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未来十年的中国国际战略”高层研讨会暨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京沪两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未来十年的大国战略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构想”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李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首先要明确未来十年中国的战略目标
探讨未来十年中国的战略机遇和战略挑战，首先需要明确未来十年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只有明确了目标，才能知道哪些是挑战，哪些是机遇。我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一是对内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对外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国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影响规则的制定。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外部世界作出怎样的反应。
1.未来十年，至少未来五年，全球经济会保持中低速增长。这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构成挑战，特别是对维持原有发展模式、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构成挑战。从机遇角度看，中国发展速度比美国、欧洲和日本要高，这对我们缩小与它们的差距是一个机遇。
2.从全球再平衡与中国需求结构调整的关系来看，中国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进行需求转变，扩大内需。如能成功扩大内需，中国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在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3.未来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趋势不可避免，这对中国调整投入要素结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首先，这对中国工业化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但如果我们成功转变投入要素结构，将会迎来一个非常大的机遇，因为中国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
4.气侯变化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能否探索新兴工业化模式，是中国工业化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预测未来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方向，但是认定方向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到达既定目标，并保证在全球取得领先。
5.国际金融制度改革已成共识，这种改革为新兴大国扩大在全球治理尤其在金融领域的话语权提供了机遇，但我们不能指望发达国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最终放弃他们在全球金融领域的主导权。
6.因为区域主义的兴起，大国外交从原来的多边主义逐渐转向区域主义，对中国下一轮开放可能是一个机遇，但也是挑战。新兴大国要影响国际规则，区域主义是很重要的工具和平台，但新兴大国也可能被区域主义边缘化。
7.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对中国是难得的机遇。全球经济重心的重要标志是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从现在的条件来看，整个亚洲经济主要靠区域外拉动增长，也未形成欧洲那样的统一市场。可以说，亚洲经济仍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全球经济的重心转到东方很难。
8.美国回归亚洲对中国更多是挑战，既有安全的、也有经济的挑战。美国人不担心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崛起之后在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东亚地区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自贸区体系，挑战美国主导的经济规则体系。
朱锋（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未来十年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成长期和转型期
构想未来十年的中国国际战略，就要回顾和总结过去十年中国的国际战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以及今天我们面对着什么样的现实。第一，过去十年中国的对外战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首先就是体制的缺失，它表现在方方面面。当中国变了、世界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变了之后，我们的国家从政府到社会、从战略到政策，从体制观念到人才积累都远远没有跟上。第二，过去十年的战略发展带来另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正在改变世界的财富、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所以，世界对中国崛起所施加的体系性的限制和压力在不断上升。第三，过去20年，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很成功，但是从2008年开始，特别是2010年之后，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在急剧恶化。恶化的标志不是他国会不会对我们发动战争，而是我们的政治、外交、经济、战略的选择性是多了，还是少了。事实是，我国政治、外交、经济、战略的选择越来越少。第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个崛起的中国与当今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这不仅表现在利益关系上，而且表现在心态、观念、体制等方面。以前，我们讲落后就会挨打，但是实际上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实力，而是观念、价值、体制。
未来十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我们要明确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确立什么样的战略目标。我认为，我们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为中国国际战略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制度上的支撑。如果不能真正构建有效的制度保障，未来十年我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大。第二，要加强战略研究，避免盲目的战略乐观主义和盲目的战略悲观主义。过去十年，这两种主义实际上在我们学术界也非常盛行。第三，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们需要重建社会共识。因为，社会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中国的战略环境，影响中国的战略选择。第四，要重新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和亚太睦邻友好关系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中国要重建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大概需要一个为时20年的周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或是战略决心，而是新的战略设计和思维。最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义未来十年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的本质是，中国从区域大国成长为全球大国。未来十年将是我们成为全球大国的学习期、成长期和国内的转型期。如果我们不能为一个更好的中国国际战略，提供从制度到观念、从心态到人才、从政策到体制等方方面面的准备，未来十年的国家战略就很难在今天的基础上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特别强调，未来十年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就是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级大国的学习期、成长期和转型期。
罗援（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
黄岩岛问题应引发深层次的战略思考
政府一方面要成为一个“精明的买者”，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要掌握合约管理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要成为一个“育婴师”，要培育、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角色”叠加在一起，对这两种角色的“拿捏”与“平衡”直接决定着各地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实践的成败。
今天，讲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构想，我想还是从黄岩岛问题切入。目前，黄岩岛问题已经趋于缓和，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展现出一个泱泱大国的威严。虽然黄岩岛总面积不到150平方公里，但它确实牵动着全中国人民的心。这一事件应该引发我们更深层次的战略思考。第一，中华民族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到底在哪里？我们是蜗居在内陆，还是向太空和大洋拓展？我们发展的方向是西北，还是东南？我认为，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东南，这就是黄岩岛事件也还会继续引发争论的原因。第二，富国是否就意味着是一个强国？现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已位居世界第二，我们的GDP总量是菲律宾的3倍，人均GDP是菲律宾的4倍。为什么还会出现黄岩岛事件？第三，战略实力是否等同于战争的实力？菲律宾与中国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但是它为什么还这样侵犯黄岩岛？第四，韬光养晦到底是战略还是策略？大家都知道，韬光养晦是小平同志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我觉得，现在只把韬光养晦作为外交战略是不妥当的。第五，敌对势力还会给我们20年的机遇期吗？第六，和平崛起是否就意味挂起免战牌？第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在当下是否适用？
在以上七个思考的基础上，我有三问：问路：我们中华崛起的道路在哪里？问战：21世纪新的和平发展的内涵是什么？问心：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担当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要重视海洋战略，有一个整体的布局。我们发展的方向一个是太空，一个是海洋。第二，要有一个统管海洋的权威部门，设立国家海洋委员会，以尽快地整合资源，协调整个海洋安全和发展问题。当年抓“两弹一星”有一个专委会，周恩来总理就是总负责人。第三，关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应该作适当的调整。我的建议是，改为“积极解决争议，以我为主共同开发”。第四，在南海问题上，一定要把主权的主张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现在，国家设立了三沙市，我们要任命行政官员，还应该有配套的设施。关于配套措施，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四个问题：要有一些大的石油勘探平台；要有一些大的海上浮动的码头和用水泥搭建的码头平台；要有一些大的渔场；要有几个大的巡逻舰。这个海域，我们要划分出哪些是可以自由通行的国际通道，哪些是专属经济区，哪些是不允许别人进入的领海。这个要在法律上明确。国和防是分不开的，能驻军的地方一定要驻军，不驻军的地方要设主权标志。我们军队、军舰要不时地巡逻，渔政船和海监船也很必要，是维持海洋安全、渔业政策和海洋环保的需要。最后，我们要尽快地发表南海白皮书，站在法律和舆论的制高点，夺回南海的控制权。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未来十年，战略机遇大于战略挑战
中国今后面临更多地是战略挑战还是战略机遇？现在大部分观点倾向于战略挑战。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机遇还是大于挑战，但机遇和挑战的表现形式、内涵都跟过去30年不同了。我们过去30年的战略机遇从哪里来？第一，对手或某个大国、地区出现严重危机，别人的严重危机客观上成了我们的机遇。如苏联解体、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等。第二，制度和体制的重大突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设置沿海特区，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再到2000年加入WTO等，中国内部体制突破带来的机遇。第三，偶发性事件。如红海海盗，湄公河凶杀案等。
今后10年，这三类机遇的客观基础仍然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发现并抓住这些机遇，使之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契机。欧债危机一旦恶化导致欧盟危机，世界结构性权力转移肯定要发生。这个机遇非常大，不小于苏联解体。如果欧盟共同体又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对中国来说还是机遇。如果美元大贬值，对中国经济挑战巨大，但同时绝对是机遇，人民币必然变成世界货币。同时，中国就目前存在的任何一个问题作出体制上的调整，都可能创造出重大机遇。
现在的国际关系体系实际上由三个子体系共同构成：国际体系、世界体系和全球体系。三个体系同时存在，相互交叉，而且有递进关系。国际体系是以大国力量格局为基础，以美国的霸权为核心的。世界体系是以发达与发展经济相互关系的变化，或者中心与边缘的体系，是超越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整体结构的平台。全球体系是以人类的共同安全、共同威胁、共同挑战、共同发展为对象的体系。中国在设计对外战略、分析未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应该分析中国在这三个体系中的优势所在、弱势所在和未来的潜力所在。
中国主导的地缘经济和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构成亚洲地区的地缘结构。这两个结构并存，不是像北约和华约那样对抗，而是相互交叉的。亚洲国家以中国为第一市场，同时又将美国视为其最大的安全保护者。所以，亚洲国家完全选择一边倒是不可能的，必须两边都选。这是中美不会发生直接冲突，不会在亚洲发生热战或者冷战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怎么把地缘经济的优势转换为地缘政治优势。
中国力量和利益的外溢具有正面效应，也有很大的负面效应。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体，在世界秩序的稳定期是各种冲突的调解者，这促使中国与各国形成共同利益。同时，中国力量在外溢的过程中，与他国的制度和文化不适应、不兼容带来了广泛深刻的文化冲突；中国力量和利益的外溢造成了全球资源的紧张，造成了某些地区环境的破坏，而且把中国内部的制度问题和利益集团问题，甚至腐败问题也带了出去，导致中国国内问题的外化。这就需要通过解决内部的结构弊端和制度问题，改善中国在外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从消极安全战略向积极安全战略转变
第一，未来十年中国国际战略的发展趋势如何？其一，中国未来十年可能成为地缘战略环境最大的塑造者。这个判断跟以前任何时候都不一样。建国以来，我们的地缘战略环境主要是外部塑造的，如美国、苏联等。当今，中国越来越多地在塑造自己的地缘战略环境稳定。其二，中国跟周边大国，包括印度、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合作力度加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触角延伸，也因为这些国家走出防御。其三，经济和能源的因素在地缘战略中发挥作用。通过经济和能源实现突破，规避传统地缘政治扩展的负面效应，这是中国与众不同的地方。其四，传统的地缘政治模式出现了新的动向，出现了地区和多边的合作机制；同时，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也在变化，越南、印度等国与美国关系密切。这样，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在周边的安全战略里划一条线，因为里面有很多复杂因素，有周边的、地区的和次地区的合作机制。合作是好事情，但是处理不好也会有一些负面效应。
第二，中国应该重点防范哪些风险和挑战？其一，我们的地缘战略压力主要来自南面、东面和西面。南面和西面主要是美国的压力。美国在亚太地区重新布局，大家对此十分关注。我认为，美国是接受中国的陆权地位的，最近两年中国在往海上发展，对美国的西太平洋优势、以及对其同盟提供保护的信任构成挑战。所以，今后美国应对中国主要是在海上，而且对中国海权的应对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陆上对中国进行牵制，防止中国向海上发展；另一方面，在陆上和海上从周边对中国进行牵制，防止中国在海上进入印度洋、非洲或是拉丁美洲。所以，要防范美国在亚洲大陆上的冒进和渗透。其二，要防范周边国家在安全上的重新组合，也就是向美国靠拢。因为美国现在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通过盟友加伙伴的方式与我们周边国家进行安全合作。这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安全构成一定压力。其三，当然就是防范和应对我们周边的热点、冲突，周边冲突会大大消耗我们的地缘战略资源，而且这种冲突存在着爆发的可能性。
第三，我们现在的应对战略主要的着力点在什么地方？应对重点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地缘环境政策的方针，积极推进、拓展经营、善于引导。积极推进就是扩大我们的地缘经济范围。接下来通过一系列组合措施巩固这个基础，如能源外交等。善于引导就是让周边的地缘战略安排实现转型，尽可能往经济和地区合作方向发展。另一个就是从消极安全战略转向积极安全战略。我们要通过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不存在中国威胁论，中国不仅不威胁其他国家，而且跟其他国家合作解决一些共同的安全问题，由此展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本版内容根据会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