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接近历史上的本来的孔子，同时又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永远值得人们解读的原因。孔子所开创的中国文化传统，并没有成为“过去”，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解读它。
孔子的一生是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和社会治平之道的一生，同时又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世界上的许多伟大人物都具有悲剧色彩，但具体经历和情境各不相同，命运也不相同。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可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将其一生献给整个民族和人类的东方式的圣者。
一、家庭背景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1]，春秋时期的鲁国人。他的祖先是殷的后裔——宋国贵族。宋的始祖是微子启，受封于周初。微子死后，其弟微仲继位，他就是孔子的先祖。到宋缗公时，有子二人，长子弗父何，次子鲋祀。缗公死时传位于弟炀公而不传子，炀公被鲋祀所杀。当时应由长子弗父何继位，但弗父何不受，让位于弟鲋祀，是为历公。弗父何即是孔子的第十代祖，此后世代为宋大夫。
孔子的第七代祖正考父史称贤大夫，很有名望。他很熟悉古典文献，以谦让俭朴见称。他辅佐过宋国的三代君主，名望越大，越是谦恭。他在家庙的鼎文中写道：“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2] 就是说，接受命令的时候，一次比一次谦恭，开始是低首，其后是曲背，再后是弯腰。顺着墙边谨慎小心地行走，谁也不敢欺侮我。靠这口鼎煮饘作粥，充饥而已。
孔子的第六代祖孔父嘉即正考父之子，在一次宫廷斗争中被华督所杀（与宋殇公一起被杀），其第三代祖防叔为了避祸，逃到鲁国的陬邑，成为陬人。[3]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即防叔之子，由于是大夫的后代，又加上勇力过人，受到重视，成为鲁国孟献子属下的一名武士。公元前563年（鲁襄公十年），晋国联合鲁国在内的几个诸侯国进攻偪阳（山东境内），打算将偪阳封给宋国的向戍。叔梁纥参加了战斗。当诸侯国的军队包围偪阳城时，偪阳人将城门悬起，让军队进入，之后又将城门关上，准备内外分割而消灭之。这时，叔梁纥用力将城门撑起，使入城的士兵退出。[4] 七年之后，即公元前556年（鲁襄公十七年），齐国进攻鲁国北边的防邑，齐国高厚带领军队将防城包围。叔梁纥与鲁大夫臧纥兄弟正在防邑。鲁国为救臧纥，将军队开到旅松这个地方，再不敢前进了。夜间，叔梁纥带领臧畴、臧贾和甲士三百人突围而出，将臧纥送到鲁军驻地，然后又返回防邑固守，齐军终未攻下，撤兵而去。由于叔梁纥的勇力和战功，受到诸侯国的重视，成为陬邑大夫。
叔梁纥娶施氏女为妻，生九女，但无儿子。后娶妾，生一子，取名孟皮，字伯尼，伯尼有足疾（跛子）。叔梁纥六十多岁时，向颜家求婚，颜氏第三女颜征在愿意嫁给叔梁纥，史称“野合”[5]。所谓“野合”，历来有不同解释，一种是指不备礼而野外结合，一种是指按年龄说不合礼仪。古时认为，六十多岁结婚即不合礼仪。叔梁纥已六十多岁（有人推算是六十六岁），而颜征在才十几岁，以其不合礼仪，故称之为“野合”。后来的儒家多取后一种解释。
公元551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生，史称“祷于尼丘得孔子”[6]。孔丘之名即由此而来。大概叔梁纥很盼望得子，故祷告于丘山，果然生下一子。此时叔梁纥已近七十，三年后就去世了。
二、少年时代
孔子三岁丧父，在母亲颜征在的带领下，到了曲阜城内的阙里住下，从此开始了少年时代。
曲阜是周公封地鲁国的都城。周公的子孙从伯禽开始世代在此，这里保存了大量的文物典籍，以行周公之礼（周公所制定的周礼）而著称，对于孔子的成长极为有利。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当时孔子十岁），晋侯使者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所谓“周礼尽在鲁”，是说在当时“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西周的典章文物还保存在鲁国，说明鲁国不愧是周公的封地。而孔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
应当指出，孔子的母亲是一位教子有方的伟大母亲。她年纪很轻，但是能体会丈夫对儿子的期望与用意。她以极大的勇气离开陬邑，来到都城曲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维持生计，教育儿子，这是孔子的幸运。母子二人怎样生活，由于史料缺乏，无法知道。孔子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7] 由此可见，年少的孔子，很早就能从事各种劳动。所谓“鄙事”是指鄙贱的事，包括家务劳动以及为别人干各种杂事以谋生。这些“鄙事”磨炼了孔子的意志，使之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人。
孔子毕竟是大夫的后代，他父亲也有一定的声威，这使他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据传，他的母亲也出身于曲阜大族，母子迁到曲阜后，生活上可能得到家族的某些帮助。[8] 但主要生活来源，还是靠他母亲的辛勤劳动。颜征在除了对儿子的慈爱抚养之外，对儿子的要求也是很严的，使幼小的孔子从心灵深处受到文化熏陶。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俎豆是祭祀时放供品的方形和圆形的器具，具有神圣性。“陈俎豆”是将祭祀用的俎豆陈列出来，摆成祭祀时的样子；“设礼容”是仿照祭礼的样子，行跪拜之礼。是真的俎豆，还是以某种小孩玩具当俎豆，或仿照俎豆的样子做成的替代品，不得而知。但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正当嬉戏之年的孔子，心里所想、行为所表现者，已经不同于一般儿童了。据有人考证，孔子母亲“豫市礼器，以供嬉戏”[9]，即买礼器给孔子作玩具。如果确有其事，那么，颜征在实在是很有眼光的。
孔子十七岁之前，母亲便去世了。[10] 去世时，年仅四十左右，这肯定与她的过度操劳有关。少年孔子除了悲痛（孔子是有名的孝子）之外，已经懂得了礼仪。他决定将母亲与父亲合葬，但是不知道父亲的墓地所在。因为孔子三岁丧父，年龄尚小，故不知父墓，而他的母亲也没有告诉他父墓何在。他母亲之所以未曾告诉他父墓所在，有一种解释认为是“母讳之也”[11]，即因为与叔梁纥的婚姻不合于礼而讳避不告。但也有人认为，由于颜征在以十几岁的妙龄嫁给六十多岁的叔梁纥，而叔梁纥不久老死，根据当时的礼俗，少年寡妇为避嫌而不能送葬，故不知其墓而未告。[12] 但不管是哪种原因，孔子合葬父母之举，显然是孝敬父母的表现。为了打听父墓以实现合葬，孔子将母亲的灵柩停放在“五父之衢”，即叫作五父的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以便询问。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举动。正好有一位车夫的母亲，也是颜征在从前的好邻居，从这里经过，觉得孔子的做法很奇怪，便问孔子，孔子也就借此机会向这位老人打听父墓，老人告诉了他。于是，孔子将父母合葬于防，即曲阜东十余里的防山。
孔子母亲去世后不久，孔子未除孝服，正赶上鲁国季孙氏宴请贵族，士一级的下级贵族是宴请的对象。十七岁的孔子，作为武士叔梁纥之子也去参加，但是受到季氏家臣阳虎（即阳货）的奚落。阳虎对孔子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13] 意思是，孔子够不上士。孔子受到一次打击，便退出了。
三、勤奋学习
童年丧父，少年丧母，家境的贫寒，阳虎之类的奚落，这些都没有改变孔子的意志，反而增强了信心和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勤奋学习，锻炼自己，以至于到了“发奋忘食，乐以忘忧”的境地，终于赢得了尊敬。孔子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4]。这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就一个人的成长而言，十五岁是学习的年龄；就孔子而言，只会提前，不会推后。这里所谓“学”，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之学，而且不止于此，还要进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经典（亦称“六艺”即“六经”）的学习，即后来所说的“大学”。春秋时期，王朝的官学已经崩溃，“学”已经下移到民间，学不在“官”而在“野”。孔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经典的。当然，孔子的学习范围是很广的，所谓“多能鄙事”，其中就包括很多实际知识的学习。后来他在同学生樊迟的对话中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这是真的。种地、种菜这一类的劳动，不是“士”所能干的；但是，行礼、奏乐、射箭、驾车、书写、计算，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学则是必须学的。在此基础上，再进而学习古代经典，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不仅是一般的学，而且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经典学习了。
大约十九岁前后，孔子娶宋国的亓官氏为妻。婚后一年，生一子，取名鲤，字伯鱼。据说，孔子当时已很有名望，生子后，鲁昭公派人送来一条鲤鱼，这是很高的荣誉，取名为鲤，即由此而来。孔子是讲家庭亲情的，但是在后来的生活、学习中，对待儿子和其他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有人怀疑孔子是否对儿子有特殊照顾，去问孔鲤，孔鲤回答说，父亲见了我，只问学诗了没有，“不学诗，无以言”；学礼了没有，“不学礼，无以立”，其他再没有别的了。此人一听，便打消了所有怀疑。孔子既要学习，又要维持生活，因为父母去世之后，他已经没有任何依靠了。母亲在世时，他帮助母亲干活；母亲去世后，他要独立生活。这段时间可能是孔子最困难的时期。但由于他父亲曾经立过战功，“以勇力闻于诸侯”[15]，而孔子本人又很能干，大约在二十岁以前，便在主持鲁国朝政的季氏手下当了差事，先后当过委吏，即管仓库的小吏，以及乘田，即管理牛羊的小吏。但是，孔子无论干什么，都干得很好。当委吏时，“会计当而已矣”，即账目计算得清清楚楚，一丝不差；当乘田时，“牛羊茁壮而已矣”[16]，即牛羊长得肥壮，不断蕃息。做好每一件小事，这是孔子的为人之道。
还有一种生活来源，就是行“相礼”，即人家举行祭祀时当司仪。这就是所谓“儒”。孔子由于博学多能，已成为一位最著名的儒者，并由此而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来他对学生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就是以君子人格为儒者的标准了。
由于孔子很早出名，受到世人的重视，已经有人向他学习了。据《史记》记载，孔子十七岁时，鲁国的大夫孟釐子病危，告诫他的儿子孟懿子说：“孔丘，圣人之后（指商汤），……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17]。孔子固然是商汤的后代，但孟釐子主要还是根据孔子“少年好礼”的实际表现才断定他是未来的“达者”，因而告诫儿子去学习。后来，南宫敬叔向鲁君建议，派他跟随孔子“适周”，即到周天子都城洛邑去学习周礼。鲁君派了一乘车、两匹马、一个童仆，“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18]。孔子究竟何年“适周”没有固定的说法；是否见过老子，或“问礼于老聃”[19]，也有争论。但“适周”一事，确有其事，“学礼”、“观礼”、“问礼”也是事实。见老子的事，司马迁虽不是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的，但也很有可能。近人往往强调孔子与老子“道不同”，因而怀疑孔子见老子。其实，二人的学说是“同根”的。何况，孔子是无所不学的。看来，这次“问礼”非常重要，大概是在“三十而立”之后，已经成为一名很有名望的教师。据司马迁说，“孔子自周反鲁，弟子稍益进焉”[20]。就是说，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弟子了，回来之后，弟子更多了。
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孔子虽然“适周问礼”，但礼并不在周，因为周王朝已经“礼崩乐坏”了。孔子之所以“适周”，或许是实地调查研究，访问遗老，收集经典，了解周礼的演变。公元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孔子二十七岁时，郯国（鲁国东南的附庸国）的郯子朝见鲁公，在鲁公的宴会上，鲁大夫昭子向郯子询问少昊时何以以鸟名官的事。郯子说，这是我祖先的事，我知道，并作了具体回答。孔子听说后，立刻拜见郯子，请教学习。后来告诉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21] 这一方面说明，孔子之“好学”，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向一切值得学习的人去学，正所谓“学无常师”，即不是固定向哪一个人学习。卫国的公孙朝曾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回答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22] 子贡的回答很能说明孔子学习的实际情况，即处处有师而又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23] 可说是孔子学习经验的自我写照。另一方面说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正是孔子学习的时代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学在四夷”为孔子的学习创造了客观条件，从向郯子“学礼”就证明了这一点。
孔子已经具备了极其丰富的礼乐文化知识，但是，他仍然不放弃一切机会，继续学习，以求融会贯通。这里举一个学琴的故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向师襄子（鲁乐官）学鼓琴，十日不进。师襄子说：“可以益矣。”即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即未能领会其技艺。过后，师襄子又说：“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说：“丘未得其志也。”即未能领会其精神志趣。过后，师襄子又说：“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说：“丘未得其为人也。”即还未能体会其何人所作。过后，忽然抬头远望，深有所思地说：“丘得其为人，……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孔子从学琴中体会出这琴曲除了文王无人能作，而师襄子从老师那里知道这确实是《文王操》。这说明，孔子不仅学鼓琴，而且连琴曲的作者及其人格风范都能体会出来，这就决不是一般的学习技巧了。此事虽有些夸张，但确实能反映出孔子学习的精神。
四、收徒讲学
孔子经过勤奋学习和考察，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龄，已经掌握了系统的知识，熟悉“六艺”并精通“六经”（“六经”之名出于汉代，但“六经”之实早已存在）并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在当时“学术下移”的情况下，孔子便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私人教师。
前边说过，孔子二十岁前后就已经收徒讲学了，从周返鲁后，弟子又大大增加。在这期间，可以想见，不断有人向孔子求教，而孔子并不收取学费，只要有“束修”，即送一束干肉，都可以收为弟子。孔子讲学，以“六艺”为教，没有固定的教材，主要是以问答的方式传播知识和他的思想，一问一答，教学相长，灵活多样。其最初的目的是将他们培育成儒者。“儒”本来是执行“相礼”的人，谁家死了人，举行丧葬仪式，需要“相礼”的人，这些人必须懂得礼的许多规定和仪式。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位“儒者”。但是，孔子又有一套学说，教的学生多了，便形成一个学派，成为“儒家”，其真正目的是将他们培养成为“君子”。于是儒家就成为以孔子为代表的整个学派的名称了。
这时，鲁国政局很乱，内部发生了矛盾。执政的季氏（平子）与另一个贵族郈昭伯家因斗鸡而发生矛盾，演变成公室与季氏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鲁昭公联合郈氏和另一贵族臧昭伯，出兵围困季平子。而三桓中的另外两家，叔孙氏和孟孙氏则支持季氏，结果杀死郈昭伯，鲁昭公大败，逃到齐国。
就在这种内乱之中，孔子离开鲁国，到了齐国，时年三十五岁。在齐国期间，据记载，“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24]。为什么要“通乎景公”？是否与当时鲁国的政治斗争有关？或是在齐国谋得一个职位？不得而知。但是，孔子当时已经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已引起齐国的重视。齐景公曾两次向孔子“问政”，如何治理国家。第一次“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后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25] 孔子的回答就是他的“正名”之说。前一个“君”字是实际的君，后一个“君”字是“名”，代表君所应当遵守的原则即“君道”。实际的君应当遵守君所应当遵守的原则即“君道”，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如此。齐景公认为孔子讲得很好，如果君不遵守君道，臣不遵守臣道，父与子都不遵守各自之道，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就会大乱，即便是有粮食，还能吃上吗？有注者说，当时齐国的政权由陈恒控制，君不君，臣不臣，因此，孔子作出了这样的回答。[26] 其实，鲁国也是如此。从当时的现实而言，孔子的回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正名”已成为他的政治主张。孔子是主张以维护“名”所代表的“道”来维持社会政治和家庭关系的，而“道”是现成的，并不需要制定“契约”一类的东西。此后，齐景公又一次问政于孔子，这次孔子的回答是，“政在节财”[27]，即节约财政，杜绝奢靡。齐景公很高兴，打算收尼谿的土地封给孔子，但政治家晏婴向景公进谏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并不能达到“移齐俗”的目的。从此以后，齐景公虽能够尊敬地见孔子，却不再问礼了，并且对孔子说，像对待上卿季氏那样待你，我做不到，结果以“季孟之间”待之。这时，齐国又有人想加害于孔子，孔子已经知道了，而齐景公则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于是返回鲁国，时年三十七岁。孔子在齐共两年。
鲁国不仅是“季氏僭于公室”，而且是“陪臣执国命”。季氏家臣阳虎专横跋扈，与季氏发生了矛盾。公元前505年季平子死后，阳虎将其嗣立者季桓子囚禁起来，胁迫定盟后才释放。[28] 阳虎曾经奚落过孔子，但这时孔子已经很有名望，他又想见孔子，却又多次被拒绝。按照当时的礼俗，大夫赠送礼物给士，如果士不在家亲受，就要到大夫家亲自拜谢。阳虎乘孔子不在家时送去一只蒸熟的小猪，等孔子来拜谢。而孔子也是打听到阳虎不在家时前去道谢，在途中相遇。阳虎便对孔子说：“来，予与尔言。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29] 意思是，身怀德才而听任国家迷茫，不算是仁；喜欢从政而失去机会，不算是知。岁月流逝了，时机不再来，还是出任吧！孔子答应说：“诺，吾将仕矣。”但是鲁国乱象丛生，孔子没有真的出仕。“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30] 这时孔子已经过了“四十而不惑”之年，思想已经成熟，便集中精力学习诗、书、礼、乐，收徒讲学。弟子越来越多，从四面八方而来，接受孔子的教诲。这样看来，从三十岁开始到五十岁左右从政，除了在齐国两年，近二十年时间，孔子主要是从事教育活动。这是孔子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也是孔子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和教育事业作出伟大贡献的时期。孔子的博学多能，已经影响到各诸侯国。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桓子穿井，得土罐，其中有羊，为了测试孔子，问孔子说“得狗”。孔子说：“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愤羊。”[31] 这实际上是地质学方面的知识，很可能是地下实物或化石。吴越战争，吴国侵占会稽，得“骨节专车”，派人请教孔子。孔子作了详细解答，能够说出古代的人，哪个氏族身材最短，哪个氏族身材最长，而且说明“骨节专车”（即一个骨节就能有车那么长）的人就是防风氏。这实际上是人类学考古学的问题。
但孔子并不以“博学多识”为能，他自称其学是“一以贯之”，他的学说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仁与礼以及天道、天命之说。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以后还要专门讨论。这里只想说明，孔子教学生，并不是以教会专门知识为目的，而是使他们掌握“一贯”之道，成为真正的“君子”。正如他对学生子贡所说：“赐！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32]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博学多识正是“一贯”的基础，因此，他一生都很强调学。
五、从政仕鲁
如果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一位有名的武士；那么，孔子就是一位最著名的文士。政治地位并不高，但他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一名很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就他的个人愿望而言，他是很想从事政治以施展其抱负的，但是，没有机会。他也不以从政为唯一目的。
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是想应公山弗扰之召。《论语·阳货》记载说：“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费是季氏邑，公山弗扰当是邑宰，欲畔而召孔子，孔子想去。但子路反对，何必投奔这样的人呢？孔子说出了他的想法，如果有人用我，我要在东方复兴周朝的事业，就是说，他去并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要干一番大事。但他终于没有去。
二是想应佛肸之召。《论语·阳货》记载：“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中牟是晋国的地方，佛肸想在这里反抗赵简子（晋国执政者），即召孔子，孔子也想去。但子路同样反对，而且举出孔子说过的话，即亲身行不善的人，君子不去。孔子又说出一番道理，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我难道是葫芦，挂在那里不能食用吗？这里所说的“食”，不是说我要吃饭，而是说我要对社会有用。但是，他同样没有去。
这两件事，只能说明孔子想实现政治抱负，并不能说明别的。至于为什么没有去，大概子路所说的理由他是认可的。但是后来，在鲁国做了四年的官。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一岁时，被任命为中都宰，相当于后来的县长。据说，干了不到一年，做出了政绩，“四方皆则之”[33]，周边地区都仿效他。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对长幼、强弱、男女之间，从工作任务到生活礼俗都做出了规定；对养生送死之事也有明确规定，实现了“路不拾遗，器不雕伪”[34]的景象，人民的道德水准有很大提高，大家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而不追求华丽。“路不拾遗”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器不雕伪”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应是孔子治理中都的最大功绩，是符合孔子思想的。
此后，孔子被提升为司空，即管理鲁国山川水土一类的官。《孔子家语》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生之宜，咸得其所。”这里的话并不多，但是说明了孔子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地势和土地性质，发展各种不同生物和作物。根据生物多样性的原理，不同生物需要在不同环境下生长、发育，不能任意改变和破坏。这不仅需要经验和科学知识，而且需要真正的生命关怀和人文关怀，使物“各得其宜”、“咸得其所”，使生物各自有其适宜的生存环境，都能得到均衡的发展。这正是古代的生态学，是符合孔子思想的。
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做了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后来的司法部长。这是孔子从政以来最高的官职，时间也最长，共做了三年左右。孔子刚刚上任不久，为工作的事，经常去见执政者季桓子，桓子不悦。他还是去见。学生宰予说：先生这样做，怕不合适吧！孔子说：“然。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则将乱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35] 这是工作负责任的态度，因此，不以其“不悦”而不去见。至于政见如何，是另一个问题。
司寇是管狱讼的，孔子断案时，能够征求各方面人的意见，然后做出裁决，这样就能避免主观武断，与他提倡的“四绝”（无意、无必、无固、无我）精神是一致的。“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36] 当时并没有详细的民事、刑事诉讼法的条文，有何刑律规定，现在也已无从知道，但是，应当有一些基本原则，到具体判案时，就需要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听取“众议”，选择其中合理的意见，最后做出裁决。这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孔子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37] 就是说，办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差不多，但是一定要做到没有诉讼才好。“无讼”是他的理想，但是要做到“无讼”，就不仅仅是司寇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事情。所谓“吾犹人也”，是同“无讼”的理想状态比较而言的，大凡听讼都有一些基本的程式，但孔子尊重并听取“众议”的做法，确实具有民主精神。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诉讼都像孔子这样去处理的。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就能果断地作出判断。果则果矣，但未免有武断之嫌。孔子在评论子路时指出了这一点。
公元前500年的夏天，齐、鲁之间有一次大的盟会，史称“夹谷之会”。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摄相事”，担任司仪。齐国想借此机会，显示力量，使鲁国臣服。在十分危机的情况下，孔子显示了他的智慧和勇气，为鲁国争得了荣誉和地位，立了大功。盟会的礼仪刚刚过后，齐国便“奏四方之乐”，各种武器“鼓噪而至”。孔子立刻登上台阶，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将其撤去。齐景公心里不安，挥而去之。过了一会，齐国又“奏宫中之乐”，结果是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又立刻登上台阶，说：“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加以处治。结果齐国当场处理了这些乐舞者。此举使齐国君臣为之胆寒，回国后将其侵占鲁国的土地郓、汶阳、龟阴三地归还鲁国。[38] 这是小国利用盟会之礼战胜大国的一次重大胜利，孔子则是取得这场胜利的关键人物。
夹谷之会的胜利，使孔子的威望大为提高，结果“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即参与国家大事。而此后孔子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堕三都”，但是，并没有完全成功。所谓“堕三都”，就是拆掉季、孟、叔三家的都邑。当时，鲁国的情况是三桓执掌政权，即所谓“政在大夫”；而三家的家臣又执掌三桓的权力，即所谓“陪臣执国命”。孔子想通过摧毁家臣的权力，进而削弱三桓的势力，以张公室，巩固鲁国的政权，于是建议鲁定公将三家都城拆掉，并使子路为季氏宰，执行这个任务。结果，叔孙氏首先拆掉了郈都，季孙氏将要拆掉费都时，遭到公山不狃等人的反抗，他们率费人进攻鲁城曲阜，鲁定公与三桓躲进季氏之宫。孔子率领鲁国军队反击，击败了进攻之敌。公山不狃等人逃奔，终于拆了费都。最后拆除孟孙氏的城邑时，其家臣公敛处父建议孟孙氏说：“无城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终于不拆。鲁军围城，未能攻下，以失败告终。
但是，这次“堕三都”，倒是使三桓更加惊觉了。而鲁国的政治，并没有改善多少。孔子既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与统治集团的矛盾也未能消除，工作已经很不顺利，终于离开了鲁国。其直接原因是，齐国从全国选拔了八十名美女，组成大型乐队，又选骏马三十驷（即一百二十匹），送给鲁国。表面上是为了两国修好，实际上是为了瓦解鲁国君臣的意志，以逼走孔子。季桓子带着鲁定公天天去观看歌舞，“怠于政事”。这时，子路也已失去季氏的信任，看到这种情况，劝老师说：“夫子可以行矣。”孔子还想再观察观察，说：鲁国将要举行郊祀，按照通常的惯例，郊祀之后要将祭肉送给大夫，如果能够送祭肉给大夫，我就可以不走。但结果是，“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39] 季桓子既接受了齐国的女乐队，又不送祭肉给大夫，孔子认为，已不可为矣，于是匆匆离开鲁国，开始了列国之行。
六、周游列国
根据学者考证，孔子这次周游列国，从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到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共十四年[40]，即54到68岁之间。所到的国家有卫、陈、曹、宋、郑、蔡等国，停留最多的是卫、陈两国。
孔子弃官出走的原因，如前所说；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有人认为，主要是“求仕”，讲学只是附带的事情。[41] 其实，根据当时的情况，孔子弃官之后，再留在鲁国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即便是留下来继续讲学，也会受到很多干扰。因此子路说，“夫子可以行矣”。所谓“行”，就是出走，离开鲁国。正好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在卫国，是有名的贤大夫，孔子所到的国家，第一个就是卫国，而且住在颜浊邹家。春秋时期，各国之间是可以自由行走的，不像后来的国家，关防重重。何况，“鲁卫之政，兄弟也”[42]。两国不仅都是周文王的后代，而且政治状况也很相近。
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讲，如上述；从孔子的主观愿望和目的讲，“求仕”可能是目的之一，但未必是最主要的或唯一的目的。孔子出游的一个重要目的可能是考察各国的情况，以便“行道”，并继续完善自己的学说。一边“行道”，一边“求道”，这是孔子的终生事业。这时，孔子已经过了“五十而知天命”之年，“知天命”是一个关键性的阶段。经过几年的从政，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体会到“行道”之艰难。但是，他仍要宣传他的学说，探求“行道”的途径，并且要获得精神上的更大自由，实现人生的自由境界。道之行与不行，他已经寄之于“命”了。早在“堕三都”之后不久，就有人在季桓子面前说子路的坏话，预示着孔子的未来处境。“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指季孙即桓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43] 公伯寮在季桓子面前说了子路的坏话，而子服景伯（鲁大夫子服何）告诉了孔子，并说他有办法使季桓子杀公伯寮以示众，孔子却说，道之行与不行，都是命运决定的，公伯寮难道能改变命运吗？那么，换一个环境怎样呢？可以试一试。但是，“知天命”之“命”与命运之“命”是不是同一个“命”呢？我们以后还会讨论这个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知天命”是为了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关系到德性修养的问题，即便是“道之不行”，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只要做到我所应当做的，就是尽了人生的义务。正如后来在“游说”过程中遇到挫折，有人向子路说，你老师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而子路却说，我们只是做我们应当做的，至于行不通，“已知之矣”，即早已知道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周游列国，就不只是“求仕”所能解释了。他在最危难的情况下，还能在大树之下“弦歌”，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不能仅仅说成是“无可奈何”。当他们吃不上饭的时候，有的学生也有怨言，说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孔子则教导他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44] 正是经历过这些磨难之后，孔子才说出“从心所欲不逾矩”。因为他已经真正知道“天命”了。这里的“天命”就是“天道性命”之命，已经超越了命运。
孔子很仓促地带着几十名学生出行，先到卫国，受到卫灵公的礼遇，给他很丰厚的俸禄，相当于鲁国大司寇的“奉粟六万”（小斗）。但是，并没有给他任何职务，也没有请他参与政事。卫灵公只是借孔子以炫耀自己，甚至与夫人南子乘车，让孔子为次乘而“招摇过市”。关于“子见南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卫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论语·雍也》说：“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由于南子把持朝政，作风又不好，因此，子见南子之事，连学生子路也不高兴，孔子只能发誓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对，天惩罚我！天惩罚我！这些生动的记载，反映出师生之间像常人一样平等相处的情景。
孔子是主张“德政”的，他很想通过卫国实行“德政”，但是，卫灵公对此并无兴趣，倒是向他请教如何用兵打仗的事。结果，孔子离开了卫国。“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45] 这次离开卫国打算到陈国去，在经过匡这个地方时，又被匡人拘禁。因为匡人曾受到过阳虎的侵暴，而孔子长得很像阳虎，匡人误以为是阳虎而拘之。《论语》中所记“子畏于匡”[46]，即指此而言。但五天之后，误会消除，又释放了孔子。孔子又返回卫国，住在贤大夫蘧伯玉家，直到卫灵公死，因卫国内乱而到陈国。
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孔子五十九岁，前往陈国。经过宋国时，习礼大树下。宋国司马桓魋想杀害孔子，将大树拔掉，孔子说了句“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47]的话，微服而过，躲过危险。路过郑国时，弟子失散，孔子站在城郭的东门外，有一个郑国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回来以实相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48] 孔子对于形容他像尧等“圣人”的话，并不以为然，但是对于形容他像“丧家之狗”，却欣然接受，这种自嘲式的乐观精神，使他与弟子们的距离更近了。
孔子到了陈国，住在贤人司城贞子家，并享受一定的俸禄，也未参与政事，主要还是学习、教学生。三年之后，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又离陈过蔡，在陈蔡交界的地方，遇到极大的困难，竟然无粮可吃，以致“从者病，莫能兴”[49]。所谓“陈蔡绝粮”就是这时的事。但孔子仍然“讲颂弦歌不衰”[50]，有的弟子本来有些怨言，但是在孔子的带领和教诲之下，共同渡过了难关，并且受到极大鼓舞。在行途中，与楚国的叶公（名诸梁）会面，叶公问政，孔子答以“政在来远附迩”[51]，使远方的人归来，使近处的人更加亲近。这本是儒家“德治”学说的基本内容。事后，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什么人，子路不回答，回来后告诉孔子。孔子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52] 这说明，孔子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不忘学习、实践、演练，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学而能“乐以忘忧”，老而“不知老之将至”，这种精神正是孔子一生的写照，也是教育学生的最好方式。
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孔子六十四岁时，又到卫国。这时，卫灵公已死，太子蒯聩因不满其母，谋杀未成而逃亡在外（晋国），由卫灵公之孙出公辄继位。就在返回卫国的路上，孔子正式提出了他的“正名”学说。“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53] 这是孔子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主张，是针对卫国的现实而发的，同时又有普遍性意义。前面说过，孔子回答齐景公“问政”时，已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正名”的具体应用。这次又从理论上提出“正名”说，推论出一番道理，说明“正名”原则的重要性。所谓“卫君待子而为政”云云，只是一个假设之词，即假言命题，意即“假如卫君请您主持政治，您将以何者为先？”孔子的“正名”主张，并不是只有靠自己执政才去实行，他本人从政与否，并不重要。无论谁主政，只要按照这个原则去做，就必然成功。这才是孔子的真实想法。
所谓“正名”，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这是孔子的逻辑学，是解决名实关系问题。如果说，这里有逻辑问题，那么，这是一种应用逻辑、政治逻辑，不是一般的所谓纯粹逻辑。在孔子看来，关键是“名”的问题，只要“名”的问题解决了，“实”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有人认为，“名”即名分，“正名”即“纠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54]。又有人认为，“正名”是“端正名分”[55]。这两种解释的分歧在“正”字上，不在“名”字上，其实，“纠正”和“端正”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二者的共同点是将“名”字解释成“名分”。所谓“名分”，是指“名”所代表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孔子所说，主要是指“名”所代表的职责和义务，即所谓“道”。君要尽“君道”，臣要尽“臣道”，父要尽“父道”，子要尽“子道”，这才是最重要的。具体就卫国的情况而言，蒯聩与辄父子二人谁为君，孔子并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这方面的暗示，但是，不管何者为君，尽君道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孔子最关心的。如果君不能尽君道，那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因为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这与其说是针对卫出公（辄），毋宁说是根据卫灵公时候的经验而发的议论。总之，“名”所代表的“道”是必须通过言说体现的，而言说是必须要实行的。这就是“言”之所以“无所苟”的意义所在。
孔子在卫国又一次受到很高的礼遇，但同样没有实际职位。应当说，主要精力仍然是从事教学与学术活动。这期间，有的弟子已经回国，有的从政，冉有则做了季康子的宰臣，并且在齐鲁之间的一次战争中立了战功。早在季桓子执政之时，就曾表示要请孔子回国，季康子继任后，冉有又建议季康子将孔子请回。季康子派人以厚礼相聘，孔子终于在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回到鲁国，时年六十八岁。
七、晚年生活
回到鲁国后，孔子受到优厚的待遇，但是，并没有被委以重任，孔子也不求任。（“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56] 除了继续从事教育，同时又集中精力整理文献。晚年时的孔子，已经过了“六十而耳顺”之年，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所谓“耳顺”，就是经过一番周游之后，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考验，能够适应任何环境，听得进任何声音，能够进行分析而不感到惊异。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领会了人生的真谛，贯通了天人之道，获得了精神自由，做到了“求仁而得仁”，随心之所至而不逾越宇宙法则。只有心与天道合一，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孔子勤奋一生，只是到了晚年，才认为自己达到了这个境界。富与贵，早已不足论了；“道”之行与不行，也已经付之于“命”了。但是，只有一件，至死不能放弃，这就是完成天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完成人格，传承文化，教育后生。这才是一生为之追求，且行之久远的事情。因此，他始终保持着“学而不倦”的精神，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最大的快乐，也以此来勉励学生。
孔子晚年，虽然不问国事，但是经常有人咨询、请教。比如季康子要实行“田赋”，便派冉求向他征求意见。孔子说：我不知道。连问三次，仍不答。冉求说：“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终不以“国老”顾问的身份回答，而是私下对冉求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又将不足。”[57] 关于“丘赋”与“田赋”的问题，一直有争论。有一种解释认为，“丘赋”属井田制，十六井为一丘，每丘各出军赋若干（杜预认为是马一匹、牛三头）；“田赋”则是只按土地多少征赋，但实际上增加了收入。详细情形不必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孔子提出了他的原则：“施取其厚”，即施于民要丰厚；“事举其中”，即办事无过无不及而取中；“敛取其薄”，即取于民要少。厚施而薄敛于民，这是孔子的一贯主张，对于季氏的厚取于民，他一直是持批评态度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孔子还提出一个原则，就是按周公之礼办事。“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58] 就是说，季氏若要实行什么政令（“法”），周公的典籍就在那里；若要另外实行一套，又何必问我呢？以“复古”相标榜，这也是孔子和儒家的一贯做法，他的理想社会，就是古代圣人治理下的社会。但这是不是完全回到古代社会，则是另一个问题了。比如他提出的三条原则，显然是针对当时社会的，他曾在各种场合下直接间接地批评季氏的“厚敛”[59]，其依据则是古代圣人。孔子是推崇并维护“周礼”的，但“周礼”究竟是什么样子，已经很难说了。孔子虽然读过很多典籍并进行过许多考察，一生以恢复“周礼”为职志，但是，照这里所说，只取其基本原则和精神而已，并且赋予了某种理想化的成分。因为经过几百年之后，特别是春秋大变革之后，“周礼”的具体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丘赋”与“田赋”的区别，在孔子心目中只代表“薄敛”与“厚敛”之不同。这就是孔子的“复古”。
这次讨论，不知冉求是如何告诉季氏的，但事实是，季氏并没有按照孔子的原则办事，而是在第二年的开始（鲁哀公十二年“春王正月”）终于“用田赋”。孔子认为，冉求帮助季氏实行厚敛，所以不能容忍。“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60] 这是孔子对学生的最严厉的一次批评，竟然主张其他学生敲锣打鼓地去讨伐冉求。但是，政见的不同并没有妨碍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孔子的教育分四科，弟子三千，大贤七十二人，而冉求被归入四科中的政事科，成为最有成就的十大弟子（“十哲”）之一，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在晚年生活中，有一件事是孔子亲自找鲁君的。这就是请鲁君讨伐齐国陈成子。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61] 春秋时期，臣杀其君者多矣。陈恒是齐国的执政者，在一次内乱中杀了齐简公，这事发生在孔子生前，在《春秋》三世中，属于“所见世”。孔子认为，陈恒杀君，就是“犯上作乱”。由于他忝居大夫之位，所以很隆重地报告鲁君，“请讨之”。但鲁君不能作主，让他请示三桓即季孙、叔孙、孟孙，而三桓却“不可”，即不答应。陈恒在齐国的地位相当于季氏在鲁国的地位，当然不会同意，孔子也知道不会答应，但他还是这样做了。因为“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即尽到做大夫的责任罢了。这说明，孔子对于“礼崩乐坏”的现实是非常不满的，但又是无能为力的。孔子主张通过“损益”即改革的办法实现理想的“德政”，而不主张用流血的方式获得权力，从这件事即可得到证明。
孔子一生从事教学，培养出大量人才，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些学生先于他而去世，曾引起孔子的极大悲痛，从中可以看出师生感情之深厚。子路尚勇，经常跟随孔子，保护孔子，能够坦诚地向孔子提问并表明自己的态度，性格耿直，非常可爱。孔子对子路多有批评，但又十分厚爱。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即孔子去世的前一年，子路做卫国执政者孔悝的家臣，逃亡在外的卫国太子蒯聩发动政变，攻进卫国都城，逐出出公辄，孔悝被围，子路冲进宫去救孔悝，被砍断冠缨（帽带），子路临危不惧，说：“君子死，冠不免。”将冠缨系好，结果被砍成肉酱。这就是史书所说的“结缨而死”[62]。孔子早年说过，子路勇敢过人，承诺的事一定会完成，但很可能遇险而“不得其死”，果然不出所料。事情发生后孔子十分悲痛。
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小孔子三十岁，于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岁时死去。孔子悲痛万分，叹息说：“噫！天丧予！天丧予！”[63] 跟随的学生们看见老师这个样子，便说，先生哭得太悲痛了！孔子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64] 他对颜渊的评价是“好学”、“不迁怒，不二过”、“其心三月不违仁”、“在陋巷……而不改其乐”。鲁哀公和季康子都问过孔子，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无例外地回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65] 颜渊之贤，弟子们是公认的，而颜渊之死，孔子最伤痛。因此，弟子们想厚葬，连颜渊的父亲也要求孔子用旧车子的木材给儿子作棺材的外廓，但孔子都没有答应，因为这样做不合于“礼”。但门人还是厚葬了颜渊。孔子于是说：“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二三子也。”[66] 孔子这里所说，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明师生之亲近犹如父子，二是正因为如此，故不能厚葬。但是，他又不能阻止弟子们的行为，因为厚葬虽不合于礼，但他们都是出于对孔子的尊敬、对同门弟子的怀念。
在颜渊、子路去世之前，孔子的妻子亓官氏和儿子孔鲤就已经先后去世了。妻子去世于孔子自卫返鲁的前一年，即公元前485年（鲁哀公十年）[67]，儿子去世于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因此，孔子的晚年很凄惨。子路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病了。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唱出了最后的心声。“孔子蚤作，负手掩杖，逍遥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盖寝疾七日而没。”[68] 去世的具体时间，据《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即公元前479年夏历二月十一日，享年七十二岁。
孔子去世后，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旁，弟子服丧三年。子贡则筑茅舍于旁，服丧六年。后世为了纪念孔子，将这里称为“孔里”；而将孔子生前居住、讲学的地方改称“孔庙”，世代香火不绝；孔子的后代，则另择居处，即现在的“孔府”。
[1] 据《史记》，从众说。《春秋谷梁传》记作，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
[2]《左传·昭公七年》。
[3] 据《孔子家语·本姓解》。
[4]《左传·襄公十年》。
[5]《史记·孔子世家》。
[6]《史记·孔子世家》。
[7]《论语·子罕》。
[8] 匡亚明《孔子评传》有考证，齐鲁书社1985年3月版。
[9] 郑环：《史记·孔子世家考》。
[10] 据《孔子世家》。
[11]《史记·孔子世家》。
[12] 司马贞：《史记·索引》。
[13]《史记·孔子世家》。
[14]《论语·为政》。
[15] 胡仔：《孔子编年》。
[16]《孟子·万章下》。
[17]《史记·孔子世家》。
[18]《史记·孔子世家》。
[19]《孔子家语·观周》。
[20]《史记·孔子世家》。
[21]《左传·昭公十七年》。
[22]《论语·子张》。
[23]《论语·述而》。
[24]《史记·孔子世家》。
[25]《史记·孔子世家》。
[26] 孔安国：《论语集解》。
[27] 孔安国：《论语集解》。
[28]《左传·定公五年》。
[29]《论语·阳货》。
[30]《史记·孔子世家》。
[31]《史记·孔子世家》。
[32]《论语·卫灵公》。
[33]《史记·孔子世家》。
[34]《孔子家语·相鲁》。
[35]《孔子家语·子路初见》。
[36]《孔子家语·好生》。
[37]《论语·颜渊》。
[38]《史记·孔子世家》。
[39]《史记·孔子世家》。
[40]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6页。
[41] 匡亚明：《孔子评传》，第79页。
[42]《论语·子路》。
[43]《论语·宪问》。
[44]《论语·卫灵公》。
[45]《论语·卫灵公》。
[46]《论语·子罕》。
[47]《论语·述而》。
[48]《史记·孔子世家》。
[49]《论语·卫灵公》。
[50]《史记·孔子世家》。
[51]《史记·孔子世家》。
[52]《论语·述而》。
[53]《论语·子路》。
[54]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第134页。
[55] 匡亚明：《孔子评传》，第88页。
[56]《史记·孔子世家》。
[57]《左传·哀公十一年》。
[58]《左传·哀公十一年》。
[59] 见于《论语》。
[60]《论语·先进》。
[61]《论语·宪问》，《左传·哀公十四年》亦有记载。
[62]《左传·哀公十五年》。
[63]《论语·先进》。
[64]《论语·先进》。
[65]《论语·先进》，《雍也》记录更详。
[66]《论语·先进》。
[67] 胡仔：《孔子编年》。
[68]《礼记·檀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