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针对政治体制根本性质不变、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转轨经济系统，构建了一个寻租模型，发现在生产资源分配权力被政治家垄断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短期内，除政治体制外，市场结构和需求弹性等市场约束也决定着厂商的最优租金，使得经济系统在出现大量租金耗散的同时，也出现了短期经济增长。然而带有租金耗散的索罗经济系统表明，长期内寻租约束使经济增长无法实现稳态均衡，并只能在一个低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的区域内进行生产。本文解释了为什么在政治体制转轨明显滞后的情况下能实现短期的经济较快增长却不能保证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也初步探索了转轨失衡的原因及同步转轨的可能性，试图寻求“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
关键词：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转轨失衡；寻租；经济增长
*黄少安，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和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50100，电子信箱：shaoanhuang @sdu.edu.cn；赵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邮政编码：250100，电子信箱：zhaojianhero008@163.com.作者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
一、引言
对国家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总是引人入胜，但却也总是举步为艰。将人均收入的差异解释为要素积累路径不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Solow ，1956；Cass ，1965；Koopmans ，1965），以及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Romer ，1986，1990；Lucas ，1988），都没有给予经济增长差异以根本性的解释。直到有了将制度内生化的新制度经济学增长模型（North ，1981，1990a ，1990b；North and Thomas，1973；Coase ，1960；Acemoglu et al，2005），情况才有所改观。随后的研究热点开始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异比较，转变为转型国家间的经济绩效的比较。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big pang）的转轨绩效短期内好像很不好，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却取得了至少短期内GDP 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曾是20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一的阿根廷，其经济却几近崩溃，而“亚洲虎”却成功实现了经济腾飞？这些问题不仅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且也成为经济史和转型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热若尔。罗兰，2005）。
对这些问题的解释，Acemoglu et al（2005）强调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认为经济制度虽然直接影响经济绩效，但是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却受政治制度的制约，因为政治制度决定资源分配权力。如果采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两分法，大致可以将转轨类型分为两种：一种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同时完成转轨，另一种是宪政秩序相对不变前提下的经济转轨。前者被广泛称为“华盛顿共识”或者是激进式改革，后者被称为“北京共识”或者渐进式改革。Sachs et al （2000）强调了宪政秩序转轨对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双轨制虽然可以通过付出租金收买特权阶层来获得短期收益，但是会付出高昂的长期宪政转轨成本，这意味着政治体制转轨的滞后会产生大量的寻租机会，从而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渐进式改革强调了制度的连贯性和互补性，注重对制度变迁速度属性的区分，将制度分为迅捷变革的制度和缓慢演进的制度，前者以政治制度为代表，是离散的，无法进行边际上的调整，而后者则以经济制度为代表，是连续的，可以进行边际上的调整（罗兰，2005）。Lawrence et al（2000）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在宪政秩序保持不变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这种帕雷托改进式的改革保持了政治体制和利益格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效率改进。
主张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同时完成转轨的学者，过于看重寻租机会带来的福利损失，而忽视了生产机会的创造；而主张在保持政治体制相对稳定前提下实施经济体制转型的学者，则过于看重增量改革带来的生产机会的创造，而忽视了寻租机会的负面影响。那么在转轨过程中，寻租机会和生产机会仅仅是完全替代的吗？是否在某个次优路径下两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即寻租机会是生产机会的必要代价？本文的写作动机正是基于此。我们试图建立一个简单的政治家—厂商寻租模型，在政治体制效率低下——政治家具有较集中的资源分配权力的情况下，分析经济体制的效率——市场自由化程度——对厂商最优租金的影响。并以此为微观基础，在一个带有租金耗散的索罗经济中，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文章结构安排上，第二部分是关于寻租与体制转型方面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建立一个寻租模型，分析寻租行为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部分探讨了转轨失衡的原因，结合相关命题对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路径提出构思；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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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通过对转轨经济系统中厂商和政治家行为的观察、模型化分析，我们可以结论性地认为：第一，在转轨失衡即政治体制根本性质不变、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改革的经济系统中，虽然因为生产资源再分配权力被政治家垄断从而出现大量租金耗散，但是，由于政治家和厂商实际上达成的租金分成关系，使得寻租行为和生产行为具有很强的、奇妙的互补性，即短期内租金耗散和经济快速增长共存。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或地区在政治体制转轨滞后情况下，经济能够在短期内高速增长。
第二，如果政治体制转轨长期滞后、体制长期失衡，经济无法进入稳态水平，并被租金耗散约束在一个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高经济增长率和非均衡区域内，则实际上无法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而高速的增长。第三，初始制度禀赋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制度转轨路径，如果一开始所拥有的制度禀赋不能切断政治家与厂商之间的租金联系，转轨失衡就很难避免。第四，我们可以在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间达成共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同步转变与不同步转变，都是可能的，但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而言，在长期和短期上，却具有不同的影响。到底是否同步，既取决于特定的具有必然性的制度变革的初始约束条件，也取决于特定历史时点上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对历史机遇的把握能力和价值取向。我们不能否认，在众多的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中，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具有历史偶然性的超越“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政治精英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转轨方式产生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