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年时代完全是在复旦大学度过的：1947年入学，那时16岁；1951年毕业，担任校团委书记；以后又担任过校党委委员、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务。1965年初调北京工作，那时34岁。前后共18年。这里还没有包括在复旦附中读了6年书，也没有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1月，被复旦造反派从北京绑架回上海，在复旦学生宿舍六号楼关了整整一年，到12月才押送回北京。可以说：我是在复旦长大的，无论政治上还是治学上，都是在这里打下的基础。
我在复旦学习和工作的18年中，杨西光同志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时间超过10年，同他的关系确实十分密切。
杨西光同志是1954年9月从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任上调来上海，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校长是德高望重的陈望道先生，我们无论人前人后都称他为“望老”）。但他来复旦担任的职务在刚到学校时没有立刻向群众宣布，让他能先比较自由地找不少教师、学生、工作人员了解复旦上下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心中大体有数。我最初对他来校担任领导工作也不知道，以后才知道他已经了解了不少情况，包括他后来告诉我：复旦原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正文同志那时曾对他说，一个人你可以用，指的是我。
杨西光同志是1936年“一二·九”运动时期在北平入党的，曾在北大旁听过一年，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老党员。西安事变后不久担任过东北军第49军临时工委书记。抗战期间，他先在重庆担任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干事，以后到延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还任过中央党校二部教育科长。解放战争时，他担任华东野战军军官教导总团（教导对象是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包括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在内）的副政委兼教育长。因此，他是一位富有政治经验和理论素养、能够在教育文化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干部。
复旦“双肩挑”的历练使我获益良多
杨西光来校时，我在学校里担任一些工作，并继续教中国近代史的课程。
他对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就要我除原有工作外，常到他那里帮他做一些事，也没有其他什么名义。不久他又担任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但仍兼着复旦大学的职务。他好多次跟我说过：“常有人问我：你这样两方面兼着怎么忙得过来？我回答：我在复旦有两个帮手：一个是季宝卿（当时任复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一个是金冲及。季宝卿负责帮助我经常了解学校方方面面的情况，并当我不在学校时向党委其他负责人和有关部门传达我的意见；金冲及根据我的想法，起草那时经常要在全校大会和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工作计划和报告，以及其他各种文件。他们有各自的工作岗位，但首先服从我的需要。”
他说的是实话。我也说实话：在近10年时间内经常花很大力气做这些事，我的受益比我为他做的那些事不知要大多少，影响也更深远。这种受益，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并且深刻地表现在日后治学思路和工作作风上，至今还留下很深的印记。这里只想举几点来说。
大局着眼，推动工作
杨西光看问题总是力求从大局着眼，尖锐地提出当前具有关键性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清楚明白而又切实可行的主张。一次一次讲话又有着前后衔接的连续性，推动工作一步一步向前。
在起草讲话、报告工作前，他总是先口授一个清楚而层次分明的提纲，对重要的或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新问题多说几句，然后让我去起草。因为平时同他接触得多，经常听到他随时种种议论，自己对学校里各方面的情况又比较熟悉，只要他口授时扼要地把问题点明，大体上就可以符合他原意地把它写出来。
我在学校里是那种“双肩挑”的干部，既担负行政性工作，又教书。我的感觉：如果对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现象都不能作比较正确的分析，那么对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复杂历史现象又怎么能进行比较正确的分析呢？那很容易流于“书生之见”。
我那时只有20多岁，从来没有在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过，更谈不上能经常听到他们对问题是怎样思考和分析的。这样的工作不是偶然几次，几乎是经常的。我那时有几个工作本子，专门记他起草前所谈的思路、见解和要点，而且记得很详细。当我1965年调离复旦时，别的工作本子都交了，独独这些本子留下来带到北京。如果这些本子还在，今天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都烧掉了。烧掉的原因当然不是要同他“划清界线”，而是因为那时常要“抄家”，这些本子一旦被造反派抄走，他们可以从中找出杨西光很多“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证”来，那不是害他吗？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
时间已经相隔60多年了，他所谈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多少。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过去自己只有些书本知识和对一件一件具体事情引起的想法。而他在政治上十分敏锐，谈问题时总是从大处着眼，然后鲜明地抓住关键性问题，把道理和措施说清楚。因为跟得久了，他对许多问题的基本想法我大体明白，所以他提纲挈领一说，我就可以写了。他讲的都是对现实情况的分析，许多基本道理同历史研究方法基本是一致的。这样潜移默化，自己思考和分析问题时在方法论上不知不觉地也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注意要从大局看问题，不能只是看到单独的一件一件事情，要口语化，要为听的或看的方面着想，这些确实是终生受用不尽的。
拿学术研究来说，我当时教的中国近代史课程还只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那一段历史。1953年开始教这门课。1955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1956年写的是《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1959年出版的书是和胡绳武同志合作写作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这些论文并不能说没有用，但当时视野比较窄，大体上着眼于自己在教学中引起兴趣而觉得原来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到1962年我和胡绳武同志合著《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时，思路就比较宽阔，第一节的题目是“祖国在危急中”，以后是“一种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风雨的袭来”，到“革命力量的集结”。但具体的论述，我们还是受到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等老师的熏陶，依据当时能看到的原始史料（1961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海峡两岸新发表的有关原始史料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丰富），以40万字左右的篇幅对中国同盟会成立前这段历史展开论述，仍严格按照史学的传统：坚持从具体而比较可靠的历史原始资料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决不搞什么“以论代史”的做法，否则就不成其为历史研究了。这部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出版后，得到了第一届郭沫若中国历史著作奖。尽力从大处着眼、又从具体分析复杂的具体事实着手，这可以说是自己以后在这方面继续进步的基础。
全力以赴，投入事业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杨西光的事业心极强，精力充沛，把复旦的工作、上海的教育卫生工作作为自己心目中头等重要的事业，全力以赴，拼着命干。我所看到的，除此以外，他几乎没有自己的其他事情。时任复旦党委副书记的邹剑秋也说：“他之所以有这么一股劲，那么执着地没日没夜地干，是源于他对搞好复旦这所大学强烈的事业心。”
我已经习惯了：每年春节他只有初一放我一天假，初二一定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布置我要做什么事或者讲讲他又有什么新的考虑。他的工作作风一向雷厉风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不讲那些含糊不清的话。有一次，他交待我写篇一万来字的讲话稿。交给他以后，当天晚饭后他就把我找去说：这个稿子不行，要重写。他又讲了一个新的详细提纲，接着说：明天早上给我。好在我当时年轻，整整一个通宵把一万多字的新稿子赶了出来，得到他的认可。如果再过些年，一万多字的稿子一夜间抄一遍也来不及，何况要新写一个。
这样的严格训练，对我以后的成长有极大好处。我是2004年也就是74岁时才离休的。事实上，是因为《陈云传》的编写工作还没有结束，我又上了整整一年的全天班，可以说，工作总是按规定时间完成的，不会拖拖拉拉或半途而废。我自己养成一个习惯：安排工作时通常总比组织上规定或自己承诺完成的时间提早一点，免得时间快到时手忙脚乱或交不了卷。到现在大体依然如此，那是杨西光同志当年极严格的要求养成的。
杨西光不只是对别人这样要求，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宿舍去，要起草一个报告，交代完了说：“你就到我卧室旁的小房间里写，什么时候写完就什么时候叫醒我。”我写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写好了叫醒他。他一下从床上跳起来，脸都不洗，戴上眼镜就审读和修改稿子。这件事给我留的印象很深。他对工作这种投入的精神真是很少人比得上。因此，他一来复旦，复旦的工作气象和大家的劲头就不一样了。
他来以后，对各个阶段的工作，总能提纲挈领，他有通盘筹划，轻重缓急分得很清楚，而且不尚空谈，有措施有办法。一个阶段的工作快结束时，立刻提出下一阶段的任务。几十年来我接触到的领导干部不少，回忆起来，能做到像他那样的并不算多。
知人善用，关爱干部
杨西光对干部并不是只使用，也十分关心和爱护。这些，他很少说，但十分细心。
他从福建调到复旦来，除一个司机兼警卫员的小乔外，没有带来一个干部。那时校部的干部人数很少，各系的党总支书记或副系主任，大多是从本校各系毕业不久的年轻党员，年龄一般在三十岁上下，就委以重任。这是很大胆的，在各高等学校中也不多见。他们在专业知识上有一定基础，和本系人员熟悉，工作充满生气和活力，一般都做得不错。杨西光同志平时除星期天外都不回家，住在第五宿舍，经常找他们去谈谈系里的工作（有时还找教师和学生去）。“文革”结束后，其中好些人调到上海其他高等学校担任党委书记或其他负责工作。
我在50年代后期，先后担任校教务部副主任和教学科学部副主任（主任是入党不久的原化学系主任严志弦教授），还根据杨西光的要求担任不少文字工作。他知道我个人热爱的是历史专业，从1953年开始给历史系、新闻系、中文系学生讲中国近代史课程，就把我的行政编制转到历史系，并且在1956年确定为历史系讲师。这就基本确定了我日后的发展方向。当他调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后，因为文字工作的需要，从复旦调新闻系毕业的张黎洲（“文革”后曾任福建省新闻出版局长、《福建日报》总编辑）和史中兴（“文革”后曾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去市委教育卫生部工作。他们两人都曾是我的学生。他们问杨西光：“金冲及一贯为你起草文件和报告，调他过来不是更顺手吗？”杨西光回答：“他是历史系的讲师，在近代史研究上已经很露头角，把他调到市委机关来工作，不是让一个很有希望的历史学家脱离了专业，半途而废吗？”此话我根本不知道，是杨西光同志去世后多年，才听史中兴说的。
更能说明他对干部爱护的，是所谓“资产阶级地方主义”的问题。
这事得从1952年说起，复旦原来只有一个主要由地下党学生组成的党总支，人数只有几十人，但活动能量很大。1952年开展“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时，从原来的华东革命大学调来一百多名干部，大多数是从老解放区来的，由华东革大副校长李正文同志率领来到复旦，建立起党委。
建立党委后，在学校组织上设立了政治辅导处，由党委副书记王零同志任主任，最初很长时间没有副主任。下面分设组织、宣传、青年三个科，三位科长（孔子彬、徐常太、刘洁）都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前两个科的副科长（葛林槐、刘振丰）也是从华东革大来的，因为我原来是复旦大学团委书记，就由我当青年科副科长。
讲实在话，开始时我对担任青年科长的刘洁是很尊敬的，她的党龄大约要比我长十年，又是从解放区来的，我怎么能不尊敬呢？但不久后，彼此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矛盾的产生，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而是双方的工作传统习惯实在相差很大：他们对每周的工作和活动都要服从上级的具体布置，而地下党过去除了重大事情外，平时哪能有如此频繁的接触？在工作的大方向和重大行动上需要服从上级的指示，一般的事就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如何行动。这样，相互间在日常工作中就不断产生矛盾：我觉得你（指刘洁）怎么自己没有头脑？而她觉得你们怎么一点组织观念也没有？有的同志还说：“你们连党内的吃饭规矩还不懂。”这种矛盾，不只是在某几件事情上存在，而是在平时许多问题上都存在；而且不只是我和科长之间存在，而且在其他部门的不少两类同志之间也存在。当然，华东革大来的同志处于优势地位，而当一些有着同样处境的原地下党同志聚在一起时就要发起牢骚来。这便成为一个事件。
1957年“反右派”斗争将要结束的时候，杨西光把我和徐震、郝孚逸三个原复旦地下党中比较活跃而有影响的人找去，严肃地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们问题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地方主义，但你们还年轻，算了。”
事后回想起来，“资产阶级地方主义”这顶帽子虽然不轻，但他只是在口头上对我们三个人说一下而已，没有外传，更没有记入档案，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当时同志间一些分歧，其实只是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都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新中国大学办好的两部分同志之间，由于长时期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经历中养成不同习惯和看法所产生的矛盾。有时我们一些处境相同的同志遇到一起，随便发几句牢骚。但这类事处理不当的话，小事可以变成大事，可以认为是一批有宗派色彩的人私聚在一起攻击党委的多数同志。这就成了政治问题了。以后，我们更多地加强了组织观念，他们也更多地熟悉了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工作特点，相互取长补短，合作得越来越融洽，彼此不再存在多少你我之分。
当时，在新解放的有些地区和单位就曾对类似问题不适当地开展尖锐的反对“资产阶级地方主义”的斗争，还进行组织处理，伤害了不少好同志，长时间内留下不少后遗症。比较一下，就深感杨西光同志处理这个问题的慎重而恰当，只是口头上不留痕迹地说几句就把事情了却了，不仅避免错误伤害了像我们这样一批年轻干部，而且使学校中形成了一种团结一致、共同前进的良好局面。
力促复旦大学发展的十年
杨西光在复旦大学担任了十年左右的党委书记，后来又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的候补书记。那时，正是复旦在院系调整并经过初步安顿后开始重大发展的十年，也是周围环境异常复杂、不易处理的十年。
习近平同志曾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不能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的成绩，也不能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成绩。这是极其深刻而正确的论断，也是我们看待新中国历史的根本指针。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所谓“一月风暴”前夜，聂元梓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来到上海。上海市委书记处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打倒、受到残酷迫害的就是杨西光（他那时已担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造反派称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那么，杨西光在这十年中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上海的代表呢？
杨西光同志在复旦和市委工作期间关于教育工作的讲话稿和文件许多是我根据他口述的提纲起草的，平时又经常听到他在这方面的议论。因为时间已相隔六十多年，记录本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销毁了，所以只能讲个大概（可能学校档案中仍保留下一些讲话稿和文件，复旦造反派还编过一本《杨西光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言论摘编》，可以查一查）。
杨西光是有大思路的。他所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学校应当以教学为主，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高质量人才；二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一定要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对老知识分子要尊重，并且充分发挥他们“传帮带”的作用，对青年知识分子要为他们创造条件，以便更快更好地成长并发挥作用。
以教学为主，培养人才
杨西光常说：学校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应该以教学为主，就像工厂应该以生产为主一样。这不能有任何动摇。当时，社会上正在批判“白专道路”。他说：有的学生读书非常好，但是对待政治工作不那么关心。你可以推动他关心政治，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但不能批评人家为什么认真学习，不能把用功读书说成是白专道路。把人类几百年几千年的知识精华集中起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系统地传授给学生，这是学校的根本责任。
他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这在当时很不容易。他对我说：政治运动有着统一部署。从学校来说，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及时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最近从复旦《校史通讯》上看到1956年入学的经济系同学郑励志所写回忆：他在入学后读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哲学、高等数学、逻辑学、统计学等；以后又开始读《资本论》、经济学说史、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等。1958年8月下旬，全系师生到江苏吴县，和当地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帮助他们办人民公社。1959年4月底，杨西光看望他们时就说：“劳动锻炼得差不多了吧？书也不能不读啊！”于是，全系师生回校，并进行补课。这是一个例子。所以当五六十年代之交，尽管还受到政治运动的一些影响，但校内仍能保持相对正常的教学秩序，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可惜，1965年以后，情况就发生巨大变化。刚才所说这些，便成为他的“罪状”。
他提倡“又红又专”。在智育方面，他特别注意要学好“三基”，也就是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这是学好任何学科的出发点。同时，根据周恩来总理 “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他又强调教育要现代化，要求基础课程的原有内容要适当精简、深化、更新，不能只是抱着多少年前的老讲稿去讲。如果不精简原有教材中过时的或不重要的内容，就不能腾出时间来学那些适应时代快速发展需要的新内容。这是他常在各种会议上讲的。
杨西光同志不仅这样说，而且抓紧这样做。我们可以看事实：复旦在1958年“大跃进”中，尽管也有人在会上说了些大话，但校党委切实抓的主要成果有：在理科建立起一批新学科。包括：成立物理二系（即原子能系），下分两个专业，一个是核物理，一个是放射化学；数学系新设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力学，一个是计算机，还建设了一个风洞实验室。为了配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在校园西北角建立一座高质量的厂房。那是严格保密、对外完全不宣布它是做什么的。杨西光让我进去看过一次，但也没有告诉我那具体是干什么的。我很久以后才听说是参与研制成了铀同位素分离的重要部件——甲种分离膜，为原子弹爆炸作出了贡献。此外，物理二系研制了国内第一台实验室用的气象色谱仪、精密分馏柱和BET固体表面测定仪；物理系和数学系合作，研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质子静电加速器、顺磁共振波谱仪等。并且在研制过程中培养出一批年轻的尖端学科研究人员。在文科，建立了中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等研究室。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当年全国“大跃进”运动中许多可笑而又可悲的事实：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信口开河，提出许多根本办不到的“宏伟目标”，放了“卫星”还要放“太阳”，做不到就捏造事实自我吹嘘，结果不仅完全落空，而且造成一时难以挽回的难堪后果。比一比复旦当年的情况，学校全力以赴地抓的那些国家迫切需要的重大项目和新建系科机构，几乎没有一项半途下马，而是始终埋头苦干，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为学校新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这在当年实在极不容易。我想当年全力投入这些工作的教师和同学对这些事实是不会忘记的。
做好陈望道、周谷城等老教授工作
提高教育质量，离开教师的努力是谈不上的，这里包括老教授和年轻教师。这就关系到党的知识分子工作。
先讲老教授。
复旦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原是上海四所国立大学之一，有着一批著名教授，如陈望道、周谷城、张志让、钱崇澍（中央研究院院士）等。新中国成立后陆续调出一批教授，但在历次院系调整中，调入更多著名教授。如1949年将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的文学院并入复旦，记得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是郭绍虞，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是刘大杰，他们是我去迎接的。1952年院系调整中，复旦原有的法、商、农三个学院调出，而将华东地区不少大学的文、理科教授调入，其中最多的是浙江大学，如数学系的苏步青、陈建功（他们都是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常务委员），物理系的卢鹤绂，化学系的吴征铠，生物系的谈家桢等教授；此外，拿物理系来说，调入的有交通大学的理学院院长周同庆、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王福山等教授。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之强大，在华东地区首屈一指。因此，杨西光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把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放在极重要的地位。
在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陈望道校长。当1949年人民政协开会时，我们在学校里就听到传闻：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期间说：一些前辈先生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教育了我们，如陈望道先生。听了以后不禁肃然起敬。1950年11月29日，陈望道致信毛泽东，恭请其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1951年底，毛泽东题＂复旦大学＂四字。
杨西光同志来校前，校内在党政关系上有一些不很协调的地方，望老很有些意见。时任校党委组织部长的李庆云写道：“杨西光同志调来复旦任党委书记后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他非常注意树立陈先生作为一校之长的权威，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工作有意维护。比如，中央和上海市委有什么指示精神，教师和学生当中有些什么情况，党委一个阶段的工作意见等，他都及时向陈先生通报；学校工作有什么重大举措，人事上有什么安排和调整等，他都及时征求陈先生的意见；在陈先生的健康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党委的一些重要会议也请陈先生参加。由于党委重视并维护校长的领导权威，所以校长也更加尊重和支持党委的工作，党政关系很快得到了改善，形成了协调配合、团结合作的局面，大家同心同德，共谋学校发展大计。”这些情况，我也大体知道。
对陈先生，全校上下无不对他十分尊敬，都只称他为“望老”。工作上他有什么吩咐，我们都努力去做。最近，复旦出版了一部12卷的《陈望道文存全编》，从中看到两篇文章是望老吩咐我起草的。一篇是1959年5月写的《复旦十年》，一篇是1961年10月写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回想当年得到望老吩咐，心里十分紧张，不敢轻率动笔，因为望老是中国修辞学的泰斗，后来得到他认可才放下心来。隔了六十多年重新看到，不禁感慨系之。
1957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由部长安子文签署，根据陈望道的书面请求和上海市委的意见，批准陈望道同志重新入党。由于当时的需要，不立刻公开他的党员身份。那时我正担任复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杨西光同志叮嘱我：以后中央和市委发来的文件都得送给望老看一下。我还以为这是对望老的特殊尊重，根本不知道他已重新入党了，可见当时保密工作的严格。直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望老以十大代表身份来到北京参加大会。这时我已在北京工作，担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常见到的北京图书馆馆长、上海原副市长刘季平同志约我一起去看望望老，我才知道他早已重新入党了。这事后来没有去成，没有能最后见他一面，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这里讲几句题外话，望老看起来很严肃，不苟言笑，其实很慈祥，还很有幽默感。他的夫人蔡葵先生是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十分精干，平时话很多。一次，望老忽然对她说：“我看你一年中只有一个月话少一点。”蔡先生一愣，问：“哪一个月？”望老说：“二月。”蔡先生想了一下，才明白：一年中只有二月比其他月要少一两天，说话自然要少一点。
在老教授中还有一位是毛泽东主席十分熟悉、也是极聪明的人，那就是周谷城老师。他们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和农民运动中都共过事。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也分别去看过望老和周先生。
在这以后，毛主席到上海常找周先生聊天。周先生到北京，也常到毛主席处去。1965年上半年，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夜，毛主席到上海去，还找了周先生和刘大杰教授，一起谈中国的古诗词，谈得十分高兴。“文化大革命”时，我已被当时原任华东局宣传部长兼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的石西民同志调到文化部，在政策研究室工作，1968年1月被复旦大学造反派到北京突然绑架，坐火车押到上海，在学生宿舍六号楼关了整整一年。望老没有被“打倒”，但也“靠边站”了。一次，工宣队头头在大草坪作报告，我看到望老也拿了一只帆布折叠的小凳子去坐着听。但那时我已不能上去同他打招呼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周谷城老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揪出来，被称为上海“三家村”之一：周予同先生是“封”的代表，周谷城先生是“资”的代表，李平心先生是“修”的代表。我被揪回复旦时，周先生还没有被“解放”。每天早上八点，一定准时从市区茂名路家里远道赶到历史系学生宿舍，从不迟到，有七八个人（我也在内）列了队，听造反派训话后去打扫厕所。后来因为毛主席讲了话，他才得到“解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人讲起这一段历史，他说：“我都忘了。”不再提起。
周先生的极为聪明，我也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他到北京，毛主席要他一起到深水处去游泳，他说：“我既不能由浅入深，也不能深入浅出。”还有一件事更重要：1958年初，我在一次会议上听中共上海局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讲话。他说：周先生对毛主席说：我看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毛主席说：你讲得好，但“鼓起”还不够，应该是“鼓足”。这就是当时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来源。可见周先生当时已经敏锐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那种精神状态。
除望老和周谷城外，杨西光对其他高级知识分子也十分关心。郭绍虞、方令孺等教授都是在1956年入党的。“反右派斗争”前夜，吴征铠、谈家桢等著名教授平时讲话比较直率而随便。吴征铠教授已经入党了，就直接叮嘱他讲话不要太随便。谈家桢教授不是党员，就通过他女儿谈曼琪叮嘱他讲话不要太随便。复旦党委统战部长、副教务长、新闻系主任王中被打成“右派”。杨西光对我说：“他的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是《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点了他的名称为‘右派’，我们无能为力。”“反右派斗争”后期，1959年3月，复旦党委发展了苏步青教授入党。同年12月，任命吴征铠教授为刚成立的原子能系党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由入党不久的教授担任党总支书记，而且是这样重要的系，这在当时全国也是罕见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复旦的一级教授7人（陈望道、周谷城、郭绍虞、苏步青、陈建功、卢鹤绂、周同庆）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二级教授也极少划成右派。有一次我见到一位大学的党委书记，她说：“和复旦不同，我们反右时吃了大亏。”
当然，复旦在“反右”中也有不少错误，特别是年轻学生中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以至影响了他们一生的命运。杨西光以后讲到这件事一直深觉内疚，这在后面要讲到。
在这前后，复旦大学发展了一批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1962年12月，复旦为开第四届党代表大会，选出党委委员31人，其中包括教授7人：苏步青、胡曲园、蔡尚思、谢希德、谷超豪、李铁民、鲍正鹄。我是历史系讲师，也是党委委员。第二年1月，教育部工作组来校了解老教师中建党的情况。复旦全校教授69人中已有党员14人，副教授43人中有党员18人。这样的比重，在当时全国高等学校中显然是比较高的。
除了在政治上的关心和信任，在专业上为了发挥老知识分子的更大作用，为他们配备业务上的助手或建立研究室。在文科有以望老为中心的语言研究室、以谭其骧教授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在理科有以谈家桢教授为中心的遗传学研究室，还有其他好几个研究室。这样，不仅可以更充分地发挥一些在学术上有很高成就的老知识分子在专业上的作用，也能更好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有助于培养中青年教师的成长。
培养中青年骨干
杨西光和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的王零，对培养中青年教师都极为重视，把它放在学校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他们是复旦学术发展的未来。说是中青年教师，那是相对解放前的教授们来说的，其实很多早已在学术上很有成就，成为学校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重要骨干。杨西光、王零经过调查研究后列出要重点培养的中青年教师名单。这个名单并非确定不变，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有所调整。记得的有中文系的王运熙、胡裕树，外文系的董亚芬，历史系的胡绳武，经济系的蒋学模、苏绍智，数学系的谷超豪、夏道行，化学系的秦启宗、高滋，生物系的洪黎民等（年代隔久了，这名单不一定准确和完整）。杨西光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同他们单独长谈，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条件。
杨西光有一个看法：重点培养不等于忽视集体。他举过一个例子：培养一个长跑或短跑运动员，决不能只让他一个人跑，这样是跑不出好成绩来的，一定要形成一个团队，既有骨干，又有许多人一起跑，这样才能跑出水平来，锻炼出好的运动员，而且骨干并不宣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他把这种方法归纳为一句话：“一群里出一个，一个带动一群。”这个做法，坚持了很长时间。所以，杨西光和王零两人对这些中青年教师的状况一直是相当了解的。有一位化学系的同学在80年代初对我说：“我在做学生时，王零就认识我，并且知道我是学高分子化学的，现在我是副教授了，但主管的校领导还不认识我。”
再以杨福家教授为例。当他是学生时，我就曾多次听王零讲到他，当面也称他“杨博士”。毕业后，杨西光决定送他到丹麦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去了两年，攻读博士，并做博士后研究。那时，派人到西方国家去学习是极少见的。杨西光做这个决定时，我正好在他的房间里听到。后来，杨福家做过复旦大学的校长，又被英国请去做诺丁汉大学校长。这是以前没有过先例的。可见杨西光、王零没有看错人。
在当时的中青年教师中，最突出的大概要数谷超豪同志。他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下党员，当过浙大学生自治会副主席（主席是1947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在监狱中杀害、引起全国学生强烈抗议的于子三）。他是苏步青教授最得意的大弟子。1952年院系调整时，本来准备派他到苏联留学。在北京学习一年后，有关单位错误地不同意他赴苏联留学，把他送回院系调整后的复旦大学，正好和我同住在复旦第四宿舍一间两人共住的房间里。他是数学系的，我是历史系的，但常在一起聊天，包括也谈治学。至今还留下记忆他所讲大意的，一次是说：他看人家的数学论文，主要不是看他所得出结论，而是看他怎样提出问题，怎样一步一步演算和分析的过程，怎样最后得出结论。另一次是说：看一本厚厚的书，如果读懂了，就越读越觉得它薄了，好比看一棵大树，粗看是黑压压一堆，细看就看清主干是怎样的，共有几根大的分支，又分出许多枝枝丫丫和浓密树叶，这就看清楚了，不需要说很多话就能把它的基本内容讲清楚了。这些，我觉得学数学是这样，学历史也是这样。
不久后，复旦党委还是送他到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他的本行原是微分几何，他要求同时再读一个偏微分方程学位，这样又可以有新的眼界和看法。莫斯科大学很吃惊，但还是同意了。毕业论文答辩时，校长彼得洛夫斯基也来,决定直接授予博士学位。改革开放后，国家授予他最高科学技术奖，他的夫人胡和生和学生李大潜等也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为了培养后备师资力量，杨西光、王零征得上级同意，还从全市中学的毕业班中选调一些拔尖学生来复旦组成无线电和数学两个培训班，后来转为本科生，毕业后多数留校充实教师队伍。
此外，理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离不开实验室和国外的专业刊物。王零对实验室建设花了很大力量，并且经常到各实验室去看。他常在晚上到校内巡视，各学科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他大多叫得出名字，并且说：“我经常在晚上看到你们实验室灯火通明，就知道你们又在工作，十分高兴。”
院系调整前浙大数学系的国外重要专业期刊比较齐全。苏步青提出这个问题，要求续订，但学校里能支付的外汇很少，行政部门很犹豫。杨西光就说：“我们不能撒胡椒面，把有限的科研经费零花了，要用在重点上。当前就是要为数学系多订些国外最新的图书和刊物。”这话，我在当场也听到了。
不夸张地说，杨西光在复旦工作是真正把它作为事业来做的，总是着眼大局，全力以赴，在出主意和用干部两方面都十分用心。他雷厉风行，许多干部都觉得要跟上他的节奏必须跑步前进。苏步青教授当校长时曾说：“没有杨、王，就没有复旦的今天。”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化学系教授邓景发说：“复旦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杨、王两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中，还为复旦大学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文革”期间，“造反派”一再说杨西光是复旦大学保护“右派”势力的大黑伞。我十分熟悉的中文系章培恒被打成“胡风分子”后，杨西光把他安排在中文系资料室，不脱离专业，对他也没有歧视。“文革”结束后他成为中文系很著名的教授，于2004年4月1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追思杨西光先生》，说：“曾经有人称赞我在逆境中还能拼搏。其实，要不是这把‘黑伞’撑着，我早就被压垮了，哪还谈得上拼搏？”他还补充了一句：“由于杨西光先生已经去世，我说话可以自由一些，不致有面谀之嫌。”
历史是公道的，正直的人会说实在的话。
杨西光和“真理标准”大讨论
这个问题似乎已越出本文题目的范围。但它是杨西光一生中作出的最大贡献，在怀念他的文章中不能不谈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常到他家去看望，多少也听他谈到一些情况，应该在本文结束时谈到。现在，记述这件事前后的文章和书籍已经不少，我不是直接的亲历者，只能简要地谈一点我接触到的事，不可能也不必要再作完整详细的叙述。
我是1965年初离开复旦到北京工作的。离开的原因是：当时毛主席对文艺工作做了两次批示，提出尖锐的批评，于是在文化部开展整风。整风工作组组长是周扬，调当时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兼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的石西民同志担任副组长。不久，改组文化部，由陆定一任部长，南京军区政委萧望东、石西民、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辛初、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为副部长，号称“两个将军，两个书记”（萧任部党组书记，石任副书记）。石西民来北京时，从上海宣传文教系统中抽调了四个人随他来，其中包括我。到文化部后我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室主任是原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刘宗卓），这自然不是我所熟悉和爱好的，但从服从组织决定的牢固观念出发，只有坚决服从，杨西光也不便阻挡。不久，杨西光到北京开会，我去看他，得知他已改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那时他正好50岁。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都变了。聂元梓从北京率领一批“造反派”到上海，对上海市委先被打倒的是杨西光和市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1968年1月，复旦大学“造反派”到北京，把我用绑架的办法坐火车押回上海，在学生宿舍六号楼关了整整一年，押回北京时带来一个材料，是在青海服无期徒刑的复旦新闻系特务学生罗怀瑜凭空虚构说我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学运小组”成员。这个人本来是暨南大学的特务学生，上海解放后才并到复旦来，所写的材料本来牛头不对马嘴，是漏洞百出、极易辨明的捏造。但那时，没有材料也要千方百计地“挖”出点材料来，何况送来一份据说连“细节”都写得十分“详细而生动”的材料，那就绝不能放过了。你越想把事情说清楚，他们从你讲的事实中又可以“发现”许多新的“疑问”，那时真是深深体会到什么叫“有口难分”。外地流传我已自杀，有的朋友还从外地写信给同在咸宁干校的中华书局李侃同志询问。这样，整整“审查”了4年，其中有3年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一直不许回家。直到王冶秋同志不管“审查”还没结论，就发文调我回北京文物出版社工作。这才不了了之地结束了这场无中生有的“审查”。
说这些，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在10多年中，我同杨西光同志中断了联系。
粉碎“四人帮”后，我得知杨西光同志又出来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管科技工作。1977年9月，他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我去看他，这才重新建立起联系。
经过这样一场创重痛深的“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对过去好些并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看法要重新考虑。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反对“两个凡是”。以胡耀邦为副校长的中央党校，便成为对以往流行的一些错误思想议论得十分热烈的地方。
杨西光先是发奋阅读马列的原著，记了几万字的笔记，认真思考问题，以后便着重转到对被“四人帮”颠倒了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他告诉我：“1977年12月，中央党校在研究编写一个党史问题材料时，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提出两个编写要求：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那时，党校在胡耀邦同志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评价历史问题的鼓舞下，思想相当活跃，提出了一些拨乱反正的问题，在一部分同志中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个时期，已有个别文章论到真理标准的问题。中央党校以后几期学员继续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把这种状况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的思想背景”。这是他的原话，是十分重要的说明。
第二年3月15日，中央任命杨西光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住在光明日报社对面的前门饭店。他的夫人季宝卿（是在杨西光的夫人卢凌去世后同他结婚的）也从上海调来了，我同她又是极熟的，所以常去他们家去看望。
就在杨西光到《光明日报》不到一个月，也就是4月初，理论部送来一份《哲学》专刊的大样，待他签发。上面有一篇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杨西光凭着他政治上的敏锐感觉，一看就觉得它针对的正是“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是一篇当时十分需要的文章，立刻作出两点重要决断：一是这篇文章放在《哲学》版面上发，不能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要放在《光明日报》的头版上发；二是正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这篇文章还存在许多不足，要组织力量进行认真修改，使它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他还提出一个修改方案。
在杨西光主持下，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和《光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一起动手修改。胡福明也从南京赶来参加。文章一共改了十来稿，改动的幅度相当大，文章题目在“标准”前加了“唯一”两字。我去看望杨西光同志时，他把原稿和修改稿都给我看了。我的印象是原稿保留的和修改部分大约是一半对一半。他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举双手赞成。因为文章放在报纸的第一版，自然不适宜由一般的个人署名，而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那时，高层中对这个问题还有严重的不同意见。杨西光也告诉我：如果用社论的名义，就需要经中宣部审批，所以采用这样的署名。
文章在报上发表的前一天，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杨西光对我说：在《理论动态》上发表，胡耀邦同志会先看，这样，放心一点。但他在《理论动态》所发文稿后加了一句：“（光明日报社供稿）”。他对我说：这是为了表示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由光明日报社负责。这表明了他勇于担当的精神。
5月11日，文章在《光明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一些省市报纸转发。绝大部分省市报纸也陆续转发。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迅速展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这以后，我仍常去看望他，却从来没有听他说到自己在这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是只讲当时的整个思想背景，中央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集体力量。这些当然是事实，并且起着根本的作用。而我也联想到他素来那种政治上的敏锐性、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周密性和遇事果断而勇于担当的责任心。这些都是我熟悉的，而经过这些年的磨炼，显然更成熟了，在当时还存在严重风险的处境下，他这些相当可贵的品质无疑也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第二年初，中央召开一次为期一个来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杨西光在第一次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真理标准讨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但他也并不赞同会上的所有发言。我去看他时，他说了一句：“也有人像脱缰野马那样。”他没有说什么人，也没有说讲了什么话，但“脱缰野马”四个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会议将要结束时，邓小平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到会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我当时想：这又反映了杨西光在政治上的敏锐性。
由于长期不顾一切的劳累，“文化大革命”中又经受了种种非人折磨，他的健康状况江河日下。病危时，同他在复旦长期搭档的王零同志到中央党校学习。我陪王零到医院去看望，季宝卿自然也在那里。他一见面第一句话是：“是时候了，见一下，好。”那时，复旦有人扬言有什么“杨王路线”。我为了安慰他，说到苏步青校长很愤激的一句话：“没有‘杨王路线’，就没有复旦的今天。”杨西光对着王零深情地说：“我们在复旦之所以能干出点事情来，得益于党委班子心齐，也应当得益于你的大力配合。你能理解我，能够按照党委决定的意见做。否则，我经常不在学校，你们不抓紧，我说了也没有用。”他停下来喘了半天，又坚持说下去：“那时候的运动多，虽说心底里明明知道要紧抓教学与科研不放，要抓紧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不放，但也不能回避，也无力回避那些运动的干扰，从自己的主观意识来说，也在受着那些‘左’的影响，因而在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做了一些失误的事，虽然也有意识地保护了一些人，但受到伤害的不在少数，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王零竭力要劝慰他。他摇摇头说：“我当然要负责任，那是无话可说的。”他一面讲一面喘，拦也拦不住，一定要把压在心头的这些话说完。这是我最后一次同他相见。
1989年5月14日，他停止了呼吸，离开了我们。告别时，看到灵前花圈的绸带上写着他妻子季宝卿的一行字：“安息吧，西光同志，你太累了。”这句话在我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他确实太累了，而他累的自然从来不是个人的那些私事。
我深感，尽管历史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前进，前人作出的劳绩和贡献，后人是不会忘却的。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原文刊于《世纪》2022年第1期和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