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疫情与亚洲经济复苏的前景

2021年亚洲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复苏势头。按照相关国际组织的预测，亚洲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源于亚洲国家疫情防控取得了成效，而欧美国家因疫情失控导致供应链受损，客观上促进了亚洲的出口，当然也和2020年增长基数较低有关。展望未来，2022年亚洲经济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但会呈现增速下降的态势。

评估亚洲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一是亚洲与欧美防疫进程的错位，二是亚洲与欧美宏观经济政策的错位。

过去两年间，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亚洲国家走出了不同的防疫路径，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进入2022年以后，多数欧美国家的防疫政策开始放松。如果不出意外，2022年上半年将会放开限制措施。相比之下，包括日本、韩国、中国、东南亚在内的大多数亚洲国家短期内仍不会放开限制措施。一旦欧美国家防疫提前放开，其业已损坏的供应链可能会得到较快的修复。鉴于亚洲出口的最终消费市场主要是欧美地区，欧美的供应链的修复对亚洲经济产生的冲击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过去一个时期，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全球性趋势。2021年欧美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以至于开始担心这种高通胀与低增长相结合会陷入新一轮的滞胀。为此，欧美主要央行在2022年选择加息与量化紧缩已成定局，分歧只是在于加息与量化紧缩的节奏和幅度。与此相对应，亚洲经济体的通胀率普遍较低，经济增长又面临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很小，一些国家甚至会选择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这种差异性可能会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发生逆转，进而导致汇率的波动。同时，在过去几年，亚洲国家积累的债务规模非常大，一旦欧美国家的利率提升，亚洲国家的债务负担会加重。

亚洲与欧美之间的这两个错位将构成2022年甚至更长时期内亚洲经济可持续复苏的隐患。因此，可以预期亚洲经济仍将是全球增长的火车头，但决不能忽视增长势头背后的隐患。

二、印太战略的影响开始显现

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影响亚洲地区格局和安全的最大变量。2021年有两件事情值得关注：一是AUKUS（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边安保联盟协定）的出现，二是美国主持召开了首届“全球民主峰会”。这看似不太相关的两件事实际上与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是一脉相承的。

从AUKUS的定位可以看到，它将构成美国印太战略的第一层核心圈，QUAD（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将构成其第二层核心圈，未来的QUAD+将构成其第三层核心圈，而最外层的则是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同盟体系。换言之，印太战略的成员并不限于地理上的印太国家。

印太战略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将取决于其盟友的规模。在2022年2月11日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中，其目标包括：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与印太地区内部和外部盟友建立联系；推动印太地区的繁荣；提升印太安全；构建应对“21世纪国际威胁”的区域韧性。这些目标归结为一点就是遏制中国。尽管为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印太战略》列举了多达十项行动计划，但最根本的是未来究竟有多少国家愿意参加、能够参加进来。美国官员明确指出，下一步将致力于扩大印太战略的参与者。

过去一年在“四方集团”框架下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安全方面达成了全方位的合作，同时四国还在双边层面开展合作。比如，2021年11月17日，美国和日本宣布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以促进在劳工、环境和数字贸易问题上的合作，并强调“对第三国关切”；2022年1月7日，美日“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 (2+2)会议发表联合声明直指中国；2022年1月6日，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了有关日本自卫队与澳军联合训练和应对灾害的《互惠准入协定》（RAA），这是自1960年签署《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来，日本第一份允许美国之外的外国军队出现在日本本土的协定，被双方认为是日澳安全合作迈向新台阶的划时代协定。

影响印太战略预期目标实现的第二个因素与第一个因素紧密相关，即“印太经济框架”（IPEF）能否成为印太战略的经济合作平台。据报道，在最近几周内，美国将要正式公布该框架的具体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印太经济框架”影响着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参与印太战略的意愿。

我们认为，“印太经济框架”吸引力的大小最重要的是看美国究竟愿不愿意以开放本国市场来构建一个类似当初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样的经济合作平台。目前来看，美国国内政治的阻力比较大。因此，对于“印太经济框架”的影响我们保持谨慎乐观的判断。

三、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及“去中国化”

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一方面表现为价值链在缩短，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链的布局更靠近最终消费市场，即区域化或本地化。就亚洲地区来说，推动本地区全球价值链重塑既有经济层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层面的原因，尤其是中美关系直接影响着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重塑。

2021年年初，拜登上任以后便提出了对美国全球供应链进行评估。其中，他强调为增强供应链韧性，“不能依赖没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外国。” 这意味着，未来美国供应链重塑的方向是要把中国排除在外。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正在从对华“全面脱钩”转向“选择性脱钩”，即在高技术领域和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与中国脱钩，其他领域则继续与中国合作。这与随后美国贸易代表戴琦的表态是一致的。此外，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客观上也在推动本地区全球价值链的重塑。

考虑到短期内亚洲缺少最终消费市场的格局难以改变，对于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重塑的方向，有可能形成两个平行的区域价值链：面向欧美作为最终消费市场的区域价值链；以中国为最终消费市场的区域价值链。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区域价值链不可能是完全隔离的，多数国家仍会同时参与这两个区域价值链。

步入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对中国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布局越来越本地化。中国推进新发展格局、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将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大的消费市场，从而吸引国际资本扩大对中国的投资，中国成为全球资本的一个“避风港”。另一方面，美西方对华“选择性脱钩”又会反映为价值链重塑中的“去中国化”。因此，中国经济学界有关“避风港”与“去中国化”的说法可能都是成立的。这是未来我们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