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长期面临粮食安全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粮食供不应求的短缺性、粮食系统的脆弱性、粮食供给的对外依赖性等诸多困境。近年，因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等情况，已使非洲国家在解决粮食不足问题时步履维艰。而2022年2月爆发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则加剧了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困境。俄、乌两国是非洲众多国家的粮食主要供给方，俄乌冲突局势给非洲粮食安全走势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不仅造成了非洲国家粮食供应链受损、粮食购买力下降，也给国际社会对非粮食援助增加了供需风险，进而加剧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

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构成影响“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基本因素。粮食安全事关国运民生，是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俄乌冲突产生的叠加效应对非洲地区的负面影响尤甚。一则非洲是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二则俄罗斯和乌克兰不仅是全球重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是非洲大陆粮食进口的主要来源地。非洲作为经济基础薄弱、粮食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与外部援助的地区，在粮食供给、消费物价、政府财政收支、社会稳定等方面均会受到俄乌冲突的巨大冲击。

一、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特点

非洲大陆独特的气候条件、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政治与社会等影响因素，使该地区粮食安全问题呈现出四个基本特点，即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粮食供不应求的短缺性、粮食系统的脆弱性和粮食供给的对外依赖性。这些基本特点体现了非洲粮食安全问题在物质上和经济上限制非洲饥饿人口获得充足的、安全的和营养的食物的残酷性和严峻性。

第一，粮食安全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

与其他各大洲相比，粮食不安全状况在非洲大陆最为普遍。2020年，全球共有7.2亿至8.11亿饥饿人口，其中，有超过2.82亿饥饿人口生活在非洲大陆，这一数字比2019年增加了4600万。基于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表的划分，从2014年至2020年，非洲的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从17.7%升至25.9%。与2019年相比，除中部非洲（数据缺失）外，2020年非洲大陆及其他次区域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均显著增长。非洲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居高不下，这反映了该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破解粮食安全问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第二，粮食供不应求的短缺性

俄乌冲突爆发前，非洲粮食短缺矛盾已十分突出，在2021年全球44个缺粮国家中非洲占33个。多重因素造成非洲国家长期处于粮食供不应求的状况，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整体来看，非洲强劲的主粮需求与有限的本地供给之间呈现较大不平衡，本地粮食产量难以达到自给自足。从主粮自给率看，以2019/2020年度和2020/2021年度为例，北部非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粮食自我保障能力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特别是北非主粮自给率属于全球最低水平，从37.4%下降到34.1%，并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期，撒哈拉以南地区主粮自给率在80%以下。

第三，粮食系统的脆弱性

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加剧非洲粮食系统的脆弱性。非洲很多国家都依靠农业谋生，干旱、洪水等气候灾害的频繁发生抑制了当地粮食的生产。在过去60多年中，受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极端天气影响，非洲大陆粮食产量和生产率大幅下降，造成粮食生产率增长下降了34%。新冠肺炎疫情和暴力冲突对粮食系统的生产、运输等环节也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和内部武装冲突降低了非洲生产、交易和购买粮食的能力；另一方面，疫情蔓延还通过对健康、能源和运输的影响而涉及粮食系统。

第四，粮食供给的对外依赖性

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粮食净进口国，面临严重的粮食贸易赤字问题。2016年至2018年，非洲大陆从外部进口的粮食约占非洲粮食总量的85%，费用为350亿美元。2020年，非洲粮食贸易赤字总额达到236亿美元，各国粮食贸易赤字问题亦十分严重。此外，非洲粮食进口来源集中度相对较高，主要依赖于几个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这也体现了非洲粮食贸易较大的进口压力和强外部依赖性。

二、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冲击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和化肥的生产国和出口国。2021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出口的小麦、玉米、油菜籽等粮食作物，以及俄罗斯出口的氮肥、钾肥和磷肥，都在全球粮食和化肥出口排名中位居前列。许多非洲国家高度依赖于俄乌粮食和化肥供给。作为非洲粮食安全的外部因素，俄乌冲突局势给非洲粮食安全走势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非洲国家粮食供应链受损

伴随俄乌冲突局势的不确定性，非洲国家粮食供应链裂痕进一步加深。从短期来看，俄乌冲突双方可能会延期或中断粮食交付，特别是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其粮食生产所需的农业机械、化学品和种子都受到西方的进口限制。从长期来看，由于俄乌冲突所造成的供应中断，那些高度依赖俄乌进口小麦的非洲国家将面临共约3000万吨的粮食缺口，而未来非洲粮食不安全程度和复杂性将更加难以预测。从物流和运输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港口、物流和船运都受到军事冲突和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双重影响，并间接损害了那些以两国粮食为进口来源地的非洲国家粮食供应链，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粮食可获得性。

第二，非洲国家粮食购买力下降

俄罗斯、乌克兰两大世界主要农作物生产和出口国之间的冲突，已影响全球小麦、玉米、大麦和化肥价格波动。此轮国际粮价波动主要从贸易渠道、金融市场渠道和能源渠道三个方面进行价格传导，进而影响非洲国家粮食购买力。国际粮价持续上涨进一步抬升了非洲国家国内粮食价格，从而造成非洲国家陷入“买不起粮、买不到粮”的粮食困境。

第三，国际社会对非粮食援助供需风险加大

一方面，因粮食价格上涨，一些国际援助机构粮食援助的成本上升，将被迫同发达国家在粮食市场上共同竞争抢购粮食；另一方面，从技术层面来看，粮食价格上升，国际社会可向缺粮人口提供现金来弥补价格差额，但是一些对非援助的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资金不足。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捐资者已在短期内将援助资金从非洲等饱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地区逐渐转移到乌克兰。

第四，粮食危机成为非洲国家政治和社会不稳定隐患

从历史周期来看，粮食价格的每一轮上涨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包括非洲国家在内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社会不稳定状况。非洲国家宏观调控和抑制通货膨胀的能力有限，贫困率和收入不平等将加速上升，社会骚乱、政治冲突甚至政权更迭等不稳定因素也将迅速激增。对于非洲民众来说，家庭收入的60%用于食品消费，国内粮食价格和通货膨胀的高涨将严重威胁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财务状况，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

三、破解非洲粮食安全困境的路径

俄乌冲突的突发性和外溢效应将在非洲粮食不安全状况的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恶化态势发展，非洲粮食安全问题亟待解决。非洲国家需要从治标与治本维度提升自身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即采取加大支持农业的政策性倾斜力度、发展智慧农业、优化粮食供需产业链、深度参与南南合作等举措，以期改善非洲粮食安全状况。

第一，加大支持农业的政策性倾斜力度，增强粮食系统韧性

总体来看，非洲农业产业并不发达，整体规模小、基础设施落后、技术水平有限、人力资源参与度较低。并且，粮食生产本身具有投入大、风险高、收效慢等弱质性特征，这从本质上决定了非洲农业产业在吸引外部投资上具有明显的劣势。一方面，非洲国家应设立激励型政策以吸引外部投资，包括与联合国粮农组织、非洲开发银行、非盟开发署等国际和区域组织密切合作以获得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应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以改善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粮食生产力。

第二，发展智慧农业，为提升粮食生产水平赋能

智慧农业可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和利用，在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采取适当方式从而加强粮食安全保障。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智慧农业的应用创造了条件。受气候变化和俄乌冲突所造成的化肥价格上涨等影响，气候智慧型农业可将新技术与生态农业系统相互整合，特别是利用生态农业科学技术来改善土壤肥力、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并最终拉动粮食生产力，逐步摆脱依赖化肥的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

第三，减少粮食损耗，优化粮食供需产业链

为应对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和供应紧张，非洲国家应大力建设粮食仓储设施，恢复国家和区域粮食储备制度，以便在俄乌冲突等突发事件发生时稳定或缓和本地粮食价格、确保粮食紧急供应、保护饥饿人口的生存权利。非洲国家还要充分发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在农产品加工、运输和分销方面的作用，优化粮食供需产业链，提高区域内国家粮食生产力，改善区域内运输系统，并在粮食加工、包装、分销等环节发挥集合效应，减少各个环节不必要的粮食损失。

第四，深度参与南南合作，增强粮食自我保障能力

俄乌冲突的爆发严重威胁了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粮食不安全状况，其背后根源还是非洲粮食系统脆弱性和对外依赖性使得非洲国家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受制于人”，也进一步抑制了非洲国家对粮食风险的管控和应对能力。因此，非洲国家应主动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一道，深度参与南南合作，一方面通过吸引外部投资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环境、提升农业生产力，以增强应对突发性事件和外部性风险的自我管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非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和区域组织、机构开展双边或多边农业知识、经验和技术的交流和共享，为提升粮食自我保障能力赋能。

（作者：张梦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摘自《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