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1年9月至1985年6月在北师大历史系本科学习，之后的三年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张守常先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承蒙先生教诲、帮助甚多，受教非浅，收益良多，深觉先师教泽宏深、师恩难忘。适逢张先生百岁诞辰、离世十载之际，回忆自己在北师大本科、研究生学习期间和工作之后受教于张先生的经历，时光已然流逝，但往事依然清晰。
一、求学期间受教非浅
张先生率先在本科专业开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程，我选修了该课程。这门课开课的时间长，选修的同学多，张先生授课时的风趣幽默、知识渊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师大历史系学生的共同记忆。选修该课的同学有的准备了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但先生讲课用的是自己编写的讲义讲授，而其对掌故的熟知与讲述时的旁征博引更只能身临其境时方能深切体会。他对史料的种类、史料的鉴别、史料的出处、史料的使用等进行细致的讲解，尤其是在讲解晚清档案、晚清各种文集时，还介绍了有关文书类型、机构职官、科举制度、故宫结构、士林趣闻等大量背景知识；还曾带我们到故宫，对故宫诸如隆宗门、军机处、珍妃井等相关典故进行详细讲解。记得他讲到俞氏名人、晚清经学家俞樾因廷试时的“花落春常在”诗句为考官曾国藩激赏得以高中进士，俞樾遂以“春在堂”作为其苏州居室匾名“以志不忘”，并将其著述称为“春在堂全书”。
“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又成为北师大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点的研究方向之一。张先生除了给我们讲授近代史料学这一研究方向的课程外，还与龚书铎、李侃、郑师渠等先生一起共同讲授《中国近代史专题》课程。他在讲述每个专题时，既介绍相关的基本史料，又介绍该领域开拓性、创新性的重要成果，如在讲述鸦片战争专题时，很推崇杨国桢先生的《林则徐传》、茅海建先生的《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等成果；他称赞茅海建先生依据丰富的史料对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双方各自的兵力及其对比进行了考证并得出了可靠得结论，后来他自己也发表了以类似方法、类似风格写作的《太平天国北伐军数考》（《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太平军北伐人数考》（《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等文。他在介绍林则徐研究进展时，讲解了其在被发配新疆途中留下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强调要发扬其爱国主义精神。他注意通过组织课堂讨论启发、活跃同学的思想。如在介绍了胡绳先生的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李时岳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四个阶梯”说等各家说法后，组织围绕“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进行课堂讨论；他对近代农民反封建反侵略斗争尤其是太平军北伐、反洋教文书有深入的研究，故而很重视近代农民运动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认为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时不应忽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在谈到李时岳的“四个阶梯”说时指出是太平天国运动“使封建坚冰出现了裂口，从而为开通资本主义的航道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在谈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时提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评价，即它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四个阶梯”说的重要创新之处是突出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他讲到洋务运动时，提到了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提到了李时岳、胡滨先生合作完成的相关成果并称李先生以观点见长、胡先生以材料见长。张先生非常细致地审改我们课程学习、课堂讨论时所写的小论文，有时还向他所熟悉的编辑部老师进行推荐，如曾将我撰写的《中西文化冲突与太平天国思想》这篇习作推荐到当时《安徽史学》的主编徐川一先生，后来该文按先生意见进行修改后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还写过一篇关于史学社会功能转变的一篇作业，张先生介绍我向瞿林东先生征求意见，瞿先生表示不赞成从政治史学转向文化史学的提法并进行了耐心解释，听后觉得深以为然。
我们在攻读学位期间要随导师或由导师推荐出席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我陪同张先生参加了1986年5月6日至10日在天津举行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会，这次会议有来自全国各省市史学界专家120多人参加，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曾到会并发表了讲话。张先生与陈振江、丁铭楠、庄建平、路遥、徐绪典、胡滨等先生有过较多的交流，如在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就与当时担任《近代史资料》主编的庄建平聊到《近代史资料专刊：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张守常编，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一书编辑。张先生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关于中国近代史上反洋教斗争问题》，后来发表在《历史教学》1986年第7期；他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上的《说<神助拳，义和团>揭帖》一文这时就已有一些设想，授课时给我们讲过“神助拳，义和团”揭帖。读研期间，我们还可以出去一趟，访学和查阅资料，每位研究生的访学经费为300元，按当时物价这笔经费已可支持我们一行4人转一个大圈了。记得一路经过苏州、扬州、上海、杭州、福州、厦门、广州、桂林、长沙、武汉再回北京；为便于我们拜访各地学者，张先生给我们写了多封引荐信（记得有给祁龙威、陈匡时、戴学稷、张磊、沈茂骏、陈周棠、钟文典等先生的），当时他刚好在上海参加学术会议，就顺便介绍我们见了陈匡时先生，还为我们安排好了下站杭州的住所。
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是《略论清末民初对国民性的探讨》，这更像是近代思想史方向的题目，与张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研究方向有些差距，但张先生仍然同意选题并尽心指导。他在讲课时称，他曾把支持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具体课题领域，在某些场合交流了这一研究生培养经验。当时北师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学科除了“中国近代史料学”这一研究方向，由龚书铎先生领衔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在学界亦享有盛名；后来由于我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当被问及北师大历史系求学的背景时每每需要解释自己的硕士导师是张守常先生。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被评为那一届的优秀毕业论文，由《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增刊“研究生论文专辑”刊登了部分内容。论文后来扩充到20余万字，以“深层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为题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张先生为拙作撰序，并蒙张先生介绍向戴逸先生索序且获准。
二、倡议创设史料学会
张守常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创立的重要倡议者、创始人之一。学会法人代表李永璞先生将其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张注洪先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何东教授、陈明显教授并称为发起并筹备创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的“五大教授”。李永璞1985年初从吉林大学历史系调到鲁东大学（原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即成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所，致力于收集全国各级政协文史办编印的文史资料、方志办编印的方志资料与党史办编印的党史资料，致力于推动全国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期间得到了张守常先生的大力支持。
在我读研期间，李永璞先生就来过北师大历史系几次，与张先生就开展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进行过深入交流。李永璞先生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组织了一期“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专辑”，其中包括了张先生的《近代史料过眼录》一文，这期的文章还有张注洪先生的《关于建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科学体系问题》、张宪文先生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的任务体系和研究方法初探》、李永璞先生的《史料学体系问题之我见》 与何东先生的《浅谈搜集史料的方法》。文章刊出后，张先生于1988年12月17日致函李永璞，其中提到：“学报及稿费先后收到，谢谢。学报中我的稿子是凑数的，另几篇很有用，对我也很有启发。例如史料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至少可分三种了：史料研究本身的学问、对史料的介绍性研究、为如何读史料而研究的学问。同行凑在一起讨论研究很有必要。你召集此会（按：1988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讨会）我双手赞成。再多主持这方面的活动，你那里就会形成中心的。”李永璞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着手联络、筹备，于次年召开首次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讨会。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张先生与李先生就邀请参会学者有过数次书信往来。如张先生在1989年4月14日的信中提到：“我有一数年前毕业的研究生皮明勇，在北京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工作，曾在《文献》杂志上发表过《近代督抚奏议研究》。他愿意参加7月13——17日我们的这次会，请您给他发一份请柬为感。”在4月20日的信中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的庄建平同志，现任该刊主编（荣孟源先生的遗缺），应该邀他参加7月间我们的史料学会议。我和他联系过，他也很愿意去，望您给他发一份请柬为荷。”再次提到：“北京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的皮明勇同志（我的研究生）希望能参加会，请也给他发一份请柬为荷。”在5月14日的信中提到自己给贵州师大校长吴雁南、广西历史所所长饶任坤、华南师大历史系主任陈周唐、雷州师专学报主编刘佐泉发了参会邀请函，另拟给《历史教学》编辑蔡世华参加，并郑重提出“有人提议成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研究会，可否酝酿一下？”这是有据可查的创设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会的最早倡议。他在5月17日、6月13日的信中建议邀请南开大学来新夏、焦静宜先生和广西师大钟文典先生参加近现代史史料学研讨会，来新夏先生后来出席了史料学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副会长。可见，张先生为首次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讨会的召开做了许多联络工作。是年7月13——17日，由烟台师范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发起的首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讨会在烟台成功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全国三十多个单位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地方志、中国工运史、中国妇运史等史料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四十多人。据会议材料会议，筹备组由“张注洪（组长）、张守常、何东、陈明显、张宪文、李永璞”组成，主持组由“陈明显（组长）、何东、张守常、张注洪”组成。会议召开时，我已在原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在会上拜会了张先生。
张先生在和我们聊天时多次称赞李永璞先生“精力充沛，有活动能力，抓住了机会”。在其建议成立学会以后，李永璞先生即准备材料、多方联络，并向业务主管部门教育部和社团管理部门民政部提出申请，且很快得到批准。张先生是创设学会的“五大教授”之一，为增加获批的可能性与速度，又建议由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北师大历史系兼职教授的李侃先生担任筹备中的史料学会会长，并积极进行了联络。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于1992年4月28日经业务主管部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批复同意成立，6月27日民政部准予登记注册，现为教育部重点联系的35家重点社团之一。是年10月20—24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烟台师范学院召开，全国各地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征集、编纂、研究的史学工作者7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了学会理事会与常务理事会，选举李侃先生为学会会长，万仁元、来新夏先生等为副会长。张先生因事未能出席学会成立大会，他在会议召开前夕的10月11日致信李永璞先生：“开会去不成，想写篇文章也急切不能成篇，仅草出一提纲，略陈一些想法，作为对学会成立的祝贺。这次会定会比上次到会的人多，想会开得热烈而成功。”张先生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后来又担任学会顾问，在发展会员、开展学术活动等各个方面对学会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三、师范楷模教泽宏深
我在毕业就职以后和张先生一直保持着的联系，并继续得到他的指导、提携。张先生功底扎实、学养渊博、名望日重，是史学大家，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获聘博士生导师，当我表达继续深造的意愿后，他曾建议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戴逸先生的博士生并写了推荐信，后因自身原因此事没有往前推进。我在1993年下半年去北京出差拜访张先生时，先生告知师弟危兆盖已从民进中央调到光明日报社理论部，提醒可给《光明日报》的“史学版”正在办的“爱国主义漫谈”专栏投稿。不久，我就撰写并寄给了危兆盖一篇稿子，这就是我在《光明日报》的“史学版”刊发的第一篇文章——《矢志不移，致力统一——重温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光明日报》1994年2月14日）。后来，我在《光明日报》“史学版”陆续有文章发表，先生也一直关注，记得2002年6月我去张先生家拜访时，先生说刚又看到《光明日报》刊发你的文章了，并表扬我善于思考，这篇文章是《近代先驱者对创新精神的呼唤与践行》（《光明日报》2002年6月11日）。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从这两篇文章可推知我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两次北京之行、两次拜访张先生的大致日期。
我们在读研期间看到过张先生在编辑《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记得那是他在书房里校对该书清样。“最完整的人格”是张先生对朱自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一生甘于清贫坚守清白人格的概括，也是其自身精神追求的自况、期许。“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在张先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前半生遭逢曲折的人生际遇，但真正做到了“自强不息”，趁着多年无法上讲台之际把时间花在了翻阅钻研古籍、图书资料上，这为他编写《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中国近世谣谚》《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开创“中国近代史料学”、成为文献大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有着宽厚的胸襟，其乐观风趣、宽厚处世、和善待人、乐助他人、关心社会、家国情怀等方面给人留下了颇深印象，可以说又把“厚德载物”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物质上清贫，但在精神追求上富有，除史学外还在书画、散文、戏曲等多个领域亦颇有成绩，与李苦禅、欧阳中石等书画名家多有交游，不仅学识渊博且多才多艺。他以教书育人为志业、为乐趣，退休后仍返聘多年，一直坚持为本科生授课，到年近八十高龄才最终离开讲台。他关心家乡发展与当地文化事业，为其家乡山东高唐县志的修撰付出了大量心血，还亲自为《高唐县志》撰写了部分文稿。
张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普通一员，但诚如其名“守常”寓意，他在大变革时代坚守了安贫乐道、清苦清白的士人风范，坚守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