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亚滨在文章中指出，30年来，中韩关系总体上发展稳定，进步巨大，长期保持向好趋势，但中韩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却未能解决两国之间潜在的政治不信任问题。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萨德”事件对中韩关系的破坏性影响上，进而成为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的催化剂。尽管两国政府都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阻碍两国关系改善的一些结构性因素仍然存在，特别是美国在韩国对外政策中的巨大影响。中韩关系是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需要继续携手并进，以高度的责任感开创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
一、中韩关系发展与地缘意义
在历经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韩关系一直是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拥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意义。狭长、多山且深入大海的地理环境，使朝鲜半岛成为中国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接触和交流的桥梁，同时也是两种势力扩张的缓冲区。一方面，当地经济条件无法供给庞大的军政系统，从大陆运送物资又过于昂贵，所以朝鲜半岛能够长期维持较高水平的独立，进而为文明交流提供空间和通道；另一方面，海洋国家若想向大陆扩展势力，该地区往往是登陆和建立军事基地的首选。两千年来，朝鲜半岛多次成为东北亚地区大陆与海洋国家战略博弈的主要场所。半岛南北分裂其实就是这种战略博弈所导致的结果之一。现代中韩关系依然深受这种地缘因素的影响。
（一）摆脱冷战桎梏的中韩关系
回顾现代中韩关系，必须回到两国建交的起点。阻碍中韩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原因是两国深受冷战的桎梏。冷战结束，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扫清了中韩建交的最大障碍。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期隔绝、敌视的历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韩国“北方政策”的具体实践的成功，中韩建交在东北亚地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
1.中韩建交的政治成就
对中国来说，中韩建交意味着中国与所有东北亚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东北亚冷战格局也随之结束。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实践获得了巨大成功，也为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此外，在当时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与韩国建交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初美西方对华联合封锁和经济制裁。这对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久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韩建交成为刚刚摆脱冷战的中国避免再次陷入美西方阵营联合孤立的关键变量之一。
对韩国来说，中韩建交是“北方政策”的巨大成就，也是谋求对朝鲜施加影响力的重要工具。韩国认为，中朝之间的特殊关系能够帮助韩国实现南北关系的改善，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并最终实现南北统一。《中韩建交公报》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应：“两国建交将有助于朝鲜半岛形势的缓和与稳定，也将有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尊重朝鲜民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愿望，并支持由朝鲜民族自己来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事实证明，在半岛问题上，中韩两国的立场最为接近，也是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最为积极和主动的当事国，在数次危机中有效地维护了半岛稳定与和平。
建交30年来，中韩两国的高层互访一直是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关键动力。1992年9月，就在建交公报刚刚发表一个月的时间，韩国总统卢泰愚访华。双方共同发表的《中韩新闻公报》指出：“两国结束过去不正常的关系，在建交公报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当今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此，中韩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中韩领导人互访成为惯例，两国关系不断深入发展，连上三个台阶。1998年金大中总统访华，中韩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卢武铉总统访华，中韩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李明博总统访华，中韩关系再次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2013年朴槿惠总统访华，两国发表《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提出“面向未来”的两国合作愿景。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中韩两国就充实和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一系列共识。也正是在这一年，两国完成中韩自由贸易区协定实质性谈判。2015年朴槿惠总统再次访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中韩关系进入最好时期。
2.中韩经济关系不断深化
早在中韩建交前，两国之间已经展开间接和直接贸易，但是数量非常有限。改革开放为韩国进入中国的巨大市场创造了机会。韩国贸易和技术立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相对较强、较高的产业优势，也为中韩合作发展经济提供了可能。两国关系正常化，尤其是政治关系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贸领域的全面和高速发展。韩国也因此成为中国直接接触西方技术、资本、管理经验的重要桥梁。
在建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韩双边贸易增长速度几乎超过任何一对国家的贸易关系。1992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达到63.79亿美元，同比增长44%。此后连续四年增长率分别高达42%、28%、42%和21%。这种高速增长甚至持续到2012年，远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和中韩两国各自的国际贸易增长速度。这种“爆炸性增长”和“超常规增长”，体现出中韩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被长期压抑的增长潜力。
从长期趋势来看，中韩贸易增长率呈现波动下降，个别年份出现负增长，特别是2012年之后从双位数降为个位数，但双方的经贸关系依然密切。2015年是中韩关系发展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韩国加入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韩正式签署自贸协定，并于当年生效。韩国取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92%的关税，中国取消韩国产品91%的进口关税。这使其成为我国当时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全面的自贸协定。
2018年，中韩双边贸易突破3000亿美元，达到3134.3亿美元，与1992年建交之初相比增长超过40倍。中国连续17年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韩贸易总额占韩国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992年的4.03%，一路攀升到2020年的25%。韩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同时，中国也是韩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20%以上。蓬勃发展的经贸关系，不断向产业和技术领域的合作深化，为中韩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共同造福于两国人民。
（二）中韩之间的经济、历史、文化、“领土”纠纷与解决
30年来，中韩关系的总基调是积极的，但依然发生了数起严重的国际纠纷，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经贸上的紧密关系不可避免地引发双方的贸易争端。数据显示，1997—2007年间，中国是韩国最大的反倾销诉讼对象，中韩反倾销案件占韩国所有反倾销案件的比例高达1/3；韩国是中国第三大反倾销诉讼国。纵观中韩贸易历史，涉及农产品的贸易争端最为普遍，突出体现在2000年“大蒜风波”、2005年“泡菜摩擦”和2014年“大蒜事件”上。中国相关农产品大规模快速进入韩国市场，重创其本土农产品。韩国政府随即以品质标准、检验检疫异议等理由对中国输韩农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在历次贸易争端中，中国政府也采取对等措施，对韩输华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贸易纠纷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但可喜的是，每一次纠纷都经过谈判得到解决。
其次，中韩之间的历史与文化纠纷。例如，2003—2004年间的高句丽历史之争和2004—2005年的“端午祭申遗”之争。历史和文化纠纷在中韩两国国内分别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助推两国民众相互厌恶情绪的重要因素。2003年6月《光明日报》发表《试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指出“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该文引发韩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集体抗议，甚至一度成为中韩建交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韩国政府认为，高句丽历史问题是“关乎国家认同感的问题”，其后“对歪曲高句丽历史的行为做出了果断的反应，并以2004年(与中国政府)达成的口头协议为依据，要求纠正歪曲历史的行为”。在该问题上，中韩达成共识，历史问题不应损害两国政府和国民的友好关系，采取措施避免势态进一步恶化升级。
与高句丽历史之争的影响恰恰相反，“端午祭申遗”则是韩国行为引发了中国国民的强烈抗议。韩国试图将“江陵端午祭”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行为，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是一种文化盗窃。中国网上开始出现“保卫端午节”的大型签名活动。最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认定“江陵端午祭”和“中国端午节”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平息了两国之间的纠纷。高句丽历史与“端午祭申遗”之争虽然都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却难免给中韩两国部分民众心中种下了“不信任”的种子。
再次，渔业和苏岩礁等主权权益争端。中韩同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员国，如何对中韩之间的海域进行划界，一直是两国政府的重要工作。韩国主张“中间线原则”，中国则主张大陆架延伸原则，使海域划界工作迟迟无法实质性推进。在这种情况下，2000年8月《中韩渔业协定》签署，就两国渔业问题做出“临时性和过渡性安排”。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致力于解决渔业纠纷的协定却在现实中未能减少渔业冲突，伤人、死人事件多次发生。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该协定未能充分考虑我国渔民的传统捕鱼权。中国渔民因为传统作业海域面积缩小，迫于生活压力违规到韩国专属渔业区域捕捞，引发与韩国渔民和海警的严重冲突。随着我国政府加强管理，推动海洋捕捞“双控”制度，严格休渔政策，加大渔业补贴力度，以及与韩国海警合作，中韩之间的渔业纠纷已经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苏岩礁争议同样属于海洋权益争端。作为一块水面以下数米的岩石，苏岩礁不具备海洋法上的任何主权或主权权益意义。但是，韩国国内却一直有试图将该岩石描述为韩国领土最南端的主张。例如，2001年1月26日，韩国将苏岩礁非法命名为“离於岛”，暗含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岛屿制度”扩大韩国专属经济区的意图。但是，苏岩礁毫无疑问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水下地物”，在中韩大陆架划界中不可能被赋予任何效力。对此，2006年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公开表态：“苏岩礁所处海域位于两国专属经济区主张重叠区。……反对韩方在两国专属经济区主张重叠海域的单方面活动”，“韩方的单方面行动不能产生任何法律效果”。尽管韩国国内试图“化礁为岛”的声音一直很强烈，但韩国政府却一直相对冷静。
总体来看，这些纠纷多属于“低级政治”范畴，争议也多停留在技术层面。在两国政治互信较强的基础上，很快就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即便是具有较强“高级政治”特性的“苏岩礁”争议，也没能逆转中韩友好的大趋势。
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发展相伴的是，两国文化交流也日益繁荣。“韩流”与“汉风”分别在中韩两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潮流。早在2007年，中韩留学生就已经互相成为两国境内最大的留学生群体，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根据韩国教育部统计，2016年前往中国留学的韩国留学生数量首次超过了前往美国的韩国留学生数。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韩两国在低级政治领域的纠纷反而是两国关系互动和交流越来越紧密的重要表现，而且随着具体问题的解决反而更能够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二、阻碍中韩关系发展的关键问题
尽管中韩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当中韩之间的纠纷扩展到“高级政治”的安全领域时，情况开始发生逆转。这突出表现为“萨德”入韩对中韩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和韩国对华民意的变化上。尽管双方的经贸关系总体上还在加强，但民间的对立情绪却走向愈发严重。
（一）中韩关系走低的转折点
2016年7月8日,韩国宣布将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是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最为严重的外交事件之一，引发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也使得中韩关系趋冷。
“萨德”纠纷背后体现的是中韩两国的国家安全，属于典型的高级政治问题领域。“萨德”问题成为横亘在两国关系间的“最大安全隐患”。“萨德”系统本质上是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意味着韩国“实质上等于加入了围堵中国的行列”。称萨德系统是针对现在的防御系统只是一种伪装，其实则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武器，探测范围可以根据美国的需要而变更。更为重要的是，该系统具有难以预测的发展潜力，甚至可能成为进攻性导弹系统的先导。随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进步、升级换代和战略调整，未来在韩国部署中程导弹的可能性在增加。
2019年12月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时隔五年后再次访韩，同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举行会谈时表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因素，对美国的本国优先主义提出批评。他在韩国“友好人士”午餐会上发表主旨演说时，讲到“我是为同韩国加强战略沟通而来”。在回答记者关于中韩关系和“萨德”问题的提问时，王毅外长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萨德”是美国针对中国制造的，是由美国引起的问题，给中韩关系带来了影响。该表态被韩方认为“显示了中国在中美之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希望把韩国拉向中国的战略意图。”
除此之外，在访韩期间，王毅还明确发出警告：“韩国不得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2019年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就签订了价值十亿美元的导弹合同。尽管美国尚未正式就中程导弹部署事宜同韩方展开讨论，中国就先发制人地发出警告。从技术角度来看，假如美国未来部署中程导弹的话，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大概率是首选地区。美国突然在韩国部署“萨德”，让中国有足够的理由担心未来美韩之间可能采取进一步危害中国利益的举动。
但是，美国在东亚地区部署进攻性导弹系统的战略谋划越来越清晰，韩国遭遇的压力也必将加大。2021年4月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浦·戴维森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申请从2022财政年度起六年内总计270亿美元的预算，其中包括在第二岛链构建360度导弹防御系统，并在未来为第一岛链提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由此可见，未来韩国在美国压力下部署进攻性导弹系统的可能性正在升高。
2019年12月，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在首尔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邀请座谈会上也谈到“萨德”问题：“虽然中韩之间存在矛盾或分歧，但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对此不会特别再多言。希望经历了各种风波的中韩关系可以更加牢固、更加友好地发展。”此番表态被《朝鲜日报》解读为“这暗示了‘萨德’问题的‘完全解决’”。但邱大使当时的一个语境和背景是：“不久前，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韩国，是为两国首脑互访前进行政治准备。……这种高层的真诚关系将成为中韩关系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果习主席访问韩国成行，中韩关系很有可能会因此而掀开新的篇章。但遗憾的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该访问并未成行。中韩之间并未获得改善关系的重要契机。事实上，从中国理性角度出发，“萨德”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放下的问题，因为在该问题上的轻易让步，很可能会导致未来出现比“萨德”更加严峻的问题。
从“萨德”事件对中韩关系的破坏性影响来看，中韩关系受到两个因素的强烈影响：朝鲜和美国。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理由是朝鲜发展核武器。面对朝鲜的安全威胁，特别是多次核试验和导弹试射，韩国没有进行独立自卫的能力，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但是，来自朝鲜的威胁并不能完全解释“萨德”入韩。中国军控专家吴日强认为，韩国应对朝鲜导弹威胁最佳的解决方法，是以功能较弱的以色列制“绿松”相控阵预警雷达取代强大的“萨德”TPY-2雷达系统。因为后者对朝鲜的短程导弹几乎毫无用处，却会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探测距离为500公里的“绿松”雷达是韩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火控雷达，完全可以在不威胁中国的情况下保护韩国。所以，韩国拒绝“绿松”而部署“萨德”是自欺欺人的做法。这也揭示出影响中韩关系的关键变量——美国。
（二）韩国对华主流民意的变化
在西方社会，衡量民主制的一个简单标准是，平民的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到政策中。尽管民意测验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民意，但是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施政过程中的重要考量。西方大多数决策者都相信，在决定政策时，公众舆论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合法性因素。公众舆论非常重要，特别是当民众强烈支持或者反对某项政策的时候。2016年韩国政府宣布允许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使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瞬间被逆转。中韩两国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呈现越来越严重的对立。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韩国民众的对华民意态度的变化上。
韩国最著名的智库之一——峨山政策研究所在2017年3月的民意调查中发现，韩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考虑到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的反应，这种下降可谓预料之中，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下降的速度和程度依然出人意料：一个多月的时间下降超过25%。在韩国对外国好感度评分表中，中国在2017年1月的评分为4.31分，到3月初便骤降到3.21分。更令人惊讶的是，该调查甚至显示韩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开始低于对日本的好感度(3.33分)。此前，日本一直是朝鲜以外最令韩国人不喜欢的国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与2015年9月朴槿惠总统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时的调查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韩国成为唯一参加该阅兵式的美国盟友。
根据韩国民调机构韩国研究和韩国新闻周刊《时事》联合开展的民意调查，在2017年以前，韩国民众的对华友好态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在中、日、朝、美四国对比中仅次于美国。在2004—2016年期间的多数年份，韩国民众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对华友好。特别是自2012年起，这种友好的态度持上升趋势，在2015年达到峰值的60%。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得出了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2015年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达61分，不好感度只有37分；到2017年这两个数字完全逆转：好感度降到34分，不好感度激增到61分。
无论如何，“萨德”事件都是改变中韩关系的一个关键变量，它几乎重新塑造了韩国主流民众的对华认知。一半以上的韩国人认为中韩两国关系是竞争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与此同时，“萨德”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重要安全关切。中国此前已多次针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一事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这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在中方看来，该防御系统的能力过于强大，已经远远超过了韩国所谓的自我保护的范畴。该系统的雷达可探测并跟踪中国的战略导弹，这一能力将对中国的核威慑力构成巨大的挑战。对中国来说，美国在韩国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无异于一个警告信号。它表明，美国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时不会考虑中国的安全关切。同时，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可能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迅速升级，在未来具有不可预测的巨大潜力。
与此同时，“萨德”问题所导致的外溢效应不断扩散。中韩两国民众对对方的态度越发敏感，在诸多问题上都产生严重的对立。诸如“空气污染”“泡菜命名”“传统服饰”“娱乐节目”等传统上属于低级政治范畴的事情，也成为两国民众进行激烈攻击的原则性问题。两国民众纷纷拿着放大镜寻找对方国家“冒犯”本国的证据。韩国国内的“厌华”情绪也不断激增。
据2021年5月韩国研究和《时事》联合开展的一项民调，韩国对华友好态度在过去几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厌华情绪在2021年初甚至超过了对朝鲜的反感程度。尽管这主要是因为同期韩国民众对朝鲜的态度大幅度上升所导致——从22.5分上升到28.6分，但韩国人的友华态度自2018年以来确实也在一直下降，从2018年38.4分下降到2021年的26.4分，4年间整整下降了12个分值。在受访者中，近六成（58.1%）对中国持有极度负面的态度，只有不到5%的人对华持有较为积极的认知。
通常来说，普通民众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整体观感不会有如此极端的看法。韩国社会似乎已经出现类似于“反日”的“反华”情绪。这种情绪一定会影响到2022年的韩国总统换届选举。文在寅总统出身进步派，其对外政策相对来说较为中立。韩国保守派则有70年的亲美传统。所以，对华政策成为2022年总统选举的重要议题。总体来看，“萨德”之后的中韩关系一直未能恢复到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两国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在不断加大。这将成为影响未来中韩关系发展变化的最大的社会因素。
梁亚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原载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