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意图将中国视为国内政治衰败的“替罪羊”和全球化负面冲击的“背锅侠”，并推出“规锁”战略企图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将意识形态冲突内化为不公平竞争、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劳工权益等“技术—贸易—产业”问题，其遏制思维充满悖论，违背了时代潮流和世界公意。中国化解遏制之道，是将外交战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遏制；脱钩；“规锁”；叙事之争
近年来，美国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从原来的“接触+遏制”转为纯粹的遏制和打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对华采取软遏制，即规则和话语权的遏制。由于重整联盟体系、重塑全球供应链，才能对付自成一体的中国，于是美国采取选择性遏制、部分脱钩，从全球价值链上“规锁”中国。在数字文明时代，分析美国遏制思维背后的历史与逻辑，揭示遏制悖论，探讨化解之道，成为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课题。
一、遏制的历史：自我实现的预言
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最先提出了地缘政治战略“遏制”（containment）的思想理念。受二战时期苏联扩张的刺激，出于争夺欧亚大陆这一称为“世界岛”的“边缘地带”，防止敌对国家统治欧亚大陆的目的，1946年2月22日，身为美国驻苏联代办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必须把苏联看作政治上的敌手，采取强硬政策，这为遏制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福山宣称“历史终结”，推动美国加速北约东扩，但遭遇“911”恐怖袭击，陷入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泥潭，二十年后才从阿富汗仓皇逃离。事实一再证明，遏制战略的出台与推行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转型之际。中西竞争已进入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同质性竞争层面，并从全球化核心技术之争向标准之争、规则之争等软实力竞争延展。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话语权竞争是中西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内容，越来越表现为叙事之争。2021年4月28日，美国总统拜登上任100天之际在国会首度发表演讲，称中美关系是一场21世纪的竞争，是民主和专制的竞争。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单打独斗和粗鲁蛮干，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更精细、系统、专业，联合盟友采取“三部曲”，即“美中两国在应该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可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就这样，遏制思维从地缘政治的遏制、冷战的遏制向全球化的遏制演变。
二、遏制的逻辑：心理、世界观与战略选择
遏制思想的出台和实施，是认知心理、世界观和宗教情结综合因素作祟。
遏制悖论还是全球化的美国悖论？随着美国国内体制的衰败和治理乱象的日益凸显，遏制中国表面上成为两党共识，实际上折射了两党推卸责任、党同伐异的无奈。美国学术界曾大力炒作《克劳备忘录》这一历史上著名的国务文献，通过分析这一历史文本，揭示导致一战前英德两国逐步走向对抗的内在机理，阐明其对当今中美关系的启示。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陷阱一样，美国遇到挑战不首先反省自己，反而责怪别人，《克劳备忘录》将中国塑造为一战前的德国或二战后的苏联，而忘记今非昔比，自己恰恰是过去的德国或苏联。遏制中国是将中国视为美国国内政治衰败和全球化负面冲击的“替罪羊”，完全是讳疾忌医、掩耳盗铃，耽误自我改革和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面靠洋的安全感还是不安全感？美国是两面靠洋的国家，这既是美国的优越感，又是美国对欧亚大陆这一“世界岛”产生不安全感的源头。“在地缘政治的分析框架内，美国在地理上受到包围”。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高级战略顾问班农在日本的演讲就是这种心理的典型反映。他宣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称霸世界的大战略，将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陆权论、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及美国国际政治学家斯派克曼关于从海洋向内陆的沟通线理论三大地缘政治理论运用到极致，称美国将因此而成为孤岛。
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性人物米尔斯海默称，海洋的阻遏作用使得美国无法拥有全球霸权，只能采取离岸制衡战略，而最大的实力才能确保最大的安全感，于是形成“大国政治的悲剧”。其实，“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遏制”在英文中的名词是containment，动词是contain，其主要含义是牵制、容纳、克制。美国遏制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国力增强所带来的挑战牢牢地限制在美国主导下的框架之内。换言之，美国要把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增长所带来的新的国际战略，装在美国定义的战略安全的容器之中。遏制战略的自大与矛盾表露无疑。
基督教一元论的自以为是还是无能为力？遏制思想的源头是《圣经》，美国人笃信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即否定上帝和信奉上帝两方的斗争。贯穿整个冷战过程作为美国识别威胁基本出发点的自由，实际上是决定美国国家利益的内在基础。这样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强有力的世界观，一种强烈的宗教一元论的改造世界的使命。所谓的接触政策折射的是宗教版皈依观，其实质反映为“铆合”战略。
当美国实力不济，基督教的一元论让位于遏制主义的现实主义战略，两者从不同层面体现浓厚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家（美国）性，折射美国霸权兴衰。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大厦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建立，是美国作为世界性大国权力接近巅峰时期的学理表达，其以GNP（国民生产总值）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物质力量约占世界的一半。进入冷战时期，遏制、威慑、理性选择理论及行为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除了周边学科发展的渗透外，很大程度是服务于美国与苏联争霸的时代需要。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由石油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滞胀，使美国在物质世界的优势地位迅速下滑，而国际机制作用日益增强，新自由主义即是准确地抓住这一时代矛盾，为打造美国霸权机制服务；新现实主义也以强调国际社会的结构因素而超越了经典现实主义。及至冷战终结前后，随着敌对力量的削弱，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抓住历史性时机，大力塑造整个西方和人类文明的身份与认同，进一步确立其话语霸权地位。于是，强调主观世界的建构主义迅速崛起，自由主义欢呼雀跃而精彩纷呈，美国式的“天定命运观”转化为“历史的终结”等学说，“美国例外论”则以“文明冲突论”等折射其悲观性内涵。
二元对立世界观是动力还是助力？西方哲学中一直存在一种意识与存在、人与物、唯心与唯物的傲然对立。可以说，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理念是造成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根源。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认为传统哲学把握世界的一个最基本模式就是二元对立。他们见到的是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两个对立项绝对不能合并相处。其中一项在价值、逻辑等方面总会统辖另一项，占据统治地位。一元论的世界观、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微观层面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构成社会认知，并以它们为沟通话语与社会认知的中介。二战后美国政府“遏制”话语生成背后的意识形态操控也就显露无疑了。
二元对立世界观对于美国对华遏制思维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助力。动力是制造敌人，同仇敌忾；助力是始终误判中国，纠结于“谁失去中国”的伪命题，服务于军工复合体代表性利益集团，出现“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摇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来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
三、遏制的超越：数字文明的命运共同体
“每一次文明的演进，本质都是技术驱动下人类文明之树的突破性成长。工业文明时代，海陆空交通运输工具的普及，促进了资本、人力要素的全球化流动，推动机械动力成为主要生产力，催生了工业经济和现代社会形态。今天，我们正处于从工业文明迈入数字文明的重要关口，5G的诞生也加速了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泛在部署，推动了信息技术、数据要素的深度应用，‘数智生产力’应运而生。”数字文明是一种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智能的信息通信技术，以高科技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核心是大数据的创新和应用，包括数据挖掘、数据互认、数据治理等，形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逻辑，在更高层面上促进物质资料生产不断发展、精神生活不断丰富。数字文明时代，取代遏制战略的是“规锁”（confinement）战略，该战略试图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将意识形态冲突内化为不公平竞争、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劳工权益等“技术—贸易—产业”问题，为打造去中国化的全球技术供应链造势。
然而，观念的变迁总是落后于格局转变，尤其美国是自以为是的决策者。“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美国人为制造数字铁幕，对华发动技术冷战，强化保护主义政策，将数字技术政治化、安全化、壁垒化。拜登政府大搞“小院高墙”，进一步加大技术封锁，打压中国行业和企业，强化数字供应链管理，巩固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权的优势，加强提升技术研发的能力。
今天，工业经济依然存在，数字经济正在全面崛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催生的思维理念。数字经济所推动的产业体系远远超过传统实体经济的产业体系，其中最大的差别是产业链的不可分割性和依存性。以芯片为例，芯片所涉及的产业分为几十个大类，上千个小类，五十个学科，上千个工序。所有产业链都是超长产业链，无法切割，和我们理解的传统实体经济是不同的。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按照行业门类来组织创新过程，人为设置理、工、农、医等学科专业，区分一、二、三等产业类型，行业之间边界清晰，“井水不犯河水”。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中，“互联网+”“大数据+”乃至“人工智能（AI）+”如同架起了一座可以畅通于任何行业的桥梁，组织边界、地域边界、技术边界、行业边界日益模糊，逐渐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共同体。
在数字文明时代，中美是融合创新关系，遏制是落后的基督教一元世界观和二元对立思维，充满了悖论，违背时代潮流和世界公意。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生态文明转换的时期。遏制战略所代表的基督教文明无法适应时代之变。“为什么在西方真正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实际行动的人并不多。西方人根深蒂固的实体思维方式可能是其根本原因之一，它内在地阻止人们觉察到，我们相互内在于对方之中。印欧语言本质上把世界看作由实体构成，因为我们是用语言思维的，印欧语句通常围绕句子的主语来构造，把各种属性和特征归结于主语，讲述同一个主语在另一句子中发生了什么，同时以第三人称来陈述主语的行为，主语在每一个句子中所指的都是同一个存在。当西方哲学家思考时，就把这个主语当作不变的实体，并认为这个实体是特征变化和行为差异的基础。”
应对遏制的不是反遏制，而是超越遏制。“今天，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遏制思维不仅是对中国的误读，也是对世界的误读；不仅是对传统领域的误导，更是对新兴领域发展的阻碍。面对全球公域，中国倡导“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而遏制战略恰恰背道而驰。
在数字文明时代，经过伟大斗争，人们最终会认识到中美是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群龙无首”是《易经》乾卦的最高境界，乾卦又是《易经》的根本核心。“群龙无首”的“群”从个人修养而言是无为（道家）、无相（佛家），从社会形态而言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类霜天竞自由，各自都是一条龙，相互关爱，没人出来称霸（无首）。进入区块链、万物互联的技术时代，去中心结构、去权威和去霸权才是时代的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霸权时代的告别，对时代潮流的顺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借鉴并超越了西方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学，尤其是社会学的个体—社群或公域—私域理论、伦理学的契约与功利主义、政治学的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法学的万民法与正义论、宗教学的普世主义与多元主义，又超越了源于一神论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彰显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他们（即西方社会）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
中国化解遏制之道，是将外交战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遏制，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国战略之幸，中美关系之幸，人类之幸。（注释略）
作者：王义桅（作者为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导，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原载于2022年第7月下期《人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