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九月初五，西历2018年10月13日，知名儒家学者、苇杭书院山长杨汝清先生在出差途中，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江西九江火车站。享年49岁。杨汝清先生是当代中国杰出的儒学研修者和传播者，十几年来以弘教育人，传播儒学为己任，是民间儒学深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他的去世是中国儒学和社会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

杨汝清先生生于河北张家口市，自幼颇负豪情，大学毕业后曾供职警界，后考取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2000年前后，杨汝清先生即开始参与民间公益组织一耽学堂，学习并传播传统文化。近10年来更是辞去职业，放下营生，以民间儒家学者身份全身心投入儒学传播事业，讲经论道，整理典籍，搭建平台，组织讲会，为儒家文化事业，可谓不辞劳苦，鞠躬尽瘁。

杨汝清先生有社会担当精神，有文化情怀，有弘道热情。近10年来，下至民间私塾、读书会、中小学校、社区，上到大学讲坛、国家机关、大型国企，但凡有了解儒家文化之需求，只需邀请，杨汝清先生即欣然前往，讲学传道。其讲学绝大部分为公益授课和指导，以弘扬儒学正脉、增进文化自觉为用心，从来不计较回报。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杨先生曾参与过全国各地30家国学机构或组织的义务指导，如北京燕京读书会、北大国学社读书会、北京继光书院、北京麟之趾国学幼儿园、衡水学习社、平凉市传统文化促进会、太原龙城书院等等，应邀在清华、北大、南京大学、河海大学、衡水学院等30多所高校，以及顺义一中、南京科利华中学、广州执信中学、广西恭城中学等3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做儒学演讲数百场。其他政府单位或企业无论。近年来，因又利用现代传媒，通过现场直播、音频、视频等传播儒学，以满足广大儒学爱好者之学习需要。2006年，杨汝清先生在北京创建苇杭书院，立“讲习礼乐，力行孝道，敬畏天地，感念圣贤”为宗旨，以孝为核心，以圣贤为师表，以“知行合一”为鹄的，立志守望儒家道统。2009年冬，“苇杭书院”开启以20年为期的年度会讲。9年来，分别以“孝”“礼”“信”“耻”“廉”“义”“和”“忠”“恕”为题举行了9期会讲，以期“守护儒门，传承命脉”。与此同时，杨先生拜访学界名流，组织青年学者，搭建儒学学习平台，先后在怀柔继光书院、南京夫子庙等多地组织儒学会讲和儒学讲习班，事必躬亲，满腔热忱。2014年指导发起“北辰青年计划”，秉承“文化·公益·青年”之宗旨，定期举办传统文化研习为核心的青年学生营队，以儒家人文精神引导青年学生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向。2015年应江阴江南书院邀请，于此组织教学团队，发起儒学修身营和经典时习营，每年五一、国庆和寒、暑假，4期营队，3年来未曾中断，前来学习者600多人次，为提高书院学术水平，搭建学院儒学深入民间之平台，成立国学研究院组织学术会讲，复考虑到青年学子来自全国各地，一年之中，聚少离多，又成立江南书院微信学习平台，受众数百人，可谓用心良苦。自2018年，杨汝清先生协调各方资源，尝试恢复白鹿洞书院，8月份在庐山白鹿洞书院组织了“千年书院文脉重开”学术会讲，书院蓝图已成竹在胸，竟壮志未酬而去。

杨汝清先生立身处世，有儒者风范。其为人心胸磊落，宽厚温和，与人为善，待人有长者之风，虽共事多年者，未尝见其愤戾之色，未曾闻其秽骂之辞。每每以“不疾不徐，从容优雅，张弛有度，卓尔不群”诲青年学子。杨先生待人接物，以情义为重，无论对任何相与者，皆坦诚相待。杨先生为弘扬文教，广结善缘，搭建文化平台，组建教学团队，同道之间，道义相期，德业相劝，知人善用，肝胆相照，虽琐事常亲力亲为，愿为同道分忧，或有一业一艺之长者，皆让其有展现之地，不没人之长，不嫉贤妒能，故从游者莫不折服。杨汝清先生虽为儒门守望，但不自限门户，观念不同、信仰不同、行业不同者，皆尊贤容众，以诚相待，以义相交，皆欲其了解儒家观念，期其同情儒家事业，偶或因观念参差，发生辩难，杨汝清先生往往泰然处之，侃侃而论，愿求同存异。故虽道不同者，闻杨先生长逝，亦为之叹惋痛惜。杨汝清先生乐善好学，于儒学界前辈，但凡有缘，莫不躬身前往拜访问学，如楼宇烈先生、钱逊先生、蒋庆先生、张祥龙先生等学界前辈都对其寄予厚望。复又爱惜人才，10年前即强调文化振兴，必以培养人才为本，为方便青少年学习国学，校对编订苇杭文库·国学玩诵本系列图书，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发行，面市以来，深受读者欢迎；同时，办读书会、组织会讲，重视引导青年学子，提携后进，嘉惠后昆，但凡愿意问学者，莫不倾心交谈，谆谆引领，是以不少青年学子自愿尊为师长。杨汝清先生离世，学生自愿前来奔丧者百余人，挽歌当哭，闻者莫不落泪。

杨汝清先生投身儒家文化事业近20年，对传统儒学是身体力行者，是在民间扎扎实实做事者，是实践之儒，弘道之儒。他对自己所做之事，有清楚定位，近年来他虽有了一定名望，但从不自尊自大，一直为儒学复兴的漫漫长路而忧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文化可以张扬、道统可以张扬，但个人不能张扬”，自言甘愿为儒家文化将来之复兴做“泥土下之泥土，砂石下之砂石”。其一生虽短，其所做之工作虽琐碎，然而对于正在复兴的儒家文化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杨汝清先生有极强的家国情怀和儒学道统自觉意识，身体力行，弘道以殁，其志行当能一定程度上增强当代儒家学者之身份认同和文化担当精神。杨先生自作苇杭书院楹联曰：“何等家国，代有儒生承道统；如此江山，世存经典辨华夷”，其情怀与立场由此可见一斑。近10年来，杨先生放弃生计，以民间儒家学者的身份，义务讲学授课，组织各种主题的会讲、儒学修身营队、读书会，以期接续儒家文以化人之血脉。多年以来，杨先生没有体制依靠，亦多次拒绝商业运作，注重保持纯粹的教化精神，对文化事业满腹热忱。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不以学术研究为职业，更非以教授国学牟利者，而是始终以弘扬文教为用心，他的志行，称得上传统意义上的士君子。杨先生之精神必将激励后来者，继承儒家文教血脉，对于儒者之身份认同和使命自觉当有重要意义。此外，杨汝清先生十几年来为弘扬儒学，求师访友，广结善缘，搭建多个儒家文化交流平台，感召了大量青年学子和社会人士，儒家文化的同情者、同行者越来越多，这对于恢复传统士林群体身份自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杨汝清先生为此文化理想付出巨大代价，因传播儒学并无可靠收入，且常年在外奔波，陪伴家人时间极少，其妻女尤其承受了颇多压力，杨汝清先生自己亦常以为歉，每念及此，往往叹息不已，然而舍小家顾大家，庶几无悔。

其次，杨汝清先生十几年来一直试图恢复传统儒家民间讲学的传统，力图营建儒家道场，恢复儒学的教化功能，探索传统儒学融入当代社会的新模式。杨汝清先生多年来尝试恢复传统儒学会讲，先后组织苇杭书院年度会讲以及其他专题会讲达数十场，其主题涉及传统儒家孝道观、儒家诚信观、礼乐与现代社会、重振儒家师道、乡贤文化与现代社会、儒家婚姻与家庭观等等，议题皆取自传统儒学核心义理，问题皆切中当今社会重大弊病，试图由传统儒学智慧中找到解决当今社会问题之思路，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杨汝清先生出身名校，又深入民间，故多年以来，搭建学院儒学走进社会的文化桥梁，培固儒学社会教化的文化根基。此外，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儒学传播，杨汝清先生探索多种新的形式，尝试让儒学人文精神融入当代社会。如组织发起苇杭书院读书会，10年来，每周一次，坚持公益面向大众讲解儒学经典，从《四书》《孝经》到《诗经》，力图做到深入浅出，颇受欢迎。又如在在江南书院发起儒学修身营队、成立网上学习平台等等。如此诸多，是杨汝清先生多年来不断探索恢复儒家讲学传统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切实的实践探索。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杨汝清的事业进展其实非常艰难。苇杭书院最初成立的7年，一直未有经济能力落地，只能凭私人关系借用不同场地，故曾辗转多处。2014年因热心人士捐款，书院才在北京沙河租借一处百平米左右的民房作为办公室，但是长期以来并无稳定经济支撑，2016年书院取得敦和基金资助，但是3年到期以后，支撑资金尚无下落。因资金不足，书院无法雇佣太多工作人员，以至于很多琐事都靠杨汝清先生亲力亲为，四处奔波之外，经常工作通宵达旦，在家人的印象之中，他总是风尘仆仆，忙忙碌碌，因长期奔波劳累，近两年中，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以至于壮年蘧陨，令人不胜唏嘘。

再次，杨汝清先生是儒学传播者、弘道者，其学术研究虽未至于精深系统之境，然而其倡导的一些思想观念对于民间儒学之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例如他在讲学内容上提倡孝道，并重视礼乐，在治学理念上强调以经典义理为归宗，倡导“以儒家解释儒家，以经典诠释经典”的诠释原则。所谓“以经典诠释经典”，杨先生痛感当代民间儒学传播中，儒学宣讲常游谈无根，甚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更甚至有牟利之徒、滥竽之辈混杂其中，故强调学习儒学必须以经为宗，求经本义，回归经典，不可随意枉说。强调读经方法有三，一者同情与敬意；经典乃民族智慧之结晶，教养之本原，对本民族经典之学习必须由同情与敬意而入，必须有文化自觉、文化自知，方可有文化之自信。二者切己体察；三者经史合参，这两个方面，分别取宋、汉之长。儒家之学，根本在安身立命之义理，修己安邦之才能，切己方可自得自立，究诸经史方可有经世致用的视野。所谓“以儒家解释儒家”，是强调必须从儒家义理体系内部和儒学经学的历史传统解释儒学，反对大杂烩式的宣讲儒学。杨汝清先生虽未敢以儒者自居，自称愿作“孔子之徒”。或疑其以儒门自标榜，似有排他性。实则杨先生于此深有考虑，他认为今日儒门弘道，门户需清楚，而内容需包容。门户不清，则无法凸显儒学义理与文化之独特性，内容若不包容，则无法融入社会。因儒家无独立的道场，无明确的身份认同，百年以来，受冲击最大，文化传承危机更深，当此之际，必须有人出来“守护儒门，传承命脉”，否则儒家义理与文化之所长即将埋没。然而，儒学不可自限门庭，必须面向社会、面向不同思想、教派与文化，如此方可融入社会，返本开新。杨汝清先生过世后，前来吊唁与协助理丧者，九流三教，不同思想流派者、不同信仰者、不同职业者，皆在其中，此中盖无他意，多感于杨汝清先生为我中华文化奔波一世，更哀悯其壮志未酬，中道而卒。

杨汝清先生逝世以后，数十位同道、学生从全国各地奔赴九江协助料理后事，他生前曾经执教过的江南书院，恳切要求由其办理丧事。杨汝清先生灵柩在江南书院停灵5日，由儒门同道参考传统儒家礼制安排丧礼，至出殡当日，收到文化界同仁、机构唁电数百封，前来吊唁、送行者近300人，其感召力与影响力于此可见。平心而论，杨汝清先生所经营之文化事业，规模谈不上宏大，其学术造诣之理论性、系统性亦恐不及现今学院中专业研究水平，其学术水平和做事能力概是一普通人，然而其家国情怀，文化关切，以一己之力，深入民间，弘扬文教，令闻者莫不肃然起敬。其学生以及身边同事常以“杨老师”称之，但杨汝清先生并非职业教师，然而其既被称为“老师”，必是在韩愈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意义的师，抑或可以说杨汝清是一位有德无位者，然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师”——当代中国社会所最缺乏者。

杨汝清先生一生志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民间儒学的历史境遇。儒学有义理层面，故可沟通于西方哲学，然而与西方知识理论形态之哲学不同，儒学之核心精神在人文教化；儒学又有社会实践之层面，故可沟通于西方宗教，然而儒家之教化，不同于西方宗教，其并无单独宗教体制以为托身之所，而是依托一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故传统儒学实际具有一身兼二任之特点，这也是儒学作为“文教”之特征之一。近代以来，传统社会体制走向解体，儒学亦不再立于学官，故儒学社会教化的基础逐渐走向瓦解，儒家文化对社会之价值与伦理引导亦趋向淡漠。儒学逐渐成了学院中部分专家学者研究的知识学理，曾一度被称之为无体之“游魂”。本世纪初以来，多种原因促成了儒学热，很多有识之士投身儒学文化公益，愿意为社会教化、儒学传承奉献心力。故而有学院儒学与民间儒学之分野，这一文化现象是儒学在特定历史境遇中产生的。民间儒学作为儒学社会教化的根基正在恢复，然而，此过程却步履维艰。迄今为止，儒家的伦理精神和价值观依然是构成中国人最普遍心理结构的文化因素。作为文教的儒学依然是最普遍的信仰支撑。然而，失去了普遍社会载体的百年间，儒家的人文教化并未得到积极倡导。而文教的没落，实际也是民族信仰被冲淡的过程。当代民间儒学虽然经由众多具有文化情怀和弘道热忱者大力传播，然而，重建儒学在社会的教化基础依然任重道远。从根本上说，教化必须是非功利的，故儒学传播不能完全依靠商业运作模式。然而，没有官方政策支撑，又无宗教形式以为依托的儒家教化，如何在当代社会落地生根，依然是值得忧虑和思考的问题。然而，儒学作为民族智慧之学脉，作为民族教养之血脉，定然不会缺乏先知先觉者，定然不会缺乏以身体道者，为家国守望文教，为儒学守望义理，续先贤之志业、继往圣之慧命者，必将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