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是人类脱离动物走向文明的历史过程。家庭文明、家庭的现代化随着社会文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家庭文明、家庭现代化的程度又是社会进步、社会和谐、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我试图从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的视角观察与研究文明家庭与和谐社会建设，从中揭示当代中国广泛开展的文明家庭建设对和谐社会构建、社会文明、社会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要提出研究文明家庭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全球视野？从全球的视角观察与研究当代中国的文明家庭与和谐社会构建，是否有点小题大做？并非如此。在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下，出国留学潮、打工潮、旅游潮，跨国贸易潮、投资潮，以及网上的全球交流、交往，将中国的3.7亿个家庭以不同的路径、方式，不同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文化、教育及其社会发展。然而，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对家庭（中国3.7亿个家庭）的影响、待遇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的。
1、当今世界的家庭与社会
在融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文明和谐的家庭，都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之中。但当今世界家庭与社会的现实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与不公正矛盾相当突出。目前世界上大约有3.5亿土著居民，他们生活在70多个国家，讲着5000种语言；其中大约520万人仍然（或曾经）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约占世界人口的0.08%；2001年，世界上大约16%的人（9.6亿）生活在高收入国家，84%的人(52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45%的人(约27亿)每天生活费不到2国际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8%的人（约11亿）每天生活费不足1国际美元；而且不平衡、不平等、不公正的矛盾仍在扩大。比尔·盖茨的财富每天在增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球约一半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
2、全球化、社会现代化与中国的贫困家庭
西方的反全球化浪潮，实质上是西方的白领、蓝领阶层对因资本全球化而导致失业的一种抗议。在全球化浪潮下，对“资本”和GDP的普遍追求，对城市化的普遍追求，使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市面貌日趋现代化。近几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左右，但就业没增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城市日趋现代化的条件下，贫困家庭、弱势群体人数却在上升。
3、全球化、社会现代化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异
在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异矛盾突出。社会的贫富分化影响到家庭文明、社会稳定；社会的贫富分化造成了“社会关系紧张”，而社会关系的紧张十分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贫富差异而造成的“社会关系紧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庭关系紧张。一方面指家庭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等，常常因工作紧张、生活压力、经济压力而发生冲突；或因包二奶、养小蜜、重婚等导致夫妻离异、家庭解体。另一方面指，现在的家庭关系较“脆弱”，夫妻为小事而打闹离婚；骨肉兄弟为小的利益反目成仇等等。
第二，劳动关系紧张。这主要是由于全球化、全球现代化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换代，对高技术、高管理、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增大，而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且一般劳动力供大于求，再加上社会转型期法律法规不完善和人们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现象经常出现，劳动关系冲突成为当前突出的一种“社会紧张”关系。
第三，社会人际关系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具体表现为：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固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以来，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由模糊到清晰，贫富阶层的“界限”趋于固化。
（2）富裕阶层的社会责任感依然不够。比如，矿难频繁发生，矿主却大发其财，一边是煤矿老板的暴利增长，一边是吨煤死亡率的居高不下。实际上，目前市场经济中一部分人的财富增长与另一部分人的人格尊严损害并存，这种人际关系看了让人心寒。
（3）社会诚信资源匮乏，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缺失，是当前人际关系紧张的又一表现。人们常常为“假鞋”、“假药”、“假奶粉”、“假唱”、“假文物”等所害。
二、全球化、社会现代化与文明家庭构建
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对文明家庭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是客观的。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对我国文明家庭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又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化”中。
1、资本全球化
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在信息网络时代，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在形成。代表着跨国资本的跨国阶级的形成，正在影响着全球社会的结构与走势，影响着全球都市的生活方式。上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扩展、国外直接投资的急剧增长、跨国合并和跨国收购的愈益频繁、全球金融体系的兴起、全球性公司内领导职位的相互交叉，孕育着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跨国资本家阶级主导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左右着政府的决策与执政，影响着社会发展。
如在全球最大的10项财政预算中，有4项是由跨国公司控制的，而不是由政府操纵。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里，跨国公司已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韩国、日本以及其它亚洲国家，跨国公司直接参与或控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能决定由谁执政，并采取步骤削弱反对派。在许多方面，公司的短期经济利益削弱了国家的长期利益。在休闲方面，跨国公司控制着现代人的大部分休息时间。
资本全球流动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生长，对全球都市家庭与社会的影响还突出表现为：都市家庭生存的“资本化”，“资本”影响着都市家庭的生活，影响着都市家庭的思想与行为。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对都市家庭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必须警惕。
2、全球都市化
当今，世界所有地区都正在一步步地走向都市化。在全球几乎每一个国家，人们都纷纷从农村涌向都市，追寻更美好的前途。在土耳其，1980年有44%的人住在都市，1990年这一比例为59%，2000已达67%。加拿大的曼尼托巴（Manitoba）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谷物生产是其主要经济支柱。目前，那里的大部分居民已从省内众多的小城镇迁往同一个都市——温尼佩格（Winnipeg）。在非洲，都市地区的人口比例已上升到25%，到2000年已达到50%。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中国来讲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是中国的都市化、现代化进程。21世纪，中国都市的现代化不仅仅决定着4.6亿都市居民的安居乐业，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因为都市化、现代化是减少农民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都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11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将有1200万农民转化为都市人口。
全球都市化对我国都市家庭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是都市移民问题。与本市居民的家庭人口相比，平均每个都市外来移民的家庭当中就要多出两个儿童，这很可能将使新迁入的移民沦为穷人。二是我国都市家庭的生活质量将成为影响家庭与社会发展，影响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变数。
3、文化大众化
全球文化发展不仅多元化，而且越来越大众化、批量化。国外学者尼斯贝特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西方大众文化带来的生活方式标准化证明了基于阶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衰落。正是这种文化生活方式的标准化，使文化不再是少数人、或上层社会的精神食粮，而成为大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使大众能共享文化大餐。但是，决不能把文化大众化当作搞文化低级化、文化庸俗化的理由，公众需要的是一些能提高文化品位、文化素质、满足智慧要求的大众化。
全球化、社会现代化直观凸现的是资本的力量、技术的力量，而不是人文艺术、伦理文化，传统的家庭与社会道德生活逐渐解构，道德生活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中被遗忘的角落。
4、休闲普遍化
在现代社会生活，人们对休闲的期望越来越高，休闲日益成为家庭与社会大众的普遍需求。工作在人一生中所占的时间越来越少。在我国，人们越来越重视休闲，大小“黄金周”成了家庭休闲度假的最佳选择。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化浪潮而登陆中国的西方“快餐文化”、“休闲文化”、“消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当代青少年产生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公民在国内外的旅游和休闲度假中表现出来的种种不文明行为，有损中国人的形象。因此，我们要研究在休闲成为当代家庭普遍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每个公民、每个家庭的文明素质，如何将丰富的华夏文明资源（如儒家的“仁学”、道家的“道论”）通过“现代转换”，使当代中国的文明家庭能在与世界文明的接触、交流和碰撞中得到展示与提升。
5、汽车社会化
2002年中国人口的3.7%，即5千万人已经买得起汽车了。到2010年，这个比例将上升到13%。伴随我国汽车社会化的推进，家庭与社会生活方式凸显了两种变化：一方面，汽车挤压都市公共空间，人行道窄了、人过马路更紧张了；另一方面，家庭等人际关系可能会随着汽车社会的到来而变化，汽车社会空间将成为都市家庭生活的又一流动空间。
三、文明家庭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构建
我们把文明家庭与和谐社会构建放到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考察，这是因为，全球化与社会现代化是一致的。全球化必然促进全球社会转型、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必然是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必然涉及到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同时，由于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本质上是一场非常深刻地重构当代都市家庭与社会生活方式的革命，因此，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使革命与变迁中的家庭与社会生活结构，成为一个“互动场域”，其“场域互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在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家庭婚姻观、家庭与社会生活方式冲突式互动中，冲突可能导致家庭与社会生活结构的解构，而互动则使家庭与社会生活结构在磨合中重建。伴随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进程而重建的家庭与社会生活结构，将开始在新的家庭与社会生活结构平台上开始新的冲突与互动。
1、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
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的基本路径是通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以及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来实现的。但是，我国不少城市仍存在着片面理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现象。
一是以城市特色来判断城市现代化。如国内一些大城市都曾先后提出到2010年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如何衡量这些城市是否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实际上还不清晰。实际上，国际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等，蕴含着现代化的要素，但更多地是城市现代化推进中所形成的城市特色；一个城市是否“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必须以质与量的规定为基础，不仅要与国内其它城市的现代化水平相比较，而且要与发达国家某一时段所实现的社会现代化相比较；因此，仅以城市特色来判断城市的现代化是不够的。
二是把经济总量作为衡量城市现代化的标准。我国不少城市简单比照发达国家的城市现代化，把经济总量看作衡量城市现代化的尺度。
三是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外在形态的改变看作城市的现代化。应当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外在形象的改变，是城市现代化的物质条件，但城市现代化不仅仅体现在城市“硬件”上，更要体现在城市的“软件”上。
四是政府在城市现代化推进中的“越位”与“缺位”。如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现代化一样，中国政府在城市现代化启动之初，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城市现代化的推进，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政府）主要领导都聚精会神地抓“项目”，都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并层层下达经济增长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官员推进城市现代化绩效的基本标准。结果导致了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导致了政府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角色“越位”。相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价值观、行为习惯、社会心理的振荡，不为政府重视；对城市现代化推进中科技体制的创新、教育经费的增长、社会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等社会和谐、社会现代化的管理则依然“缺位”；不少通常由政府承担的那些职能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
正是为了纠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片面性，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和谐社会构建作为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并强调：我们党所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基本特征，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建设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正是可持续城市化、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与追求。
2、和谐世界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逻辑结论
在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考察文明家庭与和谐社会建设，必然要提出和谐世界建设的目标。
“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思想的延伸，也是强调和平与发展的当代国际关系理念的延伸和升华。在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不和谐的因素在凸显：贸易争端、贫富差异、利益冲突、宗教信仰矛盾、“信息鸿沟”、霸权与反霸权、以及局部地区的战争等等。融入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构建，不能不重视世界的和谐，不能不关注当今世界不和谐的“全球性”影响。因此，在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逻辑推导是构建和谐世界。
中国的文明家庭，将以历史底蕴深厚、中华民族赖以凝聚和发展的纽带——中华文明为特色，在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中，汲取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在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向世界辐射充满魅力的中华文明。
3、社会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文明化
“现代化”概念可从两个层面解读：一是绝对意义上的“现代化”，它标示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史过程；二是相对意义上的“现代化”，它指的是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这一相对关系上的现代化。当然，相对意义上的“现代化”，也内含着落后国家以发达国家的现代社会为参照，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但我之所以把它作为相对意义上的“现代化”，因为落后国家是以发达国家一定时间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为参照，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以工业化与信息化为双重任务，实现现代化。可以说，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逐渐向发达国家转变的现代化，是一种达到当时发达国家曾达到的现代化水平为标准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说，落后国家即使达到了发达国家现代化曾达到的水平，但它与发达国家新的现代化（或者说“后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它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现代化。
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新现代化理论、“后现代”理论，包括最近我国学者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都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反思，都对“现代化”研究作出了新的推动。“后现代”理论则对“现代性”这个一切“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根本上加以质疑，否定“现代性”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理论”作为人类最高价值的合法性，从而也就是对“现代化”本身的价值，以及对探讨、促进“现代化”过程为己任的一切“现代化”理论的价值提出了质疑。不可否认，“后现代”即使在西方也还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但是，“后现代”以对现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为基础，从新的角度揭示了西方社会已有的现代化模式的弊病，这与“新现代化理论”对早期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异曲同工，这对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实际上，“第二次现代化”、“后现代化”，可以看作“现代化”推进的轨迹，从“工业化”、“信息化”拓展到社会领域，既内涵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又突出了现代社会构建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因此，社会现代化是覆盖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全面的概念，社会现代化可以被看做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技术领域的高科技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文明化以及人的价值观科学理性化的互动过程。社会现代化是社会的全面进步，是社会文明化的一种新目标、新追求。可以说，社会高度文明之日，也就是家庭文明、社会和谐、世界和谐之时。
鲍宗豪,1949年生，浙江奉化人。1982年于上海师范大学本科毕业，1987年在上海师范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现任华东理工大学城市管理学院院长、华东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兼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信息学会副理事长等。
近年来，着重研究社会发展理论、文化与现代化、网络文化。代表性论著有：《论无知——一个新的认识域》、《权利论》、《知识与权利》、《科学发展观论纲》、《当代社会发展导论》、《全球化与当代社会》等；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学术月刊》、《学术研究》、《人民日报》等发表论文200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