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民国以来官方的选择，今天（西历九月二十八日）是孔子诞辰日。孔子的诞辰到底是哪天，至今学界还有不同观点，这是个学术上可以继续考据的问题。但是纪念孔子的诞辰，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对于我们中国文化来说，确本应该是一件很重要、很严肃的事情。因为两千多年以来，孔子一直被奉为我们的“先师”。经由“先师”的教导，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才出了那么多优秀伟大的人物，才有勇敢和凝聚的灵魂走过一次次历史挫折而历久弥坚，才有那么深远的、丰富的、值得我们去回味和资取的文化传统，经由“先师”的教导，我们心灵深处才一直鼓荡着对“华夏”的认同和自豪感。

说孔子是中华民族的“先师”，那么孔子传授了我们哪一门学问呢？我们现代人吹捧孔子的，往往称赞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教育家”，甚至也有人说他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伟大的音乐家”等等。诚然，仅仅从孔子的才能和成就来看，他并不负于这些头衔。但是孔子作为“师”并不在于教我们去成为这些专门的“家”，而根本在于教我们去“成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努力去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去创造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仁道就是人道，儒学就是人学。说儒学是人学，并非是说儒学缺少超越世俗的向度。相反，必须由尽心、知性、知天，方能究竟人生之深刻；必须到参赞天地化育，方见生命之广大。在德性人格的养成和人伦义务的完成中实证天命之不容易，默契超越与永恒，推己及人，下学上达，此方是先师之教的究竟和博大。孔子作为先师，其意义在于传承人道——揭示人的价值本原、指点人的价值实现之路径，用古代道学家的话来说，就是 “立人极”（周敦颐语）。孔子之“立人极”，为中国文化廓清和培固了教养的本原，为中华民族凝聚了最博厚、高明和包容的灵魂。

孔子何以能为中国文化“立人极”呢？因为孔子是圣人。圣人不是为哪个族群“立人极”，而是为人类立一个人的标准。近代以来，我们有一种习惯，就是希望把孔子描述成普通人，尽量让孔子失去“圣人”的光环。晚近学者更是强调“去圣乃得真孔子”。其实这是徒劳的，圣人本来就是普通人，但是圣人又绝不仅仅是普通人。孔子是以人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不是以神之子或者神之使者的形象出现的。孔子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家有嗣、有病有难、有生有死，孔子是普通人。但是孔子恰是以人的形象而究竟地实现了人的价值，血肉的身躯焕发出“温良恭俭让”的光辉，坎坷的人生诠释了“乐天知命”的深刻，学思并进，默知心通，成己成物，成就了“仁知勇”的境界，由此而展现了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能达到的真善美的极限。孟子说“形色天性也，唯圣人然后能践形。”可谓深知圣人。仅仅承认孔子是普通人，而忽略孔子作为圣人的意义，那就看不到儒学的理想性，失去理想的个人和民族，容易沉溺功利，容易失去敬畏，容易浅薄和短视。孔子作为“先师”，传承“人道”，为人类之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为中国文化廓清和涵养了教养的本原。

一切有文明原创力的民族，必然重视文化教养，必然重视教化。教化的意义何在？教化之益，对于个人而言为修身立德，对群体而言是化民成俗。立德树人以追求超越性的价值为极至，如此方可说独立人格，方可说安身立命。若根本不开显超越世俗功利和世俗权威的价值追求，那么永远谈不上独立人格，而容易养成“依附性人格”——依赖权或钱。其所培养的人，要么屈从于现实权威，唯权是从；要么是依附于钱，唯利是图。而且，也无从安顿人之终极关怀。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教化作为国家政治之基础。维系共同体凝聚力的核心必然是价值观念和生活习俗（礼俗）。离开了教化（核心在价值观念系统）作为根基，族群认同将失去最深层次的文化基础。而孔子之教其深刻、广大和独特之处在于由人心之本然和人生之实然处指点人生意义和社会生活，开出足以安顿世间生活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样式。用儒家经典中的话说，就是“人文教化”（《周易·賁卦》）。

孔子作为“先师”所传承的人文教化是最为圆融的教法。第一，经验性与超越性兼顾。打通世俗与超越，所谓“下学上达”，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天道之意义，亦是从天地之生成发育而见，天道之意义，体现于人情伦理，所谓“承天之道，治人之情”（《礼运》）；亦体现于人类历史，所谓“天人之征，古今之道”（《天人三策》）。故而，离开人心与人生，并不重视抽象之创世神的思考。第二，破除形式上的偏执，而以人文理性作为信仰之根基。所谓“直接信理而间接信教”（梁漱溟先生语）。故而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从形式上说，第一、儒家之教并不在现实生活之外另有独立的教化体制。最普遍的文化载体在家庭——人类天然的生活事实和最普遍的生活方式。第二、礼乐之教，重心在安顿人心，虽对神灵极其诚敬，但重心不在祈祷呼救。第三、人文教化可以一切社会现有体制为依托，依托于国家的教育体制意义尤为重大。

根据宋儒的称谓，儒学作为“人文教化之统”可以被称为“文教”。文教跟宗教不同。文教不把人生之终极价值源头做悬设，所以人生之目标和人生意义之设定不是天堂地狱的彼岸世界，而是本于人心之本然与人生之实然。人心之本然，即发现人心之道德理性，由穷尽此道德理性而淘汰生命中非理性的内容以转化生命实存，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从而实现超越性的生命价值。成己成物——从而获得现实事业的牢固的内在动力基础——自觉超功利的动力源头。本于人生之实然——人生而在以家庭为核心的人伦关系之中。所以儒家之道，只说明德亲民，只说成己成物。人生之任务使命不做预设推理，而是从人生直接显现：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对自己的义务，修身立德，穷理尽性。对他人之义务，推己及人，亲亲仁民。如此而已。虽然儒家也重视超越性的天道意义。天道即仁道。从教上说，天不能完全失去宗教性权威。但是从理上说，天乃是仁道之理体，并不外在于万有。虽然崇敬鬼神，但是鬼神设教，一者报本反始，二者思孝奉先。所以儒家之文教与一切宗教都不矛盾。因一切教不能回避人心之本然与人生之实然。做一个人有独立人格、有人伦责任感的人，乃是成为其他一切教徒、一切学派信从者、一切社会职业人的基础。所以，孔子和儒家一直都是最广泛的社会价值观念共识。自古以来，历代贤达无不从孔子之教而获取人生智慧。历代政府，莫不以孔子之教为良法善治之本。所以孔子才成为中国文化之轴心。

孔子为中国文化之轴心，此非虚言。民国以来学者，很多人书写《中国哲学史》试图把孔子描写为先秦诸子之一，试图仅仅把儒学描写成九流十家中一普通学派。这是浅妄的。孔子是上古历史文化的整理者，同时也是之后华夏人文传统的开启者。所谓“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传；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儒学”也并非孔子有意创立的一个思想流派，而是孔子在整理和诠释历史文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人文教化传统。孔子之后的儒学，有学派性，但是总体而言，儒学本身又具有超越学派的文化地位。儒学是华夏人文传统积极且主流的继承者。

纪念先师的诞辰，弘扬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近年来有学者倡议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这也是对先师孔子很好的纪念形式。儒家一直认为，人文教化可以因任现有的社会分工和职业角色，而教师的身份更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人类历史上，教师一直承担着传承文化、启迪人格、传播知识和思想的作用，所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师说》），所有具有创造力、生命力的民族都有“尊师重道”的传统。虽然当今社会，教师有职业化的倾向，但是任何的技艺和职业都有其德性原则作为价值方向，这是永恒不变的事实。教师有职业化的一面，同时也有超越职业而引导立德树人的一面。立德树人，这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不回避的使命，这也是自先师孔子所形成的传统。孔子作为教育家，他所传授的不重砸某个学科或某一门类专门知识，而是人文化成，是成人的教育。孔子之教是希望“人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然后才能成为某一类人”（冯友兰先生语），所谓“君子不器”。总而言之，若能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更好地发挥儒学文以化人的功能，必将有助于提振民众的文化自信，必将有助于理顺人心之价值秩序、促成尊重文化的社会风尚。

世界上，所有的族群聚落都有风俗，但是不是所有的族群聚落都有圣贤。世界上，很多族群和聚落也都出现过英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们更是璨若星河，但是若是没有圣人和文教的教导，英雄的血气并不能支撑这个族群走得很远。虽然在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已经无缘专门研读圣人留下的经典，但是我们的心灵家园依然主要奠基在儒学的土壤。虽然在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已经不知道哪天是属于国人的圣诞，但是圣人的智慧依然照耀着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虽然在今天，思想文化界各种学说争论不休，但是如实地了解以后，先师之教依然可能是我们最普遍的共识，更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