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对既往研究的梳理并结合对相关理论的把握，力图厘清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认知：第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如何界定“周边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学理性关联？第二，研判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状及挑战。第三，全面评估并重新认识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既往研究及其不足

总体来看，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溯，我们对于学界关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及其相关概念的研究现状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对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内涵、困境、意义以及路径等方面都做了积极的探讨。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都只停留在一般性的政治说教层面，缺乏理论的支撑。这便使得他们研究过于庞杂，匮乏系统性和学理性。

从研究方法来看，学者们注重运用概念分析法、文本解读法、比较研究法等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倘若可以加入数据分析法、访谈法等定量研究法，将使得研究成果更具精确性和说服性。从研究视角看，既往研究由于忽略了周边命运共同体持续动态演化的特征，往往倾向于以静态视角对其进行剖析和价值评估，因而无法对周边命运共同体之于中国对外战略整体框架中的定位予以准确把握，未能清晰地认知其推进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潜在挑战，亦无法提出有效的推进路径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周边战略环境变化。

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挑战：认同困境与结构性矛盾

需要认识到，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着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薄弱问题。而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薄弱的问题往往与认同相关。

（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困境

第一，身份认同差异。首先，每一个周边国家都有自己的“周边”概念。其次，中国提出的“周边”，往往被理解成秩序的涵义，被西方解释为中国试图恢复往日的朝贡体系，建立中国所谓的霸权秩序。

第二，价值认同多元造成的差异。价值观认同是一个由外到内、由认知经由情感再到意志、由观念到行为的连续推进过程。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制度存在一定差异，各国对待区域共同价值认同存在温差。在“四小龙”起飞阶段，区域内国家推动亚洲价值观的认同。对于什么是亚洲价值观，周边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

第三，文化认同困境。周边国家文化千差万别。在这一区域，既有儒家文化、印度教文化，也有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这些文化既有差异，同时又具有共性。在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中华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四大文化体系，同时又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这些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甚至相互碰撞，有时面临文化认同困境。

（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着紧密度欠缺的问题。而周边命运共同体紧密度欠缺的问题体现在中国与周边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主要包含地缘政治结构、经济竞争结构和话语体系结构问题三个方面。

第一，地缘政治结构问题。从狭义的周边来讲，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历史问题和边界领土争端、岛礁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端等。这些问题或争端都是历史形成的，大都与西方殖民因素相关。

从广义的周边来讲，美国是最大的干扰源，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美国这种对中国周边的围堵，不一定奏效，但会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产生一定的破坏性作用。

第二，经济竞争结构问题。在全球和地区价值链与产业链调整、重塑之际，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周边国家产业发展的竞争和挑战。一方面，来自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传统产业强国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印度、越南等区内新兴经济体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第三，话语体系结构问题。虽然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依然在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周边国家中，尽管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但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却一直以来因西方媒体的“标签化”和“污名化”而常常陷于负面的刻板印象。这与西方国家长期掌握着国际话语权，已然形成的话语霸权不无相关。

三、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人文交流路径探索：目标与路径

从政策层面看，既往学界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实践性建议还存在过分关注物质层面行动，对以人文交流为核心的非物质性实践路径关注不足。对于中国而言，大力推进同周边国家间的人文交流，既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也是塑造长期总体利我周边战略环境的有效手段。

（一）目标定位

根据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及要求，设立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目标。这个目标既是宏观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应具有可操作性的阶段性目标。战略目标的设定需要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阶段性目标的设定则需要解决阶段性任务。

（二）路径选择

推动人文交流拥有多条路径，每一条路径都有其功能和特点。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需要对人文交流的路径进行精准定位，使得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更加有序、有力，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凝聚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首先，建立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统筹机制。周边国家人文交流覆盖面广，牵涉职能部门较多，需要成立跨部门协调小组，统筹人文交流各个领域工作。

其次，多渠道深化周边国家人文交流。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涵盖媒体、青年、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领域。各个领域具有不同特点和优势。需要充分发挥各个领域的独特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提升人文交流在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辐射力、塑造力、引导力与向心力。

一是提升媒体交流的辐射力。二是激发青年交流的积极性。三是发挥文化交流的感召力。四是促进教育交流的塑造力。五是推动科技交流的吸引力。六是加强体育交流的向心力。七是深化卫生交流的凝聚力。此外，环境交流、地方交流、智库交流等人文交流路径对于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了解与认知，促进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结语：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展望与政策建议

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强大传播能力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关键挑战。针对当前周边国家的舆论环境，中国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借助人文交流的路径，有针对性地推进国际传播，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并塑造中国良好的对外形象、提升中国的对外声誉和国际影响力，为加快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观念基础和认同价值资源。

第一，在开展国际传播时，必须牢记中外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同时缩小中外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

第二，发挥中国自己的媒介平台优势。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有着广泛的海外联系，具有“传声筒”的作用。此外，东南亚地区广泛存在的华人华侨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媒介传播优势。一些周边国家存在本地的华人报纸，是中国在国际舆论战中的天然盟友，是中国故事本地化的重要媒介。

第三，注意中国传播方案的本地化。在推进国际传播时，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中国价值与中国方案的普适性；另一方面，应注重中国方案的本地化、本土化。

第四，注意到“小骂大帮忙”者的存在，不能只谈成就不谈问题，树立立体中国国家形象。针对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污名化，中国应从保守到主动，必要时刻反守为攻。同时要注意自己主动给普通民众打舆论“疫苗”，加强“污名抵抗力”。

总而言之，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是中国维护、延长和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依托。在此背景下，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同时，周边又是一个文化多姿多彩、政治复杂多变、经济参差不齐的地区。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无疑会面临诸多挑战。

相较于物质层面的交往合作，人文交流在增进国家间观念认同、提升战略互信水平、夯实国家间交往的民意基础、促进繁荣与合作的过程中发挥着“软联通”的独特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同有关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的过程中，由于价值观念、身份定位和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差异短期内难以弥合，往往会产生一系列不必要的摩擦甚至冲突。在此过程中，人文交流的同步推进将发挥有益的“润滑剂”作用，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有效降低双边政策误解误判、为务实合作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许利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摘自2022年第4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