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长城，我们自然会想到连绵起伏的墙体、雄伟壮丽的关隘；想到驻守的将士、征战的健儿；想到“万里长城永不倒”“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可以说，长城集实体形象、人文情怀、精神内涵于一体，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长城最早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土地开垦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中原政权向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推进农耕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游牧民族则时常以马上骑射的方式对农耕地区进行侵扰。为阻止游牧骑兵南下，各个时期的中原政权大多不约而同在农牧交错地带修筑长城，目的是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适度隔离，维护相互间的生产秩序，降低战争风险。所谓：“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但在客观上，长城却使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交往距离进一步拉近，经济、文化上的互补性日益增强，彼此间的交流往来更加密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长城强化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经济互动和依存

自战国秦汉以后，各个政权修筑的长城主要位于农牧交错带。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产品的单一性和不易保存性使他们需要得到来自农耕地区的粮食、手工业品及酒曲、茶叶等产品。同样，从游牧民族那里得到牛、马等大牲畜和畜产品，也有利于中原政权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军事实力。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这种强烈的相互依存性与互补性，使长城内外各民族间始终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并呈现出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

在长城修筑前，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贸易往往呈无序的自然交流状态，由于没有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交易常常难以完成。游牧骑手携带畜产品来到农耕地区，随时有可能将贸易转换成掠夺。长城修筑后，这种贸易在西汉初期转换成关市的形式。汉朝与匈奴订和亲之约，就包括了开放关市的规定。《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有序的关市贸易，不仅使姑臧成为“富邑”，而且使这里的居民有了更多发家致富的机会，为长城地带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大交融的局面，长城内外各民族间的互市贸易更加频繁。柔然与北魏之间通过朝贡的方式交易物资，北朝用马匹换取南朝的香料，北魏在洛阳设置“四夷馆”安置周边各族及中亚、拜占庭来华的商人。隋唐时期，长城地带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规模宏大，满足了双方的互补性需求，“彼此丰足，皆有便宜”。辽宋夏金元时期，北方民族建立地方和大一统政权，方便并活跃了长城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明朝与蒙古之间通过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交流物资，在长城的关口之处多设置马市，许多马市如大同、张家口等发展成为北方地区的重要城市。到了清朝，旅蒙商人活跃于长城南北，全国商贸网络基本形成。

从历史上看，长城的修筑非但没有隔断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反而强化了两种经济形态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性。长城内外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经济互动必然会带来文化交融和情感沟通，这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长城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农业生产的持续进行需要稳定的、有秩序的社会条件。为了更好地抵御游牧民族的冲击，中原农耕民族需要加强整体力量，建立大一统的王朝。自战国时期开始，秦赵燕政权不约而同地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就是为了对付游牧民族的骑兵南下，将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长城以北，更好地保护农耕文明。而长城的修筑，增强了农耕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推动了长城以南地区统一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与巩固。

长城的修筑在促进中原地区团结与统一的同时，也促进了长城以北地区游牧民族的交融与统一。长期以来，北方地区存在着众多的混合经济部落，这些部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为了防止对草场的争夺造成部落间的战争，需要建立统一的政权来划分草场资源和确定不同部落的迁徙转移路线。同时，长城的修筑阻隔了游牧民族南下的通道，游牧民族为了突破长城的防线，也需要凝聚成集体的力量，统一广大北方草原地区的匈奴政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长城南北的各自统一，又为全国范围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费孝通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两个统一——农业区的统一和游牧区的统一，终将形成混同南北的一个大统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

而与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相伴的长城道路交通网建设，则进一步强化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认同。长城道路交通网包括平行道、丁字道和十字道三种形式，分别起到了将长城沿线连为一体、从内地为长城提供物资军需援助、为长城内外各民族交往建立通道的作用。长城道路交通网建设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发挥长城军事防御作用，但在客观上看，首先加强了中原各个地区的联系与往来，将中原地区更加紧密地连接为一个整体。其次，也加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联系、交流与往来，这种作用在历史上一直得到了发挥。从某种程度上说，道路是“更加坚固的长城，它的手段不是阻遏，而是融通和化解，因而它建立的秩序更加稳固和长久”。长城的修筑，促进了长城南北的道路交通网建设；道路交通网的建设，则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与贸易往来；经济的交流与贸易的往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文化的交融，强化了“长城内外是一家”的民族认同。

长城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与情感亲近

历史上，尽管长城内外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有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但更多的时间是和平相处、文化交融。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碰撞交融、频繁互动、相互学习，由多元走向一体。

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之所以千方百计地进入长城以南，虽然主要是由经济与环境因素导致的，但也有其对中原文化钦慕的原因。仰慕中原文化、主动学习中原文化，成为北方各游牧民族的共同追求。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跨越长城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不约而同地学习中原文化，将儒家文化视为正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强大游牧政权的匈奴，与中原王朝之间就经历了对抗、和亲、内附、融合于华夏的过程。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借鉴从来不是单向的。历史上也有不少农耕民族学习借鉴游牧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例子。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等等。

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不乏长城内外各民族同源共祖的记载。匈奴是夏人的后裔，鲜卑是黄帝的子孙。南北朝之后，黄帝几乎被塑造成北方各族的共同祖先。各个民族通过祖先认同，意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强化彼此间的认同。隋唐的帝王流淌着鲜卑族的血脉，他们的观念更加开放、更强调民族平等性。唐太宗曾对臣下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清朝的建立，将中国的统一推进到新高度。康熙强调长城内外各族是一家，“满洲、蒙古、汉军、汉人毫无异视，一以公正处之”。他认为应该废止长城的修筑，民众一心与民族和睦是更坚固的长城。

近代以来，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长城的军事防御作用削弱，其精神价值则进一步凸显。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军队在长城沿线展开了顽强抵抗，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搏斗。1933年4月在《时事月报》刊登的一幅名为《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的插画，描绘一个巨人般的战士紧握步枪，跨过低矮的城墙，冲向前方。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把长城作为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特质融入其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长城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团结一心、浴血奋战，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使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此，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更加深入人心。

长城蕴含了追求和平、维护秩序、凝聚民心、和谐共处的多重寓意。放眼历史长河，长城地带不同民族、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制度与文化间的碰撞交融、频繁互动，由冲突渐趋融合，呈现出一幅壮美生动的、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融合画卷。长城内外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注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