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性”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这一术语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他们所指“党性”主要是指理论和政治活动的阶级性。“党性”这一术语内涵的基本定型始于列宁，他所指“党性”既是研究方法上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自觉，同时也用来描述党员对党的组织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文献中，“党性”术语正式形成于延安时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性”术语内涵的多种表述，实质在于把“党性”理解为阶级性基础之上思想理论方法和组织形态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党性”术语的内涵，基于党员个体意义上的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思想的整体性中越来越具有了突出的意义。

关 键 词：党性；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它内在地规定着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旨归。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党性”这一术语的内涵及其所强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党性”这一术语的结构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从术语的角度厘清“党性”一词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上的使用及其内涵变迁，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发展的历史趋向以及当前阶段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一、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文献中的“党性”和“党派性”

“党性”是反映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特质的一个重要术语，它最早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据一些学者的考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共有三处对“党性”一词的直接使用：

1845年下半年，恩格斯在《“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的前言和结束语》一文中批判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时说：“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1853年3月11日，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评价拉萨尔时说：“拉萨尔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干得多，这一点当哈茨费尔特伯爵的财产最终并入国家财产的时候，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党性和抱负，而他的那些卑下的、从属的情欲和私事，是众所周知的”。1863年1月2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对法国布朗基派抵制普鲁东派控制法国工人运动的企图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在巴黎，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甚至像卡诺和古德肖这样的人，都声称在最近的运动中必须推崇布朗基。”①从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这三处对“党性”一词的使用来看，他们是在阶级性的意义上或者说是在阶级自觉性的意义上来使用“党性”这一术语的，表明“党性”与阶级性本质上是同一的，反映的是在理论和政治活动中对客观的阶级性的自觉的主体性认识。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文献中，还有一个与“党性”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术语，即“党派”或“党派性”。波兰学者约•维尔钦斯基对“党派性”这一术语的解释是：“一种哲学观点，强调人们在理解和解释自然界与社会中的现象和存在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阶级偏见。这种同客观主义对立的观点及其对历史、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推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1]86这一解释是比较准确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文献中，理论上的党派一般是指具有特定理论立场、反映特定利益的理论派别。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论古希腊的历史和哲学时说：“从伯利克里时代起的希腊历史就这样被归结为悟性、精神、心灵、世俗生活等等抽象概念的斗争。这些都是希腊的党派”[2]142。在同一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时说：“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人的精神太空和德国人的心灵太空中的变形而已”[2]536-537。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这种“党派”或“党派性”的术语还散见在他们的许多其他论述中。比如，1849年1月，恩格斯在一篇评论瑞士报纸的文章中说道：“很明显，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连最激进的报纸也不敢稍稍离开自己党派所规定的仅仅在最近的将来要实现的那种固步自封的纲领。”[3]209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使用“党派性”“党派”揭示出了观念和阶级之间的内在关系。此外，在一些重要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使用“党派性”“党派”，但却清楚地表达出了理论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比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4]16。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5]258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党派性”。

不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文献中，特别是后期的一些理论文献中，随着工人政党的发展，“党派性”或“党派”的术语逐渐具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即指工人政党中的宗派主义思想和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也越来越多地用“党派”来指称党内的派别或宗派。比如，1889年12月18日，恩格斯在一封书信中说：“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较为极端的派别，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发展”[6]580。这里虽然恩格斯没有直接使用“党派”的概念，但是“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所指无疑是党派的意义。这也表明，理论意义上的党派性与党内组织活动中的党派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文献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术语。对于组织上的党派或党派性，马克思恩格斯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因此，1853年10月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书信中说：“我打算一有机会就公开声明，我同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任何关系”[7]301。

从上述引征和分析来看，“党性”的术语确实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但实事求是地说，不能过于夸大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因为他们对党性这一术语的使用并不频繁，内容也不稳定。他们所使用的党性，主要是指理论和政治活动的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理解党性内涵的基础上，开始比较多地使用了党派和党派性的术语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论和政治的理解，但是他们对“党派”和“党派性”的使用，其内涵的重点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明显地出现了重大变化，更多地指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中不同的派别或宗派组织。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初创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党性或党派性的术语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日益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捍卫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的团结统一，越来越倾向于在消极的意义上使用党派和党派性的术语。

二、列宁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史上“党性”术语的基本定型

“党性”一词开始正式进入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始于列宁。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文献中，“党性”这一术语的内容逐渐开始定型。

1894年底1895年初，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在比较客观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时，第一次使用了“党性”的术语，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8]363。1906年列宁在《“非党”抵制派的错误议论》一文中说：“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而阶级对立不发展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9]273列宁这里所使用的“党性”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一致的，着重强调理论与政治立场、阶级立场的关联性。不过，列宁越来越多地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思想方法论的意义上来使用“党性”这一术语，以此来反对一切试图超越阶级对立的抽象的理论学说。在1908年5月间完成的著名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多次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了“党性”和“党派”的术语来指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10]231在这一著作中，列宁在保持着对“党性”和“党派”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致理解的同时，也有一些对于这些术语新的扩展性的理解。比如，列宁把对党性的理解从哲学引向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10]235。同时，列宁指出，哲学上的党性或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10]240。

列宁在立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意义来使用“党性”一语的同时，也赋予这一术语新的内涵，“党性”开始从描述对理论的阶级自觉的术语转向描述一种特定的对党的组织的态度的术语，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这一术语时不同的内涵。

1905年11月，列宁在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两处使用了“党性”的术语：一处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藏的、‘外交式的’、支吾搪塞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另一处是：“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11]663这两处中的“党性”显然是指一个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自觉，列宁的这一理解开始使“党性”具有了组织性的含义。虽然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分析的是党的报刊和写作倾向性问题，但其对党性的理解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却具有整体性的重大意义。

在此后列宁的有关文献中，具有组织形态意义的“党性”就成为列宁经常使用并以此来捍卫党的纯洁性的术语。1911年2月25日列宁在写给李可夫的信中说：“斥责‘前进’集团时，应说明有一部分前进派工人主张进行选举，主张利用合法机会，主张维护党性，说明你们是要这些工人和这些前进派分子脱离派别参加到党里来的，如此等等。”[12]311912年12月16日，列宁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要在米沙委员会通过那个表示反对的决议(决议在第三号那里)，并作一点补充：提出党团的决定是7个党性不纯的人的决定”[13]196。1912年12月19日列宁在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信中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关于亚格洛的决定说：“我们宣布这些决定是反党的，保留向党的各个组织申诉的权利并提请注意，党团作出这样一些决定，就是完全离开了党性的道路。”[14]2001921年5月，列宁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第二次讲话提纲中，第18个提纲条目就是：“坚毅精神，党性”[15]291。1921年8月，在《关于“出版自由”》一文中，列宁在批评米雅斯尼科夫时说：“您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错误，明显的错误，坚持‘出版自由’这个不合乎党性、反无产阶级的口号呢？”[16]89从上述引证文献来看，列宁对“党性”这一术语的使用是非常稳定的，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列宁对于“党性”强调的重心也越来越从其理论立场转向了对于党的组织立场。当然，对于列宁来说，二者是统一的，理论上的党性是组织上的党性的基础，组织上的党性则是理论上的党性的政治体现。由此来看，列宁对于“党性”的认识大大地拓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党性”的认识和理解，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史上“党性”这一术语逻辑内涵的基本定型。

三、中国共产党“党性”术语逻辑内涵的形成和演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由于马克思主义术语在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一种文化语言中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概念的语言浓缩形式，所以它们的历史就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17]81从术语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一方面体现为根据中国实际在概念上的创新，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另一方面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术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赋予这些经典术语新的内容，从而体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理论文献中的“党性”就属于第二种情况。

“党性”这一术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中出现得非常晚，但从相关的文献来看，“党性”思想的客观内涵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致力于强调的。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说：“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18]163。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和“共产革命”的观念对立，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而这一点无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在列宁的党性观念中都具有核心的地位。不过，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是从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层面来理解这种对立的。因此基于这种对立之上的“党性”，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严重局限的，导致了1927年9月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所说的“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员完全是听从号令的兵士”[19]147。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批评红四军党内的“非组织观点”时说：“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20]90。这显然是针对前一时期自上而下单纯地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导致的问题。毛泽东这里的论述已经具备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理论文献中“党性”一词最根本的含义之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中“党性”术语，从内涵的初具、术语的正式形成到渗透到党的建设工程之中，是与中国共产党对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对党的建设的特殊性，特别是思想建党的特殊性的逐步清晰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共产党理论文献中，“党性”这一术语是在延安时期开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中的一个非常稳定的高频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性”术语的使用，呈现出两种方向，一种是组织上的，一种是理论上的。组织上的党性就是党员个人对待党的态度问题，核心是党员如何处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关系的问题。正是在组织的意义上，1939年7月，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第一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清晰地界定了“党性”的内涵：“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中，都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21]130-131。由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中国共产党员强大持续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中刘少奇这一著作被列入《整风文献》中被广泛学习，使得刘少奇对于“党性”的阐述迅速地被接受。这一时期，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对“党性”术语在中共党内的生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陈云1941年3月在《关于党性问题》以及1942年9月在《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这两篇文章中，集中强调“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就是表现党性和非党性”[22]322这一观点，通过“党性”这一术语的思想力量强化了党员个体对党组织的服从。从组织的意义上对党性的强化，无疑是适应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有党员大多数的政党政治生态环境，对于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性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如果说组织上的党性，强化的是党员个体对党的组织服从，那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献中呈现出来的理论上的党性，则强化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方法的科学态度。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23]800毛泽东对“党性”内涵这一新的界定，是中国共产党党性思想发展中一个新的阶段，它表明把“党性”仅仅理解为一个组织观念“实在不够，而且若以此自画，那会限制干部和党员的进步”[24]30，只有把党性提高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高度，一个共产党员“才更能够把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对党的忠诚，发扬到最高度”[24]31。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对“党性”的界定，大大提升了对组织意义上“党性”的理解和认识，使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思想呈现出组织意义和思想意义二者的高度统一。由此，1941年6月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中也完善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党性”的定义。在这篇文章中，刘少奇在把阶级社会中阶级性和人性同质化的基础上认为党性就是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进而把党性分为不同的类型，“有封建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25]224，并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25]225。这是对“党性”内涵进一步的抽象化，也进一步扩展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党性”的理解，表明“党性”是基于阶级性之上的思想和组织一体化的术语。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的“党性”内涵，与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理论上的“党性”或“党派性”、列宁讲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上的“党性”是内在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性”的认识，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认识重点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强调“党性”，主要是为了揭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实质，进而申明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研究方法的鲜明政治倾向性。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性的认识，则主要着眼于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或者说，倡导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思想以及由这一思想所决定的对党的组织态度和共产党员个体的行为模式。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性”术语的使用不仅体现在党的领导人的论著中，而且体现在党的建设工程的实际中。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26]443②。这段文字中对“党性”的论述是基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要求而提出来的，这里首先体现的是组织上党性的内涵，但考虑到“统一意志”，即思想上的统一是行动和纪律上统一的基础，而党的意志的统一必须要建立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那么，组织上的党性同时也包含着理论上的党性，理论上的党性则进一步要求组织上的党性。这一点本身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之中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这一原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更具有中国共产党所处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即理论上的党性反对的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组织上的党性反对的主要是党内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及其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形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性”术语的生成及其逻辑内涵的定型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对“党性”一词的使用基本上沿用的是延安时期奠定的内涵。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理论文献中“党性”术语的内涵又在不断得到丰富。

四、作风建设中的党性与中国共产党“党性”术语内涵的丰富

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党性”术语，无论是在逻辑结构上，还是在主要内涵上，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沿袭着延安时期关于“党性”的认知和表述，但在不同阶段上强调的着重点是不同的。

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在工作上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27]397。刘少奇这里使用的“党性”侧重于理论上的党性的内涵，强调的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1975年1月，邓小平在《军队要整顿》中针对“文革”中形成的“派性”来强调“党性”的重要性，指出：“我们军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确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28]2。邓小平这里所使用的“党性”则主要侧重于组织意义上的党性的内涵，强调的是党的纪律和党员个人对党的服从。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党性”术语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条件下执政党队伍中出现的新的问题，特别是执政党的作风问题，赋予了“党性”术语新的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应该说是刘少奇第一次开始明确地从“党性”的高度提出了党的作风问题。“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指出：“另外有一种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一时不了解情况而犯错误，却是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不但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失党性的表现”[27]398。刘少奇这里所说的“党性不纯”“丧失党性”所指，是与组织上的党性和理论上的党性有一定区别的另外一个层面上的党性，也可以说是作风上的党性。自此，从作风的视角来阐述党性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性思想的重要内容。1985年陈云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坚决地刹歪风、正党风，增强全体党员的党性，从精神文明建设上，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29]348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来看，在思想方法路线问题和组织路线问题在根本上解决后，作风建设，即执政党党员和干部作风中的党性，就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重大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党性”一词在历次党内教育过程中都是高频词，成为执政党建设的聚焦点，所表明的正是执政党党员作风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命运的重要影响。以最近三个关于党内教育的重要文献为例，可以鲜明地看到“党性”术语新的时代内涵。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正衣冠，主要是在照镜子的基础上，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30]315。2015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中说：“坚持从严要求，强化问题导向，真正把自己摆进去，着力解决理想信念动摇、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宗旨意识淡薄、忽视群众利益、漠视群众疾苦，党性修养缺失、不讲党的原则等问题”[31]。这两个文献中所使用的“党性”术语，无疑是直指党员干部个体层面的作风。最为典型的是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一讲话中，习近平在大量、具体地列举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现象在当前党内的各种表现后，一共使用了4次“党性”的术语来强调反对“四风”和在新的条件下加强党内教育的方法。如下：“我们不断加强理论武装，促进思想认识提高和党性增强，为解决实际问题增添了精神动力、破除了思想障碍。我们深入进行查摆剖析和落实整改措施，为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党性提供了现实教材和真切感悟。”“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32]

从“党性”术语在中国共产党理论文献中内涵的演进来看，这三段文字非常典型。首先，它表明了理论上的党性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党性”的逻辑结构和内涵体系中的基础性和根源性，党员的组织性和优良作风，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的自觉呈现，而不是外在的强制的结果。其次，它所强调的“党性”重点在于新的条件下共产党员的作风建设，无论是党性教育还是通过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建设“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所指都是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充分表明了作风问题在新的条件下共产党人党性意识和观念中的重大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33]25。再次，它也表明了在新的条件下党性建设两种路径的复杂双向互动，一种是从理论上的党性到组织上的党性再到作风上的党性的正向构建的路径，一种是从作风上的党性倒逼组织上的党性，进而强化理论上的党性的逆向构建的路径。从整体上说，从思想方法、组织性形态和作风建设3个层面所体现出来的党性思想所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性”术语逻辑内涵的不断演进，既符合了当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客观实际和面临的突出、迫切的问题，同时又丰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思想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也构成了当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格局思想的重要内容。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注释：

①参见邸乘光《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党性”和“人民性”概念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8日第516期。关于上述引文的出处可以依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29-23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5-306页。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过“党性”一词，一些国外学者也认为“党性”的思想是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60年《哲学中的人本主义》中提出来的，作为一个正式的术语则产生于列宁1895年《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文(可参见尹韵公《一个经典观念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北京日报》2013年9月30日；约•维尔钦斯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词典》，袭因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应该说，这些认识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文献的客观状况。

②此外，1941年5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第18期所刊载的杨彬《党的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和马洪《怎样在理论学习中考察党性》，对于这一时期“党性”术语的传播也起了重要的任用。参见《共产党人》第18期，第25-27页、第35-37页。

参考文献：

[1]约•维尔钦斯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词典[M].袭因，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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