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暴力统治之下，侵略／反抗并非是被殖民者生存状态的全部历史。就如一八九三年四月，年轻的甘地乘上了从南非德班到比勒陀利亚的头等卧铺车厢，途中一位才上车的白人乘客毫不客气地命令他搬到行李车厢去，手持该车厢客票的甘地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但当火车抵达下一站时，白人把警察叫来，甘地被强行从火车上赶下，在茫茫黑夜中孤身一人，冻得浑身发抖；直到晚年时他还说，这是一生中最痛苦难熬的一夜。在此之前他曾努力融入这个社会。伦敦留学期间，他脱下从孟买带来的又宽又大的印度民族服装，换上时兴的礼服、丝织礼帽、皮鞋、白手套和一只镶有银球饰物的手杖。为了梳整又乱又硬的头发，他特意买了一瓶美发油，并每天用几个钟头时间，站在大镜子前面连续不断地练习打领带结。甚至，他还买了一把小提琴，并报名学习舞蹈课程，又聘请一位法语教员讲授法语，一位教员讲授演讲艺术，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这恰表明，一个斯洛伐克人可以被马扎尔化，一个印度人可以被英国化，一个朝鲜人可以被日本化，但在殖民地背景下却永远成不了马扎尔人、英国人或日本人，他们“可以被邀请参加宴会，但却得不到任何食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来看，介于侵略／反抗之间的灰色生存要比单纯意义上的侵略／反抗有更为复杂的种族和文化的缠绕。比如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一九○五年七月至八月，复旦公学教员李登辉等由上海搭乘二等车出行，忽有美国士兵数十人陆续登上列车，见华人即驱令下车，李某等人操英语与之理论，但最终还是被武力强行驱逐下车（《东方杂志》一九○六年第八期）。本来，近代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只是半殖民地社会，殖民暴力当不应有在印度、南非那样恣意横行，但同样的事例发生在主权尚属中国的上海，表明殖民扩张作为一种结构性的权力压迫，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普通民众本无多大差别。或许，近代中国没有成为真正的殖民地，致使我们并不十分在意殖民统治下的那些历史感受；再加上在现今中国的历史记忆中，长期以来作为主流叙事的程式是侵略／反抗，从而又使得介于侵略／反抗之间的灰色生存被有意或无意遗忘。这里且不论对近代以来渐次沦为殖民地的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东北和抗战时期沦陷区普通民众与殖民关系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几为空白；就连长期以来被认为较成熟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对北京失陷后纷纷悬挂顺民旗的情形就很少实事求是地论及。常见的是一笔带过，或干脆斥之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软弱怯懦，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典型表达——“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仇恨人民，美化和讨好帝国主义的丑恶面貌”（邵循正：《编辑说明》，《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
不过，翻阅现存在场者的记述，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是北京失陷后生活之常态。联军进城之际，人们冒雨而行，泥水过膝，衣衫湿透，搀老怀幼，扶掖而行，哭喊之声，远闻数里。居住在宣武门外椿树胡同二巷，早已心慌意乱的仲芳氏未能出逃，因为考虑到上有七旬老母，下有兄弟弟妇妻室儿女，举家逃难，所费不赀；再说远无亲族，近无至友，逃出之后如何安身；还有其时秩序已乱，遍地土匪贼兵，即使逃出，不死于洋人，也死于土匪；再说一旦弃家而逃，家中一切势必为人所抢，得有回归之日，四壁皆空，何以聊生；最后则是父子兄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毫无一艺之长，在外何以谋食；所以左思右想，“只可将死生付之度外，生则合家聚守，死则合家殉节。惟有形色镇定，意见不移，听天由命而已”（《庚子记事》，33页）。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恽毓鼎则已备足两个月的口粮，城破后市肆虽皆不开，但仍可免于饥馁，是夜篝灯静坐看书，几于不知世外事，惟其后两天洋兵乱入附近民居，搜索财物，才感到担心，于是“整天至心虔诵玉皇本行集经，叩礼关圣吕祖，求免罪灾”（《恽毓鼎庚子日记》，62页）。作为五城公所差役的王大点，联军进城之时，仍在门道上同众说话，听说石头胡同北口外路北小碓房被抢，即至其处得土麦子一小口袋，然后回家食饭，午觉。接下来的几天里，除瞧头戴黑盔金顶，吹打铜鼓大号的过往之洋兵，就是跟在抢劫的乱民、洋兵后面乘机发洋财，所得包括旧书数十本，皮衣二件，现钱数十吊，被物、东西若干（《王大点庚子日记》，116—117页）。
作为被征服者必须遵从殖民暴力的统治秩序。就在北京失陷最初几天完全失控的屠戮、焚烧、抢劫和奸淫之后，联军迅速恢复了秩序，并参照上海、天津租界的统治模式，对各街区进行了接管，规定各国分管界内居民，不论贫富，须在门前插白布旗一面。于是，惊魂未定的民众不得不在门前插以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的大旗；也有再加一张用中文书写的“不晓语言，平心恭敬”的帖子；还有则按照某国旗号样式，再仿做小旗，插于门前。不久，占领者又规定各家将门口道路修垫平坦，打扫干净，各铺户、住户每日七点必须在门前悬灯一盏，至十一点钟熄灭。于是，每至傍晚各家张罗点灯，为防止灯火熄灭，又须时时加以照看，无论风雨寒冷，未敢一日偷闲。再就是占领者规定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由于无处可倒，家家只有将之存积院中。此外，占领者还规定不许居民在街巷出大小恭和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茅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憋死也”（《庚子记事》，58页）。
当然，这种臣服关系以殖民征服者的暴力强制作为基础。本来，联军发起义和团运动之役，真实动因虽为其时正在形成的帝国主义体系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需要，但借口却是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德国外交官被杀，以及中国军队和民众攻打东交民巷使馆。作为惩罚和报复，德皇威廉二世特意给德军下发敕令，明确声称：“无须宽恕，也不留俘虏，那些不愿意低头者将斩于你们的剑下！就像一千多年前蒙古汗让英名于今仍受尊重一样，你们也应将德国人的名字让中国人在下一个千年中也牢牢记住。除非闭住双眼，否则谁都不敢正视任何一个德国人。”（转引自Paul Johnson,The Answer to Terrorism? Colonialism,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9,10,2001）再看具体的惩治情形，当时在场者记述：“洋人勒催，有不遵行者，毒打治罪。铺户住户谁不畏祸，只得按款遵办。”（《庚子记事》，42页）而且，暴力之下确也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具体来看，门前打扫卫生，洋巡捕动辄挨户踹门而入，勒令泼水扫街，人声鼎沸，举巷不安；再看每晚门前点灯，洋兵数名，身背洋枪，手执马棒，昼夜沿巷巡查。偶有未点之家，或灯被风吹灭，洋人将门踢撞，无论男妇揪出痛打；然，最苦者乃为不准在街上出恭的规定。自北京大乱之后，淘茅厕、净便桶之人，均无形影，居民不得不将粪溺泼于街市。联军攻占北京之后规定不准沿街出恭，一些区域也曾设立茅厕，但在没有设立公共厕所的区域，居民“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同上，67页）。
为尽可能地减少伤害，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北京失陷之初，未能及时出逃的居民，无论仕庶商贾，将门前标识的官衔、堂名、门对，尽行刮洗干净，有刮之不及者，用青灰刷抹。后来，经历一日数次的搜寻，居民们公议集资，每家三二金不等，购办羊酒瓜果茶糖等物，送往占领军兵营，按送礼之家，各给洋文护照一张，以使洋兵不来搅掠。仲芳氏一行就于九月五日、十日、十二日分别给驻扎在附近善果寺、长椿寺、安徽会馆的德国占领军送去了犒赏品，并得到了相关护照。九月十七日下午，当五名洋人闯进来时，由于有此护照，洋兵即时而行，并未进院。少顷，又来洋人二名，一在门前等候，另一进入院内，也是因为看了护照，“伊亦点首会意，仍进各屋略为看视，幸未开箱柜，亦未携失物件”。这里所以加了个“幸”字，因为“他处护照，间有不灵，洋人佯作不识，仍进房搜掳财物”（同上，41页）。十月初，各界官绅倡率设立安民公所，由华人自己组织勇丁保护街巷，辑捕盗贼。仲芳氏所在处的华人管理公所名曰“华捕局”，各户按上中下三等，每月捐资，招募练勇巡街下夜。再由于洋人经常随街拉夫，充当苦力，有头面的官绅又倡议设立苦力局，每逢洋人需要差役，俱由局中捐资雇人前往应役，不令其挨家扣拿人口，还可以工代赈，养赡一些失业之人。此外，华捕局会董与洋人商议，对于住户每日洒扫街道，门前点灯，由局中华人练勇负责督催经理，以使民众“免受洋人之扰，是以各街巷家家欢悦”（同上，41页）。
值得注意的是，被征服者并非总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英、美、日三国最初攻入北京之时，挨家搜掠，进入十月以后，见街市萧条，无可劫掠，故为沽名钓誉，竭力保护。三界商民，只求目下稍安，商议集资向占领军送万民牌伞，以示感谢。据说，那天德国占领军见“美界”商民用鼓吹将万民牌伞送至美提督各官，也到魏染胡同广源银号，问其执事，言“美界”绅民既送旗伞于美官，德界亦宜如是，尔应首倡此举。得到的回答却是，“德界百姓因劫掠骚扰，均迁徙出境，街巷竟不见一人，万民伞等一家一名，今家家逃避，何从得其名乎？”（《庚子大事记》，35页）此外，在场者的记述还表明，被征服者们对殖民占领多有极强的抵触和怨怼。一九○一年二月六日，作为差役的王大点颇为愤恨地记下了，“晚有德界洋兵查灯，轮我屋该点，椿出，被洋兵抽打两下。此记”（《王大点庚子日记》）。十月中旬日本占领军将占领的旧太仓之米发粜，每老米一石，易银二两五钱，接着又将占领的京、通各仓粮食，悉数以轻价发粜，客观上也确使兵燹之后的北京，米粮无所匮乏，市价亦得到平抑，但杨典诰则认此举不过是“于兹既市美名，又得沽价，京、通十七仓之粮食，所得不赀，可满其欲壑矣”（《庚子大事记》，34页）。在这之前他记下了日本在东城戛戛胡同某高官府第水井之中起出三十万两白银，该家人曾托人婉言向占领军商议，请以十五万两为报效，但却被遭到拒绝，银两悉数载还东瀛。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被征服者对民族认同更深的感受。以门前悬旗点灯为例，义和团运动在北京风起云涌之时，各户也被传知每晚门首各点红灯一个，以助神道灭洋之举，此后，义和团还传令各户悬挂红旗，不久由于办团练命下，各户又被要求更悬黄旗，虽然也是一扰乱之举，但在经历殖民暴力之后的在场者却说，其时虽然满街红灯照耀，而民间尚无苦楚之事，“迨七月洋兵进城，令家家点灯时，乃真苦也”（同上，32页）。同样的情形，是到了一九○一年六月初，占领军大部分撤离，城内城外各段地面，归还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缉，华官仍遵章派练勇，分两班日夜巡逻街巷，各守段落，夜间亦闻巡更鸣锣，并奉庆亲王谕，扫除街道，昼则泼水，夜则点灯，所以去污秽便行人，昔中国旧典，所应为者。深受占领军之扰的仲芳氏说：“各街巷扫街、泼水、点灯、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暂多松懈，不甚严查究责，究竟我兵同气连枝，互相怜悯，不比洋人横暴耳。”（《庚子记事》，41页）
尤其是，患难之中更显邻里相扶之谊，血浓于水的民族之情，以及在恐惧和匮乏中的人间忠义。对家里有老有小的仲芳氏来说，占领军屡次上门搜扰，所幸同巷邻居程少棠精习德文，帮助书写洋文贴于门首，稍藉保护。再以友人冯秀亭则饮食起居俱在其家前厅，时刻相伴，“洋人来到尤蒙其迎面周旋，实予全家之所倚赖也”（同上，42页）。曾授翰林院编修的任华学澜则在联军入城最混乱的日子里，巷内米堆房被抢，家人拾得若干什物，得知后则急令其拿出，并申斥之。友人在城破后自尽殉国，他四处张罗购买棺木，并将自家不多的米送去五十斤。后来，又得知对门书吏办薛某家断粮，“送其米一小袋”（《庚子日记》，117页）。身处下层的王大点虽曾帮作为占领军的印度兵、德国巡捕寻找妓馆，并带领美国兵至同春楼旁买酒，但却从来没有举报或出卖所知道的义和团民。如一九○一年春节在给院邻东室陈家拜年时，他就见到因习拳而逃避抓捕的陈家女婿，并与之“坐谈多时”。此前，听说朋友张三被英界巡丁认作义和团成员而被揪走，急忙找人打听消息，并同众人一起找到华人王姓巡丁处说情，折腾了四五天终将此事免于被追究（《王大点庚子日记》，120—121页）。据说，这一年的年关之际，各铺户业主对于所欠账目，虽间有开帖取讨者，但“尚不十分勒索”（《庚子记事》，71页）。
在这个意义上，介于侵略／反抗间的灰色生存，虽在顺民旗下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也并非一切微不足道。毕竟，殖民暴力处心积虑地用屠戮、抢劫，以及后来的悬旗、张灯、打扫门前卫生等各种方式胁迫被征服者，不就是想将他们作为华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清除和抹杀，中国人自己岂能再将之矮化或有意冷落。再说，如果需要谴责，应受到谴责的也不是受难者，而是作为侵略者的殖民暴力。所以，当在日本横滨发行、由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屡发评论，斥责送万民伞、德政牌及自称顺民，乃支那人的奇耻大辱，盖生成奴隶性质，甘心服人者也；而时居上海，同样也主张维新变法的孙宝则大不以为然，他说，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古之常理，何足为耻。且当时力既屈矣，使犹不服，惟有尽受西人之屠割而已。未闻不忍其为奴隶者，反忍其受锋刃也。人谁不爱其死，世固有以死拒人者，而其发源仍出于救死之心，冀幸未必死耳。若绝无可望，而始终不屈，以为高者，此梨州所讥宦官宫妾之所为，臣犹不可，何况于民？“吾不意海外新人，而犹守此陋见，殊可怪也！”（《忘山庐日记》）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设身处地感受这些被征服者的无奈和不得已时，更需改变以往那种与殖民暴力相似的思想方式，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也就应作为近代华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重新述说和铭记。
（《庚子记事》，仲芳氏著，中华书局一九七八年版；《王大点庚子日记》、《庚子大事记》，杨典诰著，《恽毓鼎庚子日记》，收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教研室编，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五月版；《忘山庐日记》，孙宝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