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良知是建立在内在道德情感之上，每个人先天具有的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但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先天禀受的良知，却要靠后天的修养和实践才能实现，因此，良知随同社会的道德进步，不断生成完善。作为有情感价值基础的是非善恶、行为规范的判断标准，良知具有善遍性，共同性。学术与良知的重要表现就是在修身自律的基础上，鉴别知识分子的使命，努力推进社会的道义与仁爱。作为有良知的学者，虽不应唯利是图，唯名是举，但却要兼顾义利，安己富国。
一、何谓良知
良知问题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特别在理论层面，争论更大，众说纷纭。比如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认为，道德命令所伴随的“意愿动作”是由最高权威发出的，这个最高权威有人称为上帝，有人称为心中的恶魔，有人则称为良心或良知。[1] 而思辩哲学家康德认为，良知是一种“判断正确时的普通理智”，与先验的思辩理性不同，只具有“具体认识和使用规则的能力”，而不具有“抽象认识的能力”[2]，但有时他又称良知为一种“合理的信仰”。分析哲学家罗素认为，道德有两种，一种是类似于法律的“绝对道德”，一种是个人良心之“本心道德”。[3] 意志论者叔本华认为，良知是“对个人意志的认识”，亦是呈现于意识中的“道德规定”。[4] 人本主义者弗洛姆说：“良知判定我们作为人而应尽的职责，它是对自己的认识，……但其范围却并不涉及抽象思维中的认识。它具有一种情感的性质，因为它是对我们整个人格的反应，而不仅仅是对我们精神的反应。”[5] 这个看法与中国哲学最接近。中国哲学认为，良知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建立在内在的道德情感之上的，或者说是由人的存在本体（性）决定的。
良知是一种“知”，但不是通常所说的客观知识或对象认识，它是对人的道德行为的自我认识。良知也不是一种理论学说，而是中国人的生活信念，这种信念正是建立在自我认识之上的。它时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是一种无声的召唤，成为我们生活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认钱不认良知的，是只能服从理性而不能服从良知的。但是，有更多的人在迎接市场经济的同时，又在呼唤着良知。
良知从何而来？如果要追问这个问题，中国哲人的回答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语），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不需要后天修养。先天禀受是靠后天修养和实践才能实现的。用孟子的话说，人的良心就那么一点点（“几希”），只是一个根苗，全靠在实际生活中锻炼和培养，否则就很容易丧失。这就是说，良知虽然来源于先天的潜能，但只能在后天实践中形成，也就是说，良知是生成的，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精神实体。一方面，它是道德进化的结果，所谓“道德进化”，是指人类在自然进化和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从发生学意义上出现了道德意识，以适应群体的相互生存；另一方面，它是个人的、内在的，是在不断的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形成的主体意识。
良知的基本功能是辨别是非、善恶，良知就是是非、善恶的标准，它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但又是普遍的，不是纯粹主观的、私人的，不是你有你的是非，我有我的是非，结果是天下无是非。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指本心良知而言的。良知是在实际生活中才能表现出来的，不是事先有很多现成的是非善恶摆在那里，它只是辨别实际的是非、善恶的能力。
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6]“好恶之心”是说情感，人是有情感的，一个毫无情感的人是很可怕的，一个情感冷漠的人是很难与人相处的。但人的情感是多方面的，有最基本的自然情感，也有高级情感，包括道德情感、审美情感、理智情感、宗教情感，良知作为好恶之心，主要是“好善而恶恶”，对善恶有鲜明的态度。“是非之心”是说知，人是有知性、有认识能力的。人的知性就是分辨是非，不能将白的说成黑的，将黑的说成白的，不能屈服于某种外力而“指鹿为马”。坚持是非观念，是良知的重要方面。
但情和知是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有人将情与知做了严格的区分，情是情，知是知，这样才能保证知识的客观性，这个知是完全中性的。在科学认识领域，一般可以这样说。但是在良知的问题上，情与知有很大关系，不能截然分开。为什么说，“只好恶尽了是非”呢？因为良知之知是不能离开情感态度的，不仅如此，良知之知是由情感决定的。这是价值观的问题，任何是非都与善恶有关。人是有价值诉求的，而价值归根结底是由情感决定的，不是由认识决定的。所以，知情合一，才是良知的根本特征。
王阳明又说：“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它就在每个人的心里，不是从外边某个权威那里得来的。良知认为“是”的，即使圣人说“非”也不敢苟同；良知认为“非”的，即便圣人说“是”，也不敢盲从。从这个意义上说，良知是反权威主义的（但不是一概反权威），良知就是自律，就是自我做主。
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首先都要做人，做事与做人是不能分开的。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不例外。不能说人是人，事是事，做人与做事毫无关系。人们常说“就事论事”，即只问“事实”，不问“价值”，但任何事都是由人做出的，“分清是非”本身就有良知的问题。人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去做事，人应当“凭良知办事”。有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无“哗众取宠”之心，就是一个良知的问题。同时，研究成果是需要鉴定的，这里更有良知的问题。学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有一个声音、一个召唤：“这事该不该做？该如何做？”这正是良知的召唤。如果做了该做的，心里就会“安”，如果做了不该做的，心里就会“不安”。“心安”还是“不安”，正是良知作出的判定。即使是小偷，偷了人家的东西，他心里也会不安，更不愿意人家当面叫他小偷。作为一个学者，难道没有这点良知吗？学术研究的主体是人，因此，做一个学者，首先要做人，要做一个正直的学者、有良知的学者。学术研究是有规范的，有良知的学者不是被动地遵守学术规范（更不要说违反学术规范），而是出自内心、自觉自愿地遵守规范，这才是良知的可贵之处。
这就是学术人格，学者尊严。学者要有学者的人格尊严，良知则是人格尊严的内在依据和保证。一个丧失了学术良知的人，是无人格尊严可言的，他的学术研究也是做不好的。人格尊严是要自己维护的，不是靠别人。
二、良知有没有共通性
我们说，良知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那么，它有没有共同性、普遍性？外国人是不是也讲良知？
从学理上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不同的特点。一般而言，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可称之为“耻感文化”。所谓“罪感文化”，是说人生来是带着“原罪”的，所以要“救赎”。这是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特点。靠谁“救赎”？靠上帝基督。做上帝的子民，就要按上帝的意旨去做，这基本上是他律道德。但是，后来出现了宗教改革与“社会伦理”，人作为社会的人（即社会角色），要共同遵守由社会制定的道德规范，它是客观的，称之为“价值理性”。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要相应地遵守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并且与法律相配合。违反了学术道德，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违反了法律，就会受到制裁。韩国的克隆专家黄禹锡由于造假，被撤了汉城大学教授的教职，就是一例。但是学者作为个人，还有一个良知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承认有学者良知。比如爱因斯坦，首先发现了原子弹的原理，但他认为，如果让希特勒这样的人掌握了原子弹，其结果不堪设想，就会毁灭人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德国，这是一位科学家的良知。又如霍金，是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他不但在研究宇宙的起源的问题上提出了著名的论证，而且很关心人类的未来。他提出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总得“有所作为”，这所谓“作为”，不是指征服和破坏地球，而是要“自救”，也就是唤起人类的良知。
至于人文社会学者，就更加关注良知问题。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造成的负面影响，持严厉批判态度，提出天、地、人的学说，要回到人类真正的家园。他明确提出，良知就是人对自己的召唤，即此在对能在的召唤。良知不是如分析家所说，是心理结构中的一部分，良知是整体性的。
1999年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剥洋葱》，引起了全球的轰动。这位年近八十受人尊敬的文学家，曾经以描写希特勒法西斯暴行而获得诺贝尔奖，却在晚年说出了他六十年前的经历，他原来是法西斯党卫军的成员。这使很多人陷入沉思：他为什么现在才暴露这段经历？因为他六十年来内心很愧疚，很沉重，而且越来越沉重，受到良知的谴责，这是良知发现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文学家虽不是学者，但道理是一样的。在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也越来越重视良知问题。最近放映的意大利的一部电视剧，片名就叫《良知》。演一个小镇由于一家大公司下属的某工厂，生产大量有害化学物质，导致该镇许多儿童患了白血病，证人曾经被高价收买了，但在律师的感召下，终于良知发现，和村民一起将这家财大气粗的公司告上法庭，并取得了胜诉。
中国是讲“耻感文化”的。所谓“耻感文化”，是说人人都有羞耻感、羞恶感，这是良知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说，人人有恻隐之心（即不忍之心）、羞耻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仁、义、礼、智四种德性的心理基础。其中，羞恶之心即羞耻之心，是人人都有的。人做了错事，就会感到羞耻。人格受到侮辱，就是莫大的耻辱。有些人不讲羞恶，更是最大的耻辱，自己虽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会以此人为不知羞耻之人。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良知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西方人的重视，当代英国哲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ens）说：“在精神分析理论的文献中，负罪感动力学受到非常广泛的探讨，但就自我认同的问题而言，很少被广泛讨论的羞耻感则更为重要。”[7] 又说：“事实上，羞耻感也许是持续的深层的情感形式……羞耻感应该在与自我统一的关系中得到理解，而负罪感则源于对恶行的感受。”[8] 他已经认识到，羞耻感是“自我认同”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良知的问题。他还提出羞耻感比负罪感更重要更深刻，是“持续的深层的情感形式”，这就抓住了良知的真正本质。但是前些时，看到报上有一篇文章，是日本人写的，说中国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窃取外国商标造假，就因为中国文化缺乏“负罪感”。我认为，他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虽没有西方式的“罪感文化”，但是，中国的“耻感文化”使中国人几千年以来以讲诚信、坚持正义而著称。目前出现的种种现象，正是破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而不是中国文化造成的。
三、如何看待学者良知
学者要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或社会知识分子的职责。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承担着社会责任，承载着社会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社会良知，不只是一个专业工作者。现代社会，社会分工和专业分工把知识分子变成了局部领域的专门人才，从事专门职业，实际上变成被严格控制的社会机器中的零件，由媒体控制着社会舆论和价值，实在是很可怜。最近，有一位意大利的文化批评家和作家阿方索·贝拉尔迪内利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还存在知识分子吗？》[9]，文章说，各类专家都有各自的专业与生活，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社会责任，比如教育家，“他不可避免地不仅授人以技术，而且教人懂得价值”。但是，“面对推动社会机器走向不知何方的力量，感觉到无能为力”，曾经“勇担使命的知识分子，今天却希冀退出舞台，隐姓埋名，不显庐山真面”。“这种危机最明显的后果是对于评估规则和监控预测的漠不关心。深谋远虑的未来观念，被认为是一种乌托邦的诉求。”尤其在被界定为后现代的语境下，“知识分子不再是进行评判的精英，不再是不仅应该诠释知识，而且必须提出价值和社会模式的精英”。总之，“作为专业群体的知识分子的特殊领域，正在丧失代表整个社会方向的意义”。他的这些看法，代表了目前世界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看法。他所提到的价值、评估规则、评判、社会方向等等，正是指社会良知。社会良知不仅关系到价值评价及其规则，而且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对于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被称为社会良知、社会精英的意义所在。
尽管现代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但学者作为知识分子不能丢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不能丧失自己的良知。现在社会上有种种怪现象，真是“匪夷所思”，而对这些现象，有良知的学者应当站出来进行评判。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使命就是进行评判，包括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思想批判、学术批判等等。卑躬屈膝、迎合世俗甚至媚俗，绝不是正直的有良知的学者的所作所为。
知识分子在我国古代称为“士”，俗称读书人。士有做官的，有不做官的，做官的称为士大夫，不做官的称为士君子或士人，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有“下海”做商人的，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是最著名的代表，后来的有些“儒商”也是学者。子贡就是以批判而著称的。凡是士人，都有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都是要讲良知的。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0] 孔子是大教育家，孔子培养学生绝不仅仅是为了做官，但是一定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对社会发生影响、产生作用，使人们有所效仿，使为官者有所采纳，至少有所警觉。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这个“弘”字是强的意思，即强力意志。“毅”是决的意思，即坚忍而有决心。士人为什么要有这种坚强的毅力呢？为了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任务，走自己该走的道路。“道”者道路，这条道路是很远很远的，几乎没有尽头，要用一生的精力去走。道的引申义就是道义，也就是社会良知。孔子进一步指出，这个历史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实现仁。仁是儒学的核心，也是社会良知的核心即价值核心，具体到每个人的心里，就是良知。因此，实现仁这种核心价值，就是士人的义不容辞的任务，是生命的内在需要，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致良知”。“致”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而良知不是别的，就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其真实内容则是“真诚恻怛”之心，即仁心。如果说，良知是社会价值、社会道德的“内化”，是自律；那么，社会良知就是它的“外化”，是一种普遍道德。如果人人都能自律，就会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不求和谐而自能和谐，这才是真正的和谐。
“良知”二字是孟子提出的。孟子的一生就是为了捍卫社会良知而奔走呼喊的一生。人们都说孟子“好辩”，他要“辩”什么？就是捍卫儒家的核心价值，“杨子无君，墨子无父，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抛开具体内容不谈，“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正体现了孟子作为士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孔子一生都在求仁，教育学生也是求仁，但这是自求，不是他求，“我欲仁，斯人至矣”。这实际上就是培养自己的良知，做到自律。孔子奔走一生，往哪里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唯义所适”，即遵循“义”的道路而行。“义”就是正义，其具体内容可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古代人所理解的正义同现代人所理解的正义其社会内容肯定不同，但正义作为一般的道德规范、道德原则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合理分配义务和权利。告子提出“仁内而义外”之说，认为义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是他律不是自律。孟子针对告子提出“仁义内在”说，认为义也是内在的，是人心固有的，这一转变就使正义变成了良知，即正义感出自人的内心，是一种自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规范的他律。这对于完成人格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孟子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说，天下有道“则兼善天下”，天下无道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曾被某些人认为是消极的，并不能使天下由无道而变为有道，即不能“救世”。但是，孟子的“救世”之心是非常明显的，只是不愿诉之于基督教那样的宗教，他更重视人的自救，人人都有良知，圣人贤人的任务就在于“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而不是进行“灌输”式的说教。在某种历史环境下，社会陷入迷茫，士人即知识分子无能为力，但至少能保持自己的良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而绝不会同流合污。现代社会的有些人就做到了，但有的人却很难做到。仅就这一点讲，我们难道不该向孟子学习吗？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思想家，都把培养和坚守自己的良知当作实现理想价值的根本依据，他们之所以具有永久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们不为权势和利益所惑，以良知为行事准则。宋代哲学家朱熹，当过40多天的侍讲，给皇帝讲课，其讲课的中心内容就是要皇帝“正心诚意”，他给皇帝的上疏，也以“正心诚义”为宗旨，结果得罪了皇帝和近臣，被罢回家，而且受到打击。当时有人劝他放弃自己的主张，以免遭到更大的不幸，朱熹义正辞严地回答说：“吾平生所学，唯此四字，岂能舍乎！”这就是一个学者的良知。他认为正确的，就要坚持，决不放弃，哪怕是受到打击和迫害。他注解“四书”，当然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学风上却非常严谨，绝不掠人之美，凡是别人注过或说过的，他都一一列出，不贪天之功为己功。在古代还没有现代那种“知识产权”及量化的统计方法，以及评职称、涨工资之类的事，倒是有冒别人之名而写书的人，目的是为了流传。这比起现代某些人将别人成果据为己有的做法，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四、学者良知与名利
那么，如何看待名利？学者应不应该求名求利？古代士人又是怎样做的？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从孔子开始就只讲义，不讲利，义利对立而不相容，后来的士人则差不多都是名利之徒，意思是说，儒家思想及其人格是虚伪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首先看看“名”的问题，孔子不仅不反对成名，而且提倡成名。他明确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则亦不足畏也矣。”[11]
这里所说的“闻”，就是孟子所说的“声闻”，即名声。但是一看便知，这种名正是实现仁心、良知而得的社会评价，其目的是为了扩大仁人君子的影响和作用，不是为了当“名人”。这才是美名而不是恶名。而且这种名必须与实相符，而不是名不副实、“声闻过情”（孟子语）。如果名实不符，那就是“虚名”，“虚名”绝不是孔子所提倡的。现代有些学者，默默无闻，不求成名，扎扎实实做学术研究，这是很高的境界。但是能有好的名声，对发扬学术良知是有好处的。好名声是别人评价的，不是自封的。这就有一个公共评价标准的问题。但是，现在有些人为成名而成名，急于成名，要当“名人”，毫无“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自知之明，这就有悖于良知了。更有甚者，有人为了成名，不惜用各种手段包装自己、炫耀自己，甚至拉关系，搞小团体，互相吹捧。加之在当前学术评价失衡、学术风气极端浮躁的情况下，造成良莠不分、深浅难辨的状况，有人在一夜之间就能成为“名人”、“著名学者”、甚至“国学大师”，由此便产生了所谓“名人效应”。有的则弄虚作假，窃取别人成果，公然违反学术规范，却照样可以做“名人”。有的导师招收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博士生，能指导得过来吗？有能力指导吗？其中有些人把博士生当工具使用，为自己找资料、抄资料、做实验，供自己发表文章用。有的则将博士生写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去发表。难怪有些博士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他们是打工的。也难怪博士生和博士的水平不断下降，而导师却以其是导师而成名。有人一旦成为“名人”，就成为“权威”，可以指手画脚、信口开河，只能吹捧，不能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如果有人指出他的缺点和硬伤，便大发雷霆，或进行报复。这种人能够说有学术良知吗？
至于“利”，古代学者就更不讳言“利”了。有人抓住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便断言孔子是反对利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喻”是知晓、懂得的意思，从字面上讲，这句话是说，君子知晓道义，小人知晓利益（“君子”“小人”是从道德人格上说的）。但是，君子知晓义，是不是意味着不要利呢？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儒家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利者，义之和也。”[12]“和”是“相应”、和顺的意思，即利是跟随着义而来的，只要讲义，利便在其中，利随义而至。这样的利就是符合正义原则的，而不是唯利主义的。这句话可看作对“君子喻于义”的进一步解释。义就是良知，良知并不排斥利益，而是包含利益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讲不讲利或要不要利，而在于如何讲利、如何求利。但是不能反过来说，知晓利，义就随之而至了。从语法学上讲，这两句话似乎是并列的，但从语用学和语义学上说，这两句话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孔子就明明说过，如果能致富，作一个“执鞭之士”，即手执鞭子赶车或做守门人他也愿意。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合于义，如果“不义而富且贵，则于我如浮云”。不讲良知，只求富贵，对于这样的富贵，孔子看得比浮云还轻。宋代思想家程颐说得更明确，他说：“天下只是一个利，……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13] 朱熹也说：“利不是不好。……盖利者义之和，义之和处便利。”[14] 可见，儒家知识分子是绝不反对利的，但是却反对唯利主义，主张以利和义，即正义原则指导下的利。朱子晚年很清贫，只得靠刻书印书生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与著述，乐在其中；因为他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当时的宰相赵汝愚送给他一套房子，想改善一下他的生活条件，但他没有接受。
孔子的思想，到了近现代社会，有不同的解释。中国的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将义和利对立起来，不利于近代化。但是，被称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涩泽荣一（1840－1931），却作出了相反的解释。他认为孔子是义利合一论者，因此，他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不仅创建了日本近代最大的企业（株式会社），而且写成《论语和算盘》一书，把《论语》中的道德和近代经济结合起来，指导其经济活动，取得了成功，并且影响了一批人，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文化。其主要理念是，虽然竭力追求利润，但并不把利润定为首要和唯一任务，而是强调对社会所负的责任。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良知。
那么，我们的学者怎样呢？学者要从事学术活动，首先要生存，没有利能行吗？当然不行。所以，学者不但能讲利，而且要正大光明地讲利，不能像魏晋时期的某些“名士”那样，连“钱”字都不说，见了钱就只称“阿堵”。但是学者讲钱讲利时，绝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甚至昧着良心去捞钱。学者历来是清贫的（即使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教授、学者的收入也远远比不上那些“大款”），因此要“自甘清贫”。学者不能无钱，但不能贪钱。这就是学者之为学者的尊贵之处。因为他是创造精神价值的，是为人师表的，是代表社会良知的。这决不是说，学者不应得到所应得的报酬，恰恰相反。老实说，现在的社会分配极不合理、极不公平，有些学者的报酬得到了提高，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还有些学者处在平均水平之下；这不仅对于教育和学术发展极为不利，而且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违背社会良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应该代表社会良知说话。
但是，学者的良知只能允许他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自己的生活条件，我们现代的很多学者就是这样做的，有人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间书房，但是，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工作，在读书写作中得到乐趣。而有些人则一心想着发财，为了多拿稿酬，不惜粗制滥造，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有的则到处抄袭，东拼西凑，制造垃圾；有些博士生则照着做，从电脑上抄资料，拼凑论文，参考书列了一大堆，真正该列的却没有，有的干脆不列或不注明出处，把别人的成果变成自己的。目前大学教育质量与学术水平的下降，与此有直接关系。有极少数人不择手段，无视学术道德，公然剽窃别人成果，从观点到资料直到整段整章的文字，一字不落地照抄，却不做任何注明。还有个别人“利令智昏”，挑衅法律，竟走上犯罪的道路。可怕的是，还有人为这样的人辩护。
现在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很多，很严重，这有诸多因素，除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之外，学者良知的缺失也是一个原因。我只是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希望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共同努力，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维护学者的尊严，使学术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学者不能没有修养，不能没有良知。
[1] 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罗素文集·权力的欲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5] 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1993年版。
[6] 王阳明：《传习录下》。
[7]《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0页。
[8]《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第661页。
[9] 贝拉尔迪内利：《还存在知识分子吗？》，《第欧根尼》2005年第2期。
[10]《论语·泰伯》。
[11]《论语·子罕》。
[12]《周易·乾·文言》。
[1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14]《朱子语类》卷三十六。
