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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屎尿诗”引起了一些争论，很多人不满意将这些脏东西入诗，认为作者趣味低下，亵渎了文学，对不起广大读者。我认为人们的反应是有道理的。凡是精神正常的人都本能地喜欢真、善、美的事物，对假、恶、丑的事物有一种直觉性的反感与拒斥，这已经成为了文学质地的标志、艺术美学的通例，更是某种程度的社会道德约制，是人人都在遵守的审美惯例，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是人的审美本能。
人形成这种审美本能，虽然有道德约制的作用，但是你还不能认为完全是道德约制的结果。在人类的精神发展史中，审美本能的形成事实上要比道德意识来的更早，相对来说，它更加古老，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源自于最原始的人性，正是这个东西，使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才与动物有了越来越显著的区别，逐步变得完美，无论肉体还是心灵，均是如此。古人写作《诗经》的年代相对于今天，应当是更少社会禁锢和道德禁锢的吧？即便这样，你从《风》、《雅》、《颂》中找得到对屎尿之类的脏东西的描述吗？找不到的。相反，出现在《诗经》中的作品，全部遵循了被孔子归纳为“无邪”的宗旨（孔子《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如果那些作品没有如专家所言从真、善、美的角度反映“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它也绝对得不到后世人的赞赏。梁启超先生就曾经认为，“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如果《诗经》不是这样的“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而是在字里行间泼洒上一些屎尿，弄得臭气熏天，我想，他孔老人家也不会费劲巴拉地将其收集整理成书籍供人阅读，我们当然也就无法认为它“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了。
元明以后，中国的小说和随笔创作开始结出累累硕果，至少进入文学史的那些作品，都是遵循了“思无邪”传统的——你能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中找到对拉屎撒尿的描写吗？你找不到的。即便是被称之为“淫书”的《金瓶梅》，写了N多的宣淫纵欲的情节，你也绝看不到作者跟着西门大官人走进厕所，观察丫怎样出恭、“出恭”出了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的物质，然后把这些脏东西写进小说。至于那些对宣淫纵欲场面和情节的描写，我并不认为是肮脏，虽然不做这样的描写更好些。性爱在某些限制条件下是美的，甚至是大美的；性不比屎尿肮脏。
就常识来说，人，尤其是作家，都懂得上述道理，所以对“不描写肮脏的东西”的自律，长期以来都被人谨慎地遵守着。这次对“屎尿体”诗作的反应如此强烈，恰恰说明“此花不常开”，诸如此类的作家、作品并不是很多的。这倒还是颇让人欣慰的事情，中国文学本来就已经羸弱不堪几无站立之力了，如果再堕落到屎尿满天飞的程度，那可真的就是灾难性事件了。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经历的多，见识的也就会多一些。其实在我长期的编辑生涯中，“屎尿诗”性质的事情，还真不是第一次遇到，与“屎尿诗”作者有类似癖好的所谓“作家”、“诗人”，曾经很多次出现在我的眼前。这种经验其实并非我一个人所独有，如果读者不健忘的话，应当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某些与此类似风格的作品曾经被吵到洛阳纸贵，而作为文学灵魂守护者和捍卫者的所谓“文学评论家”，或者因趋利而为之，或者闲的蛋疼，不但对那些肮脏描写视而不见，反而对这样的作品做起了鼓吹，更加重了此类作品的泛滥程度。我当时曾经大惑不解：这些人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喜欢描写脏的东西？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虽然没有找到答案，却对那些人、那些事留下了颇多的记忆，下面我就来“钩沉”一些记忆，看能不能在这些记忆中寻摸出一些有意味的见解吧！
2
先说一件关于“兴趣”的事情，然后再来说“癖好”，我认为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对于我们回答“为什么有人喜欢描写脏的东西”是会有启发的。
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西安结识了一个据说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我并不知道这位来自陕北的青年诗人是不是真有才华，因为我没有拜读过他的作品，但是其外表绝对是他自己按照“有才华”的程式精心设计出来的：不到三十岁的人，留着一把比马克思还浓郁的胡子，略微有些卷曲的长发，鬓角与胡须相连；棕黑色墨镜几乎遮住半个脸庞；他体格比一般男人高大，衣着总是游走在极讲究和极不讲究之间，有时候西装革履，风流倜傥；有时候又松松垮垮，闲散邋遢，这就使他浑身都散发出绝非一般人的浓烈的诗人、艺术家气息。我结识他的时候，他刚从陕北来到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主办的内部刊物做编辑兼装帧设计工作。
尽管那时候我已经在主编一家大型文学双月刊，然而我对“绝非一般人”的人还是充满了敬畏甚至胆怯，因此在我和这位朋友相识以后的几次来往中，隐隐的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觉得自己很没有艺术品位，活得很不如人家，于是每次见面我都不怎么说话，总想听他多说点儿什么。我尤其想听听他的文学见解，毕竟，我作为刊物主编结识这位朋友是为了发现有质量、有前途的作者，是为了寻找好作品的。顺便说一句，我主持那家刊物工作的时候，始终抱持着一种信念，那就是尽可能为本省作家、尤其是还没有名望的年轻作家多创造一些发表作品的机会。我本身就是作家，我知道一个人要想在文学上打开一番天地，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让我吃惊的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很有气势的汉子，说话的嗓音却异常纤细，简直就像是女人的声音。他的小手与身体也很不合比例，并且十分苍白，很容易让人想起“手无缚鸡之力”这个词……我用十几分钟才适应他诸如此类的外表反差和他独特的说话方式，谈话逐渐进入到平滑顺遂的阶段。
我很快就发现，这个人虽然立志于文学，并且听起来似乎是小有成就的，然而他与真实的文学世界却异常遥远，我很少听他谈论最近读了什么书，很少听他谈到因为读了什么书获得了哪些激动。对当时已经在全国叫得很响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作品，他更是抱持着一种高贵的静默，似乎这几个人和他们的作品都入不了他的法眼。我还可以进一步说，文学在他那里并没有在迷醉文学的人心中常有的那种神圣感，在相当程度上，他是将写诗当作单纯的谋生的技艺和手段，与精神生活无关，与灵魂的探寻更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现实处境，没有人生活在虚无缥缈的云间，我很理解他对文学为什么会如此疏离：他在这家杂志社的所属单位并没有正式的工作关系，有点儿我们目前所说的“北漂”的味道。这意味着他还没有改变陕北农民的真实身份，在这种情况下，生存——具体说就是建立正式的工作关系、把户口迁移进这座古老的城市，从农民身份转变为吃公家饭的国家工作人员——当然也就成为了远比文学（哪怕是极浅层次的读书）更重要的需要第一位考虑的事情。
我很不情愿地意识到，这位朋友在学识、观念、思维上还遥远地迤逦在文学之外，我甚至发现他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恐怕还达不到高中毕业生的水准，他那唬人的外表仅仅是外表，与内在的精神质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听他谈吐，很容易使人想到“鸡肋”，想到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里揶揄的“银样镴枪头”……说实在的，我挺失望的，失望中带着些遗憾，遗憾中带着些同情……他毕竟比我年轻，而年轻人是不可限量的，后来我们的来往虽然少了一些，却也没有中断联系。
有一次，我忘记因为什么事情了，也许是专门，也许是路过，我到那家杂志社去看望这位青年诗人。当时他恰巧设计了一期刊物封面，并且打出了彩色样张。我刚一落座，他就得意地把样张拿给我，让我欣赏。样张印着一个挺老大的汗涔涔的、头发有些纷乱的女人头像。我没从这张照片中看出什么名堂，有点蒙然坐雾，目光茫然地看向他，这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想让我欣赏什么。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傻，宽宏大量地提醒我说：“你再看看。”
我于是再看看，仍然看不出什么名堂，只好说：“挺漂亮的。”
他轻轻叹口气，大概认为我已经傻到不可救药了，于是把印着女人头像的样张从我手里抽过去，举到眼前，用艺术家的方式将图像好好欣赏了一遍，然后，眼睛里颤动着光亮，突然向我问道：“你看这个女人像不像刚被人×过？”
我顿时被他这句话震得外焦里嫩了，就像是突然挨了一棍子，既不能说像，又不能说不像，我呆坐在那里，几乎就要哭了。
“你不懂，”他挥一下小手，笑着说。
我尴尬地笑了笑，解嘲说：“我的确不太懂……”
“这是艺术，”他打断我，用尖细的嗓子补充说。
艺术？那我怎么没从古希腊雕塑或者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巨匠米开朗基罗的画像或雕塑中看到过“刚刚被×过的女人”？那我怎么没从秦始皇兵马俑或者中国古代绘画中看到过“刚刚被×过的女人”？说具体一些：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里统共画了八百多个人物，你能够在这些人物里面找得到一个“刚刚被×过的女人”吗？达·芬奇画过《刚刚被×过的蒙娜丽莎》吗？列宾画过《刚刚被×过的哥萨克女人》吗？罗丹雕塑过《刚刚被×过的妓女》吗？在艺术史上最离经叛道的毕加索和达利，估计也没画过“刚刚被×过的女人”吧？徐悲鸿画过《刚刚被×过的骏马》吗？齐白石画过《刚刚被×过的蟋蟀》吗？黄胄画过《刚刚被×过的驴子》吗？刘文西画过《刚刚被×过的陕北女人》吗？那些远古、现代、当代的伟大艺术家们，都像我一样呆傻和愚蠢了吗？虽然说时代在进步，人们的审美观念在变化，也不至于全都“审美”审到把“刚刚被×过的女人”当作艺术了吧？
我无助地看向我这位朋友——他仍旧留着比马克思还浓郁的胡子，长发的鬓角仍旧与胡须相连，脸上的墨镜仍旧出奇的大，一身西装革履，看上去绝对不像是一般人，然而我心底里却在想：他出身于世代农民家庭，长大以后遭遇过很多磋磨坎坷，他究竟是怎么形成如此骇人听闻的欣赏趣味的？我怎么他妈的有一种身处超现实世界中的梦幻感觉呀？我就是带着如此这般的梦幻感觉离开他的，走出去很远，我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无意间进入了一个梦境。
后来他给我送来几首诗，要求在刊物上发表。诗很艰涩高深，佶屈聱牙，我看不懂，我估计鬼也看不懂，就让责任编辑退稿了，从此我们就断了来往。虽然断断续续仍然能够听到他的消息，但那些消息都不是文学的，更不是艺术的，不过是家长里短之类。譬如他没多久就离开了杂志社（有一种说法，说他被单位辞退是因为在刊物印制环节拿了印刷厂的回扣，不过我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到西安市园林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去了，据说那家单位答应为他解决工作关系和户口问题。与此同时，他仍旧顶着“有才华的青年诗人”的头衔在这座城市里游走和奔忙。据说崇拜他的女孩子不少，有的甚至为他神魂颠倒，看来他活得挺风光挺热闹的。
再过几年，这个人就完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就是说，他既没有通过所谓的“才华”真正进入诗人、作家的行列，也没有因为其独特的艺术趣味而成为某方面的艺术人才，诚如徐志摩先生所言：“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我离开那座城市调北京工作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娃他爹，汇入到庞大的平庸人群中去了——但愿这一切都是在他解决了工作关系和户口问题以后发生的。
如果按照年龄计算，他现在应当即将进入人生暮年了。人活一辈子很不容易，根据我的有限了解，我的这位朋友更是如此，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的后代，可以说他一路走得十分辛苦，当生活以全部重压使他的荷尔蒙激情碎裂为齑粉之后，我想，他一定是会有所改变的，现在他还会认为“刚刚被×过的女人”是艺术吗？他还有欣赏那幅汗涔涔女人照片的闲心吗？
我之所以把这件事记忆得如此清晰，是因为它第一次使我意识到，在文学或者艺术问题的见解上，人和人的趣味竟然可以如此不同；人的趣味竟然会与他的家庭出身和人生经历如此迥异。我这样说绝不是要强调我的趣味比那位朋友高，不是这样的。趣味高还是不高是相对的，你怎么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中的确切位置和分量呢？你也许很庞大，也许很渺小，这取决于从什么角度去看。遵循佛家的观点，恒河沙数，人不过是万千世界中的一粒尘埃，即使彼此有区别，这种区别也不大。现在社会多元，对于不喜欢的东西，你还真不能随便指责人家趣味高还是不高，我充其量只能说，我不具备与他的趣味产生共鸣的条件，如此而已。
那么，这件事在本文标题所标识的话题当中有什么意味呢？我认为它提醒我们至少要注意到人类生活中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形：一个人如果因为缺少精神质量或者社会境遇低下而产生自卑，常常会以反向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表现为极度自恋。这种自恋往往会是很扭曲很夸张的，就像动物在危险面前总是弓起腰背，故意把自己从外形上弄得很庞大，呲牙瞪眼，发出低沉的呼噜声，使自己看上去比对方更加危险一样。这是他们维护自我的一种手段，属于本能的范畴。把一个汗涔涔的女人照片惊世骇俗地想象成为她“刚刚被人×过”，把诗句写得连鬼看不懂，其实全都是一种源于虚弱与自卑的虚张声势——请读者记住这段话，我后面就要阐述它与“屎尿诗”之类的东西在机理上隐藏着的那条连线了。
现在我们先把话头截在这里，继续我对有关记忆的“钩沉”。
3
做编辑工作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阅读大量作品，大量好的和不好的作品。我在西安做编辑工作十二年，一开始倒是比较少发现有人喜欢把脏东西写进作品，无论好的作品还是不好的作品，在这件事上似乎都还是有节制的。
“比较少发现”并不意味绝对没有发现，事实上，正是在那段岁月，我才第一次真切看到有人在作品中描写脏东西，当时我极为错愕，因为作者是我很要好的文学朋友，他祖籍关中，也出生在农民家庭。他年长于我，我们平时很谈得来。他发表过不少小说、散文作品，在我看来还是有较高文学品位的。
一开始我没怎么在意——人总是要拉屎撒尿的，小说人物以各种姿势拉几泡屎撒几泡尿，兴许是情节需要，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我在阅读这位朋友时常送我“指正”的小说作品中，比拉屎撒尿更不应当展示的场景（譬如描写男孩子梦遗、女人怎样处理例假等等）一个接一个在小说情节中出现，而在我看来这些描写并非情节发展所必需，完全没有必要，难道……难道描写这些东西成为了作者津津乐道、很沉迷、很有快感的事情？这我就有点儿想不明白了，我也不敢再往下想了。
想不明白、不敢往下想的事情，当然也就无法做观念性的解析和归纳，所以我图省事，就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地域文化的原因：众所周知，西北地区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在审美问题上与社会发展产生某种程度的距离乃至于脱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许这地方的人不认为那些肮脏的东西是肮脏的东西呢？可问题是，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在我阅读过的作品中，不管低劣的还是优秀的，这个地区都很少有人热心于描写这些东西，这么说来，我这位朋友这样做就一定有纯属于他个人的原因了。“个人的原因”涉及隐私，是不那么好弄清楚的，我当然不能直接问朋友：“你那癖好究竟怎么回事？”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他作品的风格，或者说，我不喜欢他作品的格调，至于这里面的深层原因，仍然是模模糊糊，不明所以的。
促使我严肃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决心给出学理层面的解释的，是我遇到的另一个人，另一部作品。
我忘记是哪一年了，但不会是1993年之前，因为我这一年年底才调回北京。到北京不久，就听说有一本书名噪一时，作者也是陕西的，目前在北京蛰居。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就将其称之为“A”吧！
编辑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发现好作家、好作品，很遗憾我既没有拜读过这本书，亦不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因此我就打电话向同样来自陕西、当时在全国文学评论界已经成为翘楚人物的朋友求教：“那本书怎么样？确实很好吗？你认不认识作者？”评论家朋友说：“书不错，我也认识作者，什么时候你们见一面？”
我一向十分信赖这位评论家朋友，于是在评论家的张罗下，我就和A在一个饭店见面了。我们原本计划是和评论家一起聊聊的，没想到评论家朋友家里突然遇到些事情，来不了了，我和这位朋友就只好单独见面了。
A看上去完全不像舞文弄墨之人，倒很像是游走在街巷，很容易引起人怀疑要做什么坏事的家伙，唯一不同的是他留着民国初年被剪了辫子的男人的那种长发，尽管看上去有些油腻——事实上这个人浑身都给人一种不干净的感觉，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犹如很长时间没有换洗过衣物一样——却由于陡然增添了某种程度的艺术家气质而把他从坏人堆里摘出来了。
他个子不高，面色晦暗，就好像是长期过不正常生活的人；他留着两绺沿着嘴唇两侧往下垂挂的胡子，额头上镌刻着很深的抬头纹……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与他见面那一刻开始，我就很不恭敬地从他的胡子和脸相想到某种动物，却又无法确切说出究竟是什么动物。A的面相看上去倒是挺和善的，但是他那双不大的眼睛却漆黑明亮，犹如锥子，与人对视，容易使人产生被歹人堵在胡同里被威逼拿出钱包的感觉。而且，A似乎很在意他目前已经“著名”这件事，身上尚有一些略带做作的身份感，或者说，有些拿捏，有些“端着”，虽然我很快感觉到他比我更强烈地想要结识对方——这或许正是他选择用这种“端着”的方式增加自己分量的原因吧？
那时候生活早已经警告过我，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千万不要以貌取人，所以刚一见面，我就谦卑地对个子矮小的他表示说：“很抱歉，我还没来得及拜读你那部大作。”
“没关系，”A宽宏大量地说，接着就很有气场地从一只硕大的黑色皮质挎包里拿出一本书递给我，说：“我给你带了一本。”
A的语气十分自信，就像列夫·托尔斯泰突然从天上跳下来对我说给我带了一本《战争与和平》一样。
我连声表示感谢，翻开扉页，A已经写上了“恭请雅正”之类的字句。我特意把手放到那本装帧、设计、印制都很粗劣、不像是正式出版物的书上抚摸，表示对他给与我的馈赠的珍视与感谢——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不想破坏谈话气氛，对他表示“我对于你对自己作品的自信与看重不持异议”的意思。
4
我们边吃边谈。
我很快了解到这本书是书商向出版社买书号运作的，搞了很多噱头，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应当说在商业运作上是成功的。尽管我对这本书是不是真的像广告说的那样是“中国传统农村的文化史诗”略微有些怀疑，我还是顺着舆论已经形成的调子对这本没有读过的书表示了赞赏。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奉承，大谈了一阵子写作经验和体会。“写作经验和体会”倒是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在他作为陕西籍作家口若悬河地品评陕西籍作家，无意间说出“我根本没把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放在眼里”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就开始怀疑这个人的神经是不是正常了。我不是一个轻易怀疑人的人，问题是我在长期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接触过太多自视甚高，甚至有把自己看成是当代鲁迅、当代巴金、当代茅盾的人。
我插在这里再说一件事吧。
我编辑出版《陈忠实小说自选集》的时候，曾经约请陈忠实来北京歇息几天。有一天，我和陈忠实去圆明园游览，虽然才是四月天气，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天气很闷热，我们走了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于是我们找了个阴凉的地方坐下来，一边聊天一边休息。
在陈忠实的意念里，我大概也是“陕西籍作家”，毕竟，我在陕西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我们是在西安建立交往的，我们对目前活跃在文坛的陕西籍作家也都熟悉，所以他也谈起了陕西籍作家。我清晰地记得，他跟我笑谈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并不著名的著名作家谈论创作体会，竟然诗意地说道：“在我读遍了人间所有书籍之后，我认为最好的书还没有写出来，这件事只能由我来完成了。”这位很显然已经神经了的不著名作家在回忆他一部作品的写作过程时，令人振聋发聩地说：“我意识到，如果我半途而废，不把这部作品写出来，那将是全人类的损失。”陈忠实用一句“哎——呀——”的感叹，为这个令人哑然失笑的故事做了结尾。他说到的那个人我也认识，大概也可以归纳到“朋友”之列，因此我对他是有些了解的，对于他的这种奇异言论，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飞。”文坛上这等奇葩人物实在是太多了，即使你哪天突然看到一只猪悠扬地飞上了天空，也不必大惊小怪。所以，那天陈忠实就这么一说，我也就这么一听，我们都没再多说什么。
我们再回到我与A的聚谈上来。
面前这位宣称“根本没把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放在眼里”的作家，还在继续口若悬河地说着什么，我脑子却开了小差，缭绕出很多思绪。我认为诸如此类的人多多少少有点儿妄想症，这种妄想症往往不是从内在精神质量、创作成就优异、众口铄金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创作不顺、发表作品困难、很难得到他人赞美，出名的欲望又过于强烈的连续性挫败中产生出来的。我认为A属于后者，于是他没有因“成功”而凝重潜沉，反之，他因接连的挫折和失败而浮泛浅显。他所有的出言不逊都是从这上面生发出来的。
某个瞬间，我忽然觉得把时间耗费在这里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情，于是很快就告别了。分手的时候，我客气地说：“我会认真拜读你的大作，我也希望经常读到你新的作品。”这句话在A看来大概差不多等于是在向他约稿了，因此他十分高兴，以异乎寻常的热情紧紧握住我的手，一直送我坐进车子，车子开出很远，我还看到他在向我抱拳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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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赶紧看那本书，感觉如何呢？感觉是——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我出离地愤怒了！
作品以精液作为意象，构筑了一个全部由生命本能驱动着的世界，那是一个精神蛮荒之地，人全都成为了畜生。我不是说描写“精神的蛮荒之地”、“人全都成为了畜生”不好，事实上，诸如此类的艺术性归纳是有可能楔入到人类的精神图景之中的，这样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已经屡见不鲜。我受不了的是，作品里充斥着对人的体液、排泄物等脏东西的描写：大便、小便、精液、初潮、经血……就连动物也不能幸免，农村常见的耕牛、马匹、驴子、阿猫、阿狗也全都疯了，全部成为了被性驱动的完全不正经的东西！那还不是偶然提及，而是对把精液射进土里、从而彻底改变这个村落的存在样态和运行方式做了精细的描绘，甚至成为了整个作品的支点。换一句话说，不管作者的主观故意如何，客观上他是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散发着非常恶心的人类体液气味的世界，这种展示只能触发读者感觉世界中极浅层次的生物性的反应，而无法进入到人无限丰饶的内在精神世界之中，就像我们无意间迈进一个简陋的厕所，看到无从下脚的人类排泄物所引起的感觉一样。事情还不仅如此，我从字里行间差不多已经确认，作者对于他所描写这些东西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执念，即所谓的“癖好”，从这种描写中，他一定可以获得巨大的生物性快感，就像是在完成一次次生理宣泄一样。读者还记得我前面说过的那位朋友关于“趣味”的故事么？这两个人在这方面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趣味”与“癖好”之间，是不是很让人怀疑隐藏着一条生物意义上的连线？
话虽这样说，我对眼前这位朋友并没有嫌弃之意，仅只是感觉气味不太对罢了。我尊重任何从事文字创造的人，尊重这位朋友为写作这部作品付出的难以想象的辛劳，无论对谁，码出数十万字都是要费很大气力的，能够守着一盏青灯，安分守己地趴在桌子上写作的人，毫无疑问应当被划入“良民”之列。至于你喜欢不喜欢他笔底下的东西，应当属于另外的问题了，因此我对A绝没有丝毫的轻视，只是不愿意再跟他联系了而已。
我不讳言我对他的作品是怀着极度厌恶的，我甚至可以说，这是我阅读过的写脏东西的作品中最登峰造极的一部。也许这部作品真的像某些评论者认为的那样是一部史诗，然而单是凭这些对脏东西毫无节制的描写，我就可以断定，它承载不起“史诗”的分量。“史诗”里可以有悲剧，有喜剧，可以有阴谋，有血腥，可以有鲜血，有杀戮，有死亡，有殉情，有绝望，但绝不应当有大便、小便、精液、初潮和经血；“史诗”应当如福楼拜所言像巨兽一样静穆而安详，绝不应当如此轻佻，如此堕落，如此下流和肮脏。
自从A馈赠给我这部惊世骇俗的大作以后，很显然在期待着我的赞扬，就像有些网友通过邮箱把文稿发给我，我知道他们并不真的是想听我的所谓“指教”，而只是想听到赞赏一样。因此，当A第一次打电话给我，问我阅读感想的时候，我推脱说“还没看完”。第二次就没办法回避了，只好敷衍说：“挺好的，老A，挺好的一部作品。”他在电话那边很显然有些黯然，在寂静中我能感觉得到他没有表现出来的失落与怨懑，但是没办法，我不能对我反感的东西做任何赞美，如果我违心地做这样的赞美，我认为那将是不可原谅的，我会认为我很肮脏。
后来我那位评论家朋友转告我，A对我似乎有一些恶言，问我“是不是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他？”
我笑笑说：“没有，大概不属于同一类人吧！”
我还可以说一下，与A不属于同一类人的人，单只就陕西来说，还有路遥。路遥，这个穷苦农民的儿子，尽管历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折磨，却极为罕见地拥有一颗高贵的心，他赋予文学圣母般的神圣感和崇高感，我可以从我们二十多年亲兄弟般的相处中证实，这位同样来自于陕北农村的伟大作家，是不容许任何人对文学本体以及文学劳动有任何形式的轻薄和怠慢的，更不要说这种肆无忌惮的糟蹋与亵渎了。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路遥可谓是独树一帜，他的所有作品，无论《平凡的世界》还是其它中短篇小说，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庄严肃穆之感，绝不会有任何腌腌臜臜的东西。我记得在《记忆一个远去的人》（2021-5-10）一文中曾经做过简短的描述，我也在《重读路遥》、《路遥：一个点燃精神之火的人》、《路遥逝世十八年祭》等文章中做过专门评论。我推断，如果路遥读了这本书，反响只能是在这里不便写出的三个字，这源自于他的脾气秉性，他不可能不做这样的反应。
路遥不幸于1992年11月17日去世以后，我作为《路遥文集》——令人痛心的是路遥生前没有看到这个五卷本文集的出版——的责任编辑，曾经代表陕西人民出版社委托陕西作协的评论家朋友李星先生编辑怀念路遥的文集（后来这部文集出版了，名为《星的陨落》，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当这位评论家朋友把一摞文稿送给我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有那么几个被路遥深恶痛绝的人竟然也以“路遥的朋友”的身份写来了回忆文章，“回忆”一些子虚乌有的与路遥所谓“交往”的故事，信誓旦旦展示着和路遥的所谓“友谊”。我愤怒地把这些文章全部都抽掉了。通过这件事，我经常感叹，人性之幽暗、龌龊和卑劣，永远超乎你的想象。
路遥对某些在文学行当里钻来钻去，使用非文学手段攫取文学利益的人同样嫉恶如仇，而现在，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三十年之后，我们看到，被他深恶痛绝的人又都纷纷以“路遥的朋友”自居，大量写作和出版回忆与路遥的所谓“友谊”的文字了。就像所有亡者一样，路遥身后无力，很多人趁机就像苍蝇一样“踪”在“路遥”两个字后面，嗡嗡着，飞舞着，这在当下已经成了让人莫可奈何的一景。
文坛，真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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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个生态系统，所有文学现象的后面，都是各式各样的人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说，我通过上面的几个例子已经粗略地指出了，某些写脏东西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进入人们的视野，与创作者的趣味、爱好乃至于生活处境、灵魂质地、病态癖好息息相关。这就是说，我主要强调了人性的因素。
然而人性因素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说“屎尿诗”反映了文学的轻飘、浅薄和堕落，反映了创作者情趣低下，暴露出他们灵魂深处的人性残缺，那么，这些残缺又来源何处呢？我认为是社会，是历史。我从来都认为，任何样态的人性表现，都是社会历史演化和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产物，它绝不是孤零零高悬在“社会”之外的东西。如果看不到社会对人性的形塑作用，而只盯着作为“结果”的人性，那就一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传统农业社会被解构，传统的社会道德与伦理（体现在诸如《三字经》、《弟子规》、《女儿经》、《颜氏家训》、《菜根谭》、《朱伯庐治家格言》等蒙学书籍中）迅速被剧烈的革命机器碾碎，人性的传统表现被遮蔽被压抑被禁锢，让位给了“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阶级友爱”、“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革命理想大于天”……一句话，旧道德让位给了新道德，“天地翻覆”，一切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人性的消失呢？不是，人性永远不会消失，它还在，就含括在高亢的政治口号里，就氤氲在红旗猎猎的广场上，就潜沉在纯粹到不容一丝杂质的乌托邦幻想当中……如果我们尊重历史，尊重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有关结论，我们一定能够认识到，在某些历史阶段，由于特殊的历史、现实以及文化的原因，我们不仅大面积酿就了社会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更在极深的层面上酿就了人性的灾难，人们很久没有像“人”那样彼此相处，很久没有像“人”那样活着了。
这一切都在1978年得到了改变。
改革开放空前地解放了社会，而社会得到解放的结果，必然导致人性的解放，以前不敢想的事情敢想了，以前不敢做的事情敢做了，于是整个社会都沸腾了起来，历史前进的车轮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劲。凡是亲身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都无法忘记那催动整个社会探索和创造的动能，无法忘记那冲破藩篱、顽强表达自我的激情。我曾经亲身参加了那场不期然出现在眼前的历史运动，我清晰地记得，在文学界、出版界，作家们都试图在作品中真实地表达社会、表达人；做编辑工作的，都会以高亢的热情去寻找和发现好作者、好作品，刊物编辑部、出版社都会秉持崇高的品性，去做时代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人们会为一篇好小说的出现而奔走相告；各种各样的思想探索，对各种敏感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不仅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就是在市井小民的街谈巷议里，也是滔滔不绝。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那是一个交织着热情与诗情的年代，那是一个人性得到空前解放的年代。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的所谓“中国崛起”、“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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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就好比一条江河，当你看到它向前奔涌的时候，你也必须看到它裹挟着泡沫和渣滓，所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描述的就是这种情景。人性是无所谓善恶的，或者说，人性是一个善恶综合体，当善被释放的时候，除非被某些条件（比如强固稳定的社会道德意识）所禁忌，恶同时也必将得到释放，这种释放势必进一步对既有的社会道德意识构成侵蚀与破坏，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八十年代末期以后，由某些历史事件在社会人群中造成的幻灭感蔓延，虽然经济仍旧在高速增长，国力越来越强盛，然而社会道德却开始出现骤然的崩解，“人欲”开始横流，官员们的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权力寻租日渐猖獗；缺德到让八辈儿祖宗蒙羞的掺杂使假以劣充好在部分商人群体中越来越没有底线；各种“要钱不要脸”、“要钱不要命”的社会丑行在城市和乡村里呈几何倍数增加；以对社会攫取社会财富为目的的权力谋求者，将中国政治文化中腐朽的官场经念到极致，使尽种种无法想象的卑劣手段狼奔豕突于大大小小的权力场……社会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恶化。学者们开始忧心“中国的道德前景”，开始痛心疾首呼唤重建道德意识，国家领导人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八荣八耻”、“以德治国”的口号，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历史的脚步出现踉跄和颠踬。
更值得强调的是，自由绝不是绝对的，从实践角度说，某些自由是有限量的，某些自由却又是无限量的。而无限量的自由往往又有自己不可撼动的前提和条件……表现在精神产品领域，就意味着某些品类的作品容易获得较大的生存空间，某些品类的作品则不能。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不好，事实上在世界上任何类型的国家和社会，包括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对所谓的“自由”都不是没有限制的，这与我们印象中的自由民主理论有极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必须认识到，这是国家政治的常态，它已经横亘日久，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没有迈出过国门的朋友，很难想象美国以至于整个西方社会对所谓的“第四权力”即“新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管制与控制，是远远超乎我们想象的。如果你触犯了“政治正确”，比如目前的歇斯底里反华，他们会毫不犹疑地在媒体上遮蔽你的声音，在网络空间封掉你的账户，即便是总统说了不合适的话也不例外，特朗普、拜登不是都曾经被媒体拒绝过么？他们（据说是隐藏在美国政府后面的“深层政府”，即美国军工金融资本集团）管控“自由”的严厉程度往往会令善良天真的我们瞠目结舌，以为撞见了鬼。其实鬼早就站在那里了，只不过你以前没有看到它而已。
我们在我们的现实处境中又如何呢？人是极为灵动的生物，尤其是识文断字、想通过文字求发展的人，马上就可以意识到哪些事可为，哪些事不可为，他们清晰地看到真正的红线在哪里。他们开始知道，说假话比说真话更有利于得到，浅薄比深刻更有利于存活，描写肮脏低下比描写纯净高尚更容易规避风险，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意识就被重塑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并完成的。
这就是说，我那位留着马克思式胡须的朋友之所以敢于也乐于把有“被人刚刚×过”效果的女人头像印制到刊物封面上；我那位写作过很多作品的朋友之所以敢于也乐于在作品中描写拉屎撒尿、描写女人处理例假；我那位评论家朋友推崇的作家之所以敢于也乐于在行销于市的长篇小说里描写精液、描写经血；“屎尿诗”的作者之所以敢于也乐于将屎尿入诗……全都是在我们上面说到的原因中发生并完成的，因为这一切虽然丑陋，却比较不容易带来危险，这是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程度哗众取宠效果的行为。这里没有善恶美丑，更与高尚的观念思索和精神活动无关，它仅仅源自于生存技艺的一种简单算式，如此而已。
当然，这里也有中国当代文学在某些局部出现媚俗、粗俗、滥俗之类的病变与溃疡有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很多所谓的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都在不经意间留下了这种病变和溃疡的印记。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更大范围的话题了，这是一篇短文，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什么了吧！
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极不健康、甚至可以说很堕落的文学，虽然是社会发展主流之外的疥癣之疾，但是它对社会精神肌体的健康损害却是长久的，不那么好治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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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没有一项会因过度控制而繁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每一项政治进步、经济进步和文化进步，都是解放思想、冲破藩篱与禁锢的结果，也正因为这样，1992年春天，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时，为了让改革延续下去，才一次次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各级官员：“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有人评价邓小平这段话“是他历史性的政治遗嘱”，我认为是切中肯綮的。邓小平还在很多场合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且亲手推进了很多基础性的政治改革措施——请原谅，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被认为是这位将自己光辉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老人家留给后人的另一份政治遗产。他是一位具有深远历史眼光和深邃思想洞穿力的伟大战略家。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目前之所得，全部拜邓小平所赐”并不为过；邓小平之于中国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斯人已去，我们对邓小平的怀念，发自肺腑，永志难忘。
我们还是回到话题当中来。
当社会处在巨大变动之中时，人性无遮无拦地冲入被强力控制的自由当中，在可供人奔行的狭窄通道里，人性顽强并扭曲地表现着自己，这时候，是任何穿越人类道德与良知底线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的。人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干净”，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受除了权力之外的任何约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和条件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某些局部甚至已经七零八落，坍塌成了一堆残砖烂瓦，这种不令人满意的状况，也许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有所改变。
具体到“屎尿体”诗歌的出现，我更认为与很不靓丽的文学景况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写脏”之所以能够形成为现象，被如此多的人奉为赢取文学地位与名声的手段，不健康的文学风气难脱干系。我这里说的“文学风气”不是指文学风格或者质地，而是指在这个行当里所氤氲的某种气味不正的氛围，这里指：被铜臭熏染了的文学批评、沉迷于利益勾连的发表和出版环节的不健康操作、作协官僚体制对文学创作所发生的消极影响……都助长了几乎不具备最基本文学品格的所谓的“文学作品”堂而皇之登堂入室并获得廉价吹捧。文学，这个曾经极为高尚的字眼，正在空前地变得干瘪，变得琐碎，变得宵小，变得猥琐。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硬是梗着脖子说中国文学如何繁荣，达到了怎样高的境界，出了多少能够载入史册的杰作，说句不客气的话，是不是有几分“扯”了？必须正视到，相较于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很显然是远远地落后于时代了，它已经病很久了，出现了严重的精神贫血的症状，它已经完全无力承担历史赋予它的光荣责任了。“屎尿体”诗歌的出现，仅仅是浅显的文学表象之一，它们所折射的东西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如何从制度上、体制上消除掉限制和阻碍文学健康发展的东西，让文学创作拥有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成为了中国文学目前最紧迫的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只能从文化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去寻找方法和路径。我之所以在此文中特意表达对邓小平的怀念，也正是基于这种愿望。
最后我想从同情的角度说一说被我在前面责备过的人。
在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要想出名实在是太难了，而“出名”又是人性中最原始也最强劲的生命动力，不说别的，单只是看一下目前壅塞在网络的上的短视频制作者、歌者、以发表各种奇怪言论招揽目光的人所携带着的强大冲力，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文坛上有人把纯属于个人爱好的所谓“审美”纳入到出版物当中，有人在作品中描写不应当描写的脏东西，其实是有可同情、可理解之处的。人生是一个竞技场，并且是一个没有规则的竞技场。即使在写作本文的时候，我也时常在想，相较于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官二代、权二代，相较于攫取天量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相较于铤而走险杀人越货的惯犯凶徒，相较于官场上为了竞逐官位而竞相“比烂”，相较于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权力罪恶和社会罪恶，文人们的这小小的堕落——不管我们多么厌恶它——又算得了什么呢？
唉！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在广袤无垠的历史时空之中，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一小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啊！
202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