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接触佛教，始于童年时代。老家福建闽南一带，自来佛教较盛行，从孩提时代起就常有缘耳闻乃至目睹佛教之超亡荐福、烧香拜拜等，对佛教很早就有一种神秘且敬畏的感觉。后来上了大学，读的是哲学专业，虽然也偶尔涉及佛教，但对它多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1978年报考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复试时曾被老师问及：“如果需要的话，录取后把你调整到佛教专业，如何？”记得我当时委婉回答：“最好还是读中国哲学专业。”——因为那个时候，我心目中的佛教仍然是缥缈香烟后的顶礼膜拜和抽签问卜，而我向来较感兴趣的是哲学，尤其喜欢一些思辨的哲理和哲理的思辨，故而对研究佛教颇不以为然。但是，硕士生阶段的三年专业学习，逐渐改变了我对佛教的看法。
首先得感谢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是他把我引上了学习和研究佛教之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硕士生时，虽然读的是中国哲学专业，主攻方向是王船山，但因当时的中国哲学专业设在宗教学系，导师任先生又是儒释道三教兼治之大家，所设课程有佛教概论、佛教史、佛教经典选读等，使我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较系统地接触佛教。特别在较系统深入地研读了一些颇富哲理的佛教经典之后，我进一步认识到，以往被误解为只是超亡送死、烧香拜拜乃至于常被斥为迷信的佛教，实在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人类思想宝库。
1982年我国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毅然选择了“中国佛学”的研究方向。先是在导师孙叔平先生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了一批佛教典籍。孙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他为我所开列的佛教书目，多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切入，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多侧重于佛教中的哲学思想颇有影响。1983年孙先生因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我又回到任先生门下，继续修完博士生课程和撰写博士论文。这一阶段的学习，完全遵照先生的教导，一是掌握方法，二是大量地研读原著。
就方法而言，笔者以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失为研究佛教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或最好的方法之一，它的长处在于不是就佛教论佛教，就佛经解佛经，而是把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把特定的佛教学说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进行考察，这对于理解和说明佛教的本质和佛教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海内外学术界乃至宗教界也许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把它与纯粹的批判宗教混为一谈，有的则把它与阶级分析的方法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造成这种误解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宗教研究几成禁区，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对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毫无分析的谩骂和批判，常常被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就难怪人们对这种方法望而生畏。
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坚持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这丝毫不意味着对宗教只能批判否定而不能分析研究；恰恰相反，这意味着客观地评价宗教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科学地说明各个历史时期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和发展，为什么在某一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是此种宗教而不是那种宗教，各种宗教为什么会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
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并持续发展，而在其老家却风光不再？为什么佛教的大小二乘同时传入中国，但在汉族地区小乘佛教一直发展不起来，而大乘佛教却能经久不衰？为什么佛教能够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交融合一，而其他的西方宗教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佛教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究竟会怎样发展？凡此种种，如果不把佛教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考察，而企图就佛教论佛教，是根本做不到的。
当然，正如世界上的许多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对它们的分析研究不能也不应该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多视角、多层面的，对于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研究，方法也不应该是单一的，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之外，诸如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乃至于现象学、分析哲学的方法等等，举凡有助于揭示佛教的思想特质、历史发展、社会功能的任何方法，都没有理由反对别人去采用。
实际上，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往往会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如果人们能用尽可能多的方法、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研究佛教或其他宗教，那么，对于佛教或其他宗教的了解和认识就会愈全面和具体，从而使自己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因为人类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不过，就某一个人来说，自然不可能同时采取许多方法去进行研究，各人究竟采取什么方法为好，这应该根据各自的学养和理论准备而定，不可强求一律。
至于研读原著，这是学习、研究佛教的基本功。佛教号称八万四千法门，经典浩如烟海，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是难入其门的。如果说笔者在佛教研究方面也曾得到些许收获，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然得益于当年硬着头皮、锲而不舍地啃完一部又一部佛经。
这里要顺便感谢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各位教师，特别是当时的古籍部主任蒋老师。20世纪80年代的南京大学图书馆里，只有一部《大正藏》，按照规定只能到古籍阅览室阅读而不准外借，而我当时住在离校十多公里的紫金山下，如每天往返奔波，着实要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经蒋老师特批，允许我一部一部地借阅。因为是借来的，阅读时笔记卡片做得特别勤，到临撰写博士论文时，我的佛学笔记竟达厚厚的十六本，读书卡片更是数千张。这些读书笔记和卡片对我后来撰写博士论文的帮助之大，实在是始料未及的。为撰写这部《中国佛性论》，我整整“闭关”三年，潜心佛经，但从提笔撰写，到全书完稿，仅仅用了四十天时间。想起当年撰写论文时，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有数百条资料索引和卡片在等待录用，所以写起来颇有信手拈来、一气呵成的感觉，这与有时为了写一篇应景文章但准备不足时，一提笔三挠腮，冥思苦想，坐立不安的状态适成鲜明对照。
从致力于佛教研究至今已近三十个年头，在这段时间内，最令我聊以自慰的，就是自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佛学研究，从潜心研读和整理佛典到致力于探讨佛教的佛性理论，从研究佛教哲学到探讨佛教与儒学、佛教与诗书画等中国古代各种文化形式的相互关系，每选定一个课题，就全力以赴，务求做出成果。
自2004年起，我又与一批长期致力于佛教研究的同仁们一起，编撰了海内外第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总十五卷，六百五十万字)，对二千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经典依据、思想义理乃至文物制度、民众信仰等各个方面进行较系统、深入的分析和论述，但愿它的问世，对于推动佛教研究的深入开展能有所助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佛教研究的路还很长很长，我将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赖永海
2009年冬于南京大学
来源：赖永海《中国佛性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