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和印度的制度创新带来了经济上的加速度增长，验证了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制度安排的变迁导致经济绩效的变化。但是，两国制度安排上的变化是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发生的，而两国的制度结构又是如此不同，因而对传统的制度理论构成了挑战。事实上，两国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化。因此，要成功地解释决定历史基本走向的关键时刻和关键事件，政治学研究应该在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政治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吸纳政治哲学的思想观念。

[关键词]思想观念；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

自从凯纳和黄亚声的论文《印度能超越中国吗？》发表以来，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改革比较就成了国际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凯纳和黄亚声的基本结论是，由于印度享有议会民主政治和比中国发达的信息技术优势，不久的将来，印度即使不能超越中国，也将构成对中国地位的挑战。[1]本文无意参与关于中印前途的争论，我只是对该文所倚赖的理论路径感兴趣。显然，该文是典型的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个案研究，认为代议制民主政治下的有效产权能够带来好的经济绩效。

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线索是：产权有效性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起与衰落，而产权的背后是政治制度。[2]根据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制度变迁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代议制政治与经济增长和国家强弱的关系，认为代议制民主政治中的制度安排能够很好地协调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冲突，有利于经济增长。[3]对于制度变迁理论而言，更多的是研究既定政治制度下的以渐进变迁为主要方式的连续性的制度变迁，而较少涉及那些革命性变革的非连续性变迁。[3]（P119-120）同样，对于制度变迁理论家而言，政治制度虽然很重要，但却是已经发生过的"外生变量"，因而不再是关注的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既定制度下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4]制度变迁理论家为什么不去关注那些改变人类命运的非连续性的革命性变革和既定的制度结构呢？因为这已经不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安排。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个国家的学者应该首先关心自己国家的问题。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政治对于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受政治影响而形成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制度安排直接决定着经济绩效。那么，有效的制度是怎么产生的呢？在诺思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的示范效应的激励，另一方面是非正规规则即传统、习俗和道德以及由此而减少的交易费用。[3]（P184-185）

制度变迁理论能否解释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表面上看，两国的经济变迁都在印证着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些基本命题，即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但是，东方两个大国经济转型中出现的一些关键问题又对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既然制度结构决定着制度安排、制度具有"锁定"作用，为什么两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制度结构）却产生了经济上的基本相同的制度安排，从而导致类似的经济增长？

为什么实行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印度在独立后的30年里一直是低速度的"印度式增长"（Hindu Rate of Growth）？其中的制度外因素即新的思想观念对于有效的制度安排的产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那些推动改革的新的思想观念并不是源于文化遗传的非正式规则，而且在很多场合下，作为文化遗传的非正式规则并不像诺思所说的那样降低交易成本，便于新制度的成长，而是新制度形成的障碍性因素。显然，现有的制度变迁理论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巨型国家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所以，必须引入新的分析要素即"思想观念"，以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

一、经济绩效与制度变迁

关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我认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实行代议制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印度在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上基本上走了一条共同的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30年里，两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印度自称是"社会主义类型社会"[5]；从80年代初期，两国都开始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以激发企业活力为主的经济政策；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两国开始启动市场经济的航程。[6]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权与产权的合一性，企业和个人没有剩余索取权，不存在基本的经济激励机制，使得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人们对于新制度的预期。国家的一个重要考虑是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以保证民生，而当计划经济体制不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并由此而危及国家安全时，国家势必要另寻出路，这就是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线路是：80年代是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徘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起伏不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使中国真正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中国经济呈现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9.4%.

印度。在建立议会民主政治的同时，尼赫鲁在经济上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经济管制最为严厉的国家。[7]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1951-1980年，印度的平均增长率只有3.5%，因其低增长率闻名而被戏称为"印度式增长".低速度的经济增长动摇了国大党的合法性，其他政党开始挑战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地位。为此，国大党不得不改变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80年代初开始启动争取企业界联盟的经济自由化政策[8]，这些政策推动了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0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5.8%.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经济和中国的一样，依然是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徘徊。

1990-1991年的经济危机是印度经济的转折点。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印度政府于1991年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首先是放松产业管制，取消了大型企业的投资许可证制度和产业进入限制，取消了公营部门对许多产业的垄断，允许外商在不经审批的条件下控制51%的股权。在贸易政策上，取消了几乎所有的进口许可证，开放服务贸易，私人和外商可以自由地投资电信和金融产业。如果说1991年以前管制是常态，那么，1991年7月以后自由经营就成了常态。[9]这种经济政策使得印度8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得以持续。

中国和印度经济改革前后以及实行市场经济前后的经济态势表明，制度安排直接决定着经济绩效。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国制度安排的变化呢？

二、观念与制度的生成与发展

众所周知，在中国和印度，宪法意义上的基本制度结构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既定结构下相似性的制度安排的变化却带来经济绩效的巨大变化，而两国的制度结构又是如此不同。根据前述制度变迁理论，制度结构的样式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即社会产出最大化的状况。显然，中国和印度的经验是对制度变迁理论的挑战。

在中国，虽然政治上风云变幻，但基本的政治结构一直是稳定的。具体地说，中国政治的基本结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议行合一"式的民主集中制，通过这个架构来组织和领导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军队、司法和社会。在基本的制度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变化表现为：一是在80年代中期实行的企业厂长负责制；二是不断推行的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国务院政府部门由原来的100个左右削减至目前的29个。[10]我们认为，这些变革在政治上是重要的，尤其是企业中的党政分离的改革是极为成功的。但是，政府改革更多的是属于行政学范畴，虽然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但与制度结构相比，这些变化仍属于制度安排层次上的更新。

印度独立以后，虽然历经风雨，代议制民主制度依然得到坚持，除了70年代拉。甘地总理政府实行的短时期的紧急状态之外。代议制民主政治下的国大党长期把持政府和议会，但由于在观念和政策上与印度社会脱节，国大党终于在1977年的大选中败北。自此以后，"一党独大"制转变为多党交替执政，地区党派也更多元化，更加强大。[11]政党政治的变化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政治结构上的变化，政党理念的竞争可能导致制度安排和政策上的变化。但是，印度改革的历史是，在70年代中后期，国大党就开始了某些改革，80年代的经济改革依然是由国大党政府主导的，90年代的经济改革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压的结果。[6]因此，印度的改革也基本上不是政治结构决定制度安排的过程。

但是，中印两国的制度安排确实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中国，这种变化是在基本政治制度即民主集中制不变的前提下由中国共产党完成的。

在印度，这种变化是在基本政治制度即代议制民主不变的前提下由国大党（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领导完成的，最具标志性的改革政策是1991年7月提出的"新工业政策".对本文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印两国，基本上都是由一个政党主导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尽管90年代的印度是人民党执政。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既定结构下的制度安排的变革呢？

1.思想观念与制度形成

要理解思想观念对于两国的政治发展的作用，有必要简单地回顾思想观念对于两国基本体制形成的影响。

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建立起来的，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公有制的理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学习、实践和创造性的发展，最终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改造了中国。这是思想观念塑造新中国的一般过程。

不但在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革命和新兴的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建国的指导思想多少都有发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苏联模式的影子，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尤为明显。在独立以后的30年时间里，印度的经济政策一直被称为尼赫鲁模式。尼赫鲁模式的基本原则，一是社会公平，为此，借鉴苏联模式而实行计划经济式的统制经济，保护公营部门而抑制私有经济是印度政府几十年的基本政策。二是自力更生，认为政治上的独立必须以经济上的自立为保障，以免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为此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中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足见理论力量的强大和理论之于制度变迁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新制度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使新制度得到人们的认同，其间经历过多次思想改造运动和政治教育。在印度，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建设也是尼赫鲁运用其影响力而不顾右翼政党和国大党内右翼势力强烈反对的结果。[12]运用理论来指导政治发展的过程说明，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和思想观念，并不是制度变迁理论所说的一种非正式的制度[13]，也不是政治学上所说的一般的普通民众的政治心理过程[14]，而是列宁所说的意识形态灌输过程。意识形态灌输显然不同于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内化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习惯。

2.思想观念与制度变迁

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如果说思想观念塑造了政治制度的话，那么，其制度安排的变迁同样离不开思想观念的引导。同样，这种导致制度安排变迁的思想观念不同于制度变迁理论所说的内生性"共享信仰"（shared belief s）[15]，因为这些导致变迁的新型思想观念经历了被学习、认识、争论、接受或创造性发展的过程，它们最终融入制度的复杂性远不是外人所能想象的。

最终融入制度的市场经济观念在中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时代。在农村改革方面，开始于安徽和四川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两年的争论，成为主导性政策。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充斥整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因此，是思想观念直接引导着中国的制度安排的变迁。

印度也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中，印度领导人和学者谈论最多的大概是"态度"二字。无疑，要改变开国之父和建党元老确立的尼赫鲁模式，国大党首先需要进行观念上的调整。1985年上台的拉吉夫。甘地提出"用电子工业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指导思想，为此给公营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放宽对私有经济的限制。关于自力更生，他指出，对于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来说，自力更生不但不是指不受外部经济力量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相反，还应以印度对形成国际经济力量所做的贡献来衡量。沿着拉吉夫。甘地的思路，新工业政策将自力更生解释为"增强我们用赚取外汇来支付进口花费的能力".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印度依然在不厌其烦地强调和解释"自力更生"这样的立国原则，除了国大党的合法性的需要，还典型地反映了印度政治的特质。

为什么一次小小的外汇储备危机会演变成1991年7月具有分水岭性质的新工业政策？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印度面临那么多的重大问题却不能摆脱尼赫鲁模式？关键是印度上层态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加速剂包括以下因素：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使印度尝到改革的甜头；作为尼赫鲁模式来源的苏联在1991年解体；中国在经济改革上的成就让印度政治家羡慕不已。这样，印度政府利用国际支付能力危机，水到渠成地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政策。

关于"态度转变"与印度经济增长的关系，印度裔哈佛大学罗德里克教授认为，关键在于政府的政治态度的转变。经济历史学家德龙也坚持认为，尼赫鲁家族最后一任政府的态度变化对印度经济加速增长具有启动性作用。[8]

在此应该讨论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在一个议会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政府或领导人个人的态度如何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并塑造一个国家？按照诺思的说法，代议制便利了各方的交易：一个国家存在许多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由议会中来自当地的立法者代表，由于每个地区只有很少几个利益集团，因此，没有哪一个利益集团能形成议会中的大多数。如此，立法者就不可能自行其是，他们必须和有不同利益的其他立法者达成一致。[4]也就是说，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中，是各利益集团而不是立法者和政治家决定游戏规则。

诺思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描述的是早发达国家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民族独立运动才建立的新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没有所谓庞大的中产阶级和利益集团，只有国家和大多数穷人两个极端。也就是说，印度的民主是国家给予的，不是有产阶级自己争取的产物。这样，国家自然也就居主导地位。这就是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类型思想能够持续30年，上层的思想观念能改变国家政策的原因所在。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虽然造就了一些中产阶级，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到2003年，印度依然有1/5的农民的温饱得不到保证，10.5亿人口中有80%以上生活在"牛车经济"中，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中产阶级以上的居民只有2%，约2500万人。[16]

对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由于其经济的落后性而没有相应庞大的中产阶级和利益集团，政治家的态度对于变革的影响就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态度"并不决定一切，但作为思想观念的"态度"对于制度变迁的价值却是明显的，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引导变迁的思想观念一开始都受到体制内不同观念的行为者程度不同的抵制，因此不能将这些引导制度变迁而又受到抵制/批判的思想观念视为新制度主义者所说的"非正规的制度".本文所讨论的思想观念又是制度变迁中的重大问题，那么如何看待思想观念与既有的制度理论的关系呢？可否将思想观念嵌入制度变迁理论？这或许对既有制度理论的发展有所助益。

三、政治学理论价值

历史制度主义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但和任何理论一样，它也有自身的不足和缺失。首先，它的单维性有将复杂政治简单化的倾向。其次，它将行为者的利益和目标视为当然，而事实上这些都是随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再次，最突出的问题是，它过分强调结构、总体性组织的规定性或行为的规定性，从而忽视了人类突破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约束而进行政治创新的可能。[17]如果行为者的行为被制度锁定，就无法理解革命、改革等重大政治事件，无法解释为什么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印度实行过计划经济、为什么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印两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约而同地发生了大的制度变迁。因此，必须寻求能够解释突破性变革的政治理论。历史是由常规和非常规的形态构成的，其中历史的关键点即非常规的制度变迁，因为决定着常规性历史的基本走向，从而为人们所牢记。

在关键性的制度变迁中，既有因外部冲击而导致的急剧的灾变，也有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因接受和学习新的思想而发生的革命性变革。有时很难将两种方式区分开来。例如，戊戌变法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来列强对中国的冲击而产生的试图改变中国的新思想，中印两国的经济改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回应外部冲击的产物。我们很容易理解因外来"灾变"而导致的制度变迁，但困难的是在理论上如何理解第二种革命性的制度变迁，即国家在面临内部危机时是如何解决危机并把国家带向新的方向的。

确实发生了很多使国家摆脱危机并获得新生的思想观念和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和印度国大党的改革就是这样的思想和事件。如前所述，这些改变国家方向的思想观念一开始都遇到强大的抵制，因而并不是一种"非正规的制度".按照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既定的制度结构下，就不可能有中印两国的经济改革。[17]上述引导国家方向的思想和事件，事实上就是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理论所关注的概念。国际政治中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今日的欧盟，都是建构主义的产物。

如果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能够设计、建构某种秩序的话，在一个民族国家内进行设计和建构则更为可能和常见。历史事实是，当民族国家面临危机而要摆脱危机时，基本上都离不开新思想的引领、设计。其实，一个被人忽视的常识是，各种政治思潮本身就是在竞争性地引领人们的行为从而改变着制度安排。对于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或信仰社会主义学说的人来说，更会感同身受地体会观念之于实践的作用，因为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就是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为反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变革思潮的影响，哈耶克提出了著名的"自发秩序"学说。

哈耶克基于人性中"无知之幕"而强调的"自发秩序"确实在早发达国家发生过，青木昌彦据此而不遗余力地论证制度的"内生性"特征，批判所谓的"外生性"，这也基本上适用于早发达国家的研究。[18]但是他们的理论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没有太多的现实性价值，因为"外生性"因素在这些国家起着重要作用并最终被内化。

因此，要理解那些决定国家基本方向的关键性历史事件对于制度变迁的作用，在制度范式的基础上，有必要嵌入建构主义的基本思路。事实上，有关的研究已经为我们进行这样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方便。[17]如果嵌入建构主义，我的"制度范式"[19]就演变为如下结构：

中国和印度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在现阶段，作为制度安排的市场经济的效益远远好于计划经济。这一结论和历史上的基本经验是一致的。[21]

（2）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制度结构就是指宪法所规定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根据制度变迁理论，理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国家理论。如诺思所说"，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因而国家理论必须对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经济单位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而且要说明历史中国家的不稳定性。"[22]而要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就需要保证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显然，是国家决定着制度变迁的命运，国家是制度变迁的主要行为主体。在这种条件下，能否维护国家的结构性稳定和增强国家的合法性，就成为制度变迁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变迁理论还应该吸纳比较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成果。

尽管制度变迁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路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政治结构的稳定和制度化建设是成功变革的前提，否则就丧失了变革的主导力量。虽然中国对宪法意义的经济结构作过多次调整，但是中国和印度在总体制度结构不变和稳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制度变迁，再一次印证了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而苏联首先动摇制度结构所导致的国家失败的变革则从反面验证了这一理论。

尽管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国家学说和政治发展理论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还是不能说明中印两个制度结构截然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产生基本相同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增长轨迹。而这显然是既不属于制度变迁理论，也不属于政治发展理论的"思想观念"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制度理论要保有持续的生命力，必须借助其他学派，将前述的建构主义作"嵌入"式嫁接。

（3）思想观念与制度变迁。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如何产生的？每个国家的制度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的产物，是各种力量长期博弈所产生的一种制度均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具有内生性、相互关联性以及历史的重要性。[15]（P16－22）但是，即便是早发达国家的内生性制度，在其产生过程中，难道就没有大革命和大变革？大革命和大变革就是"自发秩序"？难道是制度本身在进行大革命和大变革？因此，即使是内生性的制度，也少不了新的思想观念的指导性建构。必须指出的是，指导变革的思想观念不同于制度变迁理论所说的非正式规则的观念、道德规范和流行的意识形态，后者作为共享信仰，已经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种模式，因而才被称为制度。而这里的"思想观念"可能是一种新生事物，开始为很多人所排斥，最后却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观念和政策。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些内生性的传统美德固然可能降低交易成本而实现生产交易，但是那些来自文化遗传的非正式规则并不像诺思所说的那样能够推动有效制度的创新，恰恰相反，它们在很多时候阻碍着制度创新。何况对于现代化的后来者而言，它们基本上是在受挫、学习、实践中设计和创造新制度，因而制度的"外生性"特征更加突出。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验是，企图完全照搬外来的制度，多半不会有理想的制度绩效，因此这些国家的制度建设过程又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双重特征。根据制度变迁的一般类型，我们可以将引导制度变迁的思想观念分为内生性思想观念、外生性思想观念和内生-外生相结合的思想观念。当然，这里所说的"内生性"思想观念不是保守主义意义上的"自发秩序"，而是指产生于本土，相对于"外来"观念而言的。任何国家都可能产生引导制度变迁的"内生性"思想观念。

内生性思想观念。内生性思想观念容易与作为非正规制度的"共享信仰"相混淆。那些指导革命和变革的思想观念虽然产生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历史之中①，「我一直认为，社会契约这样的思想不会产生在其他文化中，只能产生于有过古希腊和古罗马选举文明的社会中，产生于欧洲封建社会中的自治传统。社会契约论事实上是把选举权和自治权放大到所有的人，而不再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很难想象会有社会契约学说。」但最初并非是"共享信仰"，甚至是一种被排斥和打击的观念。指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契约论"无疑是对"君权神授"的革命性颠覆，只有当这种指导变迁的思想观念在革命或变革成功以后，才慢慢地成为一种"共享信仰".同样，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是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的革命，成为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国家的共同性经济政策；即使在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居主导地位的80～90年代，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也是一种当然的制度。因此，即使在早发达国家，那些反传统的、反制度的具有里程碑作用的思想观念也并不少见。

"外生性"思想观念。发展中国家引入"外来的"思想即外生性思想观念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与其现代化的进程有关。一个基本常识是，不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什么样的，现代化的启动都不是内部自发的追求，而是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在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中，学习、接受或实践外来思想就是必然的。中国和印度都是如此。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学习技术、军事到学习思想的过程，是西方各种思想在中国自由传播和竞争的过程，最终胜利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个代议制民主政治中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尼赫鲁模式同样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全球化时代，符号系统的竞争和相互影响更是紧密"，外生性"思想观念更是无处不在。就印度的经验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经济政策虽然在南美一些国家遇到麻烦，但是在印度却进展顺利，印度并没有因此而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倾覆。这似乎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外生性"资源的价值判断。

"外生性"思想本土化的思想观念。这是一种最没有争论的界定。在多数情形下，发展中国家在学习"外生性"思想观念时都有一个本土化过程。确实，只有将理论与实际进行有机的结合，理论才能发挥其杠杆作用。但是，在本土化过程中，也有因过分强调本土化而使"外生性"思想观念面目全非的，这样就变成一种事实上的"内生性"思想观念。

为了全面地理解制度变迁并弥补其不足，我们特别提出观念的重要性，中国和印度改革开放的经验也验证了观念对于制度变迁的价值。但是中国和印度的经验同样说明，观念不是万能的。

新的观念固然能够带来变化，甚至是利益结构的重大变革，但是观念的变化不一定立即导致政策的变化，观念要成功地引领制度变迁并成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需要结合相应的条件或因素。实际上，潜在条件的变化而非观念自身的变化，也能使既定的观念带来不同的政策影响。

也就是说，观念只有同物质条件或权力关系的变化相联系，才能产生政治上的影响。具体地说：

条件一：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思想观念，要成功地引导制度变迁，最终还有赖于观念与时机的契合。因此，观念是重要的，但是观念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改变现实，不在于观念本身多么完美和诱人，而在于它的因时因地的适用性。所以，只有而且仅仅只有当制度中的行为者有动力和时机将政治观念转变为政策时，我们才能说观念有了一个好的契机。这种契机也许就是因为一套旧的因果关系推断的失败而增加了某一领域中的不确定性，新的观念因此而发挥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是人们忌讳的一个术语，但是当国际大气候发生了巨变，中国的经济政策因长期的收放循环而走不出冷热的怪圈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因此，当一系列事件否定性地验证了既定观念的合理性、新的观念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而赢得行为者广泛支持时，变革就会到来。

条件二：作为"时机"的延伸性条件，政治家和决策者的政策选择或制度安排的顺序，对于观念的引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利益和政策共识的不稳定固然会使新的观念有更大的空间，但是，苏联的改革为什么导致国家失败？而中国、印度和韩国等一些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为什么能获得成功？关键是制度变迁的战略选择不同。在保证或加强制度结构合法性的前提下推动的渐进式制度变迁，保证了推动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的稳定性，从而才有可能推动进一步的变革。

总之，鉴于制度理论解释力的局限性，我们特别提出了观念对于制度变迁的重要性，但是决不能推演出意识形态决定论。我们强调制度变迁离不开观念的引导，但是观念的实现更需要制度性相关要素的支持。

四、结论及理论启示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制度安排的变化能够导致经济绩效的不同，但是两国制度安排的创新并不主要是制度结构变化的结果，而是思想观念创新的结果。因此，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能够解释某些制度变迁，但仅此是不够的，还需要借助于思想观念的路径。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经验所体现的恰恰是政治学的两个基本传统：制度与价值的合一性。

古典政治学即政治哲学其实是关于政治制度的价值性和规范性探索，近代政治学基本上是顺沿了制度与价值合一的传统，尽管已经开始偏向对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研究。二战后的一个时期，行为主义政治学在西方开始居主导地位，所谓的政治科学变成了读者看不懂的数学公式游戏。

20年前兴起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重新发现"制度"对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但依然是政治科学的范畴。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是很有解释力的新制度主义的有关流派，仅仅由于对政治生活的制度性解释所具有的单向性思维特点，就注定了其理论的局限性。

幸运的是，在政治科学一路前行的时候，以研究价值和规范为主的政治哲学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展的脚步，不仅如此，政治哲学也有回归古典主义政治学的趋向，比如罗尔斯"正义论"关于正义的制度结构主题的提出。这样，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出现了合流的可能。单纯的政治科学不能解释本质上复杂的政治过程，必须借助于政治哲学。

要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印经济改革中的制度变迁，既少不了政治科学中的制度分析，也离不开政治哲学的价值关怀。对于两国经验的制度与价值分析，事实上是回归政治学最古老的传统。

中国和印度制度变迁的政治学理论价值还在于，即使是使用同一种话语、同一种理论方法，不同语境下的学者也会有不同的题域和关怀，这就为我们的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换言之，如果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和印度这样巨型国家的经验，理论本身的价值就会受到影响。相反，基于中国和印度的经验对理论的补充和贡献，则会更加彰显理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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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1963-），河南桐柏人，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和中国政治。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