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力，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杰克•普拉诺解释为“根据需要影响他人的能力。”根据普拉诺定义，我们可以知道：权力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影响力，一种特殊的制约手段，能够支配和影响他人或组织并强迫被支配者或被影响者的服从。实际上，不同的个体或性别对于权力的理解和拥有的看法是不相同的：在男权主义者看来，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掌握权力的应该是男人，掌握权力的女人都会走向毁灭，她们唯一的生存道路就是向男人无条件投降，权力、金钱连同女人应该是他们的至爱；在传统女性看来，权力似乎是男性社会专有的，是男人垄断的社会公器，女人们应该把权力拱手相让给男人们。对此，某些心理学家给出了部分答案：性别的生殖器官特征对男女各自注视的空间有着不被注意然而却是直接的影响。男人的性器官在体外，因而男人注视外部空间；女人的性器官在体内，因而女人注视内部空间。“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仿佛就是“空间注视”的范畴延展，这种“形式主义”的逻辑似乎注定了权力与女人的弱相关关系。直至今日，“让女人回家”、“权力让女人走开”的判断式命题依然十分流行。
权力之外的女人
毫无疑问，当权力成为稀缺资源的时候，女人几乎成为了权力的旁观者。在相当多的时候，女人非但不能与男人平等地分享权力，而且更多地当成了“弱者”而被权力所排斥，甚至成为了权利的奴役对象。因而，权力之外的女人往往成为了“过去时”和“现在时”的绝大多数。
据历史学者查证《中国历史人物辞典》，从商代到民国共收录各类历史人物5800余人中，女性41人，占0.7％。在这些历史女性中，皇后、妃子、公主18人，诗人、画家、书法家7人，纺织家及民女4人，歌舞妓1人，妇女领袖11人。在这些人中，有份无名的17人。在西汉之前的9位名女人中，除了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和发明提花纺织机的陈宝光妻以外，其余全是皇后、妃子、夫人。即使是孟姜女那也是因为哭男人哭倒了长城而著名。可见，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能够“露脸”的女人显得相当稀少，更多的是普陀无数、芸芸众生的权力之外的女人。
自从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名言”：“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始，似乎“女人是弱者”永远成为了社会的永恒话题。“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施胜三分。”曹公雪芹在《红楼梦》中如此形容林黛玉娇弱的模样。女人为什么成为了弱者？只因女性受生理条件的限制，她们把太多时间用在预备生育和养育之中。因此，在以时间决胜负的事业跑道上，男人超过了女人。在人生时间的分配上，女人从少女时代便潜意识的将时间倾斜给“预备生育”和家务劳动。于是，卫生、饮食、演艺、护理等行当不得不打上性别的烙印，女性成为了其中的主要成员。可是，当一旦做饭洗衣这些细活变成了工作，却又统统被男人包揽。君不见，国家特级厨师、世界著名服装设计师却难觅女性芳踪。男人在工作中所体现出的执着与当仁不让以及生理上的“简单”，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权利与机会，女人比男人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艰难。“依靠男人”和“寻找温暖的港湾”成为了不少女性的想往和选择，据说有将近一半的女大学生信奉“读的好不如嫁的好”。
如果仅此而已，女性依附的命运只能成为女权主义运动呐喊的理由。可是，偏偏女性有时候却脱离不了权力奴役的命运。某些有权有钱的男人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寻花问柳、嫖娼狎妓、性趣盎然，女性与性成为了他们的取乐工具。在打工的劳动大军中，我们常常看到许许多多普普通通女性劳动者匆忙的背影。可是，“与世无争”弱小的她们有时也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2006年8月13日凌晨，23岁湖南新宁打工妹邓哲玉在广州黄埔大道遭飞车抢夺，她拽住提包不肯放手，被摩托车甩倒在地，遭重创不治。被抢时，她的包里只有23元现金。出事前，她的第一份工资还没有拿到手，为护23元钱亡了23岁人。之前一年的2005年8月11日凌晨和13日晚，在发廊打工的湖南邵阳妹芳芳和河南洛阳人妹甜甜，先后被同一个男人带回出租屋，之后向她们各自的家人索要1.2万元和3万元现金。在未拿到钱后，两名歹徒对她们进行了各种凌辱，包括用针蘸墨，分别在她们的额头、乳房、后背上刺下了“妓女一号”、“骚货”、“我是一只妓”等字。直至8月21日，分别被关押非人摧残了11天和8天的芳芳和甜甜，才被派出所民警解救出来。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来不及搜索到的去反映权力之外的、为生活扑腾的女人们的鲜活案例。
权力背后的女人
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人”。因此，母亲、妻子等角色成为了“伟大女人”的代名词。历史上，曾经培养出伟大而又优秀儿子的伟大的母亲就有“择邻而居”的孟母、“精忠报国”的岳母等等。于是，“发现母亲”在今天的家庭教育当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妻子则局限于给予男人更多抚慰和温存的角色，“夫贵妻荣”在封建时代也被牢牢地奉为圭臬。
毫无疑问，许多成功男人的背后，许多权力运行的背后，无数默默无闻的女人贡献了自己的青春、才华和智慧，这也是男人们津津乐道于自己“贤内助”的原因，他们感谢着“背后女人”的无私和对家庭GDP增长所作出的贡献。然而，“背后的女人”也容易成为没有出息的男人不屑托词和“妻管严”患者的病因甚至“家庭腐败化”的根源。一种“领导前台唱戏，夫人后台收钱”的地方舞台剧曾经不断上演：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7次通过妻子郑秀英收受他人贿赂；任职江苏响水的原县委书记李树春，60次的受贿记录中有50多次经过其妻之手；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近3000万元的受贿总额中，68%与其妻章亚飞有关；原山东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矫智仁，自称“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迈向深渊的每一步，都有那个所谓“极品女人”余绪惠的推波助澜。“腐败家庭化”或者“夫妻腐败店”之所以发生频仍，据说与“每一个贪官的背后都有一个贪婪的女人”有些逻辑上的干系。于是，“枕边风”的冷暖和风向决定了地方大员们仕途的延续与终结。
除了官场“夫妻店”不当经营引发权力变质之外，那种本该不属于家庭合法“枕边风”所导致的犯罪事实也不能不重视。比如，江苏省原建设厅厅长徐其耀，有关部门在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居然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100多个“情妇”的名字；安徽双轮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刘俊卿就向法庭供出自己有13处房产7个子女；湖南郴州的“三玩市长”雷渊利，仅在郴州能指名道姓的情妇就有9人；原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同时与7名情妇有染，并运用所学的MBA知识任命一名“首席情妇”管理其情妇团队；人称“开着直升机上去的”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先后耗费巨资包养了数个情妇。原安徽省宣城市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与某20岁女子发生暧昧关系，他得意地对女子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的一把手，当县妇联主席。”于是，他的小情人不久就当上了乡党委副书记，后又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接着便担任了县妇联主任。凭着漂亮的脸蛋和婀娜的身材，果然从“床上”被扶到了“主席台上”。当赵增军升任宣城市副市长之后，小情人马上被调到了市人大当官。县长果真兑现了所有“承诺”。无独有偶，湖北省荆门市市委原书记焦俊贤，也是“在床上培养干部”的能手。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为了“培养”她，“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了假档案：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三人一起，把她抬到了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宝座。姿色的依赖确实也成就了某些“前程远大”的女人，比如2006年查办的安徽前卫生厅副厅长尚军据说就是因色谋官的范例，从副科级跃升至副厅级只花了6年时间。
于是，情妇成了腐败分子的“克星”，成克杰与李平、李纪周与李沙娜、李嘉廷与徐福英……和很多腐败官员一样，这些要员最后都“栽”倒在了包养的情妇身上。一方面，一旦官员找上了“小蜜”、“情妇”，就需要满足女方对金钱或权力的需求，“权色交易”势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另一方面，“情妇帮忙反腐败”，情妇牵出贪官。稍稍统计一下这几年来所发生的腐败大案，几乎每一个大案要案背后都有情妇不光彩的阴影。到百度上搜索一下，与“贪官”、“情妇”二者相关的网页竟然多达445,000页，贪官与情妇竟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令人惊讶的是，有人统计贪官东窗事发80％是由非正常渠道曝光的。来自民间的总结说，贪官有“五怕”：一怕事故；二怕刁民；三怕小偷；四怕意外；五怕情人。贪官怕这怕那，似乎就是不怕纪检和检察，而情妇居然理所当然地成了腐败分子的“克星”，不能不让专司监督和反腐的各个部门感到羞愧。因此，“家庭纪委书记”和“情场纪委书记”这些“权力背后的女人”成为了那些号称“成功男人”可怕的双刃剑。
掌握权力的女人
掌握权力的女人被视为女人中的佼佼者，被称为“女强人”。中国历史上，武则天成为了中华帝国记忆里有名有实的掌握至高权力的女人。而慈禧则成为了有实无名、垂帘听政且获得了无上权力的女人，但在后人看来，她的不当执政扼杀了帝国创新的冲动，她那“头发长见识短”的悲哀把帝国大厦推向了摇摇欲坠的边缘。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女性执权者的经典政治个案，同时也形成了悲喜两极不同的政治结局和家国命运。远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女皇正享受着世袭的荣华富贵、含饴弄孙的乐趣和政治剩余价值的分配。
当历史的黄历翻到2005年11月23日，利比里亚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有“铁娘子”之称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胜出，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铁娘子”瑟利夫曾经是一名清扫地板活儿的服务员，作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曾供职于世界顶级金融机构，还曾经两度成为当政者的阶下囚并被迫流亡海外。如今，她正在非洲创造女性执政历史。根据已有的历史资料，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代女性政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至50年代末期。在这一时段内，苏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妇女代表比例超过30％，有的地方达到50％以上。在日本战后第一次大选中，83名女侯选人竞选议员，有39人当选。但是，这一时期的女性从政没有实现实质性突破，没有一位女人荣登最高权力职位。
第二阶段，20世纪60－70年代。在这一时段内，主要进展是女人步入实职领域，世界上出现了7位女国家领导人。实现零的突破是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她继承丈夫的遗志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紧接着的是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她前后三次当上总理。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一时段内，曾经和正在在最高权力宝座上的女性执政者近20人。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是当代史上第一位不受父与夫的庇护而登上权力顶峰的女人，并且是英国20世纪内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挪威的格罗•哈希姆•布伦特兰出任其国家历史上的第一任女首相，冰岛的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尔击败三名男性候选人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民选的女国家元首。世界各国议会联盟不久前公布，截止1999年4月1日止，女议员占了世界39618名议员中的12.7％。其中瑞典女议员的代表率为42.7％，所有北欧国家女议员平均代表率为38.3％，美洲地区15％，欧洲和亚洲13.8％，阿拉伯3.4％。截止到1999年8月，在全世界190个国家中，正在执政的女性国家首长有7人，政府首长3人，部长比例占总数的11.7％。
在当代世界女性政治的舞台上，比较著名的女性领导人印尼总统梅加瓦蒂、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德国总理默克尔等等。目前，呼声甚高的希拉里•克林顿正在跃跃欲试意欲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实践证明，许多女性执政者并不逊于众多的男性执政者，相反她们已经或者正在创造和改写着性别政治的历史与未来。
在中国，据统计，截止2000年底中国女干部数量已由建国初期的36.6万人增加到1489.5万人，占全国干部总数的36.2％。其中，党政群机关县处级以上女干部7.73万人，比1995年增长了41.8％。其中45岁以下的占40.9％，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4.9％。全国省市区党政班子配备女干部45人，375个市、地、州、盟党政班子配备女干部506人，2703个县、市、区、旗党政班子配备女干部3545人。她们都在政治舞台上书写着属于女人自己的历史和人生。另外，许许多多的女性也成为了各条战线的出色管理者。其中，备受关注的2006胡润百富榜榜首就是在香港上市的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在上榜的500位富豪中，共有35位女性，占上榜总人数的7%，它反映出了中国女性非凡的商业管理才能。紧跟在首富张茵后面的女富豪有：嘉鑫控股吕慧、陈宁宁母女、富华集团陈丽华、晨讯科技集团杨文瑛家族、阳光媒体投资杨澜、香江集团翟美卿及SOHO中国张欣。
如此看来，“权力让女人走开”只能成为男权专制者高压下的政治修辞，“回归政治常识”而不是“让女人回家”！
2006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