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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朴老，这使我想起我自己与朴老相关的几件事。事情不大，但我始终记在心里。
我跟朴老见过几面，不算多。那还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最初是在会上。朴老在会上是主要人物，跟他说话的人多，我是晚辈，没敢凑上前去，直接跟他说话。真正有机会谈话，是后来的一次，说起来是一个偶然的缘分。
1992年9月9日，我从北京到兰州参加一个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学术会议和考察活动。我的到兰州的飞机下午起飞，到了机场，得到通知，航班换了，临时换成另一架飞机，原来是直飞，改为先在银川停一下。
在首都机场上了飞机，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中间偶然一次转身，我惊奇地发现，坐在我后面的，竟然是朴老！这事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朴老当时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么高的位置，怎么会跟我一样，坐这样的飞机？还是普通舱。在飞机里，我简单地向朴老示意了一下。
飞机是中国自己造的运七，螺旋桨，飞机不大，却噪音很大。飞机先到银川，需要在银川机场等候。那时的银川机场不大，有没有贵宾室不知道。或许有，朴老没有去，或许是没有。总之，朴老跟我们普通乘客一样，也在一间并不是很大的候机室里等候，于是我就有机会真正跟朴老坐在一起，旁边还有陈阿姨。朴老开会多，我一个无名小辈，此前只是在会上见过朴老，朴老其实不认识我。我说：“朴老，我认识您，是在开会的时候。”朴老问我的名字。我说叫王邦维。朴老笑了笑，说了一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诗经?大雅》的《文王》篇中的诗句，虽然我知道，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把我的名字跟这句话联系起来。朴老不经意间就把我的名字嵌进了这句话里，真是文思敏捷。
我们等候转机，前后大概有四十来分钟的时间，这中间朴老跟我随意而谈，讲了不少的话。朴老非常和蔼，不时微笑。跟他谈话，用一句老话形容，真是如沐春风。朴老讲，他也是去参加这次活动。我手边有一张兰州会议以及相关活动的安排表，我请朴老在上面签写了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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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件事，也让我想到朴老。
1995年，我把一些文章集合在一起，要在重庆出版社出一本书，书名是《唐高僧译经生平及其著作论考》。出版社的编辑希望请朴老题写书名。他们认为，这本书的内容，与佛教有关，如果能请朴老题写一个书名，那是再合适，再好不过了。这样的愿望，当然很好，我自己也很希望。但行还是不行，我怎么去找朴老？我也没有机会直接去求朴老，即使是借开会的机会，会不会太唐突？这些考虑，都让我有些犹豫。想来想去，最后我还是找到我熟识，也很尊敬的周绍良先生，请他跟朴老讲。绍良先生很爽快，一下就答应了。没想到朴老也很爽快，绍良先生跟我讲，他见到朴老，跟朴老一说，朴老马上拿出纸笔，立即就写了。绍良先生很快转交给了我，还告诉了我他当时找朴老的情形。这件事，让我至今对朴老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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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老是中国佛教一个时代的领袖人物。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起，朴老就献身于中国的佛教事业，同时也参加救亡运动和国家的文化建设活动。他为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包括佛教的信仰、道风、组织、僧伽、人才培养、佛教文化研究等方面都有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朴老为佛教做的事真是很多很多，所有这些，不是几句话可以讲周全的。与我自己的专业相关，我只能就佛教文化研究这方面的情况谈一下我的一点看法，仍然以自己知道的事为例。
首先是朴老提出的“佛教是文化”的说法。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社会和人心渐渐归于正常，佛教在遭到十多年彻底的摧残后，在这个时候逐步开始复兴。首先一点，是不仅得到政府的认可，也希望得到多数民众的理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朴老提出了对于这一点，朴老在不止一个地方，有过不止一次的论述。其中一次是这样讲的：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吸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我看中国传统文化也应包括佛教文化在内。”
朴老的这些话，我以为极具智慧，极有远见卓识，短短几句话，既讲到了佛教和佛教文化，也讲到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而且把题目与人类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就是“宗教骗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这样的教育。宗教，其中当然包括佛教都不是好东西。这样的说法，就我个人来讲，是到了文革的中后期，才逐渐地在想，这样的话，这是不是完全对呢。真正有所怀疑，想法有所转变，是在文革以后，而且是在八十年代的后期，读了更多的书，经过了更多的折腾，明白了更多的事。
朴老上面讲的那些话，用当时讲得很多的一句话来形容，是“拨乱反正”。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太知道“拨乱反正”这句话。过来人知道，在那个时候，“拨乱反正”并不容易。在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如果没有“拨乱反正”，哪有今天的中国啊。当然，那个时代，应不应该，能不能“拨乱反正”，不是朴老能决定的。天下什么时候变化，怎么变化，关系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更多的不必讨论。
总之，记忆中，朴老在八十年代提出“佛教是文化”的说法，我以为非常有智慧，契理契机，对于“拨乱反正”，为佛教发声，为佛教做主，这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
我自己对佛教的认识，一定程度上也是从这一点开始的。我的理解，佛教是文化，同时也不仅仅是文化。强调佛教的文化属性，并没有淡化我们所说的宗教的属性。所有的宗教，都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宗教当然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性，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去研究，去讨论。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正见”呢？
朴老愿意为我的书题写书名，原因之一，我想也是出于他对佛教文化研究的鼓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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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件事与佛教教育有关。
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印象中好像是1992年春天的一天，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跟我讲，有几位在斯里兰卡留学的五位比丘明天要来见他。季先生让我跟他一起，与这几位比丘见面。我那时刚回国不久，我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上课，一是做研究。我是季先生的学生，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是教员，与季先生在一个教研室，季先生有什么事，常常叫上我。
见面的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我记不住了，但地点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北京大学外文楼二楼的206会议室。东语系开会，常常在这里，隔壁就是季先生自己的办公室。
那天来的人，还有李家振先生。五位年轻比丘是学愚、净因、广欣、圆慈，和建华。他们1986年由中国佛协派到了斯里兰卡，学习佛教，尤其是学习巴利语。做出这个决定，前期的对外联系，安排这五位比丘去斯里兰卡，据说都是朴老。
今天的中国人，出国学习，不足为奇。但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出国的机会很有限，能够出国学习的人不多。僧人出国，限制更多，更是稀罕。对于佛教而言，这在当时，或许就是零的突破。这样的突破，在当时，恐怕只有朴老能尝试，能做到。
大家坐下来后，记得是李家振先生先说话。李家振学生讲，中国佛协派出的五位比丘，正在斯里兰卡学习，那边要求在中国国内也最好要有导师，对学习做一些指导。朴老指示，两位中国导师，一位请季羡林先生担任，另一位请人民大学的方立天先生。那天五位比丘来，是来拜师，也是请教季先生在学习上有些什么建议。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五位年轻比丘。后来我知道，他们在斯里兰卡学习了一段时间，获得硕士学位后，有的去了英国，有的去了美国，继续学习，也有的直接回到中国，但都学有所成，最后也都回到了中国，成为了国内佛教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可以说也都是“法门龙象”了吧。
今天看来，朴老的这些想法，是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佛教尽快培养出年轻的人才，而且是国际化的人才。对佛教的教育，朴老特别重视，多次强调。这件事在朴老为佛教做的许多事中，不算最突出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朴老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的用心和所付出的苦心。
王邦维，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博雅讲席教授，东方学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