过往，对梅翰林、庆国公等的礼仪性拜访等，属于第（1）类。在这类场合中，贾宝玉绝无格格不入形单影孤的苦闷，相反，还或浓或淡地流淌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倍受宠爱倍受赏识的得意之态（见第十四、十五、二十四、四十三、七十八诸回的有关描述）。

与薛蟠、冯紫英们浑浑噩噩的游宴活动，属于第（2）类。这一类过往的内容纯属花天酒地声色犬马，对此，贾宝玉不仅随和，也很投入，也善于周旋，也能如鱼得水。即使卷入平庸低俗甚至污言秽语的戏嬉之中，他也不曾有过什么不适不快如鲠在喉的反映（见第二十六、二十八诸回的有关描述）。

补说：看来，贾宝玉所鄙薄的“国贼禄鬼”主要涵盖那些干谒权贵、以小事大的可怜虫们，而不是厌弃所有皇亲国戚达官显宦。此其一。其二，贾宝玉也有灯红酒绿的游戏人生的时候。他与薛蟠、冯紫英们之间不仅存在有形的往来，还有某种无形的精神沟通，这就是后文即将论及的作为贾宝玉惯性生存状态之一的富贵闲人之间的同一性。甲戌本第二十八回脂批就把贾宝玉与薛、冯、云儿之间的厮混与西门庆、应伯爵、李桂姐之间的鬼混划上等号，还不痛不痒地说：“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其三，贾宝玉还有一个“俊友”情结。他与秦、蒋、柳之间既没有桃园结义式的矢共生死的誓约，也没有施润泽、刘小官们那种同舟共济的举措，他们之间主要是一种心仪与默契，是对一种无视门第无视贵贱无功利需求的人情美的认同。然而，在心仪默契之中，在举手投足之间，毕竟掺和了某种纨绔时尚，“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第七回回末）说的正是这种情结。时至今日，仍有论者为贤者讳，故赘言如上。

在可以量化的精神文化生活与社交生活之外，贾宝玉还有两种难以理化的惯性生存状态，一是“无事忙”，一是“富贵闲人”。这里，先梳理“无事忙”状态——

其三，惯性生存状态之一的“无事忙”。他忙些什么？用鲁迅的话说，他忙着“周旋于姐妹中表及侍儿”之间[17]，用吴组缃先生的话说，他忙着“到处发挥这种不能自制的感伤的温情”[18]，用张锦池的话说，他忙着对平辈小辈和下人中的女孩子表示“特殊的体恤和尊重”[19]，用吕启祥的话说，他忙着“为人担忧，替人充役，代人受过”[20]，用警幻仙子的说法是忙着做“闺阁良友”。这一切，都是以主动给予、主动介入的方式在运作着。如在晴雯撕扇、平儿理妆、香菱解裙、藕官祭菂、龄官画蔷、宝玉瞒赃以及祭金钏、悼晴雯、惜岫烟、伤迎春以及呵护与关切芳官、春燕、五儿、万儿甚至二丫头、红衣女、抽柴女、画轴女等等难以尽数的场景中所呈现的“情不情”行状。一派主动付出无论报偿的坦荡气象。

补说：贾府的长辈晚辈丫头小厮乃至周瑞的女婿傅家的婆子们，都已准确无误地捕捉住贾宝玉“无事忙”的行为惯性，但可惜又都没有看懂。贾母是阖府上下最关爱最忧虑也最注意研究贾宝玉生活质量的人，她一旦发现她的爱孙偏偏“和丫头们闹”“和丫头们好”这一十分“难懂”的动向之后，就努力破解它，一心理清这个让她担心让她困惑的谜团。她成功了一半。她凭借着经常性的“冷眼查看”与“细细查试”的办法进行了几番认真鉴定，终于以权威的口吻宣布：这不是什么男女之事！即并非什么性意识性吸引使之然。贾母毕竟是很有眼光的，她颇有点超尘脱俗的劲头。但究竟是什么？她依然没有斟酌出参悟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她只是否决了世俗的偏见，却没能抽绎出类似哲学家们才能得出的那种结论。从而，不无天真地发问：想必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平心而论，这“无事忙”的惯性状态中满溢着一种很熟悉又很新鲜的珍贵的东西，满溢着与生俱来与后天养成的、融合着两种文化精粹的仁爱与博爱精神。那就是脂批所谓的“情不情”，那就是鲁迅所指出的“爱博心劳”，那就是吴组缃所说的“尊重同情和无限亲爱体贴之心”，那就是一种对柔懦弱小之人的恤惜关爱并力求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救援之事的行为惯性。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一点上，作家的主旨与作品的面貌与读者的正常感受之间，具有毋庸置疑的同一性。作家自知地而不是误打正着地赋予贾宝玉这一特质。而且，在平儿理妆、香菱解裙事件之后他对贾宝玉所作的心理透视中[21]，在贾环输棋、晴雯撕扇以及为湘云还席之际他让贾宝玉所发表的内心独白与精彩议论中[22]，其人道精神与个性意识远已超越了朦胧而变得十分分明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贾宝玉与那些出类拔萃“姐妹中表”们有了大的不同。不同于薛宝钗的独善，不同于林黛玉的自恋，不同于贾迎春的淡漠，不同于贾惜春的“冷面冷心”。

其四，贾宝玉还有另一种惯性生存状态，即消解着其生命质量的“富贵闲人”模式。薛宝钗送他这一绰号时曾言简意赅地说，人生难得富贵，更难得闲散，宝玉这两样都有了，故谓之富贵闲人。这话里自然含有讽劝之意，然贾宝玉并不理会，或故作不理会状。第二十三回那四首依红偎翠的即事诗，第二十六回与贾芸进行的极无聊极平庸极没要紧的谈话，第七十一回对探春所做的只管安富尊荣得过且过的劝导，特别是第九十七回中借叙述人口吻所披露的歇斯底里大渲泄等，把贾宝玉的富贵闲人面孔点染得呼之欲出。其中，第七十九回一段文字最具有代表性并让人震惊：

（因司棋被逐、晴雯已死、迎春待嫁、薛蟠娶妻等事，酿成一疾，重病月余，贾母命好生保养，百日内不得外出行走）因此和那些丫鬟们无所不至，恣意耍笑作戏……这百日内，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凡世上所无之事，都顽耍出来。

补说：以上活法，已超出健康有益雅俗共赏的文化娱乐范畴，也不是“宣泄苦闷”或“活得不冤”几个字所能包容的。这里面透发着一种玩忽生命的自耗味道。如果说，“无事忙”体现着贾宝玉惯性生存状态的积极面即正价值，那么，“富贵闲人”这一面则主要展示了贾宝玉惯性生存状态的消极性即负价值。在通常情景中，这种负价值是以百无聊赖、得过且过为表征的，到特定情景中则演化为恣意放纵，无法无天。当然，贾宝玉的无法无天有个永远的度，他不会威胁与祸害其他人，他只是消耗与浪费着他自己。

以上四种忙法，再加上与林黛玉之间那份极天然极纯粹却又极沉重极病态的情感纠葛，便是贾宝玉的主要生活内容。然而，这还不是他心目中的最佳存在模式。

贾宝玉还有他独具个性甚至偏僻乖张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对最佳生存方式与最佳死亡模式所作的浪漫设计。

第五回梦游太虚幻境时，贾宝玉对一处“人迹不逢，飞尘罕到”的景观表现出极大兴趣，说：“这个地方有趣，我若能在这里过一生，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管束呢。”第二十三回写他每日只和姐妹丫鬟们一处读书写字弹琴下棋作画吟诗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之时，便觉“十分快意”“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第七十一回与尤氏探春对话中又重申：只要和姐妹们朝夕相守，即使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

补说：上述“向往”有两个档次。眼下，暂且满足于姐妹丫鬟呵护下的、少受外部扰搅的、拥有多姿多彩文化娱乐活动的大观园生存圈（有论者称之为“隐居女儿丛中”[23]，是大隐隐于市的一个分支），但终归更向往一种绝对清幽僻静的、绝对无人管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即进入一个人迹不逢飞尘罕到的世界，真正逍遥真正本色地活着。换言之，他一方面认同了眼下这个相对封闭的世内桃源，一方面又神往着另一个绝对封闭的世外桃源。前者，贾宝玉已经拥有，但却渐受侵袭并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感，后者，是贾宝玉心向往之但却扑朔迷离可望而不可即的生存空间。

恐怕正因为眼下的生活圈每每受到侵袭，而理想的生活圈又可望而不可即，贾宝玉并不怎么留恋人世，不怎么留恋生于斯长于斯却又渐被悲凉之雾笼罩的大观园世界。他屡屡想到死，动辄祈望在众多姐妹丫鬟共同呵护中了无痕迹地死去并永不托生为人。第十九回与花袭人的谈话，第三十四回的内心独白，第三十六回与花袭人的对话，第五十七回与紫鹃的对话，第七十一回与尤氏的对话……反复痴迷地倾吐了他对“死”的独特遐想，即关于“死”的感伤而优美的浪漫设计。其要点之一是，要有众女孩的呵护，“只求你们看着我，守着我”，“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其要点之二是，一定要了无痕迹，“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连皮带骨都化成一股灰”，“一股烟”，让“大乱风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要点之三是，“自此不再托生为人”，便是死得其所。一个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方面都似乎十分富有的少年人怎能涌动出这等思维定式？

补说：这一思维定式自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初入大观园时，贾宝玉确也由衷地“十分快意”并“心满意足”过。那是因为，第一次拥有了一块小儿女自做主人、自作主张的小天地，然日久天长，斗换星移，逐渐发现这大观园也原来不是一块飞尘罕到的净土，人世间的许多麻烦事儿都先后在这里出现，泥做的男人与变成鱼眼睛的女人们的意志往往搅扰得这里不得安宁。贾宝玉的不自在感日愈浓重。除了与林黛玉之间的是是非非之外，他还有许多莫可名状的烦恼。贾宝玉其实是相当孤独的。这位天之骄子、人中凤凰，在情感深处，在精神隧道中，积淀了无尽的寂寞，一种连林黛玉也触摸不到的理解不了的寂寞，这当然够恼人的。贾宝玉的烦恼还来自敏感，一种不同于林黛玉也不同于贾探春的敏感。林黛玉的敏感主要是以自尊自重自怜自虐为轴心的；贾探春的敏感中除了自强自卫情结之外还包孕了对家族盛衰的某种关注以及由此生发的某种历史内涵；而贾宝玉的敏感则主要表现为对大观园内外所见所闻的人之聚散祸福存亡的“情不情”思考。敏感度愈强，其烦恼则愈甚。于是，贾宝玉拥有了比林黛玉宽广比探春博大的苦闷。贾宝玉的苦闷还来自软弱。这位备受宠爱的宝二爷宝天王宝皇帝其实很少自主权。平日“行动就有人知道”（第四十七回）；而更有甚者，每当关键时刻，每当遇到生死荣辱的大事儿，每当家长们动真格的了，他“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第七十七回），甚至连亲娘老子的陪房媳妇也狐假虎威地不把他放在眼中（第七十七回）。他只能在一些微不足道无关宏旨的琐屑细事上对弱小者援之以手或打打掩护。一旦面对抄检大观园、逐司棋、别迎春、悲晴雯等羞辱惊恐悲凄之事，他只能“怅然”，只能“滴泪”，只能“酿成一疾，卧床不起”。他是一个不拥有实权的、有点权也不会用的、更不善于凭借特殊身份以扩张权力的“银样镴枪头”。是这些纠缠不休排解不去的不自在感，逐渐诱发了贾宝玉对现有生存环境的厌倦，催化他完成了由生的遐想到死的遐想的过渡。

从这种意义上讲，不应该把贾宝玉关于最佳生死方式的奇思遐想简单化地视之为虚无幻灭情绪。尽管以上的思维定式中掺进了许多无奈许多感伤，尽管依循着这种思维定式将会不可避免地造就出自我封闭型的中国式多余人性格，但其中毕竟跃动着崭新的生存观念：不关注留名青史，不关注长生不老，不关注善修来世，而只是执着地探寻一种宽松宽容宽和的生活空间，和一种充满温情的、不受打扰的、宁静无痕的死。这是关乎生命质量的前所未见的价值追求。它产生在背离传统价值期待（虽不彻底）与尊重个性舒扬（虽不高亢）的结合点上。它还是良性的“无事忙”状态的必然延续与深化。

关于生存状态的结语：对贾宝玉生存状态的还原考察，再次印证了脂批的感觉全然不错。无论从哪一角度哪一层面上进行观照，贾宝玉都是古今未有之一人，是“囫囵不解”之人，是“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数”之人，是难以用正邪新旧美丑等等字眼妄加论断之人。如果一定要把这种难以一语论定的生存状态加以道破的话，则可称之为：一个对列祖列宗的价值期待既有背离又有认同，但背离略大于认同、积极背离又略大于消极背离的良性不肖子弟。

贾宝玉文化归属的还原考察

上文说过，在接受传统文化方面，贾宝玉是个杂家。典籍文化与习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市井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借助种种传播渠道，共同熏染与养育着他。由此，其价值取向中就一再呈现二律背反现象。

贾宝玉与儒家种种

无论从总体感觉还是从计量分析上说，贾宝玉确实不是儒家正宗信徒。这不仅仅因为上文罗列的那“六不”“四有”“两遐想”中种种背离现象的存在，而且还因为他对人与人生的思考中迸发出某些儒家先师与儒家传人所陌生的思想火花。

然而，又不能把贾宝玉笼统地视之为儒家文化的叛徒。就像被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那样，贾宝玉也实实在在地接受着儒家文化的血脉，与儒家伦理纲常尤有不解之缘，“他还不能不崇信孔孟之道”[24]。以下，着重梳理他对圣贤、对君主、对亲权的尊崇。其对“四书”的推重，在第三、第十九、第三十六、第七十三诸回中被反复皴染过了，上文亦有所强调，从略。

其对孔圣并儒家楷模的景仰，竟也是自成系统的。第五十一回与麝月对话中，他就已郑重严肃地引用孔夫子语录，搬出孔夫子帮忙，以无可商榷的口吻，回答麝月（为什么不将女儿比作松柏）的反诘：松柏不敢比。连孔夫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可知这两种东西高雅，不害臊的才拿他混比呢。第七十七回与花袭人对话中再次由衷礼赞孔子并诸葛亮、岳飞们，并视若神明：孔子庙前的桧树，诸葛祠前的柏树，岳武穆坟前的松树，这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年不磨之物。世乱，他就枯干了，世治，他就茂盛了。第二十回一段心理描写中，更将孔子认同为“亘古第一人”，凡他说下的话立下的规矩，贾宝玉是不敢忤慢的。第七十三回批驳诮谤八股文的主要动因，也是怪它“原非圣人之制撰，焉能发圣贤之微奥”云云。

补说：贾宝玉尊崇孔孟无疑。而且，对孔孟的尊崇显然超越了对女儿的尊崇。记得甄宝玉曾将女儿与阿弥陀佛、元始天尊作过类比，说女儿两个字比那种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还要尊贵[25]。可惜甄宝玉没有把女儿与孔夫子连在一起评说过。在贾宝玉的天平上，在圣贤们的面前，他心目中至尊至贵至洁的女儿们已退居无可比拟的次要位置，唯有至圣至灵的万世师表“亘古第一人”孔子才是无可辩驳不敢忤慢的权威。更发人深省的是，他自己虽不追求修齐治平的辉煌，但对修齐治平的辉煌实现者诸葛亮与岳飞们则由衷景仰。这一现象，与诮谤“国贼禄鬼”的著名怪论及以批判“文死谏、武死战”的那些妙论相映成趣，互为补充，奏异曲同工之效。此外，他还有意无意间鼓吹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

其对朝廷的态度又如何？前文曾两番提及贾宝玉是很瞧不起死谏死战的文臣武将的。他把他们说得一钱不值。可有没有注意到，贾宝玉批杀他们的推理方法十分奇特。在他看来，那些死谏死战之臣之所以可恶，就因为他们自以为无限忠烈，可实际上却给朝廷抹了黑，并把国家推到困境中去了。用王蒙的话说，他批得十分聪明，是以更加维护朝廷的角度来批文武之死的，是用极封建来批封建[26]。如果认为贾宝玉的这一段谈话颇为偏执偏激或标新立异或危言耸听或正话反说，那么，以下几处文字则足以证实他对朝廷态度的一贯性，即并非忽冷忽热忽阴忽阳忽左忽右的。在这一侧面，也构成一个稳定表现的性格子系统。

譬如：第十七回大观园题对额时，贾宝玉曾强调说“第一处行幸之所，必须颂圣方可”，故题词为“有凤来仪”。第三十六回与花袭人对话中又强调说，要知道，那朝廷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交给他。第六十三回与芳官对话中更两番强调说，“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又“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升太平了。”

补说：天子受命于天。君为臣纲。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贾宝玉接受了并恪守了这些观念。虽然他不想做什么经世致用的治世能臣，虽然他在生命实践中并没有帮上朝廷什么忙，但在观念形态上他却毫不犹豫地认同了天子的至高无上。在这个涉及修身之本的大问题上，贾宝玉的取向是透明的，他绝不模棱两可。

其面对父母亲长的威严，又如何动作？

对贾宝玉来说，“四书”呀圣贤呀朝廷呀种种至尊至圣的权威们，毕竟是高远的、抽象的、纯精神的，而父母亲长们的威慑力量则是切实的、具体的、每日每时无往不在的。高远抽象的精神权威们并不直接实施对贾宝玉的弹压，从而，谈起他们的时候便只有敬意而无畏惧。父母亲长的威慑则不同，它直接体现为让人不自在不舒畅的礼与法的箝束，甚至还立即酿就出苦果，从而，贾宝玉对亲权的态度就是畏惧大于崇敬了。

第二十回的一段心理透视（“父亲伯叔兄弟之伦因是亘古第一人孔子说下的，不敢忤慢”）是很有囊括力的。这是贾宝玉贯穿首尾由衷恪守的大原则。由此，路经贾政书房时，尽管有周瑞“老爷不在家”的揭示，也坚持绕道从角门出府，说什么“虽锁着也要下来的”。挨打疗伤的全过程中，连花袭人都咬着牙说“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狠手！”贾宝玉却不曾有过半句牢骚。至于对长辈兄辈的过失与劣迹之类，更是不进谏，不抗争，不愤慨，持鸵鸟态度：直面金钏儿受侮，他一溜烟跑掉了；路遇司棋被逐并央告他“好歹求求太太去”，他非但不代她请命反倒畏于家仆“告舌”，直待他们走远了，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大有阿Q鼻祖的味道[27]；贾母因贾赦逼鸳鸯作妾一事迁怒于王夫人之际，他不仅不具有贾探春的诤子风貌，反倒扯起“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破旗，乖巧地说“通共一个不是，我母亲要不认，却推谁去？我倒要认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尤有甚者，晴雯、四儿、芳官等人先后蒙冤被逐，他非但百依百顺龟缩在一旁不予辩诬，并乖乖而恭顺地将行刑刽子手王夫人送到沁芳桥头，而且毫无调查研究、不分是非曲直、阴阳怪气、炕头英雄般地盘诘起花袭人来。一派小丈夫小女人气。

补说：先秦儒家对“孝”的界定是比较合理比较全面的，它至少包含着“悦亲”为孝、“诤子”为孝[28]两大范围。贾宝玉对孝道的恪守中并没有领会先秦儒家的全部积极内核，他接受的似乎是宋明理学家的片面阐发即“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那一套。在这一点上，他远逊于薛宝钗（她曾有谏母之举，并卓有成效），甚至贾探春（她曾有谏祖母之举，也立竿见影），甚至贾琏（他曾有谏父之语，虽无收效），甚至平儿袭人之辈（她们曾有批判抱怨赦、政等男主人的言论）。[29]

或以为妥协忍让，息事宁人，大事化小，是贾宝玉为人处世的惯性原则，其实不然。贾宝玉也会发火，也有莽言相撞，无端诘问，怒不可遏，让人下不来台的时候。比如撵茜雪，斥李嬷嬷，逐晴雯，踢袭人，还有一言不合便拉下脸来讥诮排拒史湘云等等。只是他发火的对象绝对不超出奴婢辈与姐妹们行就是了。可以断言，父为子纲，子为父隐[30]，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等古训，还是很深入贾宝玉之心的，至少在人伦关系准则（而不是人生奋斗目标）方面，结结实实规范着他的一言一行。

由此看来，贾母在与甄家女人谈话中对贾宝玉“守礼”程度所作的总估量[31]，显然偏于保守，显然是低调子的，这可能与具体对话环境所要求的自谦语气与活泼口吻有关。其实，贾宝玉何止“见了外人”才行出“正经礼数”来“与大人争光”呢，他在家族内部，在大小场合中，在人前与背后，甚至在向林黛玉表白心迹的个别谈话中，都从不曾须臾忘记亲长至上的做人原则。即使在猜灯谜之类的娱乐活动中，他也不忽略“悦亲”之道，还能够极其自然地与贾政配合默契地去弄虚作假，以逗贾母愉悦与欢欣。在这一类不带有混淆是非性质的“悦亲”行为中（薛宝钗点戏点菜时尽量揣摩与迎合老太太的口味亦属此类），传统美德的可敬与恪守礼数的造作便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了。由此更增加了价值判断的麻烦，须十分小心十分细心地把孩子与脏水分开。

要之，以宗法观念为根基的儒家伦理精神（连同它的诸多正负价值）已经渗入到贾宝玉生命本体中去了。

贾宝玉与老庄、与禅

贾宝玉与老庄的关系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专题。在张毕来《漫说红楼》第四章第四节，在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第三章，在王蒙、吕启祥[32]、张锦池[33]等的论著中，已有周详深邃的探讨，不赘。这里，只重申与补说五句话。第一，贾宝玉与老庄的关系不似作者、作品与老庄的关系那么复杂，那么难以穿透。第二，贾宝玉不是老庄一派。他没有从根本上接受与领悟老庄哲学，他不能像老庄那样冷峻地看待儒家与洒脱地对待人生。第三，贾宝玉确有通向老庄的悟性。他欣赏老庄的虚无逍遥和无为。他对老庄的亲近也属于毫无强制色彩的自选范畴。第四，贾宝玉对老庄思想的亲近还徘徊在总体的感性观赏与部分的浅浮领会阶段，属于“前老庄”情思[34]。如续《庄子·胠箧》时的“意气洋洋”，读《庄子·列御寇》《庄子·人间世》时的“不觉泪下”“不禁大哭”等等，便是“前老庄”的证明。第五，尽管如此，贾宝玉终归从老庄那里看到一种不同于儒家经典儒家训示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不只是帮助他暂且摆脱一下小儿女及其他情感情绪困扰，而且在他关于最佳生死方式的浪漫设计中，也发挥着某种积极的酵母作用。

贾宝玉与禅的关系比起贾宝玉与老庄的关系来，多了一层表面上的麻烦，这就是在续书中他果真当了和尚。但纵观全书，贾宝玉显然不是佛（更不是道教）的虔诚信徒。虽然在续书中披上了大红猩猩毡斗篷然而去，可文本中提供的全部材料中却没有发现他对佛（或道教）如何如何的崇尚与礼敬。他还漫不经心地说过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一类的话，此其一。贾宝玉也并不怎么“毁僧谤道”，花袭人对他的这一批评有点无的放矢。文本中不时出现的那些对僧人道人的大不敬描写，如说女儿两个字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还更尊荣，如对静虚老尼、马道婆、张道士、王一贴、水月庵主们的明嘲与暗讽，都不能算到贾宝玉账上，此其二。贾宝玉毕生又毕竟与一僧一道纠缠不清。这除了艺术构思强加于他的因缘与制约关系以外，他本身也有一种对佛的习俗性认同，如动辄“你死了我做和尚去”，以及某种参禅的积极性等，此其三。贾宝玉参禅的那点水平还不及他对老庄的那点悟性。尽管他从薛宝钗推荐的【寄生草】一曲中获得某种灵感，尽管他也曾以偈的形式传达过极欲摆脱红尘缘纠缠的心理需求，尽管他也曾悲怆地呼出过“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类似彻悟之声，但那一切都不过是一种“精神冷饮”[35]而已，远没有达到“禅”的境地。其参禅水平甚至难望钗黛项背。林黛玉就嘲笑他的偈远非彻悟，她代续的“无立足境，方是干净”两句，竟成点睛之笔。他的佛教知识也极有限，连薛宝钗转述的禅宗五祖六祖交接班的佳话也不曾听说过。他只好在与钗黛的舌战中退却下来，并在心理上认输：“谁又参禅了，不过是一时的玩话罢了。”“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一次参禅的努力，就如此潦草收场，接下去，依然是在无尽的热闹与无尽的烦恼中打发日子。此其四。

要之，不可把贾宝玉与老庄与禅的关系看得过于重要。

贾宝玉与古已有之的逸士高人传统

第二回作家借贾雨村之口开列了一个近30人的并不谨严缜密的大杂烩名单。名单中的人物活跃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等级中间，是帝王后裔、公侯之家、清贫之族、薄祚寒门中的精神贵族。他们的伦理风貌与生存价值被认为介乎大仁大恶之间，而他们的聪明灵秀与乖僻邪谬之气却被认为达到了人类的极致。贾宝玉便被作家借贾雨村之口指认为他们之中的一个分支——“情痴情种，逸士高人”的同党或门徒。

补说：文本中并没有正面提供贾宝玉如何如何接受了大名单中的某某人的某某影响的活材料（大名单中有个崔莺，贾宝玉很喜欢《西厢记》，这也许是唯一具有说服力的旁证了），但从贾宝玉整个生存状态看，还真的给人以与某某或某某同一血统或血统比较相近的感觉。或者说，从外部气质上看，他很像“情痴情种，逸士高人”这一传统的积极面与消极面的双向承传者。

大名单中的许多人从上古到清代已形成一种流品，一种风神，一个自我标榜相互标榜也被史家标榜的特殊系统。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是偏离正统的，不论其社会角色如何，无一例外地背弃了经世致用、励精图治、建功立业的价值期待，以隐于朝、隐于市、隐于山林的形式保持了自己某种可贵可爱或自以为可贵可爱的个性与本色。这些人的文化人格又是封闭的，一种自赏自慰自娱自耗式的潇洒。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信奉一种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实际上导向了总体上的并不完善。[36]贾宝玉也像他们一样，一面高扬着特立独行的人文品格，一面又把自己埋进了相当宽大却又相当封闭的文化地窖之中。无论怎样，“逸士高人传统”一说，有助于对贾宝玉性格的理解，但还不是解开贾宝玉性格之谜的总钥匙。

贾宝玉与明中叶以来的人文传统与市民情绪

上文说过，在接受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过程中，贾宝玉是一兼收并蓄的专家。凭着他的灵气与悟性，在博览群书的同时，必定广泛触及并自知不自知的吸纳着典籍文化市井文化中包孕的个性意识与人文精神；此外，在家族内外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人际交往中，也会接受与感悟到使之耳目一新使之振聋发聩的新兴市民情绪，比如清节凜凜的龄官，无所忌惮的芳官与天马行空的柳湘莲们对贾宝玉性格的激活作用，就不可低估。

龄官是《红楼梦》奴婢群中唯一一个视贾府为“火坑”的人，还是贾府内外唯一一个不买贾宝玉账的女孩儿（第三十六回）。贾宝玉“和丫头们好”的惯性行为唯独在她那儿遭到重创。她让怡红公子经历了“从未经过”的“被人厌弃”的苦痛，她给他上了一课。她让他“自此深悟”，懂得了“人生情缘，各有分定”，还懂得了女儿们的眼泪他“并不能全得”。贾宝玉以他独有的宽仁、博大与善解人意去领受了龄官的冷遇，并以“讪讪地红了脸”与悄悄地退出来的表情动作，完成了他对人之个性的直面认同及对有个性之人的理解与尊重。

柳湘莲无疑是贾宝玉男友中至为高洁而又风采可人的佼佼者。他与宝玉之间的互敬与默契，他对薛蟠的疏离与惩治，他对宁府聚麀乱伦的率真批判，他对尤三姐之死的哀痛与忏悔，都引发了贾宝玉的内省与自惭，并在一程度上产生了反观环境与反观自我的某种觉醒。回忆一下，诸如“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第四十七回）一类的客观冷竣判断，在全书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只有面对柳湘莲这般纯正明净独立自主的朋友，才有可能激发他，让他倾吐出这份压抑已久近乎麻木的无奈与酸楚。

此外，他还领略过芳官、豆官、葵官、蕊官、藕官们共同营造的那种不平则鸣，勇猛自卫，慷慨豪迈，一窝蜂拨刀相助的人文气候。

正是在良好天赋与多种文化张力的交叉启迪下，贾宝玉对人，对人之个性，对人之不幸的世俗关怀，日见浓烈。即使一些极琐碎极细小的人与人的碰撞中，也能刺激他产生带有哲理味的形而上思考。他在自已狭小的势力范畴内，在自己暂且可以作得主的场合中，本能地或自觉地与“能说不能行、行动就有人管”的可悲处境唱起了对台戏。于是，就有了大观园内发表的尊重呵护个性的宣言（见第二十回对贾环的开导，第三十一回与晴雯的对话，第六十三回生日夜宴时的“怡红风俗”等）于是，就有了与兄弟小厮相处中所展示的尊重与呵护个性的放达风神（见第二十回宝玉心理描写中宽松自在的兄弟关系，第六十六回兴儿论宝玉时描述的宽松自在的主仆关系等）。于是，就有了无论园内园外，无论是在人与人还是人与自然交往中所表露的为傅家婆子们所不解的“呆气”，即对弱小无助的小人物小动物们送上的一份份微不足道的温情（见第三十五回傅家婆子所作的似是而非的判断，第五十八回中关于“物不平则鸣”的议论，以及遍及全书的“情不情”故事等）。

补说：贾宝玉关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言谈行状中，虽说闪烁着古已有之的仁者爱人、恻隐为仁的传统光泽，但主要活跃着一种从传统文化与新兴市民情绪中汲取的朦胧而执拗的尊重人与人之个性的人文精神，这正是贾宝玉生命质量中具有超前意味的价值支撑点，也是贾宝玉身上唯一能够与儒家修身学说相对峙、相抗衡、相杂糅、相融合的颇有势均力敌之概的新的文化基因。

关于文化属性的结语：生存状态的囫囵不解与文化承传的莫衷一是是成正比的。其文化渊源愈丰厚驳杂，其价值取向便愈加模棱两可，难以论定。在阅读中，在感觉上，在通常情况下，总认为贾宝玉与儒家文化传统最为疏远，可一旦走出感觉的误区，一旦把人物整个地还原到文本之中，一旦在比较研究中进行观照，则发现，原来贾宝玉恰恰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最为亲近。从一定意义上说，其价值取向的模棱两可，正是儒家文化既强大而又失控这一组尴尬处境的生动反映。唯其强大，便有了贾宝玉在消极与积极意义上的认同；唯其失控，便有了贾宝玉在积极与消极意义上的悖反。由此，可以认为，贾宝玉（一个上流社会略可望成的聪俊灵秀偏僻邪谬的少年）囫囵不解的生存状态与价值取向正是一个讯号，一架天平，一种风雨表，它有意无意地提醒人们，在曹雪芹笔下，在十八世纪中叶，即使那些偏离正统的不安分的异样少年们身上，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并没有从根子上动摇。这一类异样少年的出现，只是或主要意味着对儒家文化主流地位的深刻怀疑与严正警告罢了。

余论

如果一定要为贾宝玉的活法来一次价值定位，可以说：（1）尽管修齐治平的价值系统已失去了对他的感召力与约束功能，尽管尊重人与尊重个性已成为思维定势与行为惯性，但作为一个活泼泼的生命个性，他赖以生存的脐带还绾结在以君父为纲的儒家价值系统的母体之中，他还不是拥有独立结实挺拔的人文主义精神脊梁的新人。（2）他是什么？他是一种伟大的过渡。是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实现传统价值达到极致的典型）到鲁迅笔下的狂人（怀疑传统价值达到极致的典型）之间的一座眩人眼目的桥梁。

（《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辑）

[1] 见陈蜕《列石头记于子部说》等。一粟编：《红楼梦卷》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2] 《孟子·梁惠王下》。

[3] 《孟子·离娄上》。

[4] 《论语·子路》。

[5] 《孟子·尽心下》。

[6] 《小戴礼记·王制》：“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大戴礼记·王言》：“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民皆有别，则贞、则正，亦不劳矣。此谓七教。’”

[7] 见陈蜕《列石头记于子部说》等。一粟编：《红楼梦卷》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8] 张毕来《漫说红楼》曾提出过三不：“不喜读书，不肯搞科举，不愿当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9] 第三回中宝玉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第十九回花袭人说他“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蠢’，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第三十六回叙述人说“除《四书》外，竟将別的书焚了”。

[10] 第三十二回、三十六回有实写与虚写。

[11] 第七十三回写宝玉自检读书状况时所想：“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第八十二回黛玉说八股之中也有近情近理清微淡远的，“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宝玉听了“觉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

[12] 见第三十六回第1段叙述。

[13] 第十六回元春封妃后独他一人视有若无，毫不介意。第六十二回对黛玉所忧“后手不接”的话，视之为杞人忧天，说“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等。

[14] 参见第三十六回第1段叙述文字以及同一回中对死谏死战之臣的批判。

[15] 王蒙：《贾宝玉论》，《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2期。

[16] 张毕来《漫说红楼》第4章第1节有所论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4篇。

[18] 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见《说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9] 张锦池：《论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见《红楼十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0] 吕启祥：《爱博而心劳》，见《红楼梦开卷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1] 见第四十四、第六十二回。

[22] 见第二十、第三十一、第四十回。

[23] 王向东：《隐逸文化与贾宝玉隐士形象的塑造》，《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

[24] 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见《说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版。

[25] 见第二回冷子兴贾雨村对话。

[26] 王蒙：《贾宝玉论》，《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2辑。

[27] 王蒙：《贾宝玉论》，《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2辑。

[28] 《论语·为政》，《孟子·离娄上》，《孝经·诤谏章》。

[29] 分别见第四十七回，第四十六回，第四十八、第三十四回。

[30] 《论语·子路》。

[31] 第五十六回贾母对甄家女人说：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

[32] 吕启祥：《老庄哲学与红楼梦的思辨魅力》，《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1辑。

[33] 张锦池：《论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红楼十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34] 王蒙：《贾宝玉论》，《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2辑。

[35] 参见张毕来《漫说红楼》第4章第4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36] 参见余秋雨《文化苦旅·西湖梦》，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