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必然是一个热议话题。在这个热议话题中，钓鱼岛问题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
1972年中日复交谈判中，日方询问是否谈谈钓鱼岛问题，周恩来总理回答：还是从中日关系的大处着眼，钓鱼岛这次就不谈了。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就明确说到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大政治家的眼光，总是能够抓住影响前进方向的大问题，而把次要问题搁置起来，用“共同开发”的形式谋求双赢。这是国际上处理领土争议问题最高明的办法。正是这个高明的办法，保证了中日之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经济的40年。
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交涉，悍然宣布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这一不理智的举措，打破了中日关系的平衡和稳定，引起了中日关系的紧张与交涉。中日双方本来要在这一年共同庆祝中日建交40周年的计划，不得不告吹。
既然日本单方面挑起了钓鱼岛主权问题的争论，作为历史学者，有责任把这个问题追寻清楚。
钓岛被日窃占源于甲午战争
1972年日本外务省发表了《关于钓鱼岛主权的基本见解》，极力否认《马关条约》与钓鱼岛有关，声称：“该岛向来构成我国领土西南诸岛的一部分，而根据明治二十八年五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该岛并不在清朝割让给我国的台湾、澎湖诸岛内。”这成为日本所谓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之一。这是说，钓鱼岛与甲午战争无关，日本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钓鱼岛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马关条约》是甲午战争的产物，是日本战胜的结果，是日本以战胜国的地位迫使清政府签订的。日本一方面占据澎湖列岛，一方面威胁要进军北京，清政府谈判代表被迫在条约上签字。这种形式与城下之盟无异。该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该约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让与日本。
《马关条约》第二款第一项、第三项对同时让与的辽东半岛、澎湖列岛的地理范围有明确的界定，为什么仅对“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进行了模糊表述？从日方公开的有关《马关条约》交涉议事录的记载，我们可见日本政府在条约中模糊处理台湾附属岛屿的用心。
1895年6月2日中日签署《交接台湾文据》前，关于台湾附属各岛屿包括哪些岛屿，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当时日本公使水野遵和清政府全权委员李经方之间讨论的纪要收录于日本公文书馆，并见于日本学者滨川今日子所著《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论点》一文中。在与水野遵会谈中，李经方担心日本日后将散落于福州附近的岛屿也视为台湾附属岛屿而对中国提出岛屿主权要求，于是提出是否应该列出台湾所有附属岛屿的名录。这个提问，实际上是对《马关条约》正文模糊处理台湾附属岛屿的质疑。水野回复说，如果将岛名逐一列举，难免会出现疏漏或涉及无名岛屿问题，如此一来该岛将不属于日、中任何一方，从而带来麻烦。他还强调说：有关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而且在台湾和福建之间有澎湖列岛为“屏障”，日本政府决不会将福建省附近的岛屿视为台湾附属岛屿。鉴于日方的表态，李经方同意对台湾附属各岛屿不逐一列名的处理。
对于水野谈话，应特别指出两点：第一，日本政府承认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因而不需要在接管台湾的公文中列出钓鱼岛列屿，这表明，日本政府实际上承认钓鱼岛列屿是台湾附属岛屿，因为钓鱼岛列屿在公认的海图及地图上早已标明它属于中国或者台湾。如：法国来华耶稣会士蒋友仁绘制了《坤舆全图》，该图初绘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再绘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其中《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与琉球诸岛》中有彭佳屿、花瓶屿、钓鱼屿、赤尾屿等。图中不仅使用了福建话发音，将钓鱼屿写作“好鱼须”、黄尾屿作“懽未须”、赤尾屿作“车未须”，而且把上述各岛屿均置于台湾附属岛屿中；1809年法国人皮耶·拉比和亚历山大·拉比绘制了彩图《东中国海沿岸图》，图中将钓鱼屿、赤尾屿绘成与台湾岛相同的红色，将八重山、宫古群岛与冲绳本岛绘成绿色，清楚地标示出钓鱼岛列屿为台湾附属岛屿；根据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的研究，1845年6月英国军舰“萨马兰”号对钓鱼岛列屿第一次进行了实际测量，1855年出版了一张海图。图上对钓鱼岛、赤尾屿等名称用福建话做了标识。按照井上清教授的考证，明治维新后日本海军的《水路志》关于这一海域的记述，最初几乎都是以英国海军的水路志为依据的；1886年日本海军水路局编纂的《环瀛水路志》卷一第十篇有关钓鱼岛列屿的记述，显然是根据1884年出版的《英国海军水路志》编写的。事实上，日本人林子平1785年（天明五年）出版的《三国通览图说》所附《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岛之图》，图中绘有福建省福州到琉球那霸的两条航线，其中南航线由西向东绘有花瓶屿、澎佳山、钓鱼岛、黄尾山、赤尾山，这些岛屿均涂上中国色，表明为中国所有。
第二，这段对话还表明，日本政府会谈代表水野有意隐瞒另一个事实，即在《马关条约》签署前三个月，日本政府已召开内阁会议，秘密将钓鱼岛编入了冲绳县。
日本内阁在这时候通过一个未经对外宣布的秘密决定，是很蹊跷的。事实上，1885年至1895年，冲绳地方政府一直图谋在钓鱼岛建立“国标”，从而将该岛纳入管辖范围，但日本政府鉴于钓鱼岛为“清国属地”，一旦建立“国标”，恐引起清国警觉和争议，因此始终未予核准。当日本政府确认甲午战争获胜无疑之际，感到攫取钓鱼岛列屿时机已到，于是在1895年1月14日召开内阁会议，秘密决定：“对于内务大臣建议的位于冲绳县八重山群岛之西北称为久场岛、鱼钓岛之无人岛，近年来有人试图从事渔业等，故应有序加以管理之，对此，应按照该县知事呈报批准该岛归入冲绳县辖，准其修建界桩，此事如建议顺利通过。指示：按照关于修建界桩事宜的建议办理。”
事实上，冲绳县并未立即在钓鱼岛修建界桩。据井上清教授披露，直到1969年5月5日，冲绳县所属石垣市才在岛上建起一个长方形石制标桩。
日本内阁会议的这一决定是密件，过了57年后，才于1952年3月在《日本外交文书》第23卷对外公布，此前清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完全不知情。在中日《马关条约》的谈判、签署过程中，日本谈判代表隐匿内阁会议的决定，有意采取模糊策略，笼统地将钓鱼岛置于中国所割让的台湾附属岛屿之内，偷换手法，达到变“窃占”为“公开”占领钓鱼岛的目的。
可见，日本在甲午战胜中“窃取”钓鱼岛绝非什么“和平方式”，而是近代殖民侵略的产物，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战略的一环。正是基于侵华战争胜券在握，日本内阁才抢先窃据钓鱼岛，接着才有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正是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力图以所谓条约形式，实现其对钓鱼岛“窃占”行为的“合法化”。这一历史过程是清楚无误的，是史家的共识。
日将钓岛编入冲绳无法可依
其实，日本声称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管辖，在法理上也是根据不足的。冲绳县的前身是琉球王国。琉球王国自明朝初年就与明代中国发生了宗藩关系，琉球新王继位，需要得到明清两代皇帝的认可（册封），并且建立朝贡往来。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日本萨摩藩主派兵攻占琉球，用非法的战争手段掳走琉球国王，强迫琉球国王向萨摩藩进贡，不许向中国进贡。琉球王国被迫向日本进贡，但不答应不向中国进贡。直到日本灭掉琉球以前，琉球始终坚持向中国进贡，而且始终奉中国正朔。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是非法的，是战争行为，引起中国抗议，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就琉球地位问题谈判数年，甲午战争后成为悬案。从这一点来说，即使1895年1月日本内阁决定把钓鱼岛划归冲绳县，也并不归日本所有，钓鱼岛照样与日本主权无关。
日本内阁秘密将钓鱼岛列屿划入冲绳县管辖，与甲午战争有关。在甲午战争的大背景下，出现了1895年日本政府把钓鱼岛列屿划归冲绳县的问题。这是与日本完成攫夺琉球并进而指向台湾联系在一起的。
钓岛主权属中国是历史结论
1941年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废除《马关条约》。随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做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规定，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些规定。依照这些规定，不仅台湾及其附属诸岛、澎湖列岛要回归中国，钓鱼岛列屿也理应与台湾一起回归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应该可以提出再议。
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有大量文献史料可资佐证。其实，一些日本学者也是清楚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京都大学著名教授井上清，早在1971年“保钓运动”发生后就到冲绳去查阅琉球时期的档案文献和地图资料，到英国海军部资料馆查阅英国海军绘制的中国南部、台湾、琉球等地方的海图和航海日志，在日本出版了《钓鱼岛的历史解析》，论证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这是第一篇论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论文。井上清当时就强烈感到，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主张里“存在着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危险性”。井上清指出：“根据16世纪以来的中国文献，弄清了这里并非原本就是无主地，而是中国领土，并基本上可以确认，日本的占有是在日本打赢甲午战争时掠夺来的。”
日本的中日友好协会专务理事高桥庄五郎经过10年研究，撰写了《钓鱼岛笔记》，1979年在东京出版。高桥的基本观点是钓鱼岛不是无主地。日本只是因为统治台湾而把该岛列入自己的版图，这不能说是对无主地的实效支配，也不是先占。而且，由于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由于在甲午战争中的割让成为日本领土。高桥的意见显然是，随着台湾的归还，钓鱼岛应随台湾一起归还中国。高桥认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容置疑。
2004年6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针对日本政府制定所谓“西南诸岛有事”对策，在日本侨报社出版了《如何看待钓鱼岛》的著作。村田忠禧通过大量史料论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是无主地。琉球国的历史资料记载的琉球领土不包括钓鱼诸岛。日本史料记载琉球领土也不包括钓鱼诸岛。1885年、1990年、1993年，冲绳县知事三次申请日本政府批准在钓鱼岛设置“国标”，都为日本政府搁置，原因是不想为此小岛引起中日纠纷。村田认为，日本利用甲午战争胜利之机趁火打劫侵占台湾和钓鱼诸岛。
以上日本学者的研究，都是基于历史史料的，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学的结论，日本的政治家们应该注意聆听！（文章作者为中国史学会会长 张海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