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对“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总体性规划。《规划》多次强调，要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正如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时所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精神，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重大议题。立基于中国之路、中国之治，来系统化、深层次地探寻“中国之理”，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学人的时代使命和思想追求。
讨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聚焦三个基本问题，即为何要建构、建构什么、如何建构。前者关系到必要性和意义问题，即这种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为何是重要的、其深层次的目的价值何在，是建构“何以可能”的问题。中者需要回答面对“两个大局”，在建构怎样的知识体系并体现出其自主性，是建构“何以可为”的问题。后者则涉及宏观的原则方式问题，是建构“何以可行”的问题。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何以可能
众所周知，经过党领导人民的百年奋斗，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就举世瞩目。一方面，中国走出了以西方资本逻辑演进形成的“三个从属于”的支配体系，即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所谓“正当性”的支配体系，代表着先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资本主义体系和旧全球化霸权体系的经验表达，说到底仍然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扩散式宰制化。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申述着“中国时刻”的到来，并正在不断展现出不一样的“世界图景”。国家和民族正逐步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转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就需要深刻致力于从解决“挨打”“挨饿”到有效解决“挨骂”的论域转换。仅有物质财富的增长，而缺乏精神体系、知识体系的真正自主和强大，缺乏文明维度的证成力和解释力，就可能始终处于精神“蜷缩”状态，抑或是非理性的盲目自大状态，那就难以立足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面对“两个大局”，在社会实践结构出现历史性巨变的当下，中国已然具备了建构自己知识体系的较丰厚物质基础和深切的理论需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构建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梦圆”则更加需要有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支持、引领和阐释，以提供知识合法性和知识有效性的方式来参与和保障文明进步。一则，逐步走出西方知识范式，有助于规避以“西方的钥匙”插入“中国的门锁”的简单和片面。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理论实践和社会实践较多地“吃水”于西方文明框架下来检视自己、认识自己，甚至指导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汲取西方理论合理成分以获得滋养功能以外，也形成了某些排他性、区隔性的思维定式和“锁定式”的实践后果，需要予以审慎省思和鉴别。二则，在“世界走向中国”逐步迈进“中国走向世界”的新阶段，中国具备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能力。无论是从赓续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要性，还是立足于现实创新创造的紧迫性，或是在文明互鉴中的可行性中，都需要将在地化的知识体系构建作为引领、发展和深化中华文明形态的“国之大者”来予以充分体认和持续推进。但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开放性、建设性的，它既尊重常识又遵循常理，在传承和创新中华文明的道路上精耕细作、行稳致远。
赋予赓续中华文明重归于内生力量建置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文化理念、体制制度与运行模式，是党领导团结人民百年奋斗所创造的伟大成就。这种成就的深刻性就在于，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矢志不渝的中心主题和初心使命，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和实践发展以共和国载体而成为一种具有显著内生性的文明方式和文明方法论。这是深切理解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为此，通过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赓续文明和吸收借鉴的基础上，以体系化的知识结构和范式，来深度解决当前中国理论落后于实践所形成的约束问题，提升中国软实力、加强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将极富建设价值。以此观之，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本就是以文明方式申述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探索创造之旅，它反映出以国家和民族为主体的核心行动者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知识论方面的高度自觉。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何以可为
在新时代，建构怎样的知识体系并体现出其自主性，议题重大、内容丰富。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以赓续中华文明、走中国式知识现代化道路的方式，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坚持以人为主体来构建包容性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新际遇和新挑战下的新发展、新表达和新证成。坚守其人本内核、革新其体系表达和传播方式，更好地以新知识结构和知识范式构建的方式，来建构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国家图景和世界愿景，时不我待。毫无疑问，这样的历程，将是以精神自觉的高度和深度，以方法论的自觉和价值观的深化而重整中华文明，从而达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性进程。
知识是人们对于自身和身外世界的确定性、规律性、程式化认知和探索。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念、思维、行为和方式、方法的主客观塑造物。知识体系则是以模块化、系统化和高度理性化的学科、学术和话语等形态呈现出来的精神产品集。作为一个文明全部知识的总和，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是知识的基本构成、思想内核和知识方法。而我们要讨论的“中国知识体系”，是指以中国场域为基本范围，以中华民族的思维活动、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实践为基本内容，以建构中华文明的价值目标、丰富内涵、深刻思想、内在机理、制度载体和行为模式等为基本内容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需要集中关注中国知识体系的价值系统、生产系统、运用系统构建。
其一，中国知识体系的价值系统构建。贯通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实实践与未来发展，从人的现实性、社会性出发，从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认知出发，为现实的人以及为人的现实需求寻求可以有效满足和发展需要，进而促进其全面自由发展。这种建构的主线正是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出发，建构中国的知识体系，并将之应用于制度体系和实践体系。以“人民”来确立知识价值、丈量知识伦理、确立知识结构、革新知识范式和发展知识能力，至关重要。在新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下，这是中国可以为世界贡献新治理知识、新治理体系之知识基础和公共产品的重大领域。
其二，中国知识体系的生产系统构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绝非单纯的个体性学术行为，而应是一个社会持续的重大公共选择。这对于深切尊重历史、现实、人性和规律的知识民主体制的稳定建立和知识生产民主范式的有效运行，对于知识生产的人民价值秩序塑造、运行秩序构筑和知识生产的质量保障都至关重要。以全过程民主为基本管理方式和实践机制，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实践进路来设计和思考自主性的知识体系建设，需要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高度关注这一生产系统构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而让社会各阶层都能够享有相对机会公平、有序地参与到中国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来，让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成为与人民物质财富生产相匹配的精神财富创新和创造过程。
其三，中国知识体系的运用系统构建。知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有其稳定的价值内核以及丰富的表现形态。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实际上也是该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获得时代养分、回应时代需要、展现时代智慧和呈现时代特色的开放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有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和知识内核，但是缘于其知识环境包括人文环境、制度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变迁，其价值系统和知识内核的表达、呈现以及运用，如付诸于教育系统以促进政治社会化实践等，就需要作出与时俱进的变化。这既要解决知识体系对于新环境、新需求以及新发展的学理回应问题，更要对其实践运用的可操作性进行调适和规整，以使其能够进入百姓日常生活，成为建构民众认知方式、心理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知识基础。
价值系统的构建，解决中国知识体系基于以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现实的社会群体为价值主体以构筑和发展中华文明的问题，是建设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基础，也是赓续中华文明的生命之基、力量之源。生产系统的构建，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知识”在自觉的维度和开放发展的视野中得以创新创造，让支撑和服务于中国道路、中国发展和中国模式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知识分配与知识运用在可持续的轨道上运行，成为建设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基础性力量。运用系统的构建，则是要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展现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让中国知识体系建构能够直接嵌入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一步探索中来，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和服务力的知识力量与精神力量。
融合三大系统构建，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慎重思考如下内容：一是知识体系内外内容的分殊及链接。即对内部而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里、我们要走向何方；对外部而论，何谓中国、中国从哪里来、中国在哪里、中国将如何走向未来。内外部的链接，意味着知识体系需要有全景式的知识结构和解释力。二是知识体系具体的对象厘定。以中国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现实的人的需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往实践为全部知识的出发点，来认识世界、建构知识体系。三是知识体系的重要范畴。包括：我者与他者、自我认知与外部认知、发现自己与重识世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主体性与主体间性、批判与创新、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等等。尤其需要关注，从国家层面要解决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过程中面临的知识理性、国家理性和公共理性，以及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知识体系等问题。这之中，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任重道远。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何以可行
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这表明，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具有两个起点，即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二者具有吻合性，即历史与逻辑相一致。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以“中国”作为行动主体、以“中国知识”的深加工使之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作为建构对象，这种社会精神生产需要从经验现象上升到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凝聚成文明的内核，表达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可持续进步的知识价值范畴、知识结构范式和知识发展能力，从而形塑国家，服务于人类。
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科学行动的指南。坚持“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问题“靶向”有三：一是循序解决中国场域内因自主性知识系统构建不完善所导致的理论与实践割裂、信仰与行动分裂、知识价值系统与知识产权系统抵牾等乱象问题；二是循序解决中国意义系统、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彼此欠匹配的病灶问题；三是循序解决中国知识生产力不高、创新力和创造力因此而被桎梏、被碎片化、被矮化甚至被虚无化的问题。基于“两个结合”，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需要在批判资本逻辑及其主导下，围绕高度原子化个人所展开的知识生产及其体系建构、制度安排，发展出知识生产的中国范式、中国路径和中国力量。这就需要从既有大量的西方范式甚至是理论的“西方霸权”中解放出来，阐发以人本为核心的新知识体系和治理体系，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由此可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回答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提出大量亟待解决新问题的基本路径。
二是坚持以深切的人民逻辑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知识的人民生产以及体系的人民建构，让知识体系制度化地服务于人民，是中国知识体系建构的价值立场和中心内容。以人为主体，既是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本质特征，又是传承、创新和发展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基本路径。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其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传承、迭代和更新，有其自身的逻辑，凝聚成为中华文明。这种文明有着自身的生成学逻辑、运筹学逻辑和发展学逻辑，经由其现代性转化和民族性表达，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知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坚持以人为本、以群体的人为本来建设“强大国家”和“美好社会”的知识体系，本质上运行的是人民性逻辑，是知识体系的人民书写和中国式现代化书写。这样的知识体系建设表明，自主性的知识体系既是自然的，又是历史的；既是演进生成的，又是建构做成的。面向新时代，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既是中国的、当代的，又是开放的和建设性的，它以主体性的知识原理与原创性的知识范式来阐释文明在“历史—现实—未来”惯序维度上的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同时又具有将知识资源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时代化的实践、调适和更新能力；具有逻辑的自洽性、知识的批判力和生产力，以及应对环境变迁与诸多挑战的足够韧性。
三是坚持以“中国性”为主题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自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性。中国知识体系建设有自己独立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原创性发现、论域证成、知识符号体系以及传播方式；建设过程充分体现知识生产和知识运用过程的自主性、独立性、中国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样的论断对于知识体系的建构同样具有方法论自觉的意义。作为回应深刻社会变革的中国知识体系建设，需要面对“母版”“模板”“再版”和“翻版”的诘问，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种知识体系建构，既不是偏执的高深，也不是简单的印证，更不是粗暴的拿来主义，抑或是“移花接木”式的“混栽”。积攒“纯粹的力量”的基础研究与服务于经世致用的应用研究，一体构成知识的体系性内容，需要体现出对世情、国情、民情的深切尊重、对世道人心的接纳和对精神文化家园的建设性修葺和扬弃性发展。二是普遍性。生产出为实践所检验、被世界所认同和自觉使用的命题、原理、推论、公式、符号，能够在科学体系和经验世界中得到双重检验，能够在逻辑世界和实践活动中得到持续发展，能够成为具有明晰知识内核体系和保护带的自循环体系，同时能够以持续开放的姿态接受批评并建构发展的知识系统。从全球视野的角度看，发展出能够在文明互鉴中得到接续发展和凝练提升的知识体系至关重要。在知识体系建设中，中国性是普遍性的表达，普遍性是中国性的基础，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
理性包容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此物最相思”。作为稳定表达中华文明内涵的思维体系和知识财富，自主的知识体系，对于行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路上的当代中国，最是需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实质是扎根中国大地，发展出从中国解释世界、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中国服务世界的世界观、实践观和方法论。它首先应该是一个中国式知识现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它自然地且又负有使命地成为世界知识体系建构发展大进程、大历史之中的“中国担当”。这种建设，不应局限在“历史叙事”和“当下故事”的讲述之中，而是要充分体现其重要的超越时代、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是持续的高级精神创造。正如黑格尔所言：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这种面向世界精神的努力，核心所指是具有自主性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创造和贡献。面向“中国之理”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既有利于对中国实践进行深度“思想解码”，又有助于以全球视野对中国文明进行深切文明交互，从而为中国的文明安顿和世界的文明发展找到新的发展向度、为人类作出新的文明贡献。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政府职责体系优化研究”（批准号：20AZD031）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批准号：19FZZB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