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7日，北京大学党委、北京大学工会、北大物理学院党委和北大国发院党委联合主办线上讲座，特邀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余淼杰教授，围绕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话题带来深入解读。本文根据余淼杰教授的主旨演讲整理。
关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目前有两大热词：“三重压力”和“三期叠加”。
“三重压力”主要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三期叠加”指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基于上述背景，我今天与大家做三方面的分享：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处在新发展阶段？
该如何认识五大新发展理念？
如何以双循环为抓手，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处在新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正处在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究竟“新”在何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 中国产品的附加值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在不断提升。贸易主要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大类。加工贸易的特点主要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意思是我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然后经过生产和加工包装，最后出口到全球各地。相对一般贸易而言，加工贸易的生产率和附加值都比较低。在1995年到2006年的这段时间里，加工贸易占据了我国贸易的半壁江山。这一情况在近几年发生改变，加工贸易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降至1/3左右，其产业结构也从生产衣服鞋帽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逐步转变为生产机器和运输设备这类高附加值产品为主。
2. 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不断上升。如何衡量出口产品质量？一是看单价。比如同样是矿泉水，有的卖三块，有的卖一块。高价的矿泉水质量可能会更好。二是看市场占有率。比如售价相同的两种矿泉水一起出口到美国，矿泉水A的市场占有率比矿泉水B要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矿泉水A的质量较好。三是看企业生产率，也就是从产品供给的角度来看产品质量。根据企业抑制性理论，实力强的企业其生产率相对较高，在市场中也会有更多话语权，可以把价格压低。企业压低价格的目的是为了把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低价格与产品质量无关。所以我们在衡量产品质量时，既要考虑需求面也要考虑供给面。
已有研究发现，纵观中国入世以来的出口产品质量相关的数据，假设2001年的质量标准为1，2012年的质量标准为1.3，提升了30%左右。2020年的质量标准又在2012年的基础上提升了25%左右。尽管与德国、日本这样的制造业强国相比，我国尚有差距，但近几年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是有目共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
3.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指的是企业的技术和绩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曾有一句名言：“生产率不是一切，但长期来看近乎一切。”所以看一家企业或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强不强，主要看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得到提升。克鲁格曼也曾研究过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他认为“东亚神话”之所以终结，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多年没有提升，一直在粗放式发展而不是积累式发展，这样的模式肯定难以持续。中国的情况如何？一位著名美国学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2001年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约为美国的三成，到2015年这一占比已经升至45％。从这一数据不难看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不断提升，2001年到2015间年增长了近50%。
4. 中国具有独特的、明显的全产业链优势。首先，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按照统计局的分类，我国有41个工业大类，666个工业小类，每个行业的门类都比较齐全。其次，按照海关八位码的标准来估算，中国出口的产品总共约有10851种；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进一步细分，中国出口的商品高达15000种。出口多少产品就意味着有能力生产多少产品，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有能力生产的产品种类也非常多，全产业链的优势非常明显。
5. 中国产业已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产业集聚特征。中国每个工业城市都有自己亮丽的产业名片，比如深圳的电子产业、苏州的IT业，河北邢台的羊绒业，廊坊的家具业等。通过产业集聚，企业可以抱团取暖，既节省了运输成本，也便于实现规模经济递增。
6. 三大产业分布。我国第一产业的GDP占比与发达国家差不多，位于7%-8%这一区间。区别在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较发达，我国第二产业比较发达。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第二产业由制造业和建筑业构成，如果第二产业占比较低，意味着实体经济不发达，那么中国也无法成为“世界工厂”，更无法撑起大量的就业。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体经济不发达，金融这样的虚体经济也无法健康发展。换言之，只有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虚体经济才不会产生太多泡沫。因此，我国第二产业占37% 的现实情况，正是我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强国的立国之本。
中国的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对于这一点很多机构都有共识，中国的经济总量一定会超过美国。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当今世界，GDP总量仍然是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标准。不过因为我国人口较多，人均GDP距离美国还有一定差距。
中国的经济总量何时能赶上美国？这取决于两点，一是经济增速，二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因为GDP主要以美元来计算。乐观地看，我国的经济总量大约在2026年能超过美国。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按照两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取一个相对稳健的数值，即按照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为2.5%，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5.5%来计算。与此同时，我预测未来几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会长期固定在6左右，由此不难得出2026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一预测。
在这一计算过程中，人民币汇率这一变量值得我们特别关注。2019年12月，在中美签订贸易协议后，我在一次公开演讲上大胆预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在三个月内升至6.8，三年之内会升至6.2。后来看，这两个预测都应验了。
这一预测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人民币汇率只是影响出口的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外需。2019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达成贸易协议，这对两国来说无疑是好事。如果非要问对哪国好处更大，我认为这要看汇率。哪国汇率因中美签订贸易协定而上升，哪国得益就更多。当时中国的经济体量虽然很大，但相对于美国而言，还是一个较小的经济体。这就好比中秋节吃月饼，小朋友体型较小，吃一块月饼就饱了，大人体型较大，一块月饼根本吃不饱。因此同样的利好消息，肯定是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中国受益更大。
当然，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近些年唱衰人民币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反而一直升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仍然坚信，未来几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会长期固定在6左右。
如何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阶段对应有五个新的发展理念，分别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些理念如何贯彻？
创新
创新是第一源动力，包含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的创新指的是科技创新，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工序的改进，二是产品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现在国家提倡“万众创业，大众创新”，这主要涉及工序的改进，从无到有的创造则需要大型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专门攻坚。
许多国家都在强调“研发强度”这个概念。所谓研发强度就是研发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十四五”时期，我国提出要提高研发经费，明确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达到3%左右。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目前OECD国家的平均研发强度也仅为2.6%，而在深圳这样的发达地区，研发强度已经高达4.1%。
研发包括研究和发展，这两者也不是一回事。中国在发展方面做得比较好，研究则相对落后。因此我国提出基础研究的比重也要努力升至一个相对高的水平，设定了一个基础研究占研发比率上升到7%以上的目标。这一目标并不高，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的占比已经达到15%-20%。
到底哪一类产业、哪一类企业可能涌现出更多创新？一般而言，一个产业中居于末位水平的企业很难有所创新。创新需要大量资金，对于身处末位水平的企业而言，能否存活下去都成问题，哪有能力来组织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对于那些位居行业前列的企业而言，多少会有一些创新，但多数前沿企业很难像华为一样独具慧眼，创新那么多、那么快。事实上，创新最多的是那些居于中游水平的企业。这些企业需要通过创新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我看来，广义的创新更为重要。广义的创新首先是社会规则的创新。比如做好自贸试验区的创新，这需要做好产、学、研、用的融合。目前，我国的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2030项目”的相关领域，特别强调产学研用的结合，各地都特别强调高校跟地方的融合。
2013年以来，我们已经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概括来讲主要做四件事：一是制定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总体原则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二是通过标准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比如通过一线放开、二线高效管住（自贸区监管规则）、零关税等措施，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三是提高改善营商环境，做好“放管服”的工作；四是资本项目的改革或者资本项目的放开。
目前，这21个自贸试验区基本位于“胡焕庸线”以东（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一条从北向南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亦称“黑河—腾冲”线，它把中国分为东部和西部）。在“胡焕庸线”以东的省份中，只有吉林、山西、江西和贵州没设有自贸试验区，估计未来一两年之内这四个省都会实现突破。
关于自贸区的功能定位，我认为除了挖掘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还应当挖掘各地方的一些特色功能。比如北京的特色是服务贸易，其他自贸区则可以寻求差异化发展。
比自贸试验区更进一步的是自由贸易港。
2020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公开发布。《总体方案》基本分两步走，先是在2025年实现早期收获，然后到2035年全面开放。早期收获主要包括土地、资金、数据等基本要素的开放，以及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等。
自由贸易港更重要的是一些规制方面的创新，比如税率的创新，内地年收入96万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率可达45%，而在海南只要每年待够183天，就可以享受仅为15%的税率，接近于我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的税率水平。此外，金融防诈骗和卫生风险管控等方面也将成为海南的发力重点。
当然，自由贸易港的概念不止是河港、海港，也可能是内陆的空港。成都、郑州和北京这样拥有双机场的城市，其实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这也是一种改革的思路。
绿色
绿色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词。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如果要达到上述目标，核电、水电等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在2030年前后达到25%。目前，非化石能源占比为15%，距25%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时间非常紧迫，仅剩8年。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要从“能耗双控”转变为“碳排放双控”。目前国内面临较大的双碳压力，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特别强调双碳目标要统筹安排，但也要有一些弹性。我们在绿色方面任重道远。
协调
协调也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区域协调，二是城乡协调，三是行业协调。在很多时候，行业协调是经济自发的结果，因此我们谈论比较多的是区域协调和城乡协调。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要走城市化、大国大城之路，目标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城镇化、新型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融合，关键是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融合。
首先，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这两者并非紧密相连，有些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协同好这两方面的工作而陷入落后。比如南非也有城镇化，很多南非人愿意去城市打工，但由于南非并未实现工业化，很多人进城后找不到工作，导致贫民窟的出现，社会也随之动荡不安。与上述情况恰好相反，倘若一国实现了工业化而没有实现城镇化，可能其工业发展和企业发展都非常快，但没有人来打工，导致工资成本很高，企业利润随之下降，最终难以维持。因此，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匹配非常重要。
其次，工业信息化的主要目标是给工业化赋能，比如5G和AI。城镇化的基本目标是五大城市群，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五大城市群中有两大板块非常突出，即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这两大板块城镇化和工业化匹配得比较好，因此发展得比较健康。
在京津冀城市圈中，北京和天津发展得不错，河北的北三县（廊坊临近北京的三个县）相对较弱。成渝城市群以重庆和成都两个城市为主，后期发展空间很大，特别是以成都为中心的一小时、两小时城市圈正逐步形成。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南昌也显得比较孤立，相信这两个一线城市群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一线城市群外还有四个二线城市群，主要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河南郑州和安徽亳州构成的中原城市群、哈尔滨与长春组成的哈长城市群，以及由泉州、福州、厦门三城组成的海峡西岸城市群。
在当前这个百舸争流的时代，二线城市群的发展速度不见得比一线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方面要做好城市群、都市圈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做城镇化的建设，同时要严禁撤县。对此，我个人的解读是中央决心要做城市群，但同时也要城市群和城镇群两条腿走路。
共享
城乡间如何协调？如何缩小城乡差距？这些问题都与共享紧密相关。
脱贫攻坚战有几个关键词：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顺利实现。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脱贫线的标准介乎于联合国“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之间。因此，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接下来乡村振兴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下一步如何做好乡村振兴？我们的一个建议是通过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来实现乡村振兴。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随着劳工成本上涨，一些加工贸易产业可以从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省份转移，帮助中西部内陆省份的群众实现就业，实现乡村振兴。借此机会，广东沿海地区也可以引进新的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不同地区的产业升级有不同的做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转移到海外，比如孟加拉、柬埔寨、越南这样的国家，这主要是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正如历史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从美国转移到欧洲，欧洲转移到日本，日本到东亚四小龙，东亚四小龙再到中国大陆，现在也要从中国大陆继续转移出去，这是一个历史趋势。
同样是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资本密集型产业应反向而行，向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随后慢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起来。
近一段时间以来，共同富裕是很多企业家关注的热词。经过各界的数轮思辨后，我认为已经达成一些基本共识：一是共同富裕肯定是在效率、公平之间取一个平衡，效率是把蛋糕做大，公平是更好地分配。二是共同富裕不会一蹴而就，但肯定会实现。三是目前共同富裕还处于“把蛋糕继续做大”的阶段，在效率优先的同时一定要兼顾公平。
最近中央针对共同富裕的一些提法也传递出类似的信号。比如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我认为无序扩张说的是广度，比如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进入别人的领域。野蛮生长说的是深度，比如垄断市场份额。因此现阶段我们还是继续要做大蛋糕，强调效率，兼顾公平，鼓励勤劳致富，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正态橄榄型社会。
开放
中国2021年的出口总体表现不错，贸易顺差高达4.4万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量破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全球200多个经济体中，中国一个经济体的出口量占了20%以上。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我看来，今年的出口不会比2021年差，仍有望实现出口额占比15%的目标。
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发生了哪些变化？几年前，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欧盟也是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随着2021年RCEP的签署，东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受俄乌冲突的影响，我国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我认为东盟今年仍会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全球化作为一个基本趋势有没有变化？我的观点是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表现形式有了深刻变化。衡量全球化主要看两个指标，即在生产和贸易中有没有形成地区化和贸易多边化的现象。比如智能手机的零部件由不同国家生产，最后在一个地方组装，再卖遍全球。这一过程就体现了生产地区化和贸易多边化。
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令WTO多边经贸合作举步维艰，目前WTO的争端解决功能几近瘫痪。于是各国纷纷绕开WTO，把目光转向各类地区贸易协议。在中国入世之前，全球经贸格局是美国欧盟“两翼并行”，当前已逐步呈现出地区贸易合作的三足鼎立之势，即以美国为核心节点的北美经贸区，以德国为核心节点的欧盟经贸区，还有以中国为核心节点的亚太经贸区。
三足鼎立并非三足孤立，彼此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北美的《美加墨三国协议》（USMCA）正与欧盟就“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展开谈判；欧盟和中国之间有《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还有RCEP国际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以及中国正就《全面进步跨太平洋贸易协议》（CPTPP）展开谈判。
如何做好中国经济“双循环”？
“双循环”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是2020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即“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早已告别了低价劳动力时代，中国经济值得看好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这既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也是保证中国经济相对稳定的增长潜力的核心源泉。
“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并非不要外循环。尽管中国经济已占到全球经济的18%，但仍有其他国家占82%，我们不能因为18%而丢掉82%的市场。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做的是双循环，并不只是国内的单循环。
“双循环”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对外循环而言，中国外贸在全球外贸中的占比是一个衡量标准。我认为，占比超过18%可以算做得很好。2021年我国外贸的全球占比超过20%，所以说是非常亮眼的成绩。内循环则可以参考美国的衡量标准，看内贸在GDP中的占比是否大于3/4，或者看外贸在GDP中的占比是否小于1/4。
如何做好国内大循环？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推进：
1、建设“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
要处理好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关系。国企不是中国的特产，美国和法国也有很多国企。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做大做强国企，特别是保证国有企业在上游产业中的领导和主导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纵容国企“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要保持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对于民营企业要加强指导，创造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让民营企业更好地生存发展。当前，民营企业已不再是国民经济有力的补充，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五六七八九”，意思就是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贡献了近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和80%的就业、90%的企业数量，大企业中有90%都是民营经济，1.5亿个市场主体的90%是民营企业。
针对近些年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词叫“国进民退”。我个人非常不赞同这一说法。中国入世前，国有经济占比约为2/3，现在国有经济的占比降到1/2。毫无疑问民营经济占比越发重要，要大力发展。
在我看来，数字经济也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搞专精特新小企业，我国相对于德国而言，优势不算明显。数字经济则有所不同，谁掌握了新技术和新价值，谁就掌握了明天。因此数字经济等知识密集的产业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2、以开放新格局推进贸易自由化，以新营商环境推进投资便利化
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六稳”。“六稳”是循序渐进而非平行分散的。稳预期是起点，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的“三重压力”。“稳就业”是终极目标，就业不稳社会就不稳，就会出现问题。
该如何稳住就业？需要通过稳外资、稳投资、稳金融等方面的举措才能实现。国办提出的15项政策措施就集中在外贸、外资、投资、金融四个方面。
3、以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提升居民消费
首先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给中小企业纾困，先保住就业、稳住市场主体，才有可能拉动消费和内需。
如何为企业纾困？我不赞同直接发钱。比如14亿人每人发100块钱，对富人而言这100块钱无关痛痒。对穷人而言，这100块肯定会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拉动消费，直接发钱不如发消费券，与其补消费者不如补生产者。如果能保住中小企业，工人就不会失业，能熬过这段艰难时期，企业和经济都会慢慢恢复活力。这两年一直在强调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目标就是给企业纾困。
2020年以来，央行报告曾多次提到：“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为保持货币供应链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央行可能会增加一些货币供给，但总体不会太多。所谓“合理规模的增长”就是规模不大的增长。换言之，中国政府不会“放水”，而同时期美国在“放水”，其结果当然是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
货币政策要精准导向，意思就是不搞大水漫灌。发挥总量的功能和结构的功能，重点扶持薄弱环节和重点企业，比如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酒店、旅游和餐饮等接触性行业。以前我们是大银行贷款给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再贷款给中小微企业。现在特别强调大银行也要贷钱给中小微企业。
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减税降费，政府买单，不断提升可支配收入比重。要拉动内需就必须保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逐步提升。比如税前工资一万，税后5千，消费者可支配收入不高，又如何能拉动内需？要让消费者消费，必须先使其有钱。
财政政策关注三件事：钱从哪里来？有多少钱可以用？用到什么地方去？比如，2020年我国的财政有30万亿可用，资金的一个去向是要直达地方县级基层。“直达县级基层”这几个字，特别值得关注。说白了就是中央给的钱，省级、市级不能留存，直接到县级。2021年更是提出“地方直达”。具体来看，这些钱主要用在“两新一重”，也就是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的交通水利工程建设方面。
新基建“新”在何处？传统基建是供给决定需求，新基建是需求决定供给。传统基建是“要想富，先修路”，路修到村门口，东西才能卖出去，供给创造需求。新基建是反过来，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搞特高压、充电桩、5G和AI，这叫做需求决定供给。2021年国家比较重视的产业是新能源汽车，今年则增加另外一个也代表未来趋势的产业，即充电桩。目前政府的要求是车桩比实现1:1。全国约有6000万辆电动车，粗算下来充电桩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三、中国经济外循环
1、继续做好出口
如何做好出口？我认为，企业不能只盯着欧美这些成熟市场，更应当放眼多元化的出口目的地，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2、扩大进口规模
从广交会到进博会，不难看出扩大进口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项国策。我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三类，既有能带来幸福感的消费品，也有能倒逼行业自我革新的汽车产品，还有我国相对发展不足的服务贸易类产品。
什么是服务贸易？假设我们购买美联航的机票飞到美国，虽然只是一张小小的机票，但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这就是购买了美国的服务。在商品贸易方面，中国是大额顺差，但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是逆差。因此进口服务贸易有助于我国进行差异化改革。
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是“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扩总量主要因为我国服务贸易总量太低。调结构是因为在教育、运输、旅游等产业，我国是逆向输出。每年中国有许多学生前往英美留学，但是英美来中国留学的人数并不多，因此要调结构。“树特色”则是要树立我国服务贸易的独有特色。比如韩国的整容产业很发达，我国是否可以发展中医药产业，在世界上打出自己独特的名片。
3、发展数字贸易
什么是数字贸易？小到我国的工程师给外国公司写代码，大到发展阿里云、华为云等等，这些都是数字贸易，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4、中国企业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
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况排名全球第一。我建议中国企业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时会遇到妖魔化中国的论调。在我看来，中国企业做了很多好事，但也应该相应地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以此扭转当地主流舆论对中国的偏见。比如在毛里求斯投资的宇通大巴，在当地出钱建了很多候车亭，因此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5、对“一带一路”差异化发展
在我看来，我国应该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而不是平均用力。俄乌冲突已经清楚地暴露出陆上丝绸之路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我国已经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结下很好的经贸基础，RCEP签署后更是如虎添翼。所以更应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
6、加强地区经贸合作
RCEP已经签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对我国而言，下一步应该邀请日本加入协议。
RCEP完成之后，中国是优先发展《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还是优先发展《全面进步跨太平洋贸易协议》（CPTPP）？我认为应该优先发展《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该协议内容是中国向欧盟开放海运、医疗以及国企所在的产业，欧盟向中方开放可再生能源投资。本来一切进展顺利，但因为政治上的一些原因，《中欧全面投资协议》遭遇挫折。欧盟已经认清，美国是口惠而不实。对欧盟而言“打左灯向右转”才是最优选择，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靠近美国，经济上转向中国市场。因为欧盟确实需要中国市场，这一点美国没办法帮它。如果《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能够签署，中国会向欧盟开放制造业、海运、金融等市场，欧盟的新能源市场也是我国看重的。
CPTPP跟RCEP有何区别？总体来看，CPTPP比RCEP更难，因为CPTPP是“一刀切”，不论国家发展水平如何，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标准。RCEP则更具灵活性，根据国家的发展程度可以有例外情况。虽然中国已经积极表态要申请加入CPTPP，在目前的态势下，我认为加入的难度较大。想要加入CPTPP，需要11个成员国全部同意。目前澳大利亚的反对倾向很明显，日本的态度也比较骑墙。此外，中国在环境、劳工和国有企业这几个方面与CPTPP国家也分歧较大。CPTPP中最重要的国家是日本，我国不妨先签署中日韩的自贸协议，跟日本和韩国先有一个自贸协议，接下来再去“攻克”其他国家，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尽管中国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也遭受百年一遇的疫情冲击，但中国还是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相信，只要我们贯彻创新、绿色、协调、共享、开放的五大新发展理念，用双循环作为推手来构建我们的新发展格局，明天肯定会更好。
整理：文展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