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来对待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创造性贡献，更是运用系统观念的典范。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对一定时期党的建设系统工程的顶层谋划和全局把握。从系统工程角度整体性部署党的建设经历了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直到“五加二”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演变的历史谱系，勾勒出党统筹推进自身建设、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系统观念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哲学方法论，指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化发展。“五加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以重大原理性理论成果标志着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百年大党的布局形态之演变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顶层设计，及时回答好“如何建设党”的时代课题;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的伟大工程;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的辩证统一;坚持自我革命，持续破解大党长期执政的深刻命题。
【关键词】系统观念;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特别强调要“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其中系统观念作为“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指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化发展。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对一定时期党的建设系统工程的顶层谋划和全局把握。全局之变，在于布局之变。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建设征程中以系统观念整合党的建设结构体系，根据时代条件和现实需要科学规划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服务于党和国家战略发展大局之变，最终呈现出党建工作形态布局之变。布局之变，引领实践之跃。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既是从党和国家全局出发擘画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战略部署，又是加强党自身建设的具体实践措施。探索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百年发展的历史变迁，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内部结构和要素关系的体系化特征，进一步彰显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不断实现长期执政的经验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工作布局开始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规范呈现，学界以“总布局”“新布局”“战略布局”“总体布局”等概念表述对其进行了丰富解读和理论阐释。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相关学者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五加二”总体布局，确立了相应的内容框架和研究范式。在布局结构上，有学者从“四个伟大”相互贯通的角度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实践逻辑，围绕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政党主体自觉、多元风险挑战等构建起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动力机制。在内容要素上，有学者从党的政治建设、精神建设和自我革命等具体视角探讨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形态跃升以及场域延伸。由是观之，关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成就，深化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问题的学理研究。同时，也存在有待完善和发展之处。比如，从研究内容来看，相互衔接而又各具特点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演进中时间性特征凸显不够。时间维度是贯穿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一条红线，根据这条红线的坐标性发展变迁能够形成一个走向历史深处的认知结构与分析框架。再比如，相关研究成果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认识分析偏重现象阐述而缺少方法自觉。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作为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且“内在元素协同配合的系统”，应该以系统观念为指导提高对其研究的解释力和生命力。有鉴于此，本文从坚持系统观念的方法论维度出发，立足全局的高度把握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历史谱系，基于历史情境梳理其发展演进的逻辑规律，凝练总结党探索自身建设总体布局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进行深入阐释。
一、从系统自身的演化看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历史谱系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百年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延承发展而来的。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首次将党的建设以“伟大的工程”予以认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以“伟大工程”来部署和推进党的建设突出体现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之维，从最初“三位一体”的传统布局到改革开放以来由“四位一体”向“五位一体”的动态演变。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演变谱系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保持强大的优势传统，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深厚坚实的理论根基和历史逻辑。
（一）“三大建设”传统布局的形成与沿用
组织建设是党力量展现和功能发挥的载体，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先面临的建设问题。党的组织体系是在残酷秘密的斗争环境中建立发展起来的，建党之初主要面向工人群众大量发展党员，明确提出“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大革命失败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被广泛吸纳入党的组织，思想的摇摆性、组织的松散性、作风的自由散漫成为党的早期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党历经挫折先后提出“支部建在连上”“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建设要求，明确了思想建党的首位原则，强调以思想建设保障党的组织凝聚与壮大。面对党内存在的思想问题，即部分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的问题，党以整风的形式净化清除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党员干部，实现了党的思想统一和组织团结。在推进党的思想建设过程中，作风建设作为基础内容也不断清晰。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从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出发将作风建设与思想建设牢牢联系，实现二者相互依托和助力。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提出党的“三大作风”命题，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端正了党内思想路线，党的作风建设也由此纳入党的建设布局。
“三大建设”构成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逻辑起点，指明了党的建设的实践方略。中国共产党人以组织建设为实践起点逐渐向思想、作风建设关联和深入，初步形成了党的“三大建设”基础布局，找到了一条在工人阶级人数少、农民占绝对优势的国情下如何建设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路径，“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将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凝聚全党共识、形成强大合力，朝着建设成“全国性的大党”的目标前进。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以“两个务必”的作风要求来预防规范党内建设，并以“赶考”的严肃心态思考党取得全面执政权力后的自身建设布局。全面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率先发动以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水平、改善党群关系为指向的党内整风，强调以“公开建党”纠正“自报公议党批准”这种放弃党的领导和脱离群众的建党方法，并针对新发展党员质量问题和部分党员“思想作风极为不纯”等现状提出加强组织建设的要求。随后，在1951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全面整党，克服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不纯洁的现象”。此后整党工作又与“三反”“五反”运动相结合，与党内存在的贪污浪费行为、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坚决斗争，以党内思想改造推动清正廉洁的党风形成和国家建设的组织基础巩固，将“三大建设”始终密切联结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遗憾的是，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到“文革”结束的这段时间，由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失误，使得对党的建设的探索也出现严重偏差。党的建设布局未能持续向正确方向发展，由此促使“文革”结束后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恢复与完善，一以贯之推进“伟大工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性自觉。
（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向“四位一体”的延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建设成为改革开放事业稳步前行的根本保障，党的建设目标、策略、布局等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为迫切和凸显。在深刻总结“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制度建设成为党推进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更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邓小平明确了制度建设的重要价值，“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忽视制度保障党的很多工作都会遭受损失。党加强自身制度建设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一方面，以制度理念管党治党，使党的各方面制度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党以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为着力点，不断推进干部制度、党组织和党员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党员干部的教育培养、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的制度规范。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的组织路线逐步恢复，党的组织人事工作不断完善，党的制度建设开始从组织建设体系中剥离出来。另一方面，官僚主义、特权现象等危害党的领导的问题，反映出长期塑造的党的优良作风未能形成稳定机制和持久约束。“建设好的党风，思想教育很重要，制度建设也很重要”，仅通过党内教育整顿方式纠正党风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制度建设必须作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补充。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度建设率先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组织人事制度改革提出，此后，制度改革一路高歌猛进。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党的十二大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作为党必须着重解决好的关键问题。随后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整党的决定，并强调此次整党的目标是“把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努力建立、健全和改革党内生活的各种必要制度”，制度建设已有意识地融入到党的建设各个关键领域。《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等一系列制度加强了党中央对涉及“国之大者”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要求，其内容主要围绕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化和完善党内民主，强调走出一条制度建设的新道路。这里的制度建设仍是作为党的组织建设一部分，也并未明确其在总体布局中的定位，但党的制度建设思路已经清晰。党的十四大则从干部离退休制度、党内监督制度、集体领导制度、党内生活会制度等方面提出要求，不断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制度建设。党的十五大后通过重点推动党章学习、理论学习等党内活动的制度化，使得党的制度建设向党内生活具体领域进一步细化。沿用至21世纪，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加强组织建设，以制度形式对思想建设、作风建设进行常态化巩固，“制度建设”作为拓展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关键一环水到渠成。自此，党的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正式确立形成，成为具有代表性和基础性的党的建设结构样态。
（三）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向“五位一体”的拓展
新时期党不再以政治运动形式展开反腐败斗争，而是将腐败问题置于党风建设之中以教育和法制等规范化方式予以整顿。党内对腐败问题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改革开放初期，执政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中，对腐败的产生和影响极为警惕慎重，从维护党纪、端正党风入手，整顿党内腐败问题。1979年中纪委恢复成立，担负起“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把党建设好”的责任。结合改革开放形势下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央在重点打击经济领域犯罪过程中，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决严肃地进行反腐化变质的斗争”，对腐败导致的严重后果已有所预判。1983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从思想、作风、纪律和组织四个方面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这一阶段党将腐败问题在理论上整体寓于党的作风建设之中，将其视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不正之风”，在实践上重点关注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以职权谋私利的违法违纪行为，主要从思想根源认识解决腐败问题。党的十三大提出“必须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反腐败工作在改革开放事业和党的建设工程中的重要定位已基本明确。
党的十四大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背景下腐败问题进一步凸显，惩治腐败开始与“党风廉政”并列出现。党对反腐败工作逐渐从作风建设中剥离进行重点突出，置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单独一环予以认识。究其原因，一方面，腐败问题与公权力行使直接关联，必须从制度法制层面进行根本防治。党中央在此期间积极探索建立反腐倡廉的约束机制和党内外监督机制，在健全法制建设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不断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机制。比如中纪委自1994年起，每年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不正之风”三个方面来部署反腐败工作任务，落实发挥党内监督效能，到21世纪初基本从教育、法制、监督实现了党内惩防并举的反腐败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腐败问题是党执政的最大威胁。党中央从执政基础和执政党地位出发来认识腐败的根源和实质，作为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与党是否变色的大事来抓。“不解决好反腐倡廉的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党和政府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面对苏共亡党垮台的深刻教训，党的十四大提出“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党建命题。党的十五大后党从纯洁党的组织和提高执政水平出发，突出了反腐败斗争重要地位，反腐倡廉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也被正式提出。党的十六大后围绕党的先进性建设，进一步将提高反腐倡廉能力视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七大则首次提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党建新布局，正式将反腐败斗争与党风廉政建设有机结合、有效凸显，从党的作风建设中独立设置，形成了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的“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跃升奠定了基础框架。
二、新时代运用系统观念推进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创新发展
在总结前期经验、适应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进行创新调整，由“五位一体”进一步完善为“五加二”的科学布局，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五加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全面概括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标志着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以重大原理性理论成果标注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突破性进展。
（一）旗帜鲜明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的重大创新
中国共产党是在明确的政治纲领指导下建立发展起来的，并在奋斗实践过程中养成了重视政治建设的历史传统。《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社会革命”，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政治使命和目标，这是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党的二大立足中国国情还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实现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革命时期，遵义会议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使得党在生死攸关之际迎来转折，党的七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指导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建设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提供了保障，党的八大上继续重申以正确的政治路线加强执政党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再次强调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实施。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政治建设此前未被明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但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政治要求始终是首要内容。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政治站位、履行政治责任，通过提高政治建设水平来强化自身建设在党内已然成为共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管党治党的根源性问题上认识党的政治建设，把讲政治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以一系列重要论述集中阐释了政治建设的科学定位，树立起“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的政治建设系统目标，形成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体系框架。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将政治建设以统领性地位纳入其中，并凸显了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的厚重分量。作出这样的战略部署是对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完善，具有深远的战略考量。在实践开展中，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作为纲领性文件，其中强调以理想信念为依托坚定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场，从“两个维护”和完善制度体系、工作方式出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着眼党的各级各类群体组织提高政治能力，以政治标准为依据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以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底线、以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滋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等等。将党的政治建设引领并贯穿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全方位、全过程，以此为中心实现党的建设突破与创新。“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十年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党的政治建设标志性成果。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地位的全面巩固再次凸显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首要地位和根本意义。
（二）首次将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拓展
严明纪律及其严格执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注重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便设有“纪律”专章，即第四章第十七条至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党内各类纪律要求并在此后长期延续。党章的制定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根本的纪律遵循。革命战争年代，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代表的党的纪律一度成为党领导革命得到民众认可支持的名片标识。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率先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适应全国执政后党的纪检工作需要。中共八大对执政党的纪律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从民主集中制、党员权利义务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党的建设框架下的纪律要求，尽管相关内容十分丰富，但在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并未将纪律建设单列，而是纳于首章的“党员”一章。改革开放以来，纪律建设恢复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重新点明了纪律建设对党的执政能力、领导能力的迫切意义，纪律建设也向制度化不断迈进。从党的建设历程来看，纪律建设从建党伊始就是明确的组织意识，经历了由规训、教育到工作机制再到制度化的发展过程，从意识观念层面到组织执行层面的双向推进，是贯穿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的重要标志。
传承党在长期奋斗实践中铸造的纪律严明的组织品格，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第一次将纪律建设列入其中，并解决了在党的建设具体内容方面负面清单不明确的问题，这项建树也是空前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纪律建设的认识与实践达到新的高度，纪律建设的科学化、系统性进一步提升。一方面，以党章为总源头和基础，纪律建设内容更为系统全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历经2015年、2018年和2023年三次修订，其中，将以往繁杂的违纪行为归纳整合为“六大纪律”，开列负面清单，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同时，党中央陆续颁布出台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和文件，覆盖涉及党的纪律各个部分，极大拓宽纪律建设的内容体系。另一方面，从“提高纪律执行力，维护纪律严肃性”出发，规范纪律执行和完善纪律建设的制度体系，发挥纪律建设标本兼治作用。一是以政治纪律为首位严明纪律执行，以严肃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配合纪委执纪监督的有效落实;二是创新运用政治巡视、派驻监督等制度方式实现纪律执行的组织全覆盖;三是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优化纪检机关的机构职能，完善了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同时创造性地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全覆盖的监督实效配合党的纪律执行的组织保障。党在对纪律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和实效性探索中，逐步深化并明确了纪律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位置。将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这项重要拓展是在党的建设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取得原创性理论成果，突出了纪律建设这个管党治党的治本之策，促进了党的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将制度建设贯穿于自身建设全过程的精准定位
以党的建设制度化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的质量。中国共产党是在以党纲党章为核心的制度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制度治党是党自我建设的成功经验，党对制度建设的全局性认识也是一以贯之的。党在领导革命斗争和局部执政时期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主要是组织运行中的制度机制建设，在实践中形成了党内组织法规等制度内容，确立了请示报告制度、党委会制度等制度。这一时期，党的制度建设以具体方式手段与思想建党有序配合。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成为中国今后一切发展的制度基础。推进党的建设工程在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构建党内监督体制等方面展开积极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制度建设贯穿全局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走出一条“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围绕党内民主、党内监督、党内选举和党的干部工作等把党的建设不断向制度化、规范化推进。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六大便指出过制度建设的“贯穿地位”。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又以“并列地位”对其进行表述，新时代制度建设地位是在历史经验和实践基础上的一次重要回归，体现出党对制度建设理论探索的动态发展和精准把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将制度建设融入和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而不再与原来其他四个建设并列，回归了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定性、穿透性、全面性，更加凸显了制度建设的保障作用。“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以精到准确的定位将制度建设的特点和价值凝练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框架体内，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刻的制度意识和思维观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手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党的制度建设走向集成化，探索制度功能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效发挥路径。中共中央一方面开始集中清理一批过时的党内法规，另一方面加强党内法规制度的体系化建设，初步形成以党章为根基、覆盖党建各领域的其他法规为主体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体系化在纵向上体现为以党章、准则、条例、规定、办法、细则为类型的制度体系，在横向上体现为党章之下以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为基本框架的“1+4”的制度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引领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为党的各项建设和新时代接续奋斗提供持续有力的制度保障。
（四）以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推进自我革命的重大举措
反腐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同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围绕党的初心使命、宗旨性质形成了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建党之初克服腐败思想、拒腐防变为主，到局部执政期间严治贪腐问题、探索廉政建设已成为党的反腐败工作主要方向，并主要依靠作风建设来抵御外部“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运动式反腐严肃党内建设，在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城乡“四清”等运动中查处大量贪污腐败案件，对反腐败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滋生的贪污腐败问题一直被高度警惕，并通过完善教育、监督、法制等手段向“制度反腐”深入。坚决反腐防腐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任务，“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要靠教育、靠法制”，坚持反腐败斗争的命题也在这一时期被正式提出。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建设，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一次直接呈现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但其要素内涵较为广泛，尚未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单列突显。
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把反腐倡廉建设从并列的原五大建设中抽离出来，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加以专门表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全面从严的主基调，针对反腐败工作不断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完善。“反腐败斗争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党的领导下，拉开了一场“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败斗争的深幕，在“打虎拍蝇猎狐”、大腐败及微腐败同力惩治过程中赢得了斗争主动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同时，党中央从制度出发规范权力制约和监督，以党的各项建设为依托将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从解决“四风”问题出发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发挥并保持巡视利剑的监督震慑，在各类主题教育实践中筑牢反腐拒腐的坚定信念，在深化党和国家各项改革中建立起权责分明、协同高效的法治方式和制度体系，坚持系统思维形成“三不腐”的全链条、一体化的有效机制。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将“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标志成果，并强调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五加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职能定位，即聚焦惩处贪污腐败违法犯罪，是对法律底线的坚守，而“倡廉”侧重于对自律为主的廉洁品性的正面弘扬，是对道德高线的引领。这就将反腐倡廉作出了更为科学的职能界分。正是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指引下，党在新征程巩固夯实反腐败斗争的成果，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治理，在推进自我革命实践中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三、推进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演进的基本经验
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发展的历史谱系本身就是坚持系统观念的集中体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基于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现实需要对系统推进“伟大工程”所进行的动态调整。对动态化和开放性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演变的经验提炼，为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整体规划和统筹推进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借鉴。更为重要的是，运用历史思维深刻把握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变动呈现的历史趋势和运行逻辑有助于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精准落到实处。
（一）坚持顶层设计，及时回答好“如何建设党”的时代课题
党的建设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结合形势的发展进行全方位谋划才能标定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布局的核心要义是事物的整体性、结构性安排。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历史形态的演变始终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核心问题，体现了系统的环境适应性，从全面的角度描述了党的建设的客观状态和现实进程。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明确了从小团体发展到群众性大政党的目标并为之实践，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党自身愈渐成熟，对党的建设目标有了更明确的认知。毛泽东强调领导中国革命，“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无法完成的，这是围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对党的建设目标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为基底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得以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建设布局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继续展开，从党的领导出发对执政党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组织制度等方面进行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正式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目标命题，把党的建设事业重新引入正轨。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制度建设”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进行拓展，重视执政党的制度建设成为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特征和实践要求。党的十七大明确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特征概括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目标，而“反腐倡廉建设”也正式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的建设“五加二”的总体布局，不仅对已有存量要素进行结构性调整，还开创性地进行增量要素的整体提升。
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深刻阐明了“伟大工程”的战略布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党的建设的结构和体系，是一个要素统一、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确立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逻辑起点，在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深化中规定并拓展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体系框架。同时，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对“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系统回答，是基于新时代党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要求所进行的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正是在不断延展与完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标明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在贯彻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二）坚持守正创新，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的伟大工程
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接力探索中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建构与调整凝结着党对特定时期的建设经验总结和使命责任担当。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国情，中国共产党建党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在农民人口众多、工人阶级力量相对薄弱的社会条件下建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的问题，这是革命时期确立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国情。毛泽东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推进和“三位一体”党的建设布局的形成就是基于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目标动力等实际出发。取得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又从“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的现实地位出发，按照全国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任务要求来实现自身锻造，并向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全过程的领导核心地位塑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工作布局几次调整紧紧围绕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发展，邓小平率先从党由领导阶级斗争到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转变出发，思考执政党建设发展的核心问题，并在党的十三大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上实现了向“五位一体”的丰富调整。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新时代党内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从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战略环境出发，“五加二”的革命性突破再次创新发展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结构体系，体现了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肩负历史使命的积极回应和主动担当。
通过改革创新来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守正创新是党在实践探索中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一个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不同发展阶段党的建设遇到的问题既前后贯通，又有质的区别，这种历史变革演进的时代性和现实性特征要求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在使命引领和问题指向上的有机统一。在党的建设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总是针对所处时期的现实问题和发展需要，从大局全局出发把握党的建设目标要求，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推进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创新发展。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发展演变以承前启后、起承转接的创新思维从系统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进行描述和把握。正是基于对党所处外部环境和自身状况的正确判断，基于不同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和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适时调整，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向具体历史的、动态发展的科学体系不断完善推进，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探索形成的重要成果。
（三）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推动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的辩证统一
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发展演变是党百年建设历史的实践经验总结，也是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成果应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形成经过了理论指导实践和实践发展理论的两个阶段:一方面，党的自身建设的实践开端首先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科学指导，正如毛泽东所强调，“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形成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理论命题，但在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等具体内容上皆有重要论述，在加强理论武装、树立政党纲领、坚持民主集中制等方面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体系构建是基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的转化过程，②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内容。实践效果有效检验理论力量的强弱。党在自身建设实践中逐渐理顺了党的各项建设内在的逻辑关系，对各项建设所处的地位环节、价值内涵形成了系统认知，最终统一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理论体系之中。
实践探索是先导，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总结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这一顶层设计和全局谋划提供了重要保证，在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串联起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演变历程。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建构有着辩证统一的方法论特征。首先，在外部结构上体现了坚持整体与部分的统一。党的建设具体内容要整合服务于党建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整体布局，既突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党的不同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一如既往的实践地位，又能将党的建设具体内容条理清晰地呈现，以系统优化的理念实现各部分相互协调和丰富拓展，增强党建工作的推进逻辑和整体效能。其次，在内在运行上体现了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党的建设各方面是层次分明、各有侧重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以“统领”“根基”“基础”“贯穿”等话语表达直观呈现了党建工作的实践重点和着力点，以主次有序的内部结构实现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结构优化和效能提升，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工程质量综合提升。
（四）坚持自我革命，持续破解大党长期执政的深刻命题
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发展演变与党的建设原则方针、任务要求、目标主线等内容密切关联，共同构成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内涵体系。“执政能力”“长期执政”在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中并非新概念，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经历了由群众性的、局部执政的党到全面执政的党再到长期执政的党的地位转变，党的建设目标也在此基础上变化调整。民主革命时期，党尚未夺取全国政权但对将来执政地位长期保持和执政能力提升问题已有所预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毛泽东面对黄炎培“窑洞之问”，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所作的历史回答。毛泽东以“让人民监督政府”破题，在发扬党内民主作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安排、建设根据地民主政治等方面进行实践和理论探索，涵盖了党的建设诸多内容。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党从“怎样建设执政党”的任务要求出发，从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又从制度建设、反腐败等方面推进党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说，党的建设发展史是与党的发展史相一致、吻合的。党的十六大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明确指出“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作为党的发展的标志定位和基本党情，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也相伴地实现了一次重要发展。此后，执政能力建设一直是配合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调整的稳定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再度破题，探索出破解长期执政难题的第二个答案，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新时代党建工作主线。在执政能力建设的表述中增加“长期”二字，深刻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实现执政使命长期性、艰巨性的深远考量，生动展现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创新性、突破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条件变化阐明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完善的现实导向和核心立意，从而在解决问题、提质增效中永葆青春活力。维护百年大党的政治安全和执政安全，必须具有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和快速适应能力。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解答了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这一党自身建设的时代课题，也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实践逻辑和结果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表明，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也是对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根本诠释。“勇于自我革命”对大党独有难题的时代回答，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原创性内容。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将鲜明的质量导向和不懈的质量追求熔铸于党自身建设的实践中，以锻造优质的新的伟大工程。
乔贵平，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洪超，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理论与改革》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