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以下简称“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缘起与实施过程

谈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中华五千年文明究竟只是个传说，还是真实的历史？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文明的肇始。但是，古代文献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述有不少神话的色彩，属于古史传说，还不能作为信史来证明中华文明有五千年。

中国史学界大多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而部分国外学者和个别国内学者依然怀疑夏王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只能从已经被商代甲骨文所证明的商王朝后期开始算起，按此观点，中华文明的历史只有3300年。

要想消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要搞清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依靠传世的古代文献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发掘获得新的资料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来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的历史。

2000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之后，科技部采纳了学者们的建议，决定立项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项目实施之初就确定了探源工程的宗旨：多学科有机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导致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发展道路及其特点。“多角度”就是要从环境、生产力发展状况（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社会结构等多个角度来研究；“多层次”就是不仅要着眼于都邑遗址和高级贵族的状况，还要研究位于都邑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会中下层人们的生活；“全方位”就是要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探源工程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多学科结合的项目。参加项目研究的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科学测年、体质人类学、同位素分析、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遗传学、冶金史、古陶瓷、物质结构和化学成分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天文学、科技史、计算机科学等近20个一级学科。直接参加项目研究的国内外学者有近400人。

2001—2016年，探源工程经历了预备性研究和第一、二、三、四阶段。

主要成果与意义

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遗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对重点区域的发掘，以及各个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如安徽凌家滩、辽宁牛河梁等）的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5300—4000年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祭神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王和为其统治服务、专门从事社会管理的官僚阶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相继进入了文明的最初阶段——古国文明的阶段。

探源工程经过十几年的多学科研究，以充分的事实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虚言，而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国的民众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以国家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的文明观，并主要依据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归纳概括出在没有当时文字记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农业与手工业显著发展，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工；贵重资源和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社会发生显著的阶层分化，出现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和专门墓地，形成了以某些特殊的贵重器物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以及附属的大型高等级建筑和公共设施；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出现了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

我们归纳的上述特征是基于中国的考古材料，对世界其他地区判断早期文明的出现也具有一定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作出了中国学者的可贵探索和积极贡献。

通过多学科研究，对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各个地区都邑和中心性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各地区域性文明兴衰的关系，各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重要资源的获取及其与各地文明演进的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研究结果表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是适宜的自然环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领域的进步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的方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研究成果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治理一个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某一个局部发生了问题，就会影响社会的整体。

纵观长江、黄河、淮河、辽河流域等地农业发展与文明兴衰的关系，可以看到，农业兴则文明兴，农业衰则文明亡。从而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告诉我们：保护自然环境，维持良好生态，重视农业，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好民众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是维持社会安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对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以及各个区域的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就发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农业技术由此得以在各地传播，为各地的文明起源奠定了经济基础。以玉为美的观点和以玉玦、玉吊坠为基本组合的玉器装饰品，在北起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到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之间存在一致性；到了距今6000年前后，各地的人们在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如对龙的信仰、对祖先的崇拜等）。

在此过程中，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开始显现出领先的态势。在思想方面，形成了民本、诚信、忠义、重礼、贵和、包容、互惠的理念，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深刻的思想基础，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中华广袤大地上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的各个区域、各个族群得以凝聚不散，五千年中华文明得以延绵不断、经久不衰的重要思想根源。

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然而，中华文明并不是封闭的。在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明之间也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大约在距今5000—4500年期间，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术传入了黄河上游地区。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和丝绸也向西亚及其他地区传播。

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早在比张骞通西域早将近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不断地为各地的文明增添活力，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借鉴，互通有无，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自古以来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相处的主流方式，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正确道路。

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后，迅速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空腔青铜器的技术。到了夏、商王朝时期，这一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商代晚期，已经发展到能够制作如后母戊鼎那样宏大厚重、尽显王气的青铜重器，如象尊那般惟妙惟肖、精美绝伦的青铜精品，并将这些青铜容器与王朝的等级制度相结合，成为夏商周青铜礼乐文明的重要特色。

这一历史告诉我们，积极吸收借鉴外来先进的文化因素，将其与自身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是中华先民们为子孙后代提供的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