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城是战国时期列国间为防御邻国入侵的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它最早出现在战国前期，具体地点则是在内地，如齐国为防御三晋而修建的齐长城，魏国、赵国、中山国所筑的长城及燕南长城等。到战国后期，始有北边长城的修筑，乃是位于西、北方向的赵、秦、燕修筑的北边长城，其目的是防御北方游牧族胡人的侵袭。这三个国家的长城连成一线，正适应了我国华夏民族构筑共同地域的需要。由于我国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时间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这几个国家北边长城的修建亦正构成了我国华夏民族的北部边界。
关键词：战国时期；长城；华夏民族；共同地域
最近，有关长城的话题正受到许多人的关注。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标志着我们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更标志着我们民族抗御外来侵略、保卫自己家国不受侵犯的斗争精神。为了更好地认识长城，认识它是如何代表了我们民族的这种精神，我想我们还需要对长城的历史做进一步了解，了解它最早出现的时间与地点，它以后发展的情形，尤其是了解战国北边长城的修建与其时刚形成的华夏民族之间的关系。以下，将围绕这几个问题提出我的一些粗浅看法，请学者不吝批评指教。
一、长城的出现与早期长城的防御对象
长城，本是战国时期列国间用于防御邻国入侵的一种特殊建筑形式。以其形似城垣并无限联绵地向一个方向延伸，故名为长城。其筑造方式多用土夯筑，或用石块垒砌，或土石兼用，并每间隔一段，于城垣旁边附带筑有一些驻防的小城。稍后，又于城墙中间不断插有敌楼或烽火台一类建筑，以作为举火传递信息之用。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长城多比较质朴，高度与宽度不及以后，未见有以砖砌成者，更无在城墙上加砌雉堞之类。
以今天人们的想像，此建筑形式最早应出现在我国的北方，然而事实上，它最早出现的地方却并不是在其时几个北方国家的北部边境，而是在内地。作为列国兼并战争的产物，长城乃是它们相互之间进行防御的壁垒。此外，长城产生的时间也并不太早，最早也就可推到春秋战国之际。首先，从逻辑上说，只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列国才发展成为真正的领土国家，也才随之有了对自己领土、边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文献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有了关于长城的记载。目前文献所见最早的一段长城，可推《汉书·地理志》中的一则记载。其书南阳郡下云：“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方城。”叶公即沈诸梁，春秋晚期楚昭王时贵族，约前524年封于叶。如其所记，至少春秋后期楚南阳叶县地方就已有了号称为“方城”的长城建筑。不过这则记载尚有些问题，因为按照一些相关文献的说法，此“方城”实际是楚边境上一条山脉的称呼。如《左传·僖公四年》记楚屈完对齐桓公的答辞：“君若以力，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言齐人若以武力攻楚，楚将以方城作为抵御齐国军队之城堡，以汉水作为城外的水池。方城与汉水对举，显见其为一山脉之称呼，与所谓长城并不能挂上钩来。
真正可信的长城最早出现在战国早期的齐国。古本《竹书纪年》记：“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当作角）伐齐，入长城。”“王”指周威烈王，晋烈公十二年当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即公元前404年。文记刚从晋国分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家联合伐齐，攻入齐国的长城。韩国青铜器《驫羌钟》铭文亦谈到这件事情，称驫羌跟随“厥辟”韩宗□“入长城，先会于平阴”。平阴即今济南以西黄河边上的平阴，乃齐长城的起点，是战国之初齐国境内确实已有了长城的建筑。
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对于文献所记这段长城的走向却存在不少模糊认识。也就是说，对于三晋入伐的这段长城到底是齐国的哪一道长城,不少人并没有搞清楚。有学者称,这段长城说的是从位于今山东平阴的防门起，东向经五道岭，绕泰山西北麓的长城岭，经历泰沂山区，一直到小朱山入海的一段长城。这个说法明显是错误的。因为这段长城是东西走向，它的目的乃是用来防备南方楚人的，与抗御西方三晋的入伐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史记·楚世家》及三家注所引《齐记》及《括地志》诸书也曾提到这段齐长城，称其筑造目的，乃是为了“备楚”，即防备南方楚国的进犯。至于三晋入伐的齐长城，也是有的，不过是另一段南北向的长城（因防备三晋而修）。这道长城的具体走向过去不见于文献记载，幸而近年出土的《清华简》提到了它。《清华简·系年》第20章云：“晋敬公立十又一年，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以与越令尹宋盟于□，遂以伐齐，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简文整理小组注：“齐始为长城的时间在战国初期、齐宣公十五年前后，目的是为了防御三晋的入侵。最初当是在济水的防护堤坝基础上加固改建而成，其走向是东起平阴东部的山陵，沿济水东北行，经过济南，东北入渤海。南山，疑指平阴一带丘陵地带。北海，今之渤海。”是可见这段长城正是为防止三晋之人（赵桓子）而建，其基本走向是南北向，其始建筑的时间在公元前441年（齐宣公十五年）。应当说，早在三晋伐齐之前，这段长城就已经有了。文记赵桓子活动的时间与《史记·六国年表》有异，整理小组的注释为之亦做了交待。如此，我们对古本《竹书纪年》及《驫羌钟》铭记载的三晋伐齐、“入长城”之事，也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除齐长城外，战国七雄中的魏、赵、燕及中山等国亦各自筑有在内地的长城。这些长城修建的时间似皆稍晚于齐，大致在战国中期。如魏沿北洛水修建的长城，据《史记·秦本纪》言，乃在秦孝公时期，是不早于公元前361年。魏在河南郡修建的长城，也当在公元前385年。赵长城则筑于前333年，乃赵肃侯之所为，亦是由漳水、滏水的堤防接连扩建而成。中山长城筑于前369年。燕南长城初由易水的堤防扩建而成，据多数学者的意见，乃是筑于燕易王至王哙期间，至燕昭王时又进一步得到加强，如是，亦在前332年—前311年之间。它们都是各国为相互防范而修造的建筑。
二、战国后期北边长城的修建
北边长城指的是战国七雄中位于中国西、北方向的赵、燕、秦三国为防御北边游牧族人侵扰而各自修筑的长城。
这些长城修筑的时间在整体上均晚于各国内地修筑的长城。其中最早者可推赵北长城，其始修建的时间是在赵武灵王统治时期。《史记·匈奴列传》称，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考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公元前307年，置云中、九原二郡在前302年，赵筑长城当是在此二郡设置的同时进行的，那么赵北长城建成的时间应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史记·匈奴列传》于上述文字之后又接着叙述：“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是燕北长城不仅筑于赵长城之后，更在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之后。考虑到秦开破胡在燕昭王时期，则燕北长城之筑当在燕昭王的后期，亦即前299年—前279年之间。其中，前299年为赵武灵王筑北长城之后一年，可视为燕筑北长城之上限；前279年为燕昭王卒年，可视为燕筑长城之下限。至于秦西北长城的筑造，《史记·匈奴列传》说得很清楚，是在秦昭王伐灭义渠国之后，则秦西北长城之筑不得早于公元前272年，已是近于战国晚期了。
谈到三国长城防御的具体对象，我们注意到，有关文献皆指其为“胡”。其中，赵北长城防御的是林胡（及楼烦）。林胡即澹林之胡，澹林又称澹滥、狄历，乃北狄之一种，与楼烦相邻，并皆为以后匈奴的组成部分，大概也都是当时的游牧部落。燕长城防御的是东胡，也就是东北方向的胡人。《史记·匈奴列传》称他们所处的地方在“燕北”，还说他们“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而莫能为一”。《索隐》引服虔说，并指出他们是以后鲜卑、乌桓的祖先，“在匈奴东，故曰东胡”，更引《续汉书》，说其“俗随水草，居无常处，以父之名字为姓，父子男女悉髡头为轻便也”。看来，东胡属于游牧部落，也是没有问题的。最后，秦长城的修筑，《史记》仅简单地说了一句，称义渠被灭之后，“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不称“东胡”“西胡”，而仅称之为“胡”，考虑到秦、赵北部疆域皆处在同一片地区，则其与赵长城抗御的对象属同一少数族系，即林胡、楼烦之属，相信不会发生大的偏差。
再谈三国长城的具体走向。首先是赵北长城。据上引《匈奴列传》，当是起自代（治今河北蔚县，实际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西经内蒙古桌资县、呼和浩特、包头，沿阴山（今大青山）下，直至山西部尽头乌拉特前旗某山脚下的高阙塞为止。由于传文对高阙塞的具体位置交待未清，后人不明，或有将其置于河套西北方向之两狼山下者。但是，乌拉特前旗以西即面临大泽，阴山下的长城实际根本无法由此通往地处河套西北的狼山（古称阳山）。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又有学者提出赵长城应有前后两条，其“前条在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沿今狼山一带建筑；后条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向东，沿大青山，经呼和浩特北、卓资和集宁南，一直到今河北张北以南”。这完全是主观无据之辞！因为没有任何文献谈到赵北长城建有前后两条，两狼山下也没有赵筑长城的影子，只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蒙恬北逐匈奴而后筑成的长城（《史记·匈奴列传》）。有鉴于此，余曾作《赵北长城西段与秦始皇长城》一文，认为所谓高阙塞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之白彦花一带，其地乃赵北长城西至的终点。望诸有识之士不吝批评指正之。其次是燕北长城，上引《史记·匈奴列传》对之亦有记载，指其西端与赵北长城相接。所谓“自造阳至襄平”，造阳为其西端，其地在今河北省怀来县；襄平为其东端，在今辽宁省辽阳县。不过经考古工作者实地考察和勘探，燕北长城的实际位置却远在这两个地方的连线以北。河北省的考古工作者先是在今河北省的围场地区发现了一段战国时期的燕长城，其向西延伸，经过赤城，向西进入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兴和县与赵长城相接。接着又发现其向东延伸，经辽宁省的赤峰，吉林省的奈曼、库伦，再经过辽宁省的阜新、彰武、新民、法库，直到开原一带，蜿蜒起伏，共长一千多里。最后说秦长城的走向。此问题历来不少人研究，今仅按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一文的研究成果，转述其基本结论如下：
它（秦长城）是由现在甘肃岷县城西十公里处开始兴筑，沿洮河东岸，到今临洮县境，绕县城东行，至宁夏固原县附近，再东经甘肃环县北，循陕西志丹、安塞等县境的横山山脉东行，分为二支。一支经绥德县西，再北达于榆林县南境，而止于秦上郡治所肤施县附近；一支经陕西靖边县东，再北折而东行，经榆林县东北、神木县北，达于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附近黄河岸旁。
今按，史先生秦长城在陕西境内分为二支的说法，不见于其他学者，这里且对其所说经绥德的一支长城按下不表，认经过陕西靖边以东再折而北上，直达内蒙古的一支为秦长城在陕西省内主要的一支。这支长城所经过的靖边县东和神木县北，都曾引起过笔者的关注。尤其靖边县东的秦长城，不仅历代文献对之屡有记载，今地方文物保护工作者亦对之进行过仔细勘察，并在靖边的杨桥畔镇立有“秦长城遗址”的文物保护纪念碑。碑文明记战国秦长城在靖边的分布情况，称其“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北连横山区战国长城，南接延安市吴起县战国秦长城，全长103.12千米”云。靖边杨桥畔镇属汉阳周县，其南面即是著名的黄帝陵所在桥山，山上更立有秦时蒙恬、公子扶苏之纪念碑、亭（二人死难于阳周，见《史记·李斯列传》及《蒙恬列传》）。余曾多次前往瞻仰祭奠，故能知道这些故事。
三、从战国北边长城看华夏族的共同地域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与战国风云际会的步调相一致，我国的华夏民族，即以后的汉民族，也形成于这个大变革时期。而战国北边长城的修筑，则可以看作是我国华夏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因为有了战国北边长城，我们才好说华夏民族有了她的北部边缘，也才好说她的最终形成。
民族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我国华夏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从西周开始，直到战国，才告最终形成。过去有学者主张，华夏民族的形成应当上推至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即夏朝，这个说法看似有理，实际却经不起推敲。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民族是以地域划分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如果说夏朝就已形成了这样的民族共同体，为何有关夏朝的文献仍称那个时候的社会组织为“某某氏”，如夏后氏、有虞氏、有扈氏之类？为何到了商代仍是各个氏族邦方林立的局面？再者，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它的族称，无论是自称或者是他称，也应当有一定的稳定性，如果说夏代就已有了一个称之为华夏的民族，何以到了商代却不见有一个被称为华夏的民族？商人不自称为夏，以后文献也从不视商人为夏，其他方国也没有一个被称为华夏的，甲骨卜辞中甚至都没有“夏”这个词汇。如此之类问题怎样解答？
实际上，华夏的称呼最早来自西周。从目前时代最早的文献《尚书》诸篇里，可以考见周人自称为“有夏”的情形，如《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以上“有夏”“区夏”均是指有周，是周人张大自己势力的称呼（“夏”有“大”的意思）。时当商周之际，西方以周族为首的势力集团 (即所谓“有夏”) 不断发展壮大。为了实践上天赋予他们建立新朝的神圣使命（即所谓“天命”），在文、武、周公的率领下，如狂风暴雨般发起了对商人及东方部族的征伐。随着征服战争的顺利进行和周人地方政权的建立，周人又把“夏”的名称冠在了自己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的头上。这些诸侯国在后来的文献中又被称作“诸夏”。这样，作为周王室的“夏”与作为诸侯国的“夏”在宗法关系下结成一个整体，成了整个中国的主宰。时间一长，凡称作“夏”的东西便都带有正统的意味。在此文化心理的背景下，又产生了“华夏”的称呼。华、夏二字本来音同通用，文献中或称“诸夏”为“诸华”，因为“华”字还具有“华美”“有文采”的意思，到春秋以后，随着我国以中原为中心的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完成，“华夏”一词便固定在了我国主体民族的身上。
整个西周和春秋，以周人为首的华夏集团通过分封向黄河、长江流域的各个战略要地，在与各地夏、商旧族及部分蛮、夷、戎、狄的长期混居杂处中，他们开始是在政治上，继而在文化与语言习俗上，都广泛地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当日后他们与其他中原旧族融为一体以后，人们将这个新融铸成的民族共同体仍称之为“夏”或“华夏”，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时间，当在战国时期，因为这样一种民族融合直到战国时期才告结束。文献记载，甚至晚到春秋中后期，中原仍有不少地方居住着衣服饮食不与华同，言语不通的非华夏族民。只是到了战国时期，各族间的融合才最终完成。正因为如此，人们也才看到战国诸子口中诸如“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之内若一家”这样的议论。这说明各地所谓的“蛮”“夷”“戎”“狄”确实是与华夏族融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整个黄、淮、江、汉广大地区，成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居住地域。
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的理论，一个民族，必须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反映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特征。这些特征，毫无疑问，到战国时期，华夏民族都已经具备了。首先，关于华夏族具有的共同语言问题，我们相信，尽管六国尚未最终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但各国的语言文字，无论在字结构、音韵识读、字义辨析诸方面，基本上都显示不出什么差别。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战国士人在各国间的游说及相互争鸣，设若各国间存在有语言障碍，这种现象是难以想象的。
谈到华夏族所具有的共同地域，我们认为，这实际就是指的当时六国所领有的国土范围。因为这片范围内的居民都属于同一个民族，不再有各种蛮、夷、戎、狄等部族存在。这些部族原有的居民，不是融入了华夏民族，就是外迁到更加边远的地区。反映在这片地区居民的风俗习惯，也大异于前。如同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所述“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之矣”，说明战国之人彼此间确实已再无氏族出身的差异，惶论所谓不同的民族。由于氏族血缘联系已不复存在，各国开始对其臣民按地域行政区划实行统一治理，包括实行郡县制和地方基层的什、伍、乡、里之制。这些制度不仅广泛施行于战国时期，且是以后二千年历朝历代施行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如此来看待华夏民族共同地域形成这件事情，说它成立于我国战国时期，应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谈到华夏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我想这应当就是指我们的先民一直从事的以锄耕及灌溉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生活方式，以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或渔猎生活相区别。对于这样一种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生活方式，大概是没有几位先生不认同的。
还有共同文化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上面讲华夏族称的来历，对之已做过介绍了。需要加以强调的，是我们民族一直盛行的尊祖文化。我们有自己的祖先认同，就是认黄帝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自战国、秦、汉以至于今，无论是当朝，还是民间，人们一直给予黄帝以隆重的祭祀。如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所提到的：“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这样一种文化，在世界各文明民族中是很少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勾勒出了华夏民族共同地域的范围。所谓“西至空桐”,空桐即崆峒，在今甘肃平凉市西,于战国时期乃是秦国的属地,说明秦人亦是认自己为华夏民族的。实际上，秦人亦自称为“夏”。见于战国云梦秦简，其《法律答问》有云“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又云“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也”，说明秦称自己的国人为“夏”，称秦国女子所生子为“夏子”。
归结到我们所要论证的战国北边长城的性质上来，说秦、燕、赵三国长城共同构筑了华夏族共同地域的边界，恐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