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与人性的关系，是党性在上还是人性在上？我的看法是人性在上，党性在下。而不应反过来。因为人性在先，党性在后。所以正确的摆位，应是党性在人性之中，没有人性就没有党性。

中国共产党业已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即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按照人性善恶的观点，应当怎样理解先锋队和先进性呢？我认为可以这样定义：共产党是一个很大的善人（现有7500万人）集合群体，因此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是人之善性的集中表现。否则就不配“三个代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三个代表”最终必须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然而，人性当中还有人性恶的一面。作为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不是行善而是行恶，其对社会的危害总是有限的。可是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市（县）的党组织，如果不是行善而是行恶，或用冠冕堂皇的恍子去作恶事，行恶风，使人之性恶膨胀起来，其危害性非常之大。它不仅直接危害政党自身，而且必然危害到社会乃至国家，甚至影响全人类。这样的教训太多太多，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证明。

我说党性在下，人性在上；人性在先，党性在后。是否太反动了？我看不能这样说。可否说我这是散布资产阶级人性论？也不可这样说。因为资产阶级是人，无产阶级也是人，所以都有人性。当资产阶级人性善时，我们不但无理由去反对，而且应当予以支持，积极合作。当无产阶级人性恶时，人民也会进行抵制甚至群起而攻之。因此，人性反思的结论，必然是党性在下，人性在上；人性在先，党性在后。如若不信，就请大家回忆，我们过去在工作岗位上，在执行上级交办的任务时，在执行党的某项决议时，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用党性保证”！对不对？对。我们过去就是那样坚定地回答的。“一定用党性保证，党让干啥就干啥，党让咋干就咋干！”怎么样？实践证明，当我们自觉地执行正确任务时，这个党性保证对了。当我们盲目执行错误任务时，这个党性保证就错了。“大跃进”，用党性保证，用土高炉炼钢铁，结果炼出一大堆废物，劳民伤财。“浮夸风”，用党性保证“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结果全落空了，造成个“三年困难时期”，人人挨饿，因此被活活饿死的老百姓，创出中国历史之最。“文革”造成的灾难，更是沥沥在目，不堪回首。“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的你争我斗，也有是非之争，但那不属于党性，而是被政治家玩弄利用的派性。然而在各级革委会建立之后，党的组织恢复功能，那时用党性保证完成的“清队”、“打反”、“斗走资派”等等，造成多少冤案，死了多少忠魂和冤魂。特别是张志新等万名优秀党员、干部及群众，因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林彪、江青、而被省级革委会正式批准处以死刑。

大家想一想，人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把我们培养成人。是共产党把我们领到革命的道路上。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为此，在革命年代，大家“冲锋在前，退缩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时的年青人，最喜欢鲁迅的一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何为“俯首”，俯首即“低头”，就是心甘情愿把自己摆在“下人”地位，而不是当官做老爷。大家虽然经历不同，但对过去走过的道路都是很熟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冲破黑暗，走向光明，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后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然而，大家曾否认真想过，在革命胜利之后，在共产党身上，还有多少党员仍然保持着“牛”的精神。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我们的心态？原因当然很多，例如“功臣自居”，“追求享受”等等。而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摆正党性与人性的关系。

老实说，对人性问题，在“文革”以前我也不曾想过。上边批资产阶级人性论，我也跟着。后来想这类问题，主要由于许许多多触目惊心的事件，竟然发生在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甚至发生在英明伟大的领袖身上。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的想法都是：党内团结了，社会安定了，国家可以一心一意地抓经济搞建设了，从此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共同致富奔小康了。谁能想到，在这期间又出现“腐败透顶，混乱至极”的负面效应。所以，我就沿着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冥思苦想找原因。结果，找到“革命党”三个字上。因为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所以在思想上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共产党生来就是专门整人，专门革别人的命的。而不是理论上所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因此，在实际行动上，总是不断发动革命，发动党的组织及广大党员去革别人的命。有时在口头上也号召别人帮助共产党整风，帮助共产党自我革命。但其真实意图在于，“引蛇出洞”，制造借口，以便继续革别人的命。“反右派”、“反右倾”，就属于这样一种革命的战略战术。所以我认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并作出相应决议，是非常英明的决策。

回想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实际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但真正的转变是在“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错误方针之时。而公开宣布实现这个转变，是在建国55年之后，党中央提出执政能力问题，才算摆正了执政党地位，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显然，这个转变的过程太长了，良好的时机迟到了几十年。试想，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建国后完成三年恢复时期，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治国，把共产党的活动限定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并且用法定程序，由人民依法民主选举或罢免国家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并且真正按照共产党自己承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处理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关系，真正允许党内外干部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监督共产党的组织及各级干部，而且不是口是心非，“引蛇出洞”，不搞突然袭击和政治运动。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比现在高得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比现在巩固得多，国内经济政治形势比现在好得多，全国城乡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及其富裕程度，与亚洲“四小龙”相比较，也差不了多少。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是我说了许多的如果而不是事实。但是，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牢记“文革”之类的血泪教训。同时要牢记改革开放期间，由于消弱党性，只讲自私不讲为公，屡屡出现程维高、陈良宇之流“挂羊头卖狗肉”型的腐败高官，导致党的威信滑坡的沉痛教训。

我衷心希望我们的党和国家能够通过国学研究和党史研究，把中华民族代代传承了5500多年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充分发掘利用悠久而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实践经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尊重科学，规范行为，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时希望通过人性反思，摆正党性与人性的关系，摆正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关系，摆正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摆正党与人民的关系。我深深地热爱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相信共产党大有前途，相信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会做好国内的事情，也会做好国际的事情。中国古人总结治人治国的基本经验，有一段话说的很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欲治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四书五经》第七卷“大学章句”）这是经受2000多年历史检验，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通真理。因此，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联系现代实际，运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长期坚持探索下去，定会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人类长期想往的美好愿井和谐世界定会到来。

笔者欧阳光孝，男，1932年生，广东中山人，中共党员，离休干部。曾任河北省秦皇岛市经委调研员，现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