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研究者的认识中，长与善郎并非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受到关注的缘由，乃源自1935年5月19日与鲁迅一次不愉快的会面，双方都颇为失望。其后长与善郎写下《与鲁迅会见的晚上》(1935年7月)①，将鲁迅界定为一位思想阴暗的厌世作家。而鲁迅亦曾在1935年7月17日、1935年8月1日、1936年2月3日分别致增田涉书信一封，信中均提到他对那场夜宴或长与善郎其人其文的看法，这成为鲁迅谈论长与善郎的仅有文字。
对于这段往事，诸多学者都有所提及和讨论，比如陈福康和张杰在1992年的争论，以及刘立善、武继平等人的论说等②。以往的研究者习惯于将鲁迅的三封信视作一个整体加以讨论，认为鲁迅对长与的“不满”或者说“愤怒”是一以贯之的，而对一些细节性的真相不甚注意。而笔者更倾向于将鲁迅的情感流露看作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他关于长与善郎的想法是随着某些事件的触发而逐渐深化的。无论是刺激鲁迅三度讨论长与善郎的触发事件，还是三封信中鲁迅态度的微妙差异，都尚未得到研究者的系统梳理，导致部分讨论流于空泛与笼统。与此同时，过往考证中在史料的鉴别与使用方面仍存在一些错漏之处，需要我们重新推敲。
一、“鲁迅想象”的构建与破灭
日本近代小说家、剧作家长与善郎(1888-1961)是“白桦派”的重要人物，以人道主义作风闻名，在文坛上颇具影响力。大正末期(1926年前后)因患病选择搁笔疗养，此间由于再次阅读《论语》《老子》等古典著作而对中国心生向往。1935年，他受“满铁”的嘱托赴中国旅行③，在遍览东三省、承德、北平、扬州、杭州等地的风土人情后④，来到了上海。
1935年5月19日晚，长与善郎和鲁迅及多人在上海共进晚餐，这是二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会面。相比鲁迅在日记中的一笔提过、口不臧否：“晚内山君邀往新半斋夜饭，同席共十二人”⑤，长与专门写下《与鲁迅会见的晚上》一文对这次夜宴加以记录和评论，短短两个月内就发表于日本杂志《经济往来》1935年7月号上，后被收入单行本《满支近况》(冈仓书房，1936年)中。
在该文末尾处，长与一面走在眼花缭乱的上海街头，一面想着“厌世作家鲁迅”而感慨道：“而我呢，在这个夜晚总是感到有一点失望”⑥。他的失望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纵观整场会面，他和鲁迅的交谈可谓不甚愉快顺畅。长与在夜宴开始时假装不知周氏兄弟的决裂，故意提起自己在北平见到周作人一事以作寒暄，或已引起鲁迅的不快，但鲁迅也只是淡淡应声。当二人谈及鲁迅无法实现的农村文学写作计划，进而转到中国言论、创作和作家受到军方压迫的情况时，长与的提问引来了鲁迅的冷笑：“即使翻译契诃夫的小说，也被禁止发行呢”，“作家们都没法生活，非常痛苦”。接着，长与又询问鲁迅是否考虑去日本工作，鲁迅直言“既没有钱，身体也不行”⑦，谈话进入僵局。既然在文学领域的对话难以为继，长与便提到他在济南听到的“尧琴”，这是一种清微淡远的为孔子所喜爱的音乐，只是鲁迅依旧反应淡漠，长与猜测是因为鲁迅讨厌孔子⑧。总之，长与选择的话题大都敏感且尴尬，甚至数次触及鲁迅的“雷区”，引起鲁迅的冷峻反应或是一种必然。
然而，不愉快的谈话内容只不过是长与“感到有一点失望”的表面原因。如果透过这些浅层的龃龉而挖掘到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层次，笔者认为，长与的不满可归结于其“鲁迅想象”在这场夜宴中的破灭，而如下自白正可作为其对自身“鲁迅想象”从构建到破灭过程之说明：
我忘了自己曾经喜欢过的这位作家的作品的题目，但提到了他写鸭子的可以称作“春禽图”的好短篇，还谈到想读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等等。说老实话，通过自己惟一读过的这位作家的好短篇，我曾想象他是一位比较开朗的温和的大作家。我想象他经历过、思考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尽管有烦恼，但从心底拥抱着它，以更深的教养和资历包容着它，一见之下便能感到他确实是一位温厚而平易的人。然而事实却相反，实在令人有峻险、阴暗、锋芒毕露的感觉；即使一点儿坏印象都没有，也总令人觉得很可怜。⑨
从“开朗”“温和”到“峻险”“阴暗”，长与对鲁迅的评价在此刻发生了急遽的转向，那么归根结底，这种“开朗”“温和”的“鲁迅想象”当初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很显然，在会面之前，长与对鲁迅其人及作品仅做过稀少的了解，鲁迅在他心中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遥远的存在。然而事实上，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并非无名之辈。且单以长与未曾读过的鲁迅代表作《阿Q正传》为例，早在1930年就有《大支那大系》对其进行评说⑩，后亦有《支那普罗列塔利亚小说集》(白扬社，1931年)(11)、《国际普罗列塔利亚文学选集》(四六书院，1931年)(12)、《鲁迅创作选集》(文求堂书店，1932年)(13)、井上红梅译《鲁迅全集》(改造社，1932年)(14)、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合译《鲁迅选集》(岩波书店，1935年6月)(15)等诸多文集进行译介，其出版频次之高，足见《阿Q正传》在彼时日本文学界和读者圈的影响力。这也意味着，长与只需稍加注意，接触《阿Q正传》等鲁迅作品绝非难事，但他恰恰只对“写鸭子的可以称作‘春禽图’的好短篇”留有印象，甚至还忘记了《鸭的喜剧》这个题目，这恰说明他对鲁迅及其作品不甚关心。于是，在对鲁迅小说缺乏全局性了解的情况下，长与以《鸭的喜剧》单篇来推测鲁迅的性格，此番以偏概全的臆测无异乎沙上建塔，轻率至极。再者，《鸭的喜剧》是鲁迅写于1922年10月的旧作，在历经13年的人情冷暖与世间沉浮后，1935年的鲁迅怎又可能怀有与当年一致的心境，保持同样的风格？因为不了解鲁迅一直以来辗转于各地所经历的“明枪”与“暗箭”，不了解鲁迅所生活的中国社会的真正面貌，长与才会天真地认为鲁迅应当“从心底拥抱”所谓“烦恼”，而不应该如此冷峻犀利，如此判断着实略显可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鲁迅想象”如此脆弱不堪，仅仅在一夜的会面中便迅速崩溃。
与此同时，长与通过《鸭的喜剧》所感受到的鲁迅风格——“开朗”“温和”等，亦暴露出他未能理解这篇小说的真正意旨。诚然，比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中鲜明的人物性格、激烈的情节流转和阴郁的风格渲染，《鸭的喜剧》确是一篇在平缓节奏中显出明亮色彩的作品，语言质朴平易，富于生活之趣。但长与只是驻足于小说表层呈现出的意涵，未曾听到在温暖和缓的叙事之下所隐藏的寂寥叹息。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寂寞如沙漠的北京，时时怀念“缅甸是遍地是音乐”的生意盎然，于是买来蝌蚪试图培养“池沼的音乐家”，又买来小鸭以驱散生命的孤寂，可好景不长，这些蝌蚪还未长成虾蟆就变作小鸭的吃食，而爱罗先珂本人也忽而离开北京，不知音讯，“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16)。暂时的热闹与欢欣的背后，是爱罗先珂的寂寞与无奈；而热闹与欢欣终将落幕，剩下的何尝不是鲁迅的寂寞与无奈？鸭的喜剧，何尝不是蝌蚪的悲剧？沙漠，又何尝不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写照？这些都是长与所未能注意到的内涵。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长与读到《鸭的喜剧》的处所，早在1992年陈福康就指出是在“1931年11月日本《古东多万》杂志第2期”(17)；而武继平在2017年推翻这个观点，认为“该期杂志刊登的那篇鲁迅作品的译文并非《鸭的喜剧》，而是《上海文艺之一瞥》”(18)。然而，经笔者考证，《古东多万》杂志1931年第2期上同时刊载了《鸭的喜剧》和《上海文艺之一瞥》，落款为鲁迅、增田涉共译。因此，陈福康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
除了《鸭的喜剧》阅读经历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以外，长与的“鲁迅想象”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两个人物的影响。第一个人物是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是一位新闻记者，1932-1938年间担任日本新闻联合社的上海支局长(19)，曾在内山完造的介绍下与鲁迅结识，也和鲁迅较为相熟(20)，二人多次在内山书店交谈，“次数大概不少于二十次”。他对鲁迅相当尊重，“每次见到鲁迅先生，我总担心他会批评我所做的事情。他那种风采是其他中国人所没有的”(21)，足见鲁迅在松本重治心中的特殊地位。根据松本重治《上海时代：新闻记者的回想》(中央公论社，1974年)中《鲁迅和长与善郎的相识》一文记载，因为长与善郎是日本新闻联合社总社长岩永裕吉的亲弟弟，而松本与岩永属于同僚且关系亲近(22)，于是由松本负责接待长与的上海之行。当长与表示自己在上海没有特别的计划时，松本劝说道：“我不太熟悉中国的作家，但是您一定得见见鲁迅先生。您意下如何？因为他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第一人。我本人很钦佩鲁迅先生的风度和立场”(23)，正是在他的极力推荐和内山完造的牵线下，这场夜宴才得以促成。虽然长与在1940年《回想鲁迅》中自言“我对他人于鲁迅之宣传，虽非无视，但此次会面，事前确属漠然，并未有极大热心”(24)，但笔者认为，松本在夜宴前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多多少少影响着长与的“鲁迅想象”之构建，提高了长与心中对鲁迅的期待值。如若是全然的“漠然”，他在《与鲁迅会见的晚上》的行文中也不至于展现出如此明显的失望。
周作人则是另一位影响长与“鲁迅想象”的重要人物。长与素来热衷于将兄弟二人并置比较。在《与鲁迅会见的晚上》中，他认为“他的日语没有弟弟周作人好。大概因为曾在东北的理科大学留过学吧，语调稍许有点不好听(笔者注：此处“不好听”意指“难以听懂”)。当然，一般的交谈是没有困难的。周作人君已经在北平的大学里坐稳了教授的铁交椅，家里装有电话之类，埋头于日本文学史研究，沉默寡言，温柔敦厚。而这位作家长兄，却胸中怀着郁勃之火，是恼怒、热烈、神经过敏的某种思想家”(25)。到了1940年《回想鲁迅》，长与善郎在多年后第二次谈论鲁迅时，转述了他在1935年晚春所听闻的山上正义与钱稻孙(26)等人的谈话：“谈到周作人，说乃兄鲁迅已成了声望极重的作家，其代表作《阿Q正传》几为中国知识青年无人不读的文章，乃弟周作人却与他性格相异，思想、立场也不同，兄弟殆近于绝交状态。但我见的周作人，也是一温厚笃实的学者”(27)。长与对周作人的喜爱是显而易见的，但恐怕周作人的“温柔敦厚”只是原因之一。周作人自20世纪初起，一直对长与所属的白桦派及其同人保持着强烈的关心，不仅长期订阅《白桦》杂志，还与主将武者小路实笃关系亲密。20年代初周氏兄弟合作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中，白桦派作家的小说所占比重极大，除有岛武郎的两部作品由鲁迅翻译外，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千家元麿等人的作品以及长与善郎的《亡姊》《山上的观音》，均系周作人翻译，周作人更是在附录中较为具体完整地引用了长与在《我们的艺术》中关于艺术的解说，以展现其思想与立场。或是周作人这份对长与作品的喜爱、对长与艺术态度的认同，以及对白桦派文学的长久关注，让长与感到无比亲切，进而对周作人愈发欣赏、抱有好感。在他人评说周氏兄弟差异的影响下，长与其实在不经意间已经作出了亲近周作人而疏离鲁迅的选择，因此，在那一场夜宴中盘桓在长与脑海中的“周作人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其“鲁迅想象”的崩溃瓦解。
于是，在上述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原本虚幻得不堪推敲的“鲁迅想象”在顷刻间破碎崩塌，“开朗、温和、包容一切”的幻影被驱散，徒留下“峻险、阴暗、锋芒毕露”的感知。长与善郎感到始料未及，终而陷入不满。他的不满很快为鲁迅所知。鲁迅在1935年7月17日致信增田涉首次谈起长与的文章：“本月的《经济往来》你看过没有？其中有长与善郎的文章《与××会见的晚上》，对我颇表不满，但的确发挥了古风的人道主义者的特色，只是不必特为去买来看”(28)。面对长与善郎的种种曲解，此时的鲁迅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愤怒与不满，仍保持着冷静客观的态度，可谓颇具风度。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人道主义”，乃日本白桦派的一贯作风，此处指代长与在行文中所表达的对中国文人的同情。长与在文中联想到台湾向导徐炳南告诉他的故事——最近上海某位著名的报社社长因为攻击政府而被蓝衣社的特务暗杀，又结合他回到东京后读到的鲁迅文章《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刊于日本杂志《改造》1935年6月号)，发出了如下的感慨：
在日本，左派因某些言论而被检举；但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只要对国民政府的做法稍微表示一下不同意，便忽然就像那报社社长一样，被蓝衣社的手枪击中了。问题不是经过所谓检举、审问之类手续，而是一下子便夺去生命。像那些“竹林七贤”，中国历来无数学者名人之流，为免横祸之来，就或者装疯，或者扮傻，隐遁山林。我仿佛觉得，这些事理在周围都能看见。在现代中国，这类事情与两千年前，是没有一点儿两样的。(29)
长与反对强权对人类生命的肆意剥夺，怜惜同情中国古今文人的命运，这份对于人类及其生命的尊重的确是一种人道主义。只是鲁迅口中的“古风的人道主义者”又应如何解释？这是一个鲁迅创造的概念，“古风”或可理解为“传统”，笔者认为这其中隐含了鲁迅对于长与观点的不认同。无论是装疯扮傻，还是隐遁山林，长与眼中的“竹林七贤”等“中国历来无数学者名人之流”似乎大都只是苟且偷生之辈，因为害怕失去生命而缺乏战斗与抗争的勇气。这实在是一种深重的误解，逃避之徒固然存在，而鲁迅所热爱钦佩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亦不在少数。更为关键的是，在长与的表述中，他似乎并不关注文人们面对强权时是否奋勇抵抗、保全气节，他只是对生命的失去感到尤为惋惜。于是长与的人道主义观念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传统而狭隘的色彩，与鲁迅的斗争反抗思想相悖。观念上的分歧注定了二者交往的不愉快。
从1935年5月19日两人的会面，到7月17日鲁迅第一次谈及长与善郎，在此期间，长与历经了“鲁迅想象”从构建到破灭的过程，而鲁迅也感受到了长与的不满。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鲁迅尚未对会面一事或者对长与其人直接表明态度，他只是将此作为闲事一桩，很随意地向增田涉提起，还提醒增田涉不必特地买来《经济往来》看，即不用太在意此事。然而，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矛盾的焦点与被忽略的文本
1935年8月1日，鲁迅再度写信给增田涉，第二次提到他与长与善郎的会面。这一回，鲁迅一改之前的克制，直言二人“彼此都不愉快”：
读了正宗氏的短文，有同感。此前，还有乌丸求女的文章，朋友剪送给我，我转给你。但其中引用长与氏所写的“想爬进棺材去”云云，其实仅是我所说的一部分。当时我谈到中国常有将极好的材料胡乱糟蹋掉的事。作为一个例子，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把黑檀或阴沉木(类似日本的埋木，仙台有)做成馆材，陈列在上海大马路的玻璃橱窗里，用蜡擦得发亮，造得十分美观，我经过那里一看，对那种巧妙的做法颇感惊奇，就想钻进去了。”然而那时候长与氏不知是正同别人谈着话呢，还是想着别的事情，只摘用我末尾的话，就断定“阴黯、阴黯”。假如突然就讲那样的话，那就实在太愚蠢，并不仅仅是什么“凶险，阴黯”的问题。总之，我和长与氏的会见，彼此都不愉快。(30)
此处，鲁迅关于“棺材”的回应系针对长与善郎《与鲁迅会见的晚上》中的一段：“‘在来这里的路上，现在如果看到有漂亮的樟木棺材，真想立刻就爬进去呢！’在上饭的时候，鲁迅总算稍稍动了动筷子，并这样说。这一慨叹当然被认为是说笑话。但是，这过于尖锐的虚无性谐谑(？)本身却不是笑话。一座人想笑又笑不出，特别扫兴”(笔者注：该段中的问号系长与善郎本人所加)(31)。这段围绕“棺材”的误会无疑成为了两人会面中的矛盾焦点。长与在与鲁迅谈话时的漫不经心导致了他断章取义式的理解，将鲁迅误会成一个讲着虚无戏谑的冷笑话的阴暗之人。鲁迅深感冒犯，认为长与将自己描述成了愚蠢至极的样子，其愤怒溢于言表。当然，鲁迅的回应亦非一面之词，就连作为会面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松本重治也认为是长与误解了鲁迅：
长与先生抓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句“我突然萌发了想躺进去的念头”，用“厌世作家鲁迅”这个词形容鲁迅先生。我觉得他是理解错了。对于每天都在不断斗争的鲁迅先生，非但不厌世，他的生命像火一样地在燃烧。他可能也有身心疲惫，需要休息一下的时候。也许是樟木棺材激起了他想休息一下的愿望，这才有了这么一句自言自语。倒是这位日本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对当代中国的黑暗面不了解，无法理解鲁迅的立场和思想。这也许让鲁迅先生越发感到孤寂了。(32)
但是，既然长与如此严重地歪曲了鲁迅的原意，为什么鲁迅直到8月1日的信中才和增田涉提起“棺材”事件？而不是在7月17日就提起呢？这里存在一处耐人寻味却鲜为人知的细节。
在鲁迅信件选段的开头处，他提及正宗氏和乌丸求女的文章，并非信手拈来，事实上他对这两篇文章相当在意，可以说后文中关于棺材的辩白也是以这两篇文章作为讨论起点的。究其原因，正宗和乌丸都提到了长与《与鲁迅会见的晚上》并有所阐发，鲁迅正是看到了长与一文在日本读者圈的传播与发酵、尤其是后者引用了长与所写的“想进棺材去”这种断章取义的话语，为避免更多人误会，才觉得有必要再对那一夜谈话的情形再作一次解说，8月1日致增田涉信中的那一长段解释因此诞生。然而，长久以来，研究者都忽视了正宗、乌丸二文中与《与鲁迅会见的晚上》的互动要素，笔者在此试作一说明。
第一篇“正宗氏的短文”，指正宗白鸟《摩勒伊爱斯与鲁迅》，日文原文发表于《读卖新闻》1935年7月20日夕刊。正宗白鸟在这篇文章中说道：“读了《经济往来》七月号上刊载的长与善郎的文章《会见鲁迅的晚上》，一想到不得不正视自己周围的作家的心境，令人感到沉痛。‘心境的确是很严峻、阴暗的，使人感到是个性坚强，很有棱角的人(中略)总觉得象是受了创伤’。长于先生说的这些话，或许是有的吧！”(33)在考证鲁迅与长与会面的研究中，这段感想素来未曾得到注意。正宗部分地认同了长与的鲁迅印象，正是基于他对鲁迅之不幸的判断；正宗对长与文章的引用，亦是表达出他对鲁迅心境的理解与同情。具体说来，正宗认为，像摩勒伊爱斯这般“无视现实，得以热衷于自己的梦想”“使异乡的风土人情能适应于自己的所好，加以艺术化，并且能安然地置身于其中”的文学家是幸福的，而相较之下鲁迅则是不幸的，因为鲁迅“不得不正视自己周围现实”，无法“超然于人间的互相压迫和杀戮之外”(34)。鲁迅对于正宗的文章表示“有同感”，正是因为无论是其作品还是生命，都深深植根于彼时中国充满压迫与杀戮的现实生活之中，这一切已成为了他灵魂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二篇“乌丸求女的文章”在研究界却几乎无人问津(35)。《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的注释亦可谓语焉不详：“乌丸求女未详。他的文章，即《鲁迅的寂寞的影子》”(36)。乌丸求女是谁？《鲁迅的寂寞的影子》这篇文章发表在何时何刊？其内容是什么？国内研究者都几乎没有关心到，未能继续探究下去。找到乌丸求女的原文在笔者看来是一项必要的工作，能够帮助我们还原鲁迅当时的心境，理解他愤怒的缘由，更是对史料空缺的填补。
笔者经过多方查证发现，乌丸求女在日本的资料非常稀少，常用数据库以及辞书如《日本人名大辞典》《日本大百科全書》《デヅタル大辞泉》《日本人物文献目録》等都无法找到其蛛丝马迹。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他是《读卖新闻》“壁评论”栏目的撰稿人之一。根据ヨミダス歴史館·読売新聞記事データべース(读卖新闻记事数据库)的记录，从1935年3月27日到9月18日，乌丸求女在该刊发表文学短评37篇，论及“纯文学”“私小说”“文艺评论”等具体问题，可以说是相当活跃。而在这37篇短评中，笔者找到了鲁迅所说“乌丸求女的文章”之原文，即刊载于《读卖新闻》1935年7月13日朝刊“壁评论”栏目的《魯迅の影ゃ佗し》，题名翻译为“鲁迅的影子与寂寞”或许更为合适。现将这篇文章全文抄译于此：
魯迅の影ゃ佗し
長與善郎の「魯迅に會つた夜」(經往七月)は、枕がながすぎて自烈つたかつたが、最近の魯迅の姿が髣髴としてるた。いゝ讀物のーつだらう。
昨年かこの國にゃつて来て、ジヤーナリズムに大いにもてた弟の周作人は、北平大學の教授で至極太平に納まり返つてるるのに、兄の魯迅即ち周樹人は、性格や思想の相違から、弟と絕緣同樣になつてをり、農村ヘ小説の材料をとりに行きたくても、命が危いといふ有樣だといふ。當然ながら佗しい光景でめる。
最近の魯迅は、ひどく面ゃつれがして、以前の明るさを失ひ、すつかり陰惨な感じになつてしまつた。そしで「こゝヘ来る道で今、樟の立派な棺を見たら、急に這入りたくなつてしまつた」と、冗談にまぎらして嗟嘆してるたと云ふ。これもめまりに佗しすぎる光景でめる。
魯迅はいま××運動の上で、どういふ役割をしてるるのか知らないが、かつ廣東の中山大學に聘せられ、名だたる革命家として大歓迎をうけた時、ぉれはそんなものぢゃない、だから廣東へ逃げて来たのだと告白した彼が思ひ出せれる。刀折れ矢つきて、棺の中に入りたくなつた彼の虚無的な氣持ーそれは瞬間的なものかも知れぬが、彼はゃはり文學者·詩人として生れた人間でめつた。
緣の遠いフエルナンデスなんかよりも、魯迅にこそ、「政治と文學」の問题について、なまなましい感想を叩いて見たいものである。(烏丸求女)(37)
鲁迅的影子与寂寞
长与善郎的《与鲁迅会见的晚上》(《经济往来》七月)，虽然引子太长了以至于让人感到着急(38)，最近的鲁迅的形象倒是隐约可见的，是一个不错的读物。
去年来到这个国家、深受新闻界欢迎的弟弟周作人，作为北平大学的教授过着十分太平、称心如意的生活。而哥哥鲁迅、也就是周树人，因为性格和思想的相异与弟弟断绝关系，据说即使他想去农村为小说取材，也会遭遇生命危险的样子。尽管这是必然的光景，却让人感到寂寞。
最近的鲁迅面容憔悴，失去了以前的开朗，完全给人以阴惨的感觉。“在来这里的路上，现在如果看到有漂亮的樟木棺材，真想立刻就爬进去呢”，他还半开玩笑地慨叹着说道。这也是一种过于寂寞的光景了。
虽然我不知道鲁迅现在在××运动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但我想起来，当他以前被广东的中山大学聘请、作为著名的革命家而大受欢迎的时候，他坦白说自己不是那样的人物，所以才逃到了广东。刀折矢尽，想进入棺材里，他这种虚无的心情或许是瞬间的想法，但他果然还是一个天生的文学者和诗人。
比起关系甚远的费尔南德斯(39)等人，我更希望我能从鲁迅那里，听到他关于“政治与文学”问题的生动的感想。(乌丸求女)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乌丸求女这篇短文中对于鲁迅近况的评价，和长与善郎相较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若比较乌丸和长与这两篇文章的日语原文，我们不难发现，乌丸在行文中完全相信并照搬了长与的文字，尤其“棺材”一段的表述更是分毫不差，鲁迅成为一个看到棺材就想爬进去的人，寂寞可悲，阴惨憔悴。乌丸甚至还在后面追加了自己的看法，他结合鲁迅从北京移居至广州的经历，将鲁迅想进入棺材的言论这一本身就是被长与所断章取义的事情，解释为刀折矢尽后的虚无，也就是说，他认为此刻的鲁迅已经战斗到了最后，没有力气继续战斗下去了，他想像当年从北京逃到广州一般，钻进棺材里逃避一切。乌丸此番评说颇具穿凿附会之嫌，乃为论证“鲁迅的寂寞”之观点而强行解释。诚然，鲁迅的确在1927年与李小峰的通信中说过：“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40)，乌丸确实未曾歪曲事实，但是他没有意识到，鲁迅虽然是为避开“正人君子们”的迫害而从北京逃往厦门，又从厦门迁至广州，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放弃了斗争；无论是在北京、厦门、广州还是后来在上海，鲁迅从未选择逃避战斗，而是将犀利尖刻的文字化为匕首与投枪，向着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暴戾恣睢的侵略列强、趋炎附势的文人墨客等敌人发起猛烈攻击，这一事实毋庸置疑，“想躲进棺材里”实为无稽之谈。
就这样，长与善郎《与鲁迅会见的晚上》一文，在邻国日本产生了鲁迅所未曾料想到的影响力。如果说长与一文只是让他对鲁迅的不满在限定的读者范围内流传，那么乌丸引用长与后又添油加醋的文章，则让“阴暗虚无的鲁迅”这一错误印象借助《读卖新闻》这一国民影响力极大的媒体平台引起了愈加宽广且深刻的误解。正是在乌丸求女文章的刺激下，鲁迅才决定在1935年8月1日致信增田涉时，将“棺材”事件的始末清楚明确地解释一番，认为长与善郎是在分神的情况下只摘用了自己末尾的几句话，进而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在这场会面中的“不愉快”。于是到目前为止，鲁迅的“不愉快”至少具有三重涵义，即不仅是和长与会面当晚的不愉快，更有读到《与鲁迅会见的晚上》后的不愉快，现在又加上一层——读到乌丸求女《鲁迅的影子与寂寞》后的不愉快。
三、难以沟通的结局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长与带来的“风波”远没有到停息的程度。在距离那场夜宴半年有余后的1936年2月3日，鲁迅竟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向增田涉提到了长与，他的不愉快也到达了极点：
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样写。长与先生的文章，则更加那个了。我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41)
此番流露失望无奈之情的言论，历来被研究者视作鲁迅晚年对于中日文学交流问题态度之关键性结语。而刺激鲁迅的事件正是先后和长与善郎、野口米次郎的会见，以及他们笔下那些片面不实的文字所暴露出的不真诚之心。
鲁迅与野口米次郎的会面是在1935年10月21日，野口的文章即刊载于《朝日新闻》1935年11月12日东京朝刊的《与鲁迅谈话》(42)。需要说明的是，经笔者查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中关于该文的两处注释“事后野口在同年11月2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一个日本诗人的鲁迅会谈记》”(43)“原载1935年11月12日《东京每日新闻》”(44)均有误。野口在该文中表示，他对这场愉快的会面颇为满意，而在鲁迅看来显然是截然相反的体会。野口曾颇具挑衅意味地向鲁迅提问，如果中国可以像印度接受英国的治理那样，雇请某一个国家来成为中国的管家，或许中国百姓会更加幸福，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鲁迅的强烈反驳。野口亦曾对鲁迅“奉承”道：“我曾以为你是一位虚无主义思想家，原来你是一位爱国者啊！”(45)，这份“虚无主义”的印象恐怕也是受到了长与善郎或者乌丸求女的影响。这一事实也能从侧面说明，长与对鲁迅的误解在日本文人群体间早已蔓延开来了。与此同时，野口的文章已是无法完整正确地传达鲁迅谈话的真正意涵，而鲁迅认为长与的文章甚至比野口的文章“更加那个”，即在更加过分的程度上断章取义、曲解原意，引得鲁迅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依旧耿耿于怀。
鲁迅之所以耿耿于怀，正是因为他看清了这些日本文人的真面目，他感受到长与、野口这一类日本文人来到中国拜访自己，并不是发自内心、真诚地想与自己展开中日文学和社会问题的交流；他们不过是期盼从自己这里听到他们早已在心里预设过的内容、期望得到的信息，比如中国的政治环境是如何糟糕，政府的压迫是如何深重，中国文人的处境又是如何危险，以验证他们自身对于中国及中国人的想象。即使鲁迅所言和他们的想象有所差别，那也无妨，只要截取鲁迅话语的片段，掐头去尾留下于自己有用的部分，再自以为是地品评一番，一篇与中国大文豪鲁迅先生会谈的访问记便完成了。至于鲁迅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鲁迅看到文章后会有怎样的反应，鲁迅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等这些真实情况，或许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只需相信自己所构建出来的“鲁迅”即可。而对于鲁迅的想象，其实一直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之前借助鲁迅作品的阅读体验、旁人对鲁迅的言说评价而构建起来的“鲁迅想象”，虽已在会面中崩溃破灭，但新的“鲁迅想象”又伴随着会面中对鲁迅的远非全面真实的印象与理解而被重新建立起来，在日本的报章杂志上被奉为“鲁迅最新近况”“真实的鲁迅”继续流传，成为那些不了解真相、也没有兴趣去了解真相的文人们的闲时谈资。于是，这一部分日本作家、文人或者说“名流”，与真实的鲁迅也愈发隔阂了起来；鲁迅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看似熟稔、实则陌生的中国符号，可以为他们所随意使用。这样的现象着实令人深感遗憾。
而导致中日作者之间难以沟通、充满龃龉的缘由，鲁迅在信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即“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关于这一点，竹内好在1948年所发表的《鲁迅与日本文学》(《世界评论》1948年6月刊)中曾有过一段相当精妙通透的阐释：
我认为，鲁迅所说的因为国情有别，理解是困难的这句话，具有深刻的意义。我想，与其说鲁迅是因为自己不被理解而发泄不满，不如说他是从对方没有理解力这一点向下开掘，对其根基部分进行批判。从中可以感觉到他对没有理解力的对方有一种怜悯之情。鲁迅非常了解日本文学。他目光所及，涉猎到相当细微之处。对于来会面的对方的文学创作的性质、地位等等，他是心中有数的。他知道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有想理解自己的意欲，知道对方不仅被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想法蒙住了眼睛，而且对自己的这种局限并不自知。怎样对待这种心安理得不知节制的态度呢？无论是谁肯定都会为难的。除了说“因为国情不同”之外还能说什么呢。(46)
此言不虚。竹内好对人心的把握与洞察令人敬佩。长与对鲁迅作品的极度陌生、在会面前的漠然而未有热心，不正是“没有理解鲁迅的意欲”？长与沉溺于自己根据《鸭的喜剧》所构建的“开朗”“温和”的“鲁迅想象”，不正是“被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想法蒙住双眼”？长与为“鲁迅想象”的破灭而感到不满失望，将鲁迅误解为“想进入棺材”的阴惨虚无之人，不正是“对自己的局限不自知”？在种种没有理解力而又心安理得、不知节制的表现背后，正是鲁迅所说的“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只是鲁迅面对增田涉时的用词仍略显委婉。更直接地来说，是长与内心的狂傲或者说优越感在作祟。
这就需要我们考察一下1935年长与善郎的中国之旅(47)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长与在病中因为再次阅读《论语》《老子》，便想来看一看中国的实际景象，这一点本无可厚非，毕竟长与从小就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更是著有《项羽和刘邦》《孔子的归国》《韩信之死》《陶渊明》等以中国历史人物与事件为素材的作品，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中国古典文化的爱好者、研究者和创作者。但值得玩味之处在于，他是在“满铁”的嘱托下来到中国旅行的。“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1906-1945年日本在满洲进行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和情报机构，曾资助许多日本作家和名人(如夏目漱石、与谢野宽、与谢野晶子、志贺直哉、里见弴等)前往中国观光、书写中国游记，以达到为自身宣传造势之目的。根据长与回忆录《我的心灵历程》(筑摩书房，1959年初版)记载，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来到“满铁”东京支社，时任社长恰好是他的远方亲戚，二人谈及志贺直哉和里见弴此前在“满铁”招待下去中国旅行的事情，该社长便表示也很乐意招待长与去中国旅行。于是在“满铁”的财力支持和亲友的人脉关照下，长与自言这场中国之旅堪称享受“国宾待遇”(48)。而从长与1936年8月出版的游记《满支近况》中亦不难看出，他所游览的地方大都属于“满洲”，他为它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如《旅顺之春》《金州与吉林》《热河瞥见记》《从承德到北平的路上》等(49)。长与以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轻松和愉悦，时而坐在“漂亮”的“满铁”火车上，时而乘坐飞机和汽车，时而亲自用脚步丈量着中国的土地，充满新鲜感地品评着秀丽的山河，饶有兴味地将所见所闻所感与自己在书籍中读到的中国进行着比较，再以文人的视角抒发一些富于诗情画意的感慨，同时还想象着中日“民族共存共荣”的虚幻图景。长与所到之处均有专人接待访问，备受尊重，相与者无一不是在当地有头有脸的“名流”，如前文中提到的松本重治、“满铁”上海事务所长石井、杭州领事松村雄藏、承德领事中根直介等等。
然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1935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为日军所占领的中国土地之上。长与“对‘满洲’的自然和文化，表示出十分的好感，但是，对受日本压迫的‘满洲’人民，作为漂浮于社会上层的精神贵族，他却没有流露出什么关心和同情”(50)，这正是因为长与是带着战胜国的侵略者所独有的狂傲，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审视着日军治下的“伪满洲国”这片“健康”“美丽辽阔”“生机勃勃”的“新天地”(51)。至于中国人民的苦难与反抗，则为长与所无视，这位曾经以人道主义闻名的作家在此刻也不过是被军国主义倾向所裹挟的帮凶。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他不仅成为“文学报国会”的骨干，还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的活跃分子，为“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大东亚民族”而鞍前马后(52)，彻底堕落为日本侵略政策的狂热信徒。后来日本战败，长与写作《可耻》《那一夜》等作品和文学性自传《我的心灵历程》对自身在战争中的种种表现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鲁迅未曾读过长与的《满支近况》，他并不知晓长与在中国其他地方旅行的经历与感受，亦无法预知长与成为军国主义者的未来。根据目前的资料，鲁迅读过的应该只有《与鲁迅会见的晚上》这一篇。或许鲁迅仅从这一篇中就敏锐地察觉到长与充满优越感的心态。陈福康在1992年翻译该文时，删掉了乌丸求女提到的“令人着急”的“长长的引子”，他认为“由于这些内容与鲁迅研究没有关系，故略去不译”(53)。后来各版本的回忆文集如《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回忆鲁迅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等均采纳陈福康译本，因而《与鲁迅会见的晚上》前半段的文字只能在日文文献中看到，很容易为国内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这前半段的游记恰是从侧面展现长与心理与思想的文字，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还原鲁迅当时读到长与一文的感受，并非全然无关。长与用了将近全文二分之一的篇幅来回忆他夜泊杭州的经历，极为详细地记述了他与同行者所谈论的云林寺、岳飞庙、西泠印社等景点，他在路途中所思考的中日艺术的特点与差异，以及泛舟西湖欣赏月色的经历等等，行文琐碎而细致，笔调愉快而悠然，弥漫着闲适的气息，完全看不出这是一篇写在战争背景下的游记。这份怡然自得品评山水的神气，在彼时的鲁迅看来或许是难以容忍的吧；而鲁迅作为中国人的复杂心境，也是彼时的长与所无法理解的吧。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由于处境和生活的不同而难以沟通，鲁迅的判断确是合情合理。而鲁迅发出此番慨叹的缘由更令人唏嘘不已。
更令人遗憾的是，鲁迅和长与的矛盾永远都无法解开了。1940年3月，长与在《东京日日新闻》连载长文《回忆鲁迅》，此时距离鲁迅逝世已将近四年。长与在与鲁迅会面数月后读了佐藤春夫、增田涉合译的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很是喜爱《藤野先生》《孤独者》《故乡》《风波》等短篇，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增田涉著《鲁迅传》更是让他尤为感兴趣。他感慨于鲁迅学问之精深，也体察到自己对中国理解的浅薄；他明白了鲁迅面对祖国存亡危机之时对全体中国人运命的思考，对“吃人”社会的愤慨与抗争，以及处在“希望”与“幻灭”交织之间的寂寞，也对自己当年对鲁迅的误解——“厌世作家”进行了否定。而后在1956年，年近七旬的长与善郎和内山完造、里见弴等共六人，组成日本代表团受邀出席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54)，他在讲话中回忆了1935年的会面，谈及鲁迅对待孔子的态度，肯定鲁迅在思想领域的贡献，表达出对鲁迅的怀念之情(55)。长与的转变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长与在阅读鲁迅作品、感悟鲁迅人生的过程中，抛却了旧有偏见的同时，亦拥有了理解鲁迅的意欲与能力。直至此刻，长与善郎在某种意义上才真正地完成了与鲁迅的会面吧。
①日文原文见：[日]長与善郎：《魯迅に會つた夜》，《経済往来》1935第7期。注：(1)本论正文中提及该文，均参照鲁迅本人在信中“《与××会见的晚上》”的说法，统一称其为“《与鲁迅会见的晚上》”。但陈福康、刘柏青等人将其译为“《会见鲁迅的夜晚》”，则在引文和注释中依照其译法。(2)笔者经对比长与善郎的日文原文和陈福康1992年中译本后，决定本论使用该译本。本论中使用中译本的其他情况，均是在将中译本与日文原文对比后采纳，不再一一说明。见：[日]长与善郎：《会见鲁迅的夜晚》，陈福康译，《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4期。
②参见陈福康：《谈鲁迅批评过的二位日本作家的会谈记》，《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4期。张杰：《也谈鲁迅批评过的二位日本作家的会谈记》，《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7期。刘立善：《长与善郎对鲁迅的印象及其他》，《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492-505页。武继平：《鲁迅晚年与日本三大文人的交往史实考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③[日]遠藤祐：《長与善郎》，小学館編集：《日本大百科全書》，小学館1994年版。
④长与善郎在1935年的中国旅行足迹参考其所著《满支近况》一书：[日]長与善郎：《満支このごろ》，阅倉書房1936年版(下同)，第3-115页。
⑤鲁迅：《日记·日记二十四[1935年]》，《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533页。
⑥⑦⑨(25)(29)(31)(53)[日]长与善郎：《会见鲁迅的夜晚》，陈福康译，《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4期。
⑧在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长与在讲话中再次提到会面时关于孔子的话题：“当我告诉他我在这次旅行中因病未能去泰山和有孔子坟墓的曲阜而感到颇以为憾的时候，鲁迅先生立刻像对待敌人般的，对孔子的儒家痛加抨击”。见：[日]长与善郎：《日本作家长与善郎的讲话》，《文艺报》1956年第20号附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
⑩[日]久保天随等：《大支那大系第12巻(文学·演劇篇下巻)》，万里閣書房1930年版。
(11)[日]白揚社編：《支那プロレタリア小説集第1編》，白揚社1931年版。
(12)[日]四六書院編：《国際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選集第3》，四六書院1931年版。
(13)[日]文求堂編：《魯迅創作選集》，文求堂書店1932年版。
(14)魯迅：《魯迅全集》，[日]井上紅梅譯，改造社1932年版。
(15)魯迅：《魯迅選集》，[日]佐藤春夫、增田涉譯，岩波書店1935年版。
(16)鲁迅：《呐喊2鸭的喜剧》，《鲁迅全集》第1卷，第583-586页。
(17)陈福康：《谈鲁迅批评过的二位日本作家的会谈记》，《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4期。
(18)武继平：《鲁迅晚年与日本三大文人的交往史实考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9)[日]有馬学：《松本重治》，小学館編集：《日本大百科全書》，小学館1994年版。
(20)武继平：《鲁迅晚年与日本三大文人的交往史实考订》中有这样的表述：“长与告诉松本在北京听说鲁迅近来不愿见生人，担心鲁迅不见。松本自己也不认识鲁迅，便提出去请内山书店老板牵线搭桥”。其中“松本自己也不认识鲁迅”一句，与本文中对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一书的引用相矛盾。本文依照松本重治的说法。
(21)[日]松本重治：《上海時代：ヅャーナリス卜の回想》(中)，中央公論社1974年版，第283页。本论使用201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的中文译本：[日]松本重治：《鲁迅之死和内山完造》，《上海时代》，曹振威、沈中琦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第409页。
(22)岩永裕吉(1883-1939)，旧姓长与，1890年成为母亲娘家即岩永家的养子，自此以后一直使用姓氏“岩永”。武继平《鲁迅晚年与日本三大文人的交往史实考订》中的表述“长与善郎的家兄长与裕吉”不准确。参考：[日]春原昭彦：《岩永裕吉》，小学館編集：《日本大百科全書》，小学館1994年版。[日]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編：《岩永裕吉》，《20世紀日本人名事典》，日外アソシエーツ2004年版。[日]「人事興信録」データべース：《岩永裕吉》，[数据库引用时间：2021-04-26].https://jahis.law.nagoya-u.ac.jp/who/docs/who8-2904/image而《文艺报》1956年第20号所载《日本作家长与善郎的讲话》中将松本重治说成是长与善郎的亲戚，可能是有误的。见[日]长与善郎：《日本作家长与善郎的讲话》，《文艺报》1956年第20号附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
(23)(32)[日]松本重治：《鲁迅和长与善郎的相识》，《上海时代》，曹振威、沈中琦等译，第410、413-414页。
(24)该文分五次连载于《东京日日新闻》1940年3月22、23、24、26、27日朝刊第五版。《东京日日新闻》，即东京《每日新闻》的前身。见：[日]長与善郎：《魯迅を想ふ》，《東京日日新聞》1940年3月。本论使用红笔的中文译本：[日]长与善郎：《回想鲁迅》，红笔译，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回忆鲁迅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下同)，第966-969页。
(26)《东京日日新闻》上的初刊版本为“钱稻邸”，单行本《世相与艺文》所收录的版本为“钱稻邨”，均属误记。本论采用译者红笔所记的“钱稻孙”。见：[日]長与善郎：《魯迅を想ふ(一)》，《東京日日新聞》1940年3月22日。[日]長与善郎：《魯迅を想ふ》，《世相と芸文》，不二書房1942年版，第33页。
(27)[日]长与善郎：《回想鲁迅》，红笔译，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回忆鲁迅在上海》，第966-969页。
(28)鲁迅：《致外国人士·350717(日)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4卷，第366页。
(30)鲁迅：《致外国人士·350801(日)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4卷，第369页。
(33)[日]正宗白鳥：《モラ工スと魯迅》，《読売新聞》1935年7月20日夕刊。本论使用刘柏青的中文译本：刘柏青：《鲁迅·摩勒伊爱斯·正宗白鸟》，《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199页。但其中“总觉得象是受了创伤”一句，原文为“何となく傷ましく思はれた”，陈福康版本《会见鲁迅的夜晚》译为“总令人觉得很可怜”更为合适。
(34)刘柏青：《鲁迅·摩勒伊爱斯·正宗白鸟》，《鲁迅与日本文学》，第198-200页。
(35)目前笔者仅发现日本学者釜屋修曾提及此文，但标注“未见”，未能展开讨论。见：[日]釜屋修：《魯迅が示した「同感」——正宗白鳥「モラ工スと魯迅」》，《静岡大学教養部研究報告 人文科学篇》1976年第12期。
(36)编者：《致外国人士·19350801致增田涉》注释3“乌丸求女”，《鲁迅全集》第14卷，第370页。
(37)[日]烏丸求女：《魯迅の影ゃ佗し》，《読売新聞》1935年7月13日朝刊。
(38)长与善郎《与鲁迅会见的晚上》在进入与鲁迅会面的正题前，花费大量笔墨记述了会面之前自己游览杭州的经历，几乎占据了全文篇幅的一半。所以乌丸求女认为“引子实在太长”。
(39)乌丸求女曾在《进步啊你往何处去》(《读卖新闻》1935年6月20日朝刊)一文中论及费尔南德斯。费尔南德斯应指由小松清于1934年介绍到日本的法国作家拉蒙·费尔南德斯(Ramon Fernandez，1894-1944)，其《写给安德烈·纪德的公开信》一文在日本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读卖新闻》中登载过金刚登《〈写给纪德的公开信〉》(1934年5月25日朝刊)、新明正道《法兰西知识阶级的动向》(1935年3月15、16日朝刊连载第7、8)等文，其中关于费尔南德斯的讨论(尤其是后者)应是引起了乌丸求女的注意，所以乌丸求女才在此处提及费尔南德斯。参考：[日]烏丸求女：《進步よ汝何処ヘ行く》，《読売新聞》1935年6月20日朝刊。[日]金剛登：《「ヅードヘの公開状」》，《読売新聞》1934年5月25日朝刊。[日]新明正道：《フランス知識階級の動向(上)》，《読売新聞》1935年3月15日朝刊。[日]新明正道：《フランス知識階級の動向(中)》，《読売新聞》1935年3月16日朝刊。
(40)鲁迅：《而已集·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465页。
(41)鲁迅：《致外国人士·360203(日)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4卷，第382页。
(42)[日]野口米次郎：《鲁迅と語る》，《朝日新聞》1935年11月12日東京朝刊。
(43)编者：《日记·日记二十四[1935年]》注释7“朝日新闻支社”，《鲁迅全集》第16卷，第559页。
(44)编者：《致外国人士·360203(日)致增田涉》注释3“野口”，《鲁迅全集》第14卷，第383页。
(45)[日]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陈福康译，《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4期。
(46)[日]竹内好：《現代中国論·文化移入の方法(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二)——魯迅を中心として》，《竹内好全集》第4卷，筑摩書房1980年版，第116页。中文译文转引自：[日]丸山昇：《鲁迅与日本》，孙歌译，《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4期。
(47)长与曾在1935-1944年间多次前往中国，本论仅讨论1935年4月开始的初次旅行。
(48)[日]長与善郎：《のん気な貧乏と三か年の病臥》，《わが心の遍歴》，筑摩書房1960年版，第185-187页。
(49)[日]長与善郎：《満支このごろ》，第3-66页。
(50)(52)刘立善：《日本侵华时期的长与善郎》，《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第480、485-488页。
(51)[日]長与善郎：《満支空氣の三樣》，《満支このごろ》，第67-70页。
(54)[日]読売新聞社：《魯迅記念祭ひらく》，《読売新聞》1956年10月20日朝刊。
(55)但是长与宣称自己当时对于鲁迅的成就仍持有保留意见。在1959年初版《我的心灵历程》中，长与回忆了出席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经历，他认为鲁迅的确是教养极高的作家，但不认同鲁迅是一位“能被如此夸张地举办世界性的二十周年祭的文豪”。见：[日]長与善郎：《第六回中国旅行》，《わが心の遍歴》，筑摩書房1960年版，第3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